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扫除新政障碍,淮南大案的来龙去脉 权力赌徒

在专制时代权力争夺面前,亲情、道义都是浮云。刘长之死正是刘恒设计构害的,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长的儿子刘安又反过来算计了刘恒,为自己换来了淮南王的宝座。可惜到了武帝朝,刘安又被人栽上了“谋反”的罪名,这里面审食其的孙子审卿可是出了不少力……一切恩怨的根源都在于,在帝国政局的台面上,所有人都不过是一个权力赌徒。

倒霉的刘长自此走上了前往邛崃的路,坐着囚车被押送于各个郡县之间。

然而中央政府的风波还没有平息。

这时候,久未露面的袁盎又跳出来向刘恒进谏。他对刘恒说:“您原来那么喜欢淮南王,给他派去的太傅和丞相一点也不严厉,所以才弄出今天这番局面。淮南王性子要强,现在突然用这么严厉的方式打击他,他要是一不小心在四川那边水土不服得病死了,那陛下您还不是要背上一个杀害弟弟的骂名吗?”

很多学者都把袁盎说成是一个投机分子,这段话更是其虚伪的表现。袁盎假惺惺地装好人劝谏刘恒,好像在给刘长申冤,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刘长必死无疑,袁盎只是要摆摆姿态。明人凌约言评论袁盎此举时说道:“当上骄淮南王时,盎何不言?据盎说,将何以处长?而又不言其所以处,盎不过逢君者耳,非真有纳谏之忠。”直接指责袁盎,当初看见刘恒有意娇惯刘长的时候怎么不出来劝谏呢?而且现在跳出来在刘恒面前指出问题,却连个方案都没拿出来,这明摆着是作秀!

然而在笔者眼中,袁盎此语用意深刻,不论其人其他言论如何,这句话都大有深意。

在袁盎看来,刘恒对于刘长的处理实在是太轻了。所以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劝刘恒从轻处罚刘长,实质上则意在激起刘恒的杀心,袁盎说的是反话。他在刘长杀死审其食后就曾建议刘恒,削减淮南王的封地并惩治这位骄横的诸侯王,然而刘恒在那时却没有采纳。

事实上,杀死刘长确实比流放他更为明智。尽管道义上不占好处,但从获得的实际利益出发,流放意味着刘长还有可能东山再起,抑或刘长在蜀地生活得不好,总闹意见,对刘恒的形象也有打击。还不如将刘长杀死,这样一切后患都能消除。

其实刘恒心里早就想好了,刘长必须死,但他不能跟任何人表露,此时就假惺惺地对袁盎说:“我就是想让我弟弟吃点苦罢了,过段时间就让他回来。”

然而就是刘恒这一句话间接害死了刘长,因为没有人拿得准这个“苦”多严重比较合适。最后的结果是,押送刘长的官员们为了保证刘长受“苦”,谁也不敢打开囚车的封条让刘长出来透气。刘长憋了一肚子窝囊气,骂道:“谁他妈的说老子是好汉,老子要是好汉还能像现在这么憋屈么?我他妈就是以前太骄傲了,没发现自己的过失。人活一辈子,怎么能这般窝囊!”

强势的刘长最终凄惨地绝食而死。

《汉书》的记载顺序与上文不同。班固记的是刘长绝食在先,官吏不敢开封条在后,但这似乎并不能为刘恒开脱罪责。尽管不让开封条并不是刘恒亲自下的命令,但毋庸置疑,刘恒的一句“吾特苦之耳”,让押送的官吏们有了极大的压力。要是皇帝认为官吏们让刘长不够“苦”,那官吏们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不怕苦得重,就怕苦得轻”——这才是促使刘长自杀的源头,刘恒才是杀死刘长的真凶!

只通过一句虚情假意的话,刘恒就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罪责,又将责任推给了沿途押送刘长的官吏。

刘长自杀后是在雍县(今陕西凤翔南)被人发现的。消息报告给刘恒后,刘恒哭泣不止,这都是鳄鱼的眼泪。

哭完了刘恒就跟袁盎说:“我当初没听您的话从轻处置淮南王啊,结果他死了。”

袁盎假惺惺地回答道:“人都已经死了,陛下想开些吧。况且陛下您不是还做过三件大好事么,一件坏事掩盖不了诸多好事。”

刘恒问道:“哪三件啊?”

袁盎答:“第一,陛下当代王的时候,薄太后曾经大病了三年,陛下您在这期间常常彻夜不眠,衣不解带,还亲自为太后尝药。这些恐怕连百姓家的儿子都做不到,而那时陛下身为一方诸侯王却做到了,这种孝心可以超越曾子了。

“第二,当年诸吕作乱,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时候,陛下就敢坐上六匹马拉的车子,从代国来到吉凶莫测的长安。这种胆识和魄力,即使是不惧蛟龙兕虎的孟贲、一吼能震慑三军的夏育都比不上。

“第三,当年陛下在代国驻长安办事处(代邸)三次向西、两次向南推辞帝位。要知道,先贤许由当年也只推让过一回,而您推辞了五次,超过了许由四次。况且陛下流放淮南王,只是希望他能在经历挫折后幡然悔悟,而他病死都是跟随人员处置不当造成的。”

刘恒听后内心稍稍平静,袁盎其实是给刘恒编造了一套推卸责任的借口,刘恒成功寻得了心理安慰。袁盎的这番话可以说确实是在迎合君王,然而杀死刘长的做法本身没错。刘长该不该被治罪?该。所以袁盎为刘恒开脱,实质上是出于善意。

刘恒又问袁盎接下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袁盎说:“只能杀掉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来向天下谢罪,同时就看皇上您打算如何处理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了。”

潜台词是:“陛下您早把责任撇清了,该收拾谁您不早就安排好了吗?完了您再把刘长的家属安抚一下不就得了。”

然而刘恒最终没敢动张苍、冯敬。这二人位居三公,背景非凡,有才识有能力,刘恒才不会傻到牺牲手下的人才给刘长陪葬呢。

他让张苍、冯敬调查刘长流放途中各县官员,把那些不给刘长饭吃、不给他开封条透气的人全杀了,并以列侯的规格安葬了刘长,又安排了三十户人家给他守坟;又把淮南国收为汉郡,诸侯王国由十二个变成十一个——长沙国、城阳国、河间国、淮阳国、楚国、代国、梁国、吴国、齐国、燕国、赵国。淮南王谋反一案,到此才算完结。

谁该为刘长的死负责?毫无疑问,第一凶手是那些不让刘长出来透气的官吏们,但他们不过是一些小角色罢了,幕后黑手则是上文分析过的刘恒。

回顾刘恒在刘长谋反前后的态度,一开始叫“欲擒故纵”,不论是纵容他僭越礼法,还是不惩治他随意杀死了审食其,目的都是在公众面前放大刘长的不良形象。同时,刘恒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树立成一个宽容的君王,来撇清自己的嫌疑。

再到后来,群臣力求严惩刘长,刘恒却装模作样、推推让让,目的是为了将责任转嫁给群臣。

最后刘恒和袁盎在刘长自杀前后的两番对话,表明刘恒就是成心打算让刘长死在流放的路上。这种方法一劳永逸,既解决了刘长这个大威胁,又有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据。刘恒成功地“借刀杀人”,这样的安排实在是需要极高的政治手段。

然而刘恒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地杀死刘长呢?除了刘恒要推行新政、解决王国问题以外,刘长的跋扈无礼也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则是,刘长的存在始终都威胁着皇位的稳固。所以说,权力就是鸦片,一旦上瘾,想脱离都不行。刘恒虽是所谓的一代明君,但也避免不了染上权力的毒。这毒可以令人罔顾一切的亲情友情爱情,留下的只是对权力的痴迷,对欲望的执着。

至于刘长,不过是个打小就被人有意娇惯、放纵的孩子罢了。因为他年龄小,由吕后养大,且哥哥当了皇帝,这三点决定了他待宰的命运,这是古代的政治斗争所衍生出的悲剧。我们应该对刘长多一点同情,虽然他的命运悲剧并不能掩盖他举止荒唐、随意杀人的事实。

文帝前元八年(公元前172年),刘恒封淮南王刘长的四个只有七八岁的儿子为列侯。其中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成侯,算是完成了袁盎的两项建议。

刘恒对刘长四子的封赏,不但掩饰了他的罪行,还再一次践行了“阳予阴夺”的策略——关东诸侯王的土地上又多出了四个国家。

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民间流传起了一首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刘恒对此有所感慨:“尧舜放过了自己有错的亲人,周公杀掉了自己要谋反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然而大家把他们都当作圣人君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因私情而妨碍天下之事。老百姓难道以为我当年是心怀不轨,贪图他们国家的土地才处理淮南王的吗?”

问题就出在这首歌谣上。依着明人田汝成的观点,这首歌谣的立场不对,摆明了是无理取闹。于是有史家推测,这是刘长的儿子刘安有意让人散布的歌谣。

清人冯景认为,是刘安长期暗地里培养势力、招揽门客,一心想要重新夺回淮南王的王位,所以才故意派人散播了这首歌谣。刘安想要制造一种“民意”的表象,来迫使刘恒对淮南国势力有所妥协,最终将淮南王的王位封给自己,借此发展自己的实力。

掺和到淮南国一事中的还有贾谊。

贾谊早在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就已经被刘恒召回了长安。贾谊来见刘恒的时候,刘恒刚刚吃完祭祀用的肉,在未央殿北边的宣室中思索鬼神之事,见到贾谊前来,赶忙问以鬼神。这自然是贾谊在行的事情,因为儒道同源,都发源于殷周宗教,都重鬼神、讲祭祀。

君臣二人彻夜长谈,刘恒对贾谊的亲近感被重新唤起。他说:“好久不见贾谊了,本以为我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啊。”于是拜贾谊为刘恒少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让他主管刘揖的生活起居和学习。

这次贾谊在淮南王的事情上横插了一杠子。他给刘恒上书说:“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汉书·贾谊传》)

也就是说,在贾谊眼中,刘恒急于将淮南国改为汉郡,结果导致六年来当地民生问题严重。淮南国的百姓离长安太远,中间隔着梁国和淮阳国,出行太不方便,这样使得民怨沸腾,实在是得不偿失,反倒不如重建王国。贾谊计划让刘恒的儿子淮阳王刘武、代王刘参管理这里。他打算把淮南国的土地分给淮阳国,再把淮阳国的一部分土地分给梁国,从此这两个国家土地扩大,而国君又都是刘恒的儿子,这样可以起到护卫长安、抵挡诸侯叛乱的作用。

贾谊虽然鼓吹将淮南地区重新划归到某个皇子管理的王国之下,却从未打算让淮南国独立。贾谊反对王制,但在他眼里,皇子的王国与中央郡县差别不大,都能维护刘恒的统治。

可惜这想法与刘安的想法背道而驰。

贾谊不仅不想让淮南国复国,还排斥刘长的四个儿子。在刘恒将刘安、刘勃、刘赐、刘良封为列侯后,贾谊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在为四人日后称王做铺垫,一切做法都是养虎为患。于是他又一次上疏劝谏道:“淮南王的罪行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陛下赦免了他的死罪,流放了他,他最后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跟皇上您倒有啥关系嘛!皇上不必觉得对不起他,淮南王是罪人,他的儿子们就也都是罪人,您现在要是再提高他们的地位,那只会招来天下人的批判,并不会削减刘安等人心里的仇恨。”

开始的一切都是按照贾谊的预想发展的。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刘恒下令让刘章之子——城阳王刘喜去淮南国的故地称王,并按照诸侯王的规格为刘长修缮了陵墓,还追谥刘长为淮南厉王。《谥法解》说:“暴慢无亲曰‘厉’。”刘长跋扈无礼,这评价倒也符合他的为人。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此时贾谊早已因过度忧虑而去世,没有人再会阻拦刘恒给刘安封王了。

于是在这一年,刘恒让淮南王刘喜回任城阳国,刘恒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过去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因为刘良已经去世而且没有子嗣,所以就没有受封,淮南四郡中的豫章郡划给了刘赐。

刘恒说到底是输在了他的自负上。贾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刘安会始终惦念着淮南王的宝座。然而刘恒仍是要作秀的,这就导致他不能对刘安四人赶尽杀绝。再说刘安不也一直借助舆论向刘恒施压吗?刘恒最终还是无法贯彻贾谊的计谋。

历史的戏剧性体现在,日后刘安在武帝年间被人揭发谋反,步了他父亲的后尘。特别有趣的是,其中审食其的孙子审卿还出了不少力,算是给他爷爷报了仇。

后话不提,文帝一朝的淮南大案可以说是刘恒执政期间,在王国问题上处理的最大的一桩案子。从中我们看到了刘恒作为政治家自私和阴暗的一面,也很好地看到了贾谊在王国问题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实践。

尽管“同姓诸侯王”本来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政治的冷漠和专制的残酷总是能销蚀一切感情。没有哪个亲人是必须爱的,没有哪个仇敌是必须恨的。不论是刘恒、刘长还是刘安,在专制王朝的政局上,他们都不过是赌徒而已,赌的是权力,赌这种虚无的东西最终会落在谁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