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蒙尘独秀峰 第一节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

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负面和有争议的名字。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的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

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慢慢消逝,被妖魔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弱。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就算是对中国共产党内最大历史沉冤的平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唐宝林先生告诉我说,新版“毛选”里“陈独秀”的注释文字中,已经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成了“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陈独秀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开除是咎由自取。

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办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在本国受到清算,前苏共党内的冤案也莫不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平反(当然包括株连人数最多的“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案),可偏偏我们中国的这个屈死的灵魂还未被赦免。

正因如此,我特别想到陈独秀墓上献一束花。


2001年6月24日,我终于随回乡省亲的朋友范学军去了安庆。

小范“下海”前是安庆市博物馆里的第一个考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曾借调到“陈独秀史料馆”帮助工作,对一代乡贤自然敬重有加。在烟尘弥漫的长江边上的一家饭店里,他为我请来两位当地官员,一位是他的前领导、安庆市博物馆馆长姚中亮先生,另一位是安庆市文物局副局长陈长璞女士——后者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

已届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的祖父。也许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陈女士约1.65米的个头儿,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个子,而她的卓立于20世纪芸芸众生之上的祖父,则只有1.63米的身高。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诞生了陈独秀这样一个风一样迅疾、雷一样凌厉的人物呢?


史料告诉我们,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谱名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众甫,留日时改仲甫,号实庵,后以笔名“独秀”名扬天下。他是教书先生陈衍中和查氏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晚清时的安庆是安徽省会,怀宁县治就在城里。所以陈独秀既是怀宁人,也是安庆人。不过,陈家却是省城的“小户人家”。这是陈氏在《实庵自传》中自己说的。他说,自家是“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瞧不起的原因,是因为陈家世代习儒却无人考取功名。爷爷、伯父乃至父亲的那些“候补知县”等官衔,都是花钱买的虚衔,直到陈独秀的父亲成为秀才、叔父考中举人,陈家才被人高看一眼。

然而,父亲陈衍中成了秀才后就“屡困场屋”,即连续几次在乡试中落榜。乡试即“省试”,每三年在各省会和京城开考一次,考中者即为举人,中了举,才具备了做官的资质。一个秀才,一生没有几次乡试的机会。所以,陈衍中先生只能靠到处当塾师维生。幺儿不到两岁时,他客死苏州,那时,他正在一位皖籍将领家当教书先生。

祖父陈章旭乃有学问却没功名的倔老头儿,因在平定太平军时出过力,被朝廷授予候补知县,即副县级待遇,以在家开馆为业。小孙子陈庆同长到五六岁时,自然就成了他的学生。

一把白胡子的老头儿显然把没当上官的余怒都发泄到家人头上了。陈独秀回忆说,哪家孩儿哭,大人只要说声:“白胡爹爹来了!”那哭声立时会止住。家族成员甚至包括来访的亲戚,在屋里走路时若有脚步声,老头儿也会勃然大怒,陈独秀的二姐就曾为此屡遭毒打。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大家长,看中了天资聪颖的小孙子,他恨不得让小孙子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全读完,背书背不出,就动手打。

五十年后,在《实庵自传》里,陈独秀回忆过苦难的童年:

……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这位白胡子老头儿还准确地预言过:这小子将来,不成龙,便成蛇。

陈老先生实在是有远见!他用戒尺把生来就倔犟的小孙子打出了终生宁折不弯的性格,打成了无论前清还是民国的统治者都深为恐惧的“凶恶强盗”。也真应了“家门不幸”那句话,长大成人的陈家幺孙成了全省最有名的“康党”乃至“乱党”,致使陈家在清末和民初两度被抄。当然,老人未曾料到的是,挨打从来不哭的倔犟的孙儿长大成人后,居然成为超时代的思想家,不独生前名满华夏令万众景仰,而且死后六十多年,越发显现出其思想与人格的光辉!

小庆同十岁那年,“白胡爹爹”病死了,再也没有体罚他的严师了。母亲连续为他聘了几位塾师,但均没待多久就走人了,想必人家都受不了这个性格叛逆的学童。无奈,已是秀才的大哥陈庆元只好亲自给弟弟当起老师。陈独秀说过,大哥是个像阿弥陀佛一样慈善的好人,跟着哥哥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才对读书有了兴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岁的陈独秀头一次进考场。他说过,那完全是为了“敷衍母亲”而去的,因为慈母总是唠叨他要为一辈子没能中举的父亲争光,而且说着说着就流泪了。陈独秀打小最怕母亲哭,娘一哭他也就跟着哭起来。所以,只得硬着头皮上考场。见试题出得别扭,他索性一通乱答,把能想起来的难字和荒谬的古文写了满满几张纸。回家给哥哥看草稿时,哥哥直皱眉头。却不料,这次恶作剧的结果,竟是蒙过了糊涂的考官大人,他被录为第一名了!意外成了秀才的陈独秀说,自此,他更看不起科举了。

他看不起科举,但叔父很看得起,陈衍庶大人正是因二十四岁那年中举后才成为朝廷命官的。他从候补知县做起,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待小侄儿成为秀才那一年,他已经在东北做道员了!道员为正四品衔,俗称道台,是省以下、府以上的政府大吏,整个安徽省也不过三个道,即安庐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陈道台比安庆府的知府大人官儿还大,岂不令乡人敬畏?只是,陈道台有个莫大的遗憾,即三个夫人都没为他生个儿子。闻小侄庆同考中秀才,陈衍庶大喜,遂将其过继为嗣子。

陈独秀住进了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从一个跟着寡母过惯清贫日子的少年寒士,一跃而为富家阔少。

所谓“陈家大洋房子”,是嗣父陈衍庶从东北回来建起的一座新式住宅,位于安庆城南水关,距长江仅一箭之地,离著名的迎江寺也不远。是当年颇为气派的一座豪宅。

对了,这位陈衍庶先生似乎不怎么清廉,早年中举时只是一介清寒勤奋的书生,做官十几年后却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据说他发的第一笔财是战争财——日俄在东北大地上交战,双方都需马匹载人驮炮,便有精明的商人频繁运送骡马往交战区。陈氏所辖之地正好当道,遂借集市贸易成交例征收牲口税。此税无须上缴国库,故陈大人官衙的财政收入就迅速增加。只是不知他怎么把公款化为私财的,也不知他后来主动辞职与一“战”暴富有无关系,反正他还在关东的任上时,就在奉天省和本省拥有了千亩良田,还在京城的琉璃厂开设了颇有规模的古玩店“崇古斋”,安庆城里更有若干处他家名下的房产。陈家成了令人尊敬的大家。

考取秀才并成为官僚兼大地主家庭的传人之后,为陈独秀提亲的媒婆便接踵而至。十八岁这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安庆营统领、副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晓岚完婚了。陈衍庶与“安庆警备区”的“高司令”为同科举子,两人一文一武,正是门当户对。新娘比新郎大三岁,乳名大众,是个很端庄但也很“大众”的传统女子,嫁到陈家后,就再也没回过娘家。

这一年,陈独秀还经历过一件大事,即乡试。

结婚之年,正逢三年一次的乡试。他便随哥哥陈庆元等一干人乘船赴下游的南京应考。安徽省不设省级考院,全省的生员都要到邻省投考,原因似乎与两省原系一省(江南省)有关——分省后别的官衙都分开了,唯独乡试的考场没分开,每三年,两省具有报考资格的学子要扎堆江南贡院。

这一次,陈独秀大开眼界。他们入住的客栈既差又贵,原来是领路人上了那几个坐倚门户拉客的女子的当!一行人住下后,想三想四了,但那几个吃吃调笑的小女子却无影无踪了。呵呵,原来“仙人跳”的游戏百多年前就很流行了!初入江湖的这段上当受骗的经历,不可能不对年少的陈独秀在两性问题上有所启发。

这一次,陈独秀也大失所望。他倒也想考好,为父母及整个家族争光,但发榜时,却名落孙山。考试成绩不佳的原因,显然与一个同场胖考生的怪诞举动有关。

后来,陈独秀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奇遇: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哈哈,老陈说下道了!)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陈独秀冥想的结果是:未来的国家不就靠这般像动物一样可笑的人来掌握?由科举制之弊端联想到整个国家制度之陈腐,他一下子就觉醒了,之后,就再也没进过考场。

洞房的温馨床幔没能留得住新郎的心,十余载黄卷青灯的孤寂日子更使他感到厌烦。乡试现场所睹所思,让他从一个没有头脑的“选学妖孽”的生员豁然变成了一个关注国家命运、不满腐朽政府的“康党”。在饱览了维新人士的若干篇文章后,他一气写下数篇关于长江江防建设的文章,其热烈的爱国之情和非凡的文学才华,又哪是那些考中举子的庸才所能企及的?

在《扬子江形势论略》开篇,他文采激扬地写道:

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

他最远只到过南京,却非常明白地写出了整个长江流域的设防方案。其知识之广泛、见解之深刻,实令百年后的晚生我拍案称奇!

且看——

往上游,他没去过武汉,却认定“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应在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设炮台位置最佳;

往下游,他没到过上海,却知道淞江、南石塘两炮台“未能犄角”,保不住吴淞口,建议应在位置最要紧的“崇宝沙西北沙尖”上设主炮台;

他没学过地理,却把长江流域的地貌说得头头是道;

他没学过军事,却把各地炮台位置设计得井井有条;

他更没出过国,却了解“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

江山代有奇才出,十八岁的皖南少年“乾生仲甫”(官名+字,发表此文时的署名),不正是一位举国罕见的少年才俊!

第二年,叔父即把他和哥哥带到关东的任所。传统时代,官员将子侄带到任所“历练”,乃官场惯例。要让龙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嘛!袁世凯少年时也曾跟堂叔袁保恒到开封和北京历练过。而且,那时候推崇“好男儿志在四方”,结婚后丈夫把妻子一人扔在家中出外闯荡是很正常的事。所以陈独秀新婚一年即外出熟悉官场,不稀奇。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维新六君子”滚落在京城菜市口的头颅撞痛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远在黄海之滨的胶澳又被德国人强租了去并改名为青岛,大清国的领土像案板上的肥肉一样又被列强生生切去一块儿。爱国心切的陈独秀,与哥哥在叔父的道台府衙里当编外的文案(秘书),又不断耳闻沙俄军队在东三省的暴行与丑闻,哪里还能坐得住?于是,在接到母亲病危的来信后,便与兄长一道返回安徽,自此绝了跟叔父熟悉官场流程的念想。

然而,等哥儿俩日夜兼程赶回家里时,慈母查氏已经咽气。

安葬了母亲后,兄弟挥泪相别。哥哥返回东北赴任去了,弟弟走得更远——漂洋过海去了东京。骨肉同胞,往后十年,竟未再见!这一年,陈独秀二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