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民国13年当北方在直奉大战前,南方则正由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布置北伐,不幸中间发生了广州商团事变,13年10月15日商团事变平定,这时直奉战争已在激烈进行,迨直系失败后,北京城换了主人,所谓的孙、段、张三角同盟自然发生了作用。

北方新兴的势力冯玉祥集团在政变后曾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电云: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维峻、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邓宝珊……叩。”

10月27日,孙中山在韶关电复冯玉祥等,答应北上,另一相同之电致段祺瑞,电云: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10月30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亲自北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发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号,对同志指示:

“为通告事:此次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诸将联合共倒曹、吴,于扫除革命障碍,关系非细。胡、孙为党员,冯部亦多党员在内。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盖关于建国北伐之举,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并建国大纲廿条之颁布,本党复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针已定,决不游移,惟当悉力以求贯彻。但目前本党势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权,贯彻党纲,尚须有待。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于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万不可以时局小变,致摇素志,尤当随时留心总理之言论行动,得所师承,并随时遵依党令,为主义而奋斗,毋蹈纷歧零乱之习,是为至要。”

13年11月4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并电张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11月13日10时20分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20余人乘永丰舰起程,汪兆铭则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乘江固舰送至黄埔,由于珠江水浅阻碍航行,下午3时始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率全体官兵登永丰舰迎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军校师生告别,这时黄埔一二期学生正在对岸的鱼珠炮台一带实施战术演习,并作筑城工作,蒋中正陪孙中山前往校阅。

孙中山在黄埔和军校师生会晤,对于黄埔军校的卓越成就赞勉备至,不知这时是有预感,还是下意识,在离别前竟黯然对校长蒋中正说:“我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险,祸福难以逆料,将来能不能回来,实在不敢预测,不过北上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虽有危险亦何所惧?何况我已五十九岁,死也可以瞑目了。”蒋中正听了孙中山这番话,非常惊讶,因为孙中山平常最乐观,如今却作此语,深为不解,乃问:“先生为何今天这样说?”孙中山答:“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时,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现在有了这么多好学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无憾了。”说着不胜凄恻。随后由蒋中正在校中为孙中山饯行,下午5时50分孙中山即再登舰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时孙中山所乘永丰舰抵香港,晨6时转登日本邮船春阳丸,12时启碇去上海,到春阳丸送行的有300余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达吴淞口三来水停泊,17日晨9时25分乘褒尔登号小火轮在法租界公司码头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叶楚伧和段祺瑞代表光云锦,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搭小火轮到吴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则有一万多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登岸后就坐汽车到莫利爱路29号寓邸休息,并在草坪上由新大陆影片公司摄制新闻影片。

19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寓邸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陈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知识真治等30人。由汪兆铭、邵元冲、叶楚伧、戴传贤担任招待。孙演说一个半钟头,宣布时局主张,说明北上的目的,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大意云:

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乃在军阀与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这次北上,有二个目的:一为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为了对付军阀;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唯有打倒这两个祸害,中国才能和平统一,才能长治久安。我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奋斗,处境固然非常危险,但我决不畏惧。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彻底了解。各位是新闻记者,也就是国民发言的领袖,盼望各位领导舆论,以为赞助,并且负起指导和唤醒民众的责任。

这时,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由于军事影响,极为困难,津浦铁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轮船,搭客拥挤,两个星期内的头等船位全部预定完毕,孙中山为了要赶赴北京,乃决定由日本绕道转赴天津,只偕宋庆龄、戴传贤、黄昌谷,其他随员则分别乘船以天津为会集地。11月22日,孙中山偕随员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离沪前日本记者采访,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

“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

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

23日抵长崎,在船上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国学生,24日下午抵神户,欢迎人士达5000人,登岸下榻神户东方饭店,各界慕名造访的络绎不绝,前后演讲十余次。30日离神户,登北岭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抵大沽口,天气很冷。孙中山随员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铭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轮在大沽口迎候,并登北岭丸向孙中山报告北方政情。午12时船抵天津码头,在码头欢迎的约计2万余人,段祺瑞和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这个张园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军门张彪。

这天下午张作霖派代表到张园向孙中山致候,3时,孙中山即驱军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两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事后张作霖曾对汪兆铭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张作霖本是个老粗,并不通洋务,由于东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运用国际关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评孙中山却错了,孙中山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当然比北洋军阀懂得太多,张作霖说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也是事实,只因孙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对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中听。因此孙中山的北上,在当时的外交团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态度。段祺瑞、张作霖等这时正盼望外交团承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外交团则要执政府先公开表示尊重过去一切条约。这些条约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情势下外交团当然对孙中山是不友好了。

孙中山生长南方,对于北方严寒天气颇不习惯,到天津时,由于在船上脱帽站立太久,到张园后,又在门外照相,一再脱帽,加上长途旅行,长年辛劳,因此在拜访张作霖后回到张园,即发冷发热,感冒大作,肝亦觉痛,来势甚猛。因此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就临时取消,同时延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治,当时医生对于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专对感冒医治,没有检查肝部的毛病,孙中山服药后,经数日调养,热度渐退,医生嘱咐勿劳动多休息,而孙中山颇觉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况有进步,孙中山就打算强作精神赴各地演讲,经医生劝阻才作罢。那几天来见孙中山的人士均由孙科、汪兆铭、戴传贤分别代见。至8日,孙中山乃抱病见客。

北方报纸对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孙中山在天津,对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密切重视,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强对他颇不满意。他到天津时,法国领事竟不许他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过去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期间力争关余,所以列强早怀不满,现在他来北方路上一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更加嫉视。北方执政府急切希望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而外交团则要挟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段祺瑞向现实低了头,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

孙、段、张三角同盟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两位巨头的政见距离越来越远。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欢迎孙中山赴京,并探望孙中山的病况,两人见到孙中山先代达段氏的问候,就在病榻前报告北京的政情,孙中山询及有关外交方面,叶恭绰说:“段执政已正式向外交团承诺,临时执政府外崇国信。”孙中山听了非常不快,乃问:“外崇国信,信守什么?我们和外国之间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团要求尊重这些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照会答允,有无其事?”叶、许两人答称确有其事,不过照会还没有送出。孙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简直太不对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尊重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为何你们又要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挨了孙这么一顿大骂,为之哑口无言,不知所对,于是很狼狈地退出。在病中的孙中山,经此一怒后,肝病大发,肿痛不已,脉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这是段祺瑞决心和孙中山不合作的明证,孙北上的救国抱负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进退两难。由于孙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同志认为与其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为宜,因此娓婉地向孙报告,孙欣然应允,于是积极部署移京安排,决定以北京饭店为行辕,准备专车一辆,于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车抵北京前门车站。

孙中山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约有30万人,车站前人山人海,争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虽抱重病,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

孙中山下专车后就乘汽车出站,直赴北京饭店,各报记者再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兆铭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14年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往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得像木头,证实是肝癌,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虽可以镭锭放射法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经过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2月初旬仍使用镭锭治疗,但效果不大。

2月12日,张静江建议改服中药,中药有时对于很多奇怪的病状发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人们在绝望时便寄希望于万一。宋庆龄和孙科及侍疾同志都请孙中山准予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须用中药,唯有迁出医院。18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2月20日,孙中山病笃,医生认为挽救的希望很微,不如趁他还清醒的时候,请示遗言,于是随孙的同志遂推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代表,面恳孙。这时孙虽然一息奄奄,可是神智很清楚,见到汪等四同志在病榻旁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汪兆铭委婉地说:“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住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痊,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然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正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孙中山听了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目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的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你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四同志复请,并强调国民党正遭遇一个变局,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听了默然良久说:“我现在要说的话很多,本党周围都是敌人,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说完这话似乎很吃力,这时汪兆铭贴近孙病塌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不畏惧危险,也从不让敌人软化。凡是革命同志都能遵从先生的教训,不会逃避危险和死亡。先生教导我们这么多年,定能信任我们。”孙中山闭目听,并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汪答:“我们还是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如果不合您的意思,就请您指示数语,我可笔记。”孙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汪兆铭就把已草就的稿子念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遗嘱,孙听完极为满意。汪等又拿出第二稿,是留给家人的,由宋子文向孙报告,并由汪兆铭念: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亦感满意,汪兆铭本想开门出取笔墨请孙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了哭声,乃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孙中山在服中药期间,神志颇清楚,不过病状并没有减轻,3月1日,曾请留日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天注射一次。

当孙中山最后弥留期间,神志并不模糊,体温也照旧,每睡醒,就垂询东江讨逆战事进展情况,侍病的同志向孙报告说黄埔学生军已加入右翼作战,每战皆捷,已配合粤军进向潮汕。孙闻之大喜,命令致电嘉奖。3月10日停止注射针药水,11日病危。中午孙忽然张目遍视床前的家属和各同志,并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要签字。”汪兆铭遵谕将二遗嘱稿并墨水笔呈上,孙伸出了病弱的手臂,执笔在遗嘱稿上逐一签名。随后由侍疾的家属和同志:宋庆龄、孙科、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兆铭则署笔记者。

病室中空气肃穆而沉静,孙中山虽然病弱,眼中仍然有神,以安静温煦的口吻做最后的遗言,孙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了谋求全国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现在一病不起,将和你们永诀,生死本无所惜,不过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和主义不能完全实现,深为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能早日实现,则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孙说至此处,感情激动,而呼吸则益感困难,由于说话太多,精神不继,以致下面的话便说不清楚,只听到微弱的声音:“和平、奋斗、救中国。”

医生认为病人太辛苦,不宜再消耗精力,乃请侍疾人士退出,让孙中山静默安眠,至晚6时半,孙中山又苏醒一次,手足已经变冷,且已不能讲话。医生按脉后认为脉已散,行将去世,须时注意。这时孙似乎又作欲语状,宋庆龄听出来是呼唤汪兆铭,乃叫汪到床前,汪靠近孙病榻,发现孙的脉搏已如游丝,只见嘴动,不能言语了。

第二天早晨3时,孙中山再苏醒一次,仍不能言语,8时许克利医生临床诊视,认为已至最后关头,延至9时30分,遂告逝世。一代伟人,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终于民国14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与世长辞,留下一个纷乱的中国等待统一。

北京政府于3月12日下令云:

“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愍,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

执政府的内务部并议决予以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亦下半旗,全国各地闻知孙中山去世,自动举哀,万民雨泣。

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行辕内,国民党留京同志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孙的家属遵照遗示,遗体施以防腐剂,用科学方法保存。

12日12时30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施用防腐手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决议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并拒绝临时政府的国葬令,同时遵孙中山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至15日防腐手术完竣,遂举行大殓,家属及追随他多年的同志均亲视含殓。灵堂内外哭声震天。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这天清晨群众已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10时许灵榇出发,举枢者为追随孙日久的同志24人,分三组,每组八人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计12万人,均步行送灵榇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择日开吊。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灵柩安置于北京西山碧云寺。

孙中山之丧,海内外致送挽联极多,不及备录,只是孙的叛徒陈炯明有一挽联,颇可一读,联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赤心知。

陈炯明在民国22年8月22日以肠炎病死香港,终年55岁,死后家无长物,贫难为殓。陈在孙中山病逝前已痛悔反叛孙中山,曾请吴稚晖代作悔过书,未及送达,孙去世。陈死后,吴稚晖有挽联追述其事:

一身外竟无长物,青史留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