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良斋杂说》记载说：在宋徽宗赵佶出生之前，其父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收藏在那里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赵佶就出生了，“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大概是因为宋徽宗赵佶的才华和遭遇与南唐亡国之君李煜太过相似，所以才会有这种天与神授的说法，不过显然不足为信。

赵佶爱好书法和绘画，并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所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和画都是艺术精品。他兴趣广泛，对蹴鞠、奇花、异石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赵佶身边的朋友，也大多是这类喜好声色犬马的人物，比如驸马王诜（娶宋神宗亲妹宝安公主），便是赵佶的座上宾。王诜曾经得到半幅名画《蜀葵图》，另外半幅下落不明，他有时候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表示找不到另外半幅《蜀葵图》，将会是终生遗憾。赵佶听了后，立即派人四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另外半幅《蜀葵图》。赵佶先是派人向王诜索要那半幅《蜀葵图》，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便忍痛割爱送了过去。结果，赵佶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后，再重新送给了王诜，给了王诜一个大大的惊喜。由此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还有一次，赵佶与王诜一起外出游玩，赵佶突然想梳头，却发现忘记带篦（音bì，同必）子，就向王诜借。王诜拿出了自己的篦子，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工极为精美，有些爱不释手，连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立即说：“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去。”当晚，王诜便派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赵佶正带着一帮人在踢蹴鞠，高俅就在旁边观看等候。高俅早年在街头踢蹴鞠，是个行家里手，见到赵佶踢得好时，就大声喝彩，由此吸引了赵佶的注意，便招呼高俅一起对踢。高俅见机不可失，上场就使出浑身解数，令赵佶大为赞叹。踢完球后，赵佶派人去告诉王诜：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从此，高俅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见不惯高俅因会蹴鞠得宠，抱怨不已，赵佶竟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的放浪形骸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赵佶的风流放浪之事甚多，宰相章惇才告诫向太后，说赵佶“生性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倘若赵佶只是个亲王，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也就算了，多少也是个有点才华的人，还可以说得上是名士风流。但这样一个人，偏偏在机缘巧合下当上了皇帝。中国有句老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赵佶这一误打误撞不要紧，遭殃的就是大宋百姓了。

宋徽宗即位后，根本无心政务，一心只想沉醉于个人享受。大学士蔡攸（蔡京之子）趁机怂恿宋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宋徽宗深以为然，整天醉生梦死，生活穷奢极侈。他大造宫殿园林，不惜耗费天下资材。为了装饰名为“艮岳”的园林，下令收集天下的奇花异石。为此，专门在苏杭设置造作局，由宦官童贯主事，集中东南地区的各种工匠几千人，专门为皇帝制作各种奢侈品。

又设苏杭应奉局，由苏杭商人朱勔管领，负责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在搬运时，拆屋撤墙，全不顾惜。应奉居中人员经常假借机会敲诈勒索，许多百姓因此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应奉局将搜括所得的各种奇花异石用船只向东京运送，源源不断，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甚至连船夫也仗势欺人，使运河两岸的居民大受骚扰。有一次船运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一路上强征了几千民夫摇船拉纤，遇到桥梁太低，或城墙水门太小，朱勔就下令拆桥毁门。有的花石体积太大，河道无法运送，朱励就下令由海道运送，海上浪高风大，经常有船翻人亡的事件发生。如此劳民伤财，不一而足。因为应奉局权力极大，当时天下人将应奉局称为东南小朝廷，无不对朱勔等人恨之入骨。

宋徽宗尊信道教，还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成为当时的奇谈。

宋徽宗十七岁成婚，发妻为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梳妆打扮，更不会取悦宋徽宗，因此名义上是正宫皇后，其实并不得宠。此时，宋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女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都生得眉清目秀，善于言辞。宋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女陪侍。二女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宋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等到宋徽宗即位，便乐得做个人情，将郑、王二女赐给他。宋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史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因而，宋徽宗更偏爱郑氏，还多次写情词艳曲赐给郑氏。这些词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后，宋徽宗便册封郑氏为皇后。

宋徽宗好女色，后宫嫔妃如云，当时受宠爱的除了郑、王二女之外，还有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也都因为貌美而为宋徽宗所喜爱。其中尤以刘贵妃颇多韵事。她出身寒微，因容貌出色，入宫即得到宠幸，由才人连升七级而至贵妃，可谓是一步登天。然而，好景不长，刘贵妃得到贵妃名号后不久便病死。她曾经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颇为喜爱。有一天，刘贵妃突然抚摸着芭蕉，很伤感地说：“等这些芭蕉长大了，恐怕我也看不到了。”一旁的内侍听到后觉得此话不祥，便告知了宋徽宗，宋徽宗并没有当回事。不料过了两天，刘贵妃便病重卧床，宋徽宗闻讯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经撒手而去。宋徽宗悲痛不已，特为刘贵妃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并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命乐府谱曲奏唱，以此来寄托哀思。

内侍杨戬见宋徽宗经常因思念刘贵妃而伤感，便夸耀另一名女子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当年的王昭君。宋徽宗十分好奇，立即将其召入宫中。刘氏出身卑贱，为酒家之女，但长得艳丽动人。宋徽宗一见之下，立即大加宠爱，将丧妃之痛全然忘到了脑后。刘氏不但善于逢迎，还极善装饰打扮，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相当新潮时尚。刘氏自己设计衣服，每件衣服款式新颖别致，装扮起来格外出众。不但宋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的女子也竞相仿效。宋徽宗宠幸的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为其画像，供奉在神霄帝君之左。

尽管后宫佳丽如云，但日子久了，宋徽宗就觉得后宫尽是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想到宫外寻找刺激。当时京师有名妓李师师，艳冠汴京。

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染房人家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四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大名后，十分仰慕。自政和以后，宋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方便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皇帝出行事宜。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负责帮宋徽宗圆谎：如果宋徽宗因淫乐当日不能上朝，就说宋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仍未回宫，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

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什么光彩之事，所以宋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但皇帝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还是很快传开了，不过无人敢过问而已。宋徽宗自以为做得机密，更加频繁地外出私会。只有秘书省正字曹辅实在看不过眼，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宋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宋徽宗看后勃然大怒，但又不好意思亲自处置曹辅，于是命王黼（音fǔ，同辅）等人处理此事。王黼为宋徽宗心腹，还亲自引领宋徽宗去过李师师家，自然领会宋徽宗的意思，贬斥曹辅出朝。

注：王黼，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王甫，因与东汉一个宦官同名，宋徽宗赐名为“黼”。王黼于崇宁年间中进士第，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编修《九域图志》。何志非常欣赏王黼，便把他推荐给在朝为官的父亲何执中。何执中大力举荐王黼，于是擢进为校书郎，后又迁为符宝郎、左司谏。王黼善于投机，他看到当时的宰相张商英逐渐失去宋徽宗的信任，宋徽宗还派使者赐玉环给在罢相杭州的蔡京，猜想皇帝有复用蔡京之意，便上书称赞蔡京。不久后，蔡京复相还朝，非常感激王黼，大力提拔，王黼从此也成为宋徽宗亲信，最后还当到了宰相。王黼为了讨好宋徽宗献媚，常在宴会上涂脂抹粉，扮演俳优倡伎，以博得宋徽宗一笑。当时的太子赵桓（即后来的宋钦宗）对此十分反感。王黼担心太子赵桓即位后对自己不利，见王贵妃所生的郓王赵楷很得宋徽宗宠爱，便暗地里为郓王出谋划策，企图取太子而代之。王黼的失宠也颇有戏剧性。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是邻居，有一次，宋徽宗在王黼家的花园游玩，偶然发现其间有小门暗通梁师成家。皇帝最忌臣下结党营私，此后，宋徽宗对王黼开始产生戒心，逐渐疏远了他。

宋徽宗只顾游幸玩乐，朝政大权完全落入蔡京等权臣手中。这些人趁机大捞特捞，疯狂搜刮民脂民膏，由此而成为巨富。蔡京入相后，贪污受贿，侵占的田产、宅第、钱银不可胜数。他家中姬妾成群，仆从如云，就连厨房切葱丝都有专门的婢女负责，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鞗、蔡絛，都官至大学士。蔡京过生日的时候，各地官府都必须进献生日礼物，且均为贵重之物，时人称之为“生辰纲”。小说《水浒传》中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这生辰纲就是指各地官员送给蔡京的生日礼物。大宦官童贯则掌握了宋朝的军权，和蔡京并列相位，据说他家中金银珠宝，堆积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另一个大宦官杨戬逼民佃种废堤弃堰，荒山退滩与湖河淤流处，租额一定，不可更减，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能减免，每年增收的租税一个县就要比往年多十多万缗。宣和三年（1121年）杨戬死后，由宦官李彦主持括公田一事。李彦手段更为狠毒，他见到民间良田，就派人到衙门送上一纸，指说是荒地，该良田就由他支配，田主虽有田契，也投诉无门。他甚至将鲁山（今河南）全县的土地都括为公田，谁不申报，就严刑拷打，死的人成千上万。又置局汝州，如同南方的朱勔那样，无休止地发运贡奉物品至京师，以至农民根本没有时间耕种，牛全被征用去运送贡奉物品，百姓多饿死累死，有的不堪忍受，自缢而死。其他如朱勔、梁师成等，都靠搜括、受贿、卖官等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天下人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将蔡京、童贯、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称为“六贼”。

注：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今河南）人。其人聪慧狡黠，善习文法。当宦官后，初领睿思殿文字外库，负责出外传达皇帝旨意，善于逢迎，政和间渐得宋徽宗宠信，名列进士籍中。累迁护国、镇东、河东三镇节度使。宋徽宗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忙于礼文符瑞之事，不理政事，而以梁师成留置宫中，代他书写诏旨。梁师成则挑选一些善书法的吏人，学习、仿照宋徽宗的字体，这些人模仿宋徽宗的笔迹拟写的诏旨传出宫外后，外廷竟然难辨真假。此举很讨宋徽宗的欢心。梁师成更以翰墨招致四方名士，凡中其意者密加吸引，直至执政、侍从。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宋徽宗擢升梁师成为太尉。梁师成权势愈加显赫，就连重臣如王黼、蔡京父子等也不得不对他奉承讨好，可说是权倾宰相，因而被京师之人称为“隐相”。梁师成一直自称是苏轼庶子，为苏轼送人的妾怀孕所生。当时蔡京准备禁毁苏轼诗文，梁师成向宋徽宗据理力争：“先臣何罪！”因此，“（苏）轼之文乃稍出”。

在宋徽宗、蔡京一伙的暴虐统治下，北宋王朝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由于宋朝廷大肆“括公田”，地方豪强则加紧兼并土地，倾家荡产的农民日益增多，加上连年水旱蝗灾，农业迅速衰落，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南方原本属于富庶的地区，因为花石纲的骚扰，使百姓无法正常生活下去，连日常的衣食都成了问题。宋江、方腊的起义就在这种形势下，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爆发了。

有关宋江起义，没有准确的史料记载。大概在宣和元年（1119年）之前，宋江等三十六名好汉招募义军，举事起义，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山东一带。根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所到之处，打击地主豪强，宋军无力抵抗，一时之间颇有威慑力，声势逐渐浩大起来。相传农民起义军曾在梁山泊（在今山东省阳谷、梁山、郓城间）驻兵，这就是后来《水浒传》中梁山泊的原型。宣和三年（1121年）初，毫州知州侯蒙上书宋徽宗，认为宋江能如此横行天下，而官军却奈何不得，其才能必有过人之处，不如把他们招降。宋徽宗觉得很有道理，便任命侯蒙知东平府（今山东东平），负责招降宋江起义军。但侯蒙还没有来得及赴任，就得急病而死。而宋江的农民起义军却已经移军南下，转战于黄淮之间。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起义军乘船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知州张叔夜事先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然后派骑兵临海挑战，引诱起义军弃船登陆。起义军登陆后，立即遭到伏兵包围。张叔夜又派兵烧了起义军的船只，起义军退路已断，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率领部分部下就此投降了张叔夜。

据说宋江败降后，又被宋朝廷派去征讨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方腊的队伍。关于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都有明确记载。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即史学界所称的《折可存墓志铭》，该墓志铭中记载宋江并未去征方腊，折可存是在方腊起义失败后才逮住宋江的。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为此而争论不休。无论如何，宋江及其伙伴起义的传奇事迹，在当时及后世被人们传述渲染，并不断被丰富。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根据这些故事编写成《水浒传》一书，从此，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流传至今，脍炙人口。

宣和二年（1120年）秋，南方睦州的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方腊，又名方十三，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青溪境内有帮源洞，是一方圆数十里的山谷，物产丰富，盛产漆料及楮、杉等木料，方腊家就在帮源。朱勔在苏杭设置应奉局后，以供奉花石纲为名，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帮源洞也和两浙其他地区一样，受到极大骚扰。方腊家有漆园，多次受到应奉局官员的勒索，方腊忍无可忍，于是以反对朱勔花石纲之名，利用包括摩尼教（后来的明教和白莲教）在内的各种秘密宗教活动，组织群众，打算发动起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正在这时，帮源里正方有常发觉了方腊的活动，派人向官府作了报告。方腊得知这一消息，当即采取果断措施，杀掉方有常一家四十余口，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九日在自家漆园召集心腹进行紧急动员，指斥宋朝廷的罪恶，号召大家揭竿起义，当即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响应。方腊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建置将帅分为六等，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做标志。农民军分兵出击，各地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从千余人发展到近万人，并攻占了青溪县城，接着又一鼓作气，攻下了睦州及遂安、寿昌、分水、桐庐等县，又分兵两路合攻杭州。同年十二月底，方腊之妹方百花血战涌金门，攻破了杭州，东南大震。

这时，东南州郡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发展到将近百万人。方腊开始计划长期的战略，打算划江而守，渐图进取，十年内推翻宋王朝。

宋徽宗见方腊起义军声势浩大，十分惊恐，命大宦官知枢密院事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率军十五万前往镇压。临行前，宋徽宗授予童贯遇急事有以皇帝的名义紧急处置的特权。

童贯到达苏州后，看到东南地区受花石纲的困扰，百业凋敝，民怨沸腾，人人都说是花石纲直接导致了方腊起义。童贯认为：如果不罢去花石纲，就难以平定方腊起义。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童贯命其幕僚董耘以宋徽宗的名义作罪己诏，宣布罢去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及花石纲。宋徽宗听说后十分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还被迫罢免了朱勔父子及亲属的职务。

在童贯与方腊的对峙中，官军抢先占领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镇江（今江苏镇江）等长江沿岸军事重镇，以防止起义军占据长江天险。而方腊在占领杭州后，没有听取太学生吕将的建议，首先进军江宁，以抢占长江天险，阻击官军过江，而是将起义军主力转向南方，进攻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诸州。另外派一部分起义军，分成东西两路，北上阻止官军。

其中，六万东路北上起义军在方七佛的率领下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起义军即将入城之际，官军援兵赶到，与城内守军对起义军实行内外夹攻，起义军大败，被迫向杭州方向撤退。官军立即穷追不舍，在将到杭州的路上，起义军被官军追及，双方交锋六天六夜，战斗十分惨烈，起义军损失惨重。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底，杭州被官军占领。

另一西路北上的起义军由八大王率领，从歙州向江宁进军，一度攻克了宁国（今属江西）、旌德（今属安徽），但随即遭到大批官军的围攻，最终遭到失败，不但放弃了宁国、旌德，而且歙州也被官军攻占。至此，方腊起义军的北上进军完全失败。

北上的东西两路方腊起义军在遭到严重挫折时，南下的起义军主力却取得了不少胜利，接连攻取了婺州（今属浙江金华）及所属开化、江山、常山（今属浙江）等县与衢州（今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及所属大部分农村城镇，势力达到饶（今江西波阳）、信（今江西上饶）数百里。但由于北上两路起义军的失利，失去了阻止官军南下的力量，而杭州的失守又失去了阻止官军南进的屏障。

宣和三年（1121年）三月，宋朝廷又增派刘光世、张思正、姚平仲等数路兵马南下镇压起义军。四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官军不但相继攻陷了婺州、衢州，而且使起义军主力遭到重创，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四月十九日，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起义军不得不放弃青溪县城，退回帮源洞山区。官军分西、东两路围追合拢，四月二十四日，两路官军相约同时向起义军发动进攻。二十多万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与官军激战三天，除了一部分突围出去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方腊、八大王等起义军首领被当时还是小军校的韩世忠俘获。

据史料记载，方腊起义后，曾经大肆掳掠妇女。他败亡后，所掠夺的妇人自他的巢穴帮源洞中逃出，绝大多数全身赤裸，因屈辱而自缢于林中的，相望百多里。

方腊被俘后，先被解往杭州，后又被押解至开封，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被杀。方腊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其余部向浙东转移，与当时活跃在浙东的另几支起义军会合，继续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最后才被宋朝廷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被镇压后，宋徽宗认为天下太平，可以继续恣意享乐。而王黼乘机向徽宗进谗言，说方腊起义是茶盐法引起的，童贯不该将责任归罪应奉局。宋徽宗受到王黼煽动，又下诏恢复应奉局，命王黼和宦官梁师成主管其事。应奉局恢复后，朱勔父子重新被重用，他们更加猖狂地敲诈勒索，东南百姓重新遭殃。就连童贯都看不过眼，摇头叹息说：“东南百姓的饭锅子还未放稳，怎么又要搞花石纲了？！”

就在北宋朝廷风雨飘摇的时候，北方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长期受辽国欺压的女真族日益强大。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女真这个直接导致北宋灭亡的敌人，竟然一开始是以盟友的身份走进了宋朝廷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