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乾元治国 6、修路植树,疏通交通大命脉

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扩张,其疆土也不断扩大,特别是西征征服了中东欧之后,疆土更是雄跨欧亚大陆。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土,他们如何做到上情下达,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信息呢?

自成吉思汗建国后,便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恢复或新建了一批驿站,供来往使臣等使用;窝阔台汗时,进一步扩大了设驿站的范围,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站赤系统,并初步制定了有关站赤的管理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尤其是统一全国后,各地遍设驿站,站赤系统得到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运输网络,像神经和血液一样,伸展到四面八方,控制着这万里疆土。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对站赤系统作过生动的描述。他以十分钦羡的笔调写道:“这是一种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从汉八里(大都)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道路十分宽敞。每一条大路上,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会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的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从附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

他还记录道:“每一个驿站,常备有400匹马,供大汗的信使们使用。驿卒们传递紧急文书,一日可以飞驰320公里,即640华里。全国大约用于此项事业的马匹超过二十多万……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小村落,有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十二时轮子一枚。这里住着步行的信差。他们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带)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他们腰系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能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大都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马可·波罗游记》卷二)

马可·波罗的记叙,基本上是符合元代站赤系统的运作情况的,既写了驿站,又描述了急递铺的传输,只是马匹数和日程数有不准确的地方。实际上,当时全国驿站的马共有四万多匹,而最快的驿卒日程则为500里,不是600多里。在元朝中期,步传也逐渐被马传所替代。

就是通过这种站赤制度,驿站信差们不管淫雨纷飞,还是霜雪寒潮,也不管是赤日炎炎,还是月黑风高,日夜奔驰在驿道上,以最迅速的方式把大汗的命令传达到帝国各地,各地的消息也通过这一通信网源源不断呈送到大汗面前。

站赤,蒙古、元朝驿传的称谓。蒙古语的译音,源于古阿尔泰语,意为掌驿站者。元代文献中,通常指驿站或站官。元世祖定都大都后,站赤制度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下令修筑了以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驿道,这些驿道,因所处位置的不同而不同,有的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白杨品种为多。一步为5尺,50步合今25丈(约80米),10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白杨。一路上绿影婆娑,十分美观;而有的地方仅能供一人行走。

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元朝政府设置了成千上万的站赤,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当时,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或车,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则用船。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作为站赤的站户,他们的户籍从一般的民户中分离出来,在蒙古各部中,一般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江南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就世代相承,不能改变。站户除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外,平时负责按时修整道路,架设桥梁,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上杉、松、冬青、杨、柳等树木遮阳,为过路人马避免日晒之苦。部分站户还要向过往使臣提供肉、面、米、酒等。各站所领站户数目不等,多者两三千,少者只有几十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

驿站系统的功能,与军政要务的传达、处理关系密切,因此,要想接受驿站的服务,需要有官府的证明或宗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铺马是站赤的另一种说法)、金字圆符(铁制,又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只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只用御宝圣旨。”《元史·刑法志二》)站赤验符、旨给驿供应酒食,因身份和品级的不同,元朝规定驿路上“使臣”的给驿标准也不同。比如给马,规定三品官给马五匹,四五品官给马四匹,六品、七品官给马三匹,八品以下则给两匹。路上的食宿供应标准也按品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如有的使臣给白面、大米、油、酒、肉等,一应俱全;有的则仅给一顿粥饭,最低的甚至只给一升米,一般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力,除此之外,“毋得擅差铺马”。

和驿站相铺而行的,是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四百里,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公文及各地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标明号码、日期等,交给急递铺传送。各铺均要验件签押,以保证递件的安全和传送速度。和站赤系统一样,急递铺不久亦面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后来,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的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的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传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站赤系统开始之初,运行良好,但随着元朝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站户所负担的赋役也越来越重。这些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后期,蒙古官僚贵族,甚至一些高级僧侣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酒食。稍不如意,便大发淫威,轻则谩骂,重则吊打;其次,就是交通工具的供给。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舟船等,饲养几十头马畜需要大量的饲料,再加上各种工具的维护与保养,这笔开支也不在少数,如元祐元年(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了铺马199匹、驿驼24头;不光如此,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维修道路、架设桥梁、植树护林等,不但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这些负担压得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成为流民。“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元代诗人许有壬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他们的悲苦生活,为他们的遭遇呐喊,“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做马、贱如奴隶吗?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据《永乐大典》说:“站赤消乏,积非一日”。到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

元朝站赤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修路、植树,疏通交通大动脉,对维持帝国在全国,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如“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一样”,把朝廷的政令传递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促进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民族的融合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