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司马光上台后，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司马光在宋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他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病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

其实，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有十余年之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变法的态度都与最初的有所不同，比如保守派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流露出他对变法偏激言行的反思，而变法派中的章惇也认为新法中有不少弊端，需要纠正。这充分说明，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双方都看到了新法的利与弊。十分可惜的是，司马光的上台使得两派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党争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保守派入朝，意味着变法派就有可能下野。变法派大臣感觉到危机，为了保全权位，以“三年无改为孝”的说词，攻击高太后不应该擅自更改宋神宗的新法，陷小皇帝宋哲宗于不孝不义。高太后义正词严地说：“孙儿幼冲，不能亲政。既然由老身主持政事，这就不是皇帝他以子改父，而是老身我以母改子！再说，我只是回归仁宗皇帝的祖宗旧制，谁曰不宜？”如此，变法派的败势已露。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以母改子”的意思是以宋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宋神宗朝的政治措施，这是高太后最有力的驳词，但也由此埋下她与孙子宋哲宗不和的导火线。

司马光也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狂热地反对新法。当时有些头脑较为清醒的人曾经劝告司马光，要他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宋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竟然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变法派开始有计划地被驱逐出朝，第一个便是前面在立储一事上兴风作浪的蔡确。宋神宗死后，蔡确为“山陵使”，负责治理宋神宗丧事。御史刘挚等人弹劾他没有入宿守灵，怀有不恭之心，于是被排挤出朝，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不久，又因为其弟蔡硕（治平二年进士）招权纳贿罪，蔡确受到牵连，被夺职，贬于安州（今湖北安陆）。

蔡确到了安州，去游览车盖亭，即兴赋诗十首。车盖亭是安州名胜，魏文帝曾于此留下“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诗句，故有此名。不过，蔡确随意写下的这十首诗却成为知汉阳军的吴处厚（福建邵武人）发泄私愤、陷害蔡确的依据。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因没有被蔡确举荐而怀恨在心。吴处厚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其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一句。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歪曲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高太后看到后怒不可遏。谏官刘安世乘机进馋，说蔡确“罪恶昭著，何待分析”。张焘、范祖禹、王严叟等人纷纷要求太后马上给蔡确定罪。蔡确先被贬为光禄卿。但范祖禹则认为：“蔡确之罪，天下不容。而今尚为列卿，恐怕平息不了民愤。”执行大臣吴安诗、梁焘等人也乘机落井下石，认为处理太轻，应从严制裁。于是，高太后将蔡确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

蔡确被贬新州，开创了宋廷朝臣贬到岭南先例。当时的岭南被认为是“烟瘴最甚”，有“人间地狱”之号。在那个时代，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意思是说，被贬到岭南的人，没有几个能够生还，由此可见岭南环境之恶劣。

蔡确名声虽然不佳，但也有人不希望看到他死，何况车盖亭诗案本身就是无中生有、穿凿附会。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怀恨当初蔡确诋毁她打算废掉宋哲宗赵煦一事，斩钉截铁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蔡确被贬时，范纯仁（范仲淹子）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范纯仁虽然是保守派人士，但却不希望见到蔡确有如此下场，还特意请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然而宋哲宗畏惧祖母，只以沉默来抗议。宋哲宗亲政后，将大批高太后任命的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文字狱。保守派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的不满，捕风捉影，对变法派开始进行清算。蔡确被贬到新州后不久，就染上当地的疫病，之后病死于贬所。蔡确倒台后，章惇就成为下一个目标。

章惇，字子厚，建州溥城（今属福建）人。少年时英俊有豪侠气，博学又善文。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当时，长他十岁的侄子章衡中进士第一名，章惇觉得作叔叔的竟然名次在侄子之下，深以为耻，竟推辞敕令而出。之后，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章惇再次参考，举甲科，调为商洛令。

章惇与苏轼交好，二人曾经同游南山。走到仙游潭时，见仙游潭下临万仞绝壁，壁上有一块很短的横木。章惇请苏轼到壁上题字作记。苏轼俯身望一望潭下，烟雾氤氯，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走到潭边，吊下绳索攀着树，提起衣服就爬下去了，用毛笔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然后攀树缘索，回到潭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苏轼当即拍拍章惇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不解问，“何以知之？”东坡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据说章惇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打算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苏轼赠给章惇的一首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章惇认为这是嘲讽自己，很不高兴，二人因而交恶。其后，苏轼落难之时，章惇曾经多次打击苏轼。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执掌朝政后，王安石很赏识章惇的才华，用其为中书校正。当时朝廷正在经制南、北江少数民族，又任命章惇为湖南、湖北查访使。提点刑狱赵鼎说峡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百姓苦于其酋长的剥削，正在商议内附朝廷。辰州一个叫张翘的布衣百姓也说南、北江的一些少数民族欲归附大宋。王安石于是把招附少数民族的事下派给章惇。章惇招募流人李资、张竑前往两江招附。这两个家伙却是好色之徒，只顾和当地妇女淫乐，结果被酋长发现杀死，酋长大怒，发兵讨宋，一时两江震动。宋神宗深怪章惇扰命误事，贬修起居注，后召回京师，知枢密院事。章惇与蔡确关系密切，二人曾经一唱一和，矫称拥立宋哲宗定策有功，为高太后所忌。

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高太后突然下旨，提升庆州知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知虔州（江西赣州市），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任命名单下达到三省和枢密院后，高太后问执政大臣对这五人的晋升有何意见。

章惇作为知枢密院事，事先竟然不知道这五人的任命。他感觉已经被冷落，心中不快，忍不住发问道：“按照惯例提拔谏言先由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官推荐给中书，然后由执政大臣向皇帝汇报，皇帝批准后再作宣布。这次任命范纯仁等人为谏官，本人身为执政大臣，居然没有得到两制官的推荐意见，不知太皇太后从何处得到的名单，难道是左右近臣推荐的吗？这种违背祖宗旧制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语气已经相当咄咄逼人。高太后不得已，辩解说：“这五个人均由各位大臣推荐，并非宫内宦官等近臣所荐举。”章惇冷冷道：“倘若是大臣所荐，就应该光明正大。”

一时间，高太后极为尴尬。吕公著、司马光等老臣不得不挺身维护高太后，辩解说：“之所以推荐范祖禹、范纯仁等人，是因为与我等有密切关系。”这下就被章惇抓住了小辫子，他立即按照祖宗法加以驳斥：“台谏官乃是纠察执政大臣过失和错误而设置的，倘若执政大臣建议提拔亲戚及所荐举人任台谏官，必须将被推荐的人任命为其他官职，这是祖宗成法，是不能违背的。”

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说：“范纯仁、范祖禹等人任谏官是众望所归，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挡住贤臣晋升之路，倘若必须如此，那么我宁愿辞职。”章惇见占了上风，十分得意，还不忘教训对方一番：“我也知道韩缜、吕公著、司马光不会徇私舞弊，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奸臣执政，以此为例提升谏官，而且以亲疏为标准，台谏官就失去意义了，这会造成政治的昏暗，关乎国家安危。”

这件事后，高太后不得不下诏申明祖宗旧制，范纯仁也被改任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余三人依旧。章惇赢了这个回合，迫使司马光等人做出了让步，但他却将高太后和司马光深深得罪了。

之后，司马光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开始对章惇进行大反攻。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即上书高太后，弹劾章惇超越职权范围对政事横加干涉，说本来皇帝已经御批五人为谏官，是符合祖宗旧制的。后来刘挚、王岩叟等人又借题发挥，猛烈抨击章惇，指责章惇与骄横不法的宋用臣勾结起来，宋用臣已被罢，章惇仍然在位，何以服天下等等。章惇的处境愈益艰难。

很快，蔡确被贬出朝廷，章惇心中惴惴不安，与保守派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于是，章惇被贬出朝廷。此后，变法派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变法派吕惠卿在贬黜时甚至不敢喝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保守派抓住把柄。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保守派首领司马光病死。司马光虽然为相仅八个月，但却使得保守派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其后，文彦博（其时已八十一岁）、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等先后执政。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中，保守派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并且对变法派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各级变法派官员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廷，不一而足。不仅如此，保守派还搞了个“三贤”、“三奸”的新花样儿，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除了完全废除新法外，保守派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将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此警告天下人。

保守派占尽优势后，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程颢弟，当时程颢已死）以皇帝老师自居，与翰林学士苏轼日渐对立。于是，程颐与贾易、朱光庭等结为朋党，因首领程颐是洛阳人，称为洛党。苏轼兄弟与吕陶等为一党，他们是蜀人，称蜀党（也称川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为一党，他们是河北人，称朔党。三党相互攻击，陷入一片混斗之中，持续了整个元祐年间，史称“元祐党争”。

值得强调的是，元祐期间，宋朝廷的一切举措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宋哲宗根本无法参预政事，成了一件摆设。因此，有人称其为“垂帘太后，影子皇帝”。其实，小皇帝和祖母矛盾的种子，早在宋哲宗即位之初便深深埋下了。宋哲宗除了对前面提过的“以母改子”一说始终耿耿于怀外，还对高太后对待自己生母德妃朱氏的态度也不能释怀。

德妃朱氏出身贫寒，年幼时父亲即病逝。朱氏随母亲改嫁，却为继父所不容。母亲只得将她送往亲戚家。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朱氏温柔恭顺的性格。她入宫后，先为宋神宗侍女，后来被宋神宗临幸后，生下皇子赵煦，但一直到宋神宗病逝前一年才晋封为德妃。朱氏性格柔和，侍奉高太后和宋神宗皇后向氏恭敬有礼。宋神宗病死后，朱德妃作为遗孀，护送神宗的灵柩前往永裕陵安葬，途经永安。当时，老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到永安迎接宋神宗灵柩。当韩绛得知德妃也跟在灵驾后面时，便不顾衰老之躯，又向前奔走数里，跪拜相迎。后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勃然大怒，呵斥德妃说：“韩绛今年七十三岁了，他是先朝老臣，作过宰相，政贯卓著。从情理上讲，应该是你登门去看望他，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德妃被婆婆的严厉吓得惶然不知所措，只得流着眼泪谢罪。

宋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德妃只被尊为太妃。儿子是皇帝，母亲却不能母以子贵。即便不算上亲情的因素，面子的因素对皇帝来说也相当重要。之前宋英宗（宋哲宗祖父）顶住巨大的压力，搞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濮议，其实就是为了给生父争个名分。当时宋英宗的生父早已经亡故，对死人都是如此，活人更是要争一口气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妃朱氏虽然被尊为太妃，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建议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此来彰显垂帘的太皇太后的尊贵。此处可以看出，高太后并不是很喜欢朱太妃。倘若婆媳和睦，旁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空子可钻。但也有人想到将来终究是宋哲宗当政，建议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高太后则在朱太妃的问题上采取了压制的态度，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但还是比向太后的待遇要低许多。

宋哲宗当时年纪虽小，却并非不懂事，这些事他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如同蛰伏的暗流，终有汹涌爆发的一天。宋哲宗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母亲朱太妃的待遇提高的完全与向太后相同。

宋哲宗少年聪慧，八岁时就能背诵《论语》，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因此颇得父亲宋神宗的喜爱。宋哲宗即位后不久，辽国派使者来参加宋神宗的吊唁活动。当时的宰相还是蔡确，他担心宋辽两国服饰不同，年幼的宋哲宗见到辽国使者会害怕，便反复给宋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宋哲宗一直沉默不语，等蔡确啰里啰嗦地讲完，忽然正色发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回答说：“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宋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其锋锐，根本不像一个十岁的孩子所说出来的话。蔡确竟然无言以对，只得惶恐而退。

关于宋哲宗生母待遇的问题，其间折射出许多微妙而复杂的政治斗争。随着宋哲宗年岁渐长，对祖母把持朝政越来越不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在其中挑拨离间，宋哲宗开始对祖母怀恨在心。

高太后垂帘听政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参与朝政是迫于无奈。但权力这东西是相当诱人的，一旦到手，就不容易放下。古往今来，鲜有人能逃脱它的诱惑，高太后也是如此。在朝堂上，宋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本来应该是宋哲宗理政，高太后听政，但当时军国大事全部由高太后和她所信任的大臣处理，宋哲宗没有任何发言权。群臣也认为宋哲宗年幼，政事理所当然地取决于高太后，所以奏事时都是面朝高太后，背向宋哲宗，奏事完毕后，也不回身向宋哲宗禀告，全然不顾君臣之义。宋哲宗在朝堂上所看见的，“只见臀背”，实际上只看见群臣的背部和屁股。这对于一个早慧的少年皇帝而言，是何等屈辱。

少年老成的宋哲宗知道高太后和大臣们不将自己放在眼中，偶尔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不满。每次大臣向宋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宋哲宗都沉默不语，也没有人主动去征求他的意见。但突然有一次，高太后想起了对面的小孙子，就奇怪地问宋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宋哲宗回答：“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暗示他这个皇帝不过是个摆设而已，语气中已经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宋哲宗喜欢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有一次看见了，就派人换掉，但宋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觉得不解，追问原因，宋哲宗回答说：“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听后大惊。因为她执政后一直强调“以母改子”，尽废儿子宋神宗推行的新法。孙子话里的意思，显然是更崇拜父亲。高太后由此非常担心，更不敢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

宋哲宗十七岁时举行大婚，立孟氏为皇后，孟氏即后面要提到的华阳教主。按照惯例，皇帝大婚，即意味着成年，高太后应该还政，但她却丝毫没有放弃权力的意思，继续积极地听政。群臣都是高太后所任命，心知肚明，也不劝高太后撤帘，依然有事先奏高太后。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宋哲宗，他心底一定不只一次地发过誓：这一切的委屈，将来要有彻底的报复和清算。正因为如此，宋哲宗才会在亲政后，立即大力贬斥元祐大臣。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重，自知不起。她召吕大防等大臣晋见，感叹地说：“这几年来，我为了皇帝，为了国家，自问已尽心尽力。只希望天下太平，上不负祖宗遗泽，下不负百姓仰望。只不知，我这点深心挚意，官家是否知道？相公和天下是否知道？”当时，宋哲宗也在一旁，高太后这番话，其实是要说给皇帝听的。令人意外的是，大臣们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宋哲宗开了口：“吕大防！你们退下！”语气极为冷淡。大臣们面面相觑。这时候，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一段元祐承平的时代要过去了。

之后，高太后私下对吕大防、范纯仁二人说：“我死以后，皇帝（宋哲宗）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了。你俩应当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避，让皇帝另用他人，以保身家性命。”这是高太后的深谋远虑，她已经料到自己一旦撒手西去，变法派定然会利用她与孙子的矛盾，卷土重来。

几天后，高太后病故，享年六十二岁，朝野哀痛，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高太后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而另一个完全属于宋哲宗的时代即将到来。

十九岁的宋哲宗终于亲政了，他立即改元“绍圣”，意思是绍述宋神宗之政，绍述就是继承的意思。这一方面表示高太后当政的元祐时代结束了，另一方面表明宋哲宗要全面恢复宋神宗时的新法。

事情的悲剧性在于，宋哲宗跟他所痛恨的司马光一样，政治抱负中带有浓厚的个人宣泄出的情怀。他之所以大力推崇宋神宗，并非因为崇拜父亲，想实现父亲的变法理想，而是高太后当政时，他对元祐政治不满，要否定元祐政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肯定被元祐政治否定的宋神宗新法。因此，所谓的“绍圣绍述”，完全是出于一种个人报复的心理。

宋哲宗首先起用变法派章惇为宰相。经历了元祐时期保守派的残酷倾轧后，章惇的性格已经遭到严重的扭曲。他跟亲政的宋仁宗一样，对元祐时期执政的保守派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理。章惇大力提拔变法派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周侠、翟思、上官均等人居要职。这样，变法派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权。宋哲宗听从章惇的提议，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推毁所立碑石；贬斥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范纯仁、范祖禹、黄庭坚、文彦博等人出朝廷。在贬逐保守派官员的同时，宋哲宗、章惇等又逐步恢复新法。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绍圣绍述”。

在这系列大反扑进行之前，吕大防和范纯仁二人听从高太后的建议，已经主动上书请求辞职。而苏轼也感觉到“山雨欲来”的声势，主动请求外放为官。即便如此，三人仍然不能免去再遭贬黜的命运。

之后，宋哲宗还不解气，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及王岩叟等人；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范纯仁等人流放到岭南；贬韩维、刘安世等三十多人官职。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相继贬到了岭南。章惇、蔡卞还奏请挖开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劈开棺木，扬尸暴骨。幸好有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宋哲宗才没有同意。但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都被牵连遭贬。

注：这里特别再提到苏轼，他几起几落，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贬黜中度过。好在苏轼性格豪迈豁达，能随遇而安。不过，苏轼名士风流，一生姬妾众多，当贬官之时，自顾不及，只好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只有一个叫王朝云的小妾很受苏轼宠爱，一直没有被送出。王朝云原是钱塘歌女，色艺俱佳，能歌善舞，秦观有诗称赞她的美貌说：“美如青园，日似晨曦。”因此，格外得到苏轼的宠爱。一次，苏轼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们：“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有人答：“文章。”有人答：“见识。”苏轼均摇头。只有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闻言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此引为知己。后来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死后，王朝云被扶正，跟随苏轼到了岭南，染上了瘟疫，死在那里。而被苏轼送出的姬妾中，据说有两妾曾经怀孕。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师成以及翰林学士孙觌，都自称是苏轼送人之妾所生，就连苏轼认可的儿子苏过都对这种情形不予否认，反而与梁师成和孙觌二人亲密交往。据说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对家中账房说：“凡小苏学士（指苏过）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绍圣初，恰逢郊祀大礼，按照惯例，皇帝要下诏大赦天下，死囚一般都可以免去死罪。当时有大臣试探地请示宋哲宗：“陛下能不能赦免那些被贬谪的保守派大臣？”宋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由此可见宋哲宗对元祐大臣痛恨之深。

章惇在贬黜元祐大臣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比如苏轼字子瞻，便将他贬到儋（音dān，同单）州，因为“瞻”类似“儋”；刘挚字莘老，于是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莘”；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因“宜”字似“直”。到刘安世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苏轼当年曾经说章惇能“判命”，果然不幸而言中。

章惇还组织人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这是一项相当严厉的措施，工作量也不小，在宋哲宗执政时一直在进行。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章惇本人是相当能干的，但他性格张扬跋扈，好胜心极强，这从他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能看出。加上之后他疯狂地报复保守派，恃强凌弱，扶植党羽，铲除异己，名声十分不佳，因而在《宋史》中被列入了《奸臣传》。其实，以司马光上台后打击变法派的手段来看，他何尝又能好过章惇呢？所以说，正史往往是被简单化了，通常都是以道德观念来衡量历史人物，而这道德观念往往还相当粗浅。

章惇虽然地位显赫，但他不封官爵给自己的亲友，他的四个儿子除二子章援曾作到校书郎，其余都庸庸碌碌做个小官，终无显达。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结发妻子张氏端庄贤淑，夫妻二人感情极为深厚。章惇入相时，正逢张氏病体垂危，她临终前叮嘱章惇：“相公为相主政，千万不要恃权报私怨。”张氏去世后，章惇悲痛欲绝，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一直难以忘怀，常对太常博士陈瓘表达自己对亡妻的思念。陈瓘冷言相讥：“与其徒自悲伤无益，何如念其临终所赠之言？！”章惇则无言以对。

在变法派对保守派大加打击时，还有一个插曲。王安石已经在司马光上台后不久忧郁死去。依照司马光的意思，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表面上是备极哀荣。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作了一篇《王安石赠太傅制》，句句皆褒而又处处寓贬，显然是秉承司马光的意旨。王安石死时，正处在保守派“变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的严酷时期，因而一般人都不敢前来吊唁，生怕与王安石沾上关系，灵堂前痛哭的只有王安礼、王安上等至亲。曾经声动天下的王安石，死后竟然如此凄凉，除了世态炎凉外，更多地体现了元祐时期空前紧张的政治气氛。宋哲宗亲政后，变法派核心人物蔡卞上疏要求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实录》当日为范祖禹等所修，里面大力攻击了蔡卞的丈人王安石。在得到宋哲宗允许后，蔡卞以王安石的《日录》为据，重新刊定了《神宗实录》，王安石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之后，在蔡卞的大力推动下，王安石追谥文公，配享宋神宗庙庭。

蔡卞有个党羽，知道宋哲宗痛恨司马光，竟然建议毁掉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原版。《资治通鉴》的写作历时十九年，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命名为《资治通鉴》。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三百二十二种。帮助编撰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订定稿。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全书贯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系统而完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销毁《资治通鉴》的消息传出后，正义之士不敢公然争辩，生怕因此更加惹怒变法派。为了挽救这本旷世之作，太常博士陈瓘利用当考官之际，引用宋神宗的《资治通鉴序》，制成策问题，来考问士子。按照惯例，策问题要用皇帝发问的语气，既然皇帝都要引用《资治通鉴》的内容，就不能再销毁了。如此，在陈瓘迂回婉转的良苦用心下，才保全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所寄。

变法派虽然重新执政，却再度出现分裂：章惇与李清臣不合，李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合，张商英被贬官外出；杨畏与孙谔不合，杨畏落职；蔡京与孙谔不合，孙谔又被罢官；曾布攻击吕惠卿，吕惠卿始终不能在朝；曾布还攻击章惇、蔡卞，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变法派这次东山再起，势力本来薄弱，内部分裂，力量更削弱了。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正当宋哲宗努力摆脱掉高太后的阴影、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却一病不起，在二十五岁时早逝，在位十五年，真正执政不到七年，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但元祐一案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演绎出更多风波。宋哲宗无子，向太后也没有其他儿子，在向太后的支持下，宋哲宗弟弟赵佶继位为宋徽宗。宋徽宗即位后，对向太后感恩戴德，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是新法的反对者，她当权后，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向太后起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宰相。曾布因在嗣位一事上附和向太后，也得到重用。韩忠彦、曾布荐用陈瓘、邹浩等人，掌握了朝政，恢复了归乡养老的范纯仁官职，进而追复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职，变法派章惇、蔡京、蔡卞、安惇等几乎全部被贬黜出朝。

向太后后病逝，宋徽宗亲政，善于投机的曾布又怂恿宋徽宗绍述父兄，宋徽宗也想消除朋党，稳定政权。但是，党争经历了元祐、绍圣两代，已经无法调和，宋徽宗干脆罢免韩忠彦和曾布的相位，贬斥出朝，重新起用蔡京（蔡卞兄长）入相。

蔡京能够当上宰相，还要归功于宋徽宗身边的宦官童贯。蔡京虽然在政治上属于变法派，但他却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善于见风使舵。当时蔡京贬居在杭州，刚好宋徽宗派遣心腹宦官童贯到杭州搜访书画奇巧。蔡京听到消息后，尽一切所及巴结童贯，又以所画屏风、扇子等进献。童贯回京后，向宋徽宗大力推荐蔡京，道士徐知常也在宫中为蔡京活动。于是，宋徽宗召蔡京入相。

蔡京当上宰相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为了巩固权位，还想将元祐时代的旧党群臣“赶尽杀绝”，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鼓动宋徽宗亲书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内府端礼门前，称“元祐党籍碑”，又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更增“元祐党人”为三百零九人，蔡京还亲自书写他们的名字，然后发到各州县，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好笑的是，蔡京的用意原本想昭告天下：元祐群臣都是“奸邪”，变法派才是“忠良”，要让天下人唾弃这些元祐大臣，赞美变法派的新法新政。结果适得其反，百姓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有刻碑的石匠要求，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后，显然是以刻碑为羞。后来因为天上星变，宋徽宗也害怕了，接受建议，毁“元祐党人碑”，解除党禁。而那些“元祐党人”的家属后代，却以祖、父、兄长能名列“元祐党人碑”为荣。

至此，跟“元祐”相关的人和事就基本结束了，但关于王安石，还有后话。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在蔡卞的建议下，王安石追封舒王，配享孔子庙，列于孟子之上，与颜回相对。这样，王安石就成为孔子和孟子之外的第三个圣人。至此，王安石达到了尊荣的顶点，地位已经到了所能达到的最高点。然而，这过于抬高王安石的行为，反而惹来了世人和后世不少的非议。而蔡卞自己，因为在政治上主张遵循王安石，与忙于搜刮民财的兄长蔡京不合拍，被排挤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