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奉系、国民军系和皖系各有矛盾,直系垮台后,这胜利的三系各打各的主意,冯玉祥称病西山,先后四次呈请辞职。张作霖入京出京,其后通电取消镇威军名义,冯玉祥也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国民军总司令职务。这一切都显示其中问题很多。

13年12月7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卢永祥、吴光新及奉军将领开会,讨论解决长江各省办法。卢永祥和吴光新虽是皖系,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前,他们都到关外去和奉张通款曲,奉张也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这次天津会议中决定请段执政下令免除直系齐燮元的职务,如果齐燮元反抗,奉军可以集中6万人南下讨齐。

同日国民军的孙岳电请辞职,愿以所部一师四旅交陆军部直辖,其实该部队已由孙的参谋长何遂率领,从间道入开封,何已宣布就任代理河南省长。

12月11日临时执政发布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免职,江苏督军一缺即裁撤,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卢永祥的直隶督办缺则由李景林暂署。”

又令:“热河都统米振标着来京供职,所辖军队交阚朝玺妥为收束,并任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这一连串人事调动中,夹杂了复杂的派系问题。

段祺瑞希望卢永祥任直隶督军,卢是段系的人,当然有很多方便,而张作霖则希望直隶地盘交在自己一系手中,冯玉祥也希望直隶能派冯系的人。这次天津会议,张作霖要拓展奉系力量到长江,就怂恿卢永祥回东南,卢能荣返东南,私心之愿也。可是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这样的安排对于冯系的孙岳大为失望,孙岳也是想着直隶地盘的。李景林部向孙部进迫,孙岳曾将入河南的军队撤回以增加保定的兵力,同时由国民军其他将领代向北京提出,请派孙岳为直隶省长。

北京政府对于这两大势力不能不平衡敷衍,对于冯系先后任用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更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可以率部开发西北,而鹿钟麟在北京的势力依旧存在。对于孙岳,一面默许孙部仍驻军直境,同时任命孙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冯玉祥对这些安排大体上算是满意,因此14年1月13日冯玉祥宣布销假,即赴西北巡视,孙亦表示愿意履新。

至于对张作霖,则发表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军务,同时任命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兼垦务督办。

张作霖于14年1月11日也率部回奉天。

齐卢战争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继续,直齐赶走了皖卢,卢永祥乃出关投靠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惨败,卢永祥遂想借奉系力量重返江浙。

北京执政府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军,而以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为了顾虑齐燮元抗命,乃以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统率奉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江苏问题急转直下。

齐燮元在江苏并不得人望,部下也渐次离心,因此不敢抗命,北京执政府12月11日人事命令发布后,齐于12日致电段祺瑞,愿遵令于14日交卸于韩国钧。不过齐也有他的部署,他下令着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以参谋长刘玉珂继宫任第十九师长,刘未到任前由魏朝彦先行代理。

14日韩国钧通电接受齐燮元交代,就任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苏军将领表示体谅督军意旨,服从韩督办,但反对另有军事大员来苏,危害苏境。其意是指的卢永祥。

苏军将领想以韩国钧过渡,以拒阻卢永祥率奉军南下,可是卢和奉军南下已成定局,这一来不止是苏军感受威胁,苏省士绅也表示反对。齐燮元本已决定离开南京,这一来就改变了决定,认为士气民心均有可为,乃拟用保安总司令名义调遣苏省军队,布置攻守事宜。同时计划联络孙传芳、方本仁、萧耀南共同抵抗北军。江苏的情势突然剑拔弩张,山雨欲来了。

江苏人本来全心全力在驱齐,通电四布,代表北上,合力同心,有非达目的誓不甘休的态势。待齐免韩兼,卢永祥宣抚苏皖,加以奉军五六万旦夕南下,这才感到是以暴易暴,驱狼引来了虎。因此驱齐运动一变而为拒卢反奉,一部分则宣称只拒奉军而请卢简从南下,还有强硬派则请齐速去,请卢也不必来,江苏问题与齐、卢脱离关系。

13年12月24日,齐燮元离南京去上海。同日陈乐山宣称奉执政府秘书厅密令,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原任师长夏兆麟被逐赴杭州。陈的行动事先没有和各方接洽,于是引起了孙传芳的疑虑,认为不利于浙江。乃通电斥陈假窃名义,蓄意捣乱,派兵进击。29日北京执政府电令孙传芳、陈乐山停职,候中央解决,并接受孙的要求,任命孟昭月为宁台镇守使。

奉军添调后备队入关,其南下军队3万人由张宗昌统率进驻徐州,原驻徐州军队奉陈调元令护防,退往砀、萧两县。

12月30日北京陆军部电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所遗第十九师师长即令何丰林继任。南京第六师部队一部分哗变,在驻地附近抢劫。

14年1月2日孙传芳部队攻入松江,陈乐山逃走,第四师向上海溃败,孙部尾追。由于孙军频传捷报,孙传芳的发言权遂大增,1月5日和6日孙连发激烈通电,反对奉军南下。

事实上奉军已大举南下。14年1月5日孙传芳致段祺瑞电:

“北京段执政钧鉴,陈乐山假窃名义,扰乱地方,传芳不得已饬部防御,幸得驱除。然松江一带已不胜迁移焚掠之苦矣。陈乱未已,里巷又复纷传奉军南下,意不专于对苏,证以齐督离宁,而奉军到宁,无的放矢,必更有的。传芳本无所虑,亦常深省其咎,攻浙乃军人服从之天职,事纯被动,既不敢妄成戍首之罪,入浙乃浙江军民所欢迎,兵不血刃,亦不敢妄居克敌之功。至于入浙以后,市廛无惊,苟欲罗织为扰民,浙人先不忍罗织,舍此数端,百思不得,敢乞钧座勿对传芳一人别有难言之隐,遂使浙人万姓,日陷恐怖之中,有罪而当夺职,固望明示其罪以肆诸朝市。无罪而当避贤,亦恳明示其贤以公之天下,倘于两者皆有难言而疑传芳诚有未至,即恳明示对国对浙,必如何而后可谓诚之条件,传芳谨当高之浙士,质之国人,决不敢违众而抗所当从,亦不敢固位而默所当辩。若于宣布罪状之先,还以巧取豪夺相试,是直弁髦政府,毁堕纪纲,惟当视同穿窬,御以盗劫。上肃国宪,下去害群,一息苟存,百死不惜,遭时方长,高位难据,钧座天人顺应,尚有省愆弭劫之痛文,传芳忧患备尝,宁以厝火积薪为得计,所谓吁请明示者,上欲政府示天下以光明,下求浙江勿连类而涂炭,至于一身生死,且等鸿毛,进退更无足计矣。临电迫切,祈候明示,孙传芳叩。歌。印。”

孙传芳致冯、胡、孙电:

“北京冯总司令焕章兄、开封胡督理丽生兄、保定孙省长禹行兄钧鉴:诸公所为蒙极大之牺牲,以仆此而兴彼者,为欲违停战之目的致国家于和平。今者或幽囚,或败遁,或遵命解职而去,无一存焉。然则战争可停,和平可致矣。诸公亦闻陈乐山勾煽传芳所部军队战事复起乎,松江一带,又焚掠一空乎,亦又闻奉天军队五六万众,浩荡南下,路人纷传为景公复仇不专对苏乎?传芳个人进退不足惜,浙江一省治乱亦不足计,独惜诸公蒙极大之牺牲,以求停战者,乃以挑四方之战,以求和平者,乃以开破坏之端。往日之战虽不祥,尚托名于国家相争以政见,今日之战,直明目张胆标寻仇报复之名,树争城争地之帜,而无所顾忌矣。诸公手创此局,岂能毫无预闻?诚未闻耶,则一询之道涂,一考之事实,诸公初志,向即如是也,则请缄口闭目,以听天下之相残,斯民之无孑遗可也。万一非诸公之意,传芳即敢再顿首以求诸公,先为浙人呼吁于有权者之门,如天之福,回天之听,先止南下之兵,一切留候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解决。能如是尸祝诸公者,岂独浙人哉。设有权者必欲寻仇报复,必欲争城争地,亦求诸公代叩当复者几仇,当争者几地,诸公但能保证此仇者相率避去,此数城数地者拱手献出,即可停战和平,传芳岂惟不求罪状之避,且献城以解诸公之难,且任劝告其他当避且献者,均无问所犯之条,惟当速避速献,毋使天下人既加诸公以大不韪之名,以挑天下之战,开破坏之端,逮狱于诸公也。别上执政一电,特附录奉阅,执政本爱和平,然而在位无权,无以贯彻其爱,以后种因,造自诸公,人曰有权者,可箝天下之口,而不能纳诸公之言,诸公幸勿以局外自遁,而使所种善因尽成恶果也。当战当停,待命进止,临书迫切,立盼赐复,弟孙传芳。歌。”

1月7日段祺瑞复孙传芳电:

“歌电呈悉,陈乐山本非假窃名义,业经退回,已在成事不说之列,至子嘉(卢永祥)酌带奉军南下,事诚有之,始因齐之负嵎,继因花旗营之毁路设防,子嘉不能不有以自卫,余亦不能责子嘉以单骑赴苏也。今齐虽在沪,尚有密谋,浙沪毗连,岂无闻见,盖攻浙之事,吾弟既无所惭,何所谓咎?昔日因服从而攻浙,今日亦当本服从而不扰苏;昔日入浙为浙军民所欢迎,今日苏未欢迎,更不宜侵入苏境。中央本无责难之意,吾弟又何必有引咎之辞,即令谦冲为怀,则安民保境,正足为补过之资,余以诚待人,当不轻事吹求也。吾弟英年重寄,笃实为先,欲宏远犹,必勋明德。段祺瑞。虞。”

14年1月7日卢永祥抵达蚌埠,张宗昌率奉军第一军进驻浦口。卢永祥旧部第十师亦由江北开赴南京。原驻南京之齐燮元旧部第二、第六两师及补充旅奉韩国钧令,悉调驻镇江、江阴。

1月10日,卢永祥、张宗昌进入南京。11日上海事变。上海是由宫邦铎和张允明分治南市、北市。宫邦铎是主力,他是淞沪护军使,北京承认的第六师师长兼第十九师师长。齐燮元到上海后,即运动宫的部队迫宫去职。宫无法指挥,遂于10日晚致电段祺瑞和卢永祥,宣布辞职。齐燮元掌握了第六、第十九师后,即联络孙传芳的军队联合攻击张允明,张军被攻溃散,张允明则逃入租界。于是齐燮元即自称淞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称第二路总司令,联衔宣言占领上海,拒绝奉军南下。

上海事变后,段祺瑞即于1月12日责成卢永祥会同苏军总指挥秦洸迅速戡定上海事变。同时电令安徽军务善后督办王揖唐就近派兵协助卢永祥,并令何丰林收编已溃散的陈乐山旧部第四师。

孙传芳也派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收编陈乐山的溃军。

上海总商会则乘宫邦铎、张允明被逐时,宣布上海为不设军职、不驻军队及将兵工厂迁移他处的不设防城市。

东南大学校董和教职员则反对北京教育部将校长郭秉文免职,主张教育独立,不宜随政潮进退。

14年1月13日北京执政府下令奖励孙传芳撤兵回浙。

这显示段祺瑞把齐孙分别处理,孤立齐燮元。

同日又令派陈调元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

在上海的张允明部一师一旅,及陈乐山的第四师残部只有少数投入齐、孙两军。其余为数1万余人悉向租界缴械,即由租界当局收容。

上海的领事团,鉴于战争可能波及上海,乃开会决议:禁止中国失意军人在租界活动,并调各国的海军陆战队登陆,监视所收容的中国溃兵。

卢永祥在南京组织宣抚军,以奉军军长张宗昌为宣抚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总指挥,参谋长臧致平兼第二路军总指挥,军务帮办陈调元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江苏全省水陆警备司令冷遹为戒严总司令。

苏军总指挥秦洸在苏州被当地驻军攻击,苏州商会付出一笔钱请秦洸离苏州。上海齐燮元军队即通过苏州,与常州镇江的齐氏旧部联合。

1月14日淞沪联军孙传芳齐燮元联名发表通电:愿意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名目,反对以后再设类此军职,兵工厂亦即日择地迁移。北京执政府亦颁布处置浙、沪问题三令:(一)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二)上海兵工厂着陆军部即日饬令停止军用工作,以便招商承领改组商业工厂,并先委托上海总商会暂行接收,妥为保管,即由该部遴派专员会同该商会妥筹办理。(三)上海嗣后永远不得驻扎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

1月16日北京执政府令:

“此次苏浙军队发生冲突,闻齐燮元有从中煽惑情事。……应另派员查办外,嗣后各该省军长官,务各严饬所部,恪守疆界,不得轻信谣诼,致启衅端。如再有前项情事,定惟各该长官是问。”

又令:

“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韩国钧,准免兼职。特任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任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着兼任帮办湖北军务善后事宜。山东、福建督理缺员着即裁撤。特任郑士琦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派卢金山为长江上游副司令。”

卢永祥在南京自有一套想法,其实对他来说仍是旧调重弹,他于三年前做浙江督军时,因受第一次直奉战争影响,曾一度通电倡议废督,通电中慷慨陈词,一时极为舆论所赞美,可惜后来卢氏对于通电所提倡的事,仅能做到改“督军”名称为“军务善后督办”而止。致舆论对他颇为失望。

14年2月27日卢永祥又电段祺瑞吁请废督。他的电文中有不少的警句:

“……废督之议创之久矣!上既惮而莫敢为,下遂锲而不忍舍。一日不废,则一日不能息民。废督以前大要者二,曰定军制、曰划军区。然此非一省之事也,有一省以创之,中央鼓其激昂之气,推之邻省焉。推之全国焉。则事无不举矣。……应暂以徐州一带为国军区域,大江以南不再驻国军。凡驻苏国军一律调赴国军区域,悉听中央指挥。饷由部给,不干省政。苏省固有师旅,酌量苏之财力另行改编,归省长节制。浙省同时将国军调赴国防规定区域,不得仍驻江浙毗连境壤,并将军务善后悉听中央主持。”

在当时浙江人民环请撤兵的时候,这些话是中听的,也是必要之举。同时他对江浙军务善后督办一职要求北京政府迅颁明令永远废除,为各省倡。

卢永祥这一个电报的“动机”从善的一方面说,他已经真实觉悟了;从恶的方面说,他想玩弄三年前的老手法。至于影响方面,在善后会议中已经有人向政府责问处置办法,政府答以通盘筹划四个字,似乎还没有同意卢氏这个废督的计划。皖督办王揖唐在京,表示赞成卢氏办法,愿将安徽军务善后督办陪同裁撤。对卢更备极揄扬,而江浙各团体亦以“与人为善”之心,纷纷通电赞成。南京方面虽有人假造省议会电报,说废督尚非其时,请政府催卢氏速就江苏军务善后督办职,可是随即经省议会正式否认了。政变以后,冯玉祥的呈请辞职,通电下野出洋,就曾博得当时舆论界的称扬。现在舆论也对卢永祥电请废督一事大为推崇。不过有实力的人附合的并不热烈。

江浙和约签定后,上海的护军使等军职真个废掉了,军事上所必争的兵工厂完全交由总商会接收了,浙奉两军的大队也都离去,兵也可算是没有了,上海人半年来所努力进行的避免兵祸运动,仅仅就军事关系说,到此可谓已经成功,剩下来的是上海地域内所尚未解决而成为问题的,就是上海怎样成为特别市或商埠的建设问题。

上海民政的改组,当初从事于避免兵祸运动的上海人似乎都还没有考虑到,执政府于1月15日所下的三个命令亦仅说到上海为通商重埠,此后永远不驻兵队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而未说及民政事宜的如何处置。反而是齐燮元、孙传芳的联合通电中倒能说出“……其民政事宜,与平常县份不同,拟另组成政厅以理之”的一句话。战事粗定时,江苏省长韩国钧于1月29日在百忙中首先声明于上海设特别市,电聘上海旧市董李平书等11人为筹备委员,令先行拟定区域如何划分?机关如何组织?职权如何分配诸事宜。而上海有几个商人,则提出意见于总商会,反对上海市政悉由少数苏绅主持。申述执政府拟改上海为特别区域,永不驻兵,特设督办处理民政,而主张督办直隶中央,地方事宜由地方绅商共同处理。同时,上海的舆论,则一致主张上海应筹改为特别市,市政厅须以市民为主体,市长须由市民公选。战后一个月间,关于上海的建设问题,引起了剧烈的争议,中央与苏省政府、商人与市民,都各表示不同的态度与意见。

事实上,执政府对于江苏省长聘请委员筹备特别市一事,并未有所表示,可说完全不承认其效力。2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和德为会办。不过定上海为商埠,是与上海人民设立自治市的希望背道而驰,因此舆论反对,颇为剧烈。至于江苏省政府所聘的筹备委员会,则积极进行筹备,一面拟成淞沪特别市筹备会章程,大致划定上海、宝山、川沙、南汇、太仓等五县所属40余市乡为特别区域,并与各县公团所组织的市政协会联络,定于3月5日召集特别市临时市议会,讨论一切重要问题;一面力争特别市根本立法,须由筹备处拟定,经市乡同意施行。这项关于特别市筹备会的事情,迭由江苏省长电致北京内务部,但迄未得到复电。

江浙二次战后,闹得最有声色的是上海问题。废使、撤兵与迁厂的运动均告成功,于是,使得同受兵灾各地望而生羡。和上海地域相毗连的如松江等处,纷纷要求加入上海区域,相距稍远的如苏州等处,则图谋仿上海组织特别市。于是江南同受兵灾的各地方,乃形成了大规模的避兵运动,所谓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的运动乃告发生。

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酝酿于14年2月中旬,发动于3月初旬,它的目的在谋组织特别区域,实行自治,永避兵祸。他的方法在仿效上海的办法,联合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以上属江苏省),杭州、嘉兴、湖州(以上属浙江省),八旧府属各法团的代表,一面请政府撤去域内军队,一面举办民团以谋自卫。最初发起的是在江浙战事中受祸最烈的常州、无锡、湖州三处旅沪人士。后经杭州等处绅商的赞同,乃在上海组织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筹备会,发电恳求卢永祥、张宗昌饬各军退出太湖流域,并推代表分赴南京、杭州及北京向各当局呼吁。

太湖流域人民是由于两次江浙战争中饱尝兵灾滋味,因而进行避兵运动,他们入手的第一步,在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妨碍春耕及妨碍农事。这个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在大体上,是值得同情的。不过在军人争地争城以战的时候,这种运动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