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煽动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

★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

★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

张、杨扣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对于时下中国政坛的一号人物，采取这样特殊的方式开展政治对话，不能不考虑其严重后果。直到蒋介石出现在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为他专门准备的房间里，张、杨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捉到蒋介石，事情才刚刚开始，如何才能取得圆满的结局？这是张学良考虑的首要问题。

张学良最先想到的需要借助的两支力量和两个人：一位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它的后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位是宋美龄，当时的“中国第一夫人”，它的后盾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武装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它对张学良发动事变能否最终促成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走上抗日道路肯定不会置身度外，而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她对蒋的死活更是极为关心绝不会袖手不管。

为了实现抗日主张，张学良手里拿出了三封电报文稿：一是致国民党中央及其各团体的通电文稿，也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张学良拿着这份文稿到西京招待所看望被扣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以及在华清池捉到的蒋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向他们表示慰问，说明原委。

这些军政大员之中，有许多人认为“兵谏”的做法太危险，但他们对团结抗战是支持的。所以，在张学良介绍情况之后，绝大多数的南京大员效法张、杨的做法，在通电文稿匕面签了名。

这份通电共有19人签名。其中8个是已被扣留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他们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7人是东北军将领，4个是17路军将领，包括杨虎城、孙蔚如、冯钦哉和曾经奋战在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等在内。

12日上午，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发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各省当局和各新闻机构。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竞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抗日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公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激流等叩。文。

这个通电说明了“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

综观八大主张，张、杨发动兵谏的根本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中，第一项改组政府、第二项停止内战与第8项召开救国会议，是贯彻事变目标的主要措施，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抗日字句，是为了照顾宋哲元、韩复榘等北方将领应付环境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河北、山东地处前线，公开提出抗日口号将使他们处境更加艰难。第三项、第四项要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第五、第六两项则要求更广泛的政治自由，这是中国各地的民主力量多年来所要求的愿望，也是为了实现举国抗日救亡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八项主张中的第七项，“确实遵行总理遗嘱”，表明这次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彻底改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执政10年的独裁、反共，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政策，要求恢复孙中山倡导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八项主张包括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被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内的要求抗日御侮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向全国发出通电之后，张学良又拿出第二份文稿，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文，交秘书迅速发出。这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原电如下：

东、来兄：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敌北进。

弟毅文寅

这份电文是在临潼扣蒋战斗打响之际草拟的，由于扣蒋行动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谁也不能保证突袭行动能够一枪不发，更不能保证在双方的交火中不会出现把蒋打死的情况。如果捉到活的该怎么说？捉到死的又该如何说？这些问题事先都研究过，但定不下来。因而在致毛、周的电文中只设计了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而没有详细谈及怎样处置蒋介石。于是，在扣蒋成功以后，张学良立即请来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给陕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电，申明八项主张，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前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应当说，扣蒋以后，张学良在第一时间里向中共中央通报并邀请派人参加西安的谈判，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

接着，张学良又拿出第三份电文，也就是致宋美龄的电报。张学良说：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告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合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帽（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以）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

在处理了这些最为重要的问题之后，张学良还先后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及山西、山东、广西等地实力派人物致电，说明真相。

与此同时，张、杨还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部”这一机构，成立了4个权力机构。

一是成立抗日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事变后西北的最高权力机关。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还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

二是成立了设计委员会，主要负责政治问题，研究制定有关大政方针，完成张、杨交办的重要事务。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卢广绩、王菊人、应德田、洪舫、南汉宸、苗剑秋等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三是成立了参谋团，主要任务是研究军事问题。它的成员是由两军的主要将领组成，参加者有：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何柱国任参谋团主任，因为防御南京的军事进攻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新机构成立以后，即令东北军和17路军的部分部队向东挺进，开赴陕晋、陕豫交界地带。同时红军也遵守它的命令，向南挺进，不到一个星期，共产党就进驻肤施（即延安）。从此，延安就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直到1948年3月。

四是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了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王炳南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张、杨还释放了关押在西安的238名政治犯，其中不少是进步分子和红军战俘。

张、杨的行动，得到两军官兵和西安各界的热情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世界各国重要媒体也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爆发西安事变的消息。一时间，西安事变不仅成为媒体的热点，也成为国际外交折冲的热门议题。

英美苏日德意等主要国家，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需要很快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虽然对待张、杨有失公正，没有对发动“兵谏”、谋求抗日的壮举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这却反映了各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影响制约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走向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

★日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煽动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

西安事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四省、正在加紧染指和蚕食华北，企图把华北五省建成“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以便从这里“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作为其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侵苏战争的前沿阵地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这年年初，日本国内发生了拟在推翻冈田内阁的军事政变。

2月26日凌晨5点钟左右，主张天皇神圣论的22名陆军下级军官，指挥第1师团的3个连队的下级士官，另外还有近卫步兵连队14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白雪覆盖的东京中心发动了叛乱。他们包围了13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袭击了资深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私人住宅。叛乱者们——其中的1027名是时年1月刚刚入伍的新兵，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以及著名的美浓部宪法理论的支持者、新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将军。还杀害了5名警察，重伤了侍从长铃木等人，只有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

这场叛乱是日本国内近10年来围绕国体展开的是皇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斗争的结果。

主张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其观点为“国家机关论”，他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权力，其主张的支持者是天皇的近臣。

但他的这种主张受到来自以陆军部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军方希望建立的是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实现军方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面干预。而军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以“幕僚革新派”为中心的统制派，和以“基层革新派”为核心的皇道派。统制派对内主张依靠财阀和其他政治势力，以合法的手段实现军部独裁，建立天皇制法西斯政权；对外主张占领中国之后，实施北进、南进政策，夺取亚洲地区霸权。这一主张得到财阀和军内多数将领的支持。而皇道派既仇视革命，也仇视财阀，他们主张以武装政变“清君侧”，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对外主张北进入侵苏联，这一主张在军内仅得到少数人的支持。

皇道派虽然支持者寡，但是它主张用武装政变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因而越是力量对比于他们不利，越容易促使其铤而走险。这就导致了“二·二六”惨案的发生。

政变者希望以此得到天皇的支持。他们在行动的同时散发了《奋起宣言书》，其中载道：“我（日本）之所以成为神圣者，乃在于万世一神天皇陛下的统帅，举国一体，生化育成，最终实现八纮一宇。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日本）与俄、中、英、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毁于一旦，此已洞若观火，今若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佞臣，不芟除遮蔽皇威、阻碍维新之奸贼，皇统皇谟将荡然无存。冀希望皇祖皇宗之神灵明鉴，并予以冥助。”

但是，天皇裕仁对于用武力手段来实现其亲政，推行“昭和维新”的做法并不“买账”。他说：“将朕最为信赖之老臣悉数杀死，如同用软刀子对付朕一样”，“似此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凶暴军官者，其精神又有何可宽恕者耶”。

裕仁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下令镇压叛军，并成立了一个特设军法会议负责审判。叛军的几名组织者相继以自杀谢罪，与叛乱有关的17名皇道派军官和2名民间皇道派头目也被判处死刑。在此后开展的军队整肃运动中，皇道派的7名大将、8名中将、7名少将被逐出现役，涉及的人数达3000余人。

“二·二六”事件从客观上帮助了统制派，它不费吹灰之力铲除了异己，同时巩固了他们在军部中的统治地位。统制派主宰日本政治的梦想很快变成了现实。在十几天后诞生的广田内阁中，军部提出了入阁的四个条件：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充实国防、刷新外交。新任陆相寺内寿公一然将陆军省课员藤章大佐带进组阁机构，按照军部的意图挑选阁员。新任首相广田满足了军部的一切要求。至此，军部便成为日本政治的主宰，以军部独裁为标志，日本法西斯政权宣告成立。

接着，经军部提议、得到议会批准的“海陆军大臣由现役军人担任”议案，进一步从法律上为军部独裁提供了保证。法西斯就是战争，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就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势所必行。

军方主宰内阁之后，随即提出了包括占领中国在内的新的战略构想。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先北后南说”，即以进攻苏联为主要战略目标，这个理论被称为“北进论”。海军部不同意这个战略，而提出“北守南进说”，简称为“南进论”，以美、英为主要战略目标，恰恰与陆军部的战略主攻目标相反。为解决在国防政策上的严重分歧，陆军部与海军部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南北并进”的新国防方针。这一方针在第三次修订批准的《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中，被表述为：日本的国防“要以美、苏两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英国”。它要求：“帝国国防所需兵力要能够满足国防方针的要求，征服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将来对中国的作战纲领是：“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及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及日侨”。

从新出笼的国防战略方针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战争野心，不仅要占领中国，而且要问鼎苏联，甚至还虎视眈眈地盯着美、英。

实现这些目标，首先要解决战争资源问题，这就使侵占华北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日本前陆相宇垣一成大将说：“实际上，向华北进攻（应是侵略）是因为，仅仅以朝鲜和满洲来建立东亚集团的中心，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安定势力和东洋盟主，不仅资源缺乏，而且市场也过于狭窄。日本应向整个中国寻求资源和市场，至少要考虑华北，即白河和黄河流域。”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认为：“现在满洲已经到手了，但满洲的资源终究不及华北。山西的铁和煤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不注意，就会落人英美之手。因此，目前把华北弄到手是最要紧的，也是大好时机。”而要把华北弄到手，最终是采取“军事行动”。1936年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在《战争准备计划方针》中进一步提出：“在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东南部）范围内，大力发展长期战争所需要的产业，特别是迅速开发满洲国，以便在达到初期作战目标后，进行长期战争时，能在大陆生产军需品。”此后，日本陆军省制定的《重要产业5年计划纲要》，正式将中国东北和华北列入了日本的资源圈，规定5年内日本重工业年产量要达到生产飞机1万架、汽车10万辆、钢材1000万吨、生铁1150万吨、铁矿石2250万吨。其中铁矿石要“尽量利用华北的资源”，其目的是：“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而在平时，则由此谋求国力的飞跃发展。”

然而，此时日军在华北的战事并不顺利。1936年11月中旬，日“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向绥东进犯，绥东战事由此揭开。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率领山西地方部队英勇抗击，在1个月时间内，成功地进行了红格尔图、百灵庙、锡拉木伦庙等战役，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收复了失地。日军此次军事行动本意是，铲除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来对日的傅作义及其在绥远的军事实力，没想到却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绥远抗日的胜利，使日伪迅速建立“蒙古国”的计划受挫，被迫在“内蒙政策”上改取退却方针。

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作为围绕抗日问题而引发的这次事变，日本自然非常关注。

在12月13日，在得知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的当晚，日本外务省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然后，有田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对这一事态的声明：

（一）日本不会因这次事变改变其外交政策。

（二）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华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三）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动，不会容纳共产主义。

（四）日本政府将指示其驻外机构和组织，保持明确而正当的态度，以免受到怀疑。

（五）日本将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六）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要企图收买中国地方军事实力，从事变中获取好处。

（七）日本将继续执行其对华北和内蒙的既定政策。

（八）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其防御共产主义的坚定态度。

这个声明表明，日本对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14日陆军省发出的《对西安事变对策纲要》进一步印证了此种态度。《纲要》指出：“特别要从公正的态度对待本次事件，充分抓住中国的民心……暂时静观形势”。

为什么要采取此一态度？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这样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加油的危险，决定不给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段话反映出日本当局的某些策略考虑。

在作出此一决策的时候，日本的决策者们还考虑到，事变本因日本而起，此时日本的动向，将对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必将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所以有必要暂时静观事态的发展。日本当局十分明白，它在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损害了欧美国家的在华利益，如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贸然采取行动，必然进一步激化与欧美国家的矛盾，它目前还不愿意与英、美直接对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它期望利用西安事变，推进其对华政策的落实。海军省在13日下午致第三舰队参谋长和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的电文中，明确表示了日本关于此次事变的上述对策。天津总领事馆海军武官久保田同日致海军省的电报中，亦表示：“要正确捕捉自然形势，根据帝国的既定方针，寻找逐渐完成分治华北的好机会。但不要重蹈以前的覆辙，避免采取火上浇油式的无用的压迫，主要应采取积极的经济提携”，不要刺激中方。

但是，日本对于西安事变所取的静观发展的策略，并不是放任发展的策略。从日本内心讲，是极不愿意南京与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挑起中国爆发全面内战，而从中坐收渔利，这才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于是，17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直称：“由于此次事件给予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政府当然对此予以重大关心，并注视事态的发展。……日本对于赤化不能不予以关心。对于那些主张容共容苏者，无论其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使其迅速消失。”这段话，实际上已经透露出日本政府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方面达成妥协，反对国民党与中共和苏联实现某种联合。而有田所担心的是，这种表述会不会使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别的解释，因而，又直截了当地说：“根据新闻报道，张学良标榜容共抗日。邻邦的赤化会给帝国的安全甚至东亚的和平带来很大的危险，上述报道如属实，帝国政府希望中国方面采取严重的适当的措施。”

17日，当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下停战3日的手令后，日本谍报机关马上获此消息。蒋鼎文携带手令一回南京，日本外相有田再次紧急召见许世英，打探南京国民政府是否有与张学良妥协的动向，并表示出日本政府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中央如果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

18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就日本当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的任何妥协作出进一步表述。指出：“日本陆军当局……警告邻邦一部分军阀，切勿被弄于赤祸的魔手，并且切望中国为政者勿陷于赤祸的陷阱，而宜立足于与邻邦和亲善的大精神上。”

日本在反对南京与西安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也向国民党亲日派伸出橄榄枝。1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政，并致电当时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立即求见希特勒，他表示：德国、日本如能支持他回国执政，他愿代表中国加入德、日轴心集团。希特勒在与日本通气后，向汪表示将与日本一道，支持汪精卫、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日本也认为，如果能够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对日本将更有利。于是，即令日本驻英国大使与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秘密接触，对汪精卫回国达成谅解。

受德国和日本的鼓励，汪精卫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中国驻欧洲外交使团的首长会议，与会代表包括中国驻法、英、德、意等国的大使。会后，汪精卫向报界发表声明，对中国的不幸感到痛心，谴责西安叛逆，宣布他将立即返回中国。汪精卫把这次事件视为排斥蒋介石，恢复自己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领导地位的机会。在日内瓦，他还计划回国后立即发动一场镇压共产党的运动。

日本对亲日派的举动表示欢迎。为了表示日本的诚意，从15日起，在青岛登陆镇压罢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撤退。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说，只要国民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随后，日军在绥东的进攻亦开始停止。而当南京国民政府作出讨伐西安的决定后，东京、大阪的《朝日新闻》均发表社论，欢呼南京的一致反共和讨伐张、杨。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也向新闻界吹风：“即使南京没有了委员长（指蒋介石），中央政府看来也相当稳固”，“鉴于这种现实，中国应当面向新的光明”，此番话已赤裸裸地表明，日本对于亲日派取蒋代之的支持。

22日，《大公报》的张季鸾致电杨虎城，描述了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深层意愿。即：“日盼蒋速死，近甚失望。次盼陕大战，故停攻绥。”

这就是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

★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

英、美两国一向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他们的支持不是无缘无故的，英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为了维持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而美国支持蒋是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均势，因而英美愿意共同遏制日本的对华侵略。事变发生后，英美都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再发生内战，因而极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12月13日两次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报告蒋在西安被扣的情况。他认为，“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命令把受怀疑的张学良的部队调往福建。”许阁森估计，两广地方实力派不会支持张、杨，“韩复榘、阎锡山等人是支持中央政府的”。至于国外，虽然日本报纸宣称“张学良也许同苏联达成协议”，但许阁森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及中央政府一直努力保持同苏联的良好关系。基于对日本的共同厌恶，他们走到一起了。我不相信苏联会傻到去支持张学良的冒险，从而去削弱中国的抗日阵线”。综合上述分析，许阁森向艾登报告说：“我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本人并无危险。”

英国也认为，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如果举措不当，将会引发内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西安事变是“反日感情的爆发”，认为，如果爆发大规模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国内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上海《字林西报》的社论也指出：“应力求制止可怕的内战。”这些观点与中共的主张几近相似。

于是，英国驻华大使奉政府之命，向孔祥熙表示愿意从中调解。在得到中方支持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采取如下办法：由英国出面斡旋，保证张学良安全，即让张“乘飞机到天津或上海，到那儿我们也许能帮助他，他也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国家”。

12月17日，艾登将此建议电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征询他的意见，并请他联系端纳。第二天，许阁森复电艾登说：“端纳现在西安。我见到了孔（祥熙），他欢迎您的建议，如果您能推进这一安排，他将十分感谢。”这样，英国政府就将这个建议的备忘录送交美国国务院，“探寻美国政府是否将予以合作”。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把此建议征询了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意见。

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征得罗斯福总统的同意后，于12月18日下午将英国政府的建议电告驻华大使詹森，请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议：“根据上述建议的原则，讨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和有利之处”，但要求他“不要以美国政府名义作出评论”，同时提醒他在与“英国同行磋商时，您不仅要讨论可能产生的利弊、发生于英国政府所建议的程序中的困难，而且要讨论其他外国政府为避免发生悲剧而提出某些有益、稳妥措施的任何可能性，以及西安局势进一步出现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

英、美两国大使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一起认真探讨了对西安事态可能采取的行动。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借助于外国而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对有关各国更为有利。”但是，他们“相信，某些国家保证张学良、必要时包括杨虎城安全离华，这一事实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至于对这一建议的具体实施办法，唯一合理的安排是，“由中国政府负责”，使张、杨两将军“安全到达某地，外国从那里把他们安全带离中国。显然最近港口是天津，他们在那时将被安排住在一艘军舰上，直到安排好行程安全”。

英、美两国驻华大使将他们讨论拟定的意见和安排立即电告本国政府。美国立刻批准了这项建议。经罗斯福总统、卡尔助理国务卿同意后，代理国务卿穆尔当天深夜复电詹森，正式授权他与许阁森合作，尝试把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安全地从天津送到中国之外的某地。

詹森收到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后，立即通报给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但英国政府迟至12月23日才正式批准这一建议。24日，英、美两国大使正式向孔祥熙提出这一建议，这时，西安和平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第二天，蒋介石即获释离开西安。英、美的建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际并未起到直接作用。

但是，由于英国首先倡议营救蒋介石，使得这个营救活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和国民党的亲日派，从侧面援助了和谈。

英国在探讨营救蒋介石的过程中，与端纳始终保持着联系，并支持端纳赴西安充当和平使者。

威廉·亨利·端纳，1875年生，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1903年来中国，先结识了两广总督张文骏，兼任他的顾问，后结识了国民党人胡汉民，并支持国民党。辛亥革命时，曾协助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及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工作，以后又结识了袁世凯。端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最早揭露“二十一条”内容的人。1920年，他受北京政府的聘请，在北京建立了经济情报局并担任局长，为政府提供现代经济建设的情报资料。1928年，出任张学良的顾问。端纳还赞成张学良“易帜”，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要有一定程度的抵制，并力劝张学良戒毒。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游欧考察，端纳随行。1934年张学良回国，蒋介石将端纳要去，虽无顾问名份，但“地位在宾友之间”，且经常在蒋、宋夫妇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成为英、美与蒋介石之间联系的一个渠道。

英方外交当局和社会舆论都认为，端纳是沟通南京与西安联系的最佳人选。因而，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建议，由端纳飞抵西安，查明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问题。在端纳访问西安的时候，上海英侨所办的《字林西报》有意透露出端纳此行有代表英、美等国探路和调停的信息。它说：“引人特别注意的是端纳先生的调停，将有助于澄清这种局势，并给这次事变带来现实感。”端纳果然不负众望，带回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消息，对和平解决事变立下了首功。

蒋介石被扣于西安，直接受冲击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而在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民党的法币制度，它是英国人李滋罗斯帮助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外汇本位制”，与英镑直接发生联系。法币对内对外能否稳定，主要取决于英国的态度。当蒋氏被扣于西安的消息传出，法币出现浮动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马上想到了最能帮助他的国家——英国。这时，英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它指令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抛出大批外汇，支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三大银行无限制兑换黄金、外汇，使人们坚定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信心，从而稳定了上海金融市场。蒋氏被扣的半月中，市价一直保持在事变前一天的水平上，这应当归功于英国方面的支持。

15日，当端纳自西安飞往洛阳，之后又飞往南京的时候，替张学良管理财产的英国人爱尔德亦加入到端纳的斡旋之旅，他们一起面见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宋夫人再一次巧妙地使用了英国牌，她嘱咐爱尔德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京所谈的敦促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电告张学良。就此，许阁森大使说了这样的话：

我不能不感到张的行动只能造成损害，外面世界对他的行动只能解释为一种对他国家的阴谋，即正当团结与进步看来可能实现之际，他在背上给插了一刀。与一个被拘禁的人进行谈判或协定只能是无效的，张学良如果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他就不应怕在自由的氛围中讨论。拒绝这样做，先已宣告了自己有罪。

张学良正如宋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在第一时间里看到了上面这些话。对此，张学良为之一震，从事态发展的情况看，他是读懂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些思想的。

西安事变爆发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在南美出席国际会议。代理国务卿穆尔在了解情况后，于14日下午致电驻华大使詹森，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的态度。穆尔宣称：虽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干涉或不介入外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如果任何地方的事态发展将危及真正寻求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国家的利益，并且会对已经十分微妙的国际局势带来新的危难时，我们都不能漠然处之。”

穆尔指出：西安事变不仅干扰破坏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日常职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新的困难，“一般说来还将对在华外国人士、财产和事业带来新的威胁，并将给远东国际纷争带来危险。因此，现在的局势对世界具有利害关系”。

他指示詹森：“目前，我们并不准备宣称或建议与此时局有关的这个或那个政府宜采取任何合适的行动；但是，我们将认真观察那里的发展、并研究有益行动的可能性问题。”

美国的上述态度，显然是站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的。它虽然对西安事变给中国政局和远东地区的影响给予了正确预见，并为随后的干预埋下伏笔，提前告之国际社会特别是中日双方，但对张、杨发动事变的积极因素没有给予正面回应。这是它不了解事变真相的结果。

随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谈及他对张发动西安事变动机的判断时，再一次因不了解真相而出现误判。他认为，“由于缺乏来自西安方面关于张学良动机的消息”，估计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不外经济或政治的两种：“1．张学良被其东北军中不满的叛乱军官们所控制，他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满足其军费要求并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2．张学良同他的部队已经同共产党合作，因而扣留蒋介石及其下属，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停止进攻共产党并采纳共产党方面最近宣布的更积极地反对日本的方针、恢复政府的革命政策，以及对苏俄采取更友好的政策。”

随着真相逐渐曝光，美国政府和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估计逐渐变得客观。美侨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在19日的社论中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但认为“可以采取体面的办法，但扣蒋是严重错误的”。《字林西报》主张国民党可与共产党联合，以保持国民政府不落人亲日派手中。美国政府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许多中国人恐怕蒋介石将军保存国家实力，为个人统治计，而不用去对日本的侵略抗争。同时也有可能是张学良愿望把远东烽火勃发的可能性，明白指示日本，指示西方。”

美方在评价中国发生的西安事变时，始终与可能对太平洋地区均势构成的影响，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联系。特别担心由此引发日本侵略中国而危及世界及远东均势。《纽约先锋论坛》这样写道：“南京国民政府若依从张学良的要求，承认共产党，日本便要解释为对于日本武力干涉的恳挚的陈情”。而“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态度是尽可能不给日本以侵略的口实。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害中国，并引起西方人对远东权益的焦虑”。《民声讲坛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张学良此次行为，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因而，美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公开表态，采取的是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做法，即奉行“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而实际上，却采取了与英国政府一致的立场，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并与英国一起，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赞成英国驻华大使提出的和解建议，并将此建议提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

★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方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

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正处于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

美、英在几年前就开始奉行“祸水东引”战略，他们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活动，采取绥靖政策，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采取纵容政策。这一政策，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东西夹击的威胁。到1936年，这种理论上的威胁演变成现实。在东方，日本大本营加紧了对苏联开战的准备，开始实施“北进”计划，并在中国北部的满蒙地区进行战略基础储备。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侵吞苏联。1936年11月，德、意秘密签订反共产国际同盟。同月2日，《日德条约》又告签订。这标志着日、德将正式开始联合对付苏联及共产国际。不仅如此，德、意、日三国反共轴心也进入酝酿形成阶段。

此种情势的出现，苏联早有预见，并已进行了战略应对筹划。苏联认为，应对西线德国的进攻是它的战略重点，它的心脏地带在欧洲，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这里。因而，它把主要力量摆在了战略重心所在的西线。而对于远东，它认为，日本只有解决了中国之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苏联。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抗日，就能牵制日本，减轻它在东线的压力。

这一战略估计不能算错，问题出在其所选择的依靠力量上。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抗日，只能依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就是这个思路。那时，为了争取蒋介石革命，坚持“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几乎取消了军事工作，结果在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导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失。

如今，为了抵抗日本、拖住日本，斯大林再一次片面看重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而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完全地寄托到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的思想根子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不可能为了保卫苏联而去抗日。当年他装出革命的样子，赢得红色苏联的信任，得到苏联的军援，而一旦迅速崛起之后，很快就露出了反苏反共的面目。这一次在蒋介石被扣之后，在他所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样向苏联打出了“日本牌”。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紧急召见苏联驻中国代办，赤裸裸地威胁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

孔祥熙这番话的意思是，以共产党与事变有关而向苏联施加压力，希望由苏联出面来做共产党的工作，确保蒋介石安全脱险。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的官方喉舌《真理报》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就西安事变表示了这样的官方态度，社论竞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

也是在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急电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指示他抓紧与苏方交涉，敦促莫斯科向中共及张、杨施加影响，使蒋平安获释。蒋廷黻对此项使命颇感棘手，因为前一天苏联“两大报纸同时发表重要社评，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苏联与叛变有关。”蒋廷黻深知，苏联希望蒋介石抗日，还不希望他“剿共”。南京如能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定会受到苏联欢迎。这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前不久秘密会谈时，苏方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如果南京能够这样做，苏联定会出手相助，使蒋介石安全获释。于是，在当天傍晚给南京的复电中，蒋廷黻爽快答应与苏联方面尽快交涉，同时建议南京“如能于短期内与西北红军妥协，似亦有补。”

接到南京指令后，蒋廷黻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两次会谈，表达了此一意思。蒋廷黻说：“苏联态度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分子，即不信共产主义者亦不少对苏联怀好感，至于用何种方式促进解决，我无建议，我所请者即用尽苏联之道德力量。”并说：“南京责成他探明苏联能否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再通过其他途径给予援助。”李维诺夫则回答：“我找不到这样的途径，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北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接触。”

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再给蒋廷黻发去“铣电”，令其加紧与苏联当局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联谈判需付出什么代价等。

17日，蒋廷黻复电南京，建议：停止“剿共”。他强调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苏联帮助。并说：“张叛变如与俄无关，则俄不能助我，如有关则俄必索助我之代价。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视两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价必无成。”关于“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问题，蒋廷黻当时也“无把握”，他提出，张学良在1936年春曾向他透露，“彼主（张）联俄容共抗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回国原因各说不一，“疑其为避嫌疑”，回国后至12月14日才来见我（蒋廷黻），怀疑其“似有意避我”；蒋廷黻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时，南京国民政府授之以“全权交涉一切问题”，但苏方“始终推诿”；怀疑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等。蒋廷黻认为，这只是几个疑点，实感“证据不足”。蒋廷黻还建议南京对西安实行“明急而暗缓”的策略，不急于下“讨伐令”，因为“如积极推动军事，院座必有生命危险，且阻碍此间交涉”。

从12月13日至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的来往电报，以及苏联政府与苏联的所有交涉，基本上都是围绕怀疑苏联政府与事变有关，如何请苏联帮助安全释放蒋介石来展开。

而苏联正是担心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成立的，并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摆脱与中共的联系的，西安事变又是在中共的影响下发生的，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日本为了煽动南京国民政府反苏，说什么西安事变为“莫斯科魔手”所策划，“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御与进攻联盟”。在此情况下，一旦蒋介石被审，必然引发内战，那样中国抗日的力量必将削弱；失去蒋介石的中国，权力的真空必将由亲日派所填补，中日联手对苏，不仅苏联的战略东线失去了缓冲地带和支援的后方，而且苏联的东部和南部几乎全部边境线统统暴露在日本的攻击之下。

那么，苏联要依靠中国拖住日本，只有保住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才能够避免内战；而保住了蒋介石的统治，也就避免了亲日派上台，而这一切的根本就是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申明苏联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

1．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敌人。

2．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定地声明，我们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目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3．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4．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

这是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态度的正式官方文件。与两天前《真理报》社论的精神完全一致。

南京国民政府没有理会苏联的表态。就在16日这一天，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作出决定：不许刊登苏联官方新闻社塔斯社的新闻稿。原因是，1936年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西安事变发表的社论，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和张学良相互勾结的产物。

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让刊登苏联塔斯社的新闻稿是有道理的。汪精卫是刚刚离职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和外交部部长，是仍然在职的国民党副总裁，苏联指责张学良与汪精卫有关，作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当然不能允许苏联官方以这样的言论评价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

苏联却不这么看。

12月17日，苏联副人民外交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专门为此事训令驻华临时代办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的反驳和《真理报》、《消息报》社论……一事，在莫斯科造成极沉痛的印象，并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敌对势力影响的结果。”

作为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张群的回答十分巧妙。他声明：

（1）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散风说他同苏联有联系，他得到苏联支持，以及他与中国红军订立了同盟，他有代表驻莫斯科，而延安驻有共产党的代表；

（2）张群本人以及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过去和现在都很明白这类传闻向来都是谎言和诬蔑；

（3）国民政府十分珍视同苏联的友谊和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与同情，所以它过去和现在都不相信张学良或第三者散布的居心叵测的谎言，并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友好与同情的态度；

（4）他将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散布的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言论。

关于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的消息一事，张群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检查机关只需把稿件中涉及汪精卫的词句删掉就可以了。

张群的答复可谓堂而皇之，滴水不漏。既表达了重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又使张学良与苏联有“关系”、苏联与事变有“关系”的说法扑朔迷离继续发酵。这时，双方的底牌都已清楚。南京国民政府怀疑苏联染指于西安事变，而苏联政府则担心中国政府倒向日本。

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证明自己与西安事变无关，证明自己的无辜，以取信于南京国民政府，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采取了攻击张学良，攻击西安事变，攻击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对手，把蒋介石吹捧成民族英雄的做法。

西安事变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苏联政府发表了一系列在外人看来是十分牵强的外交表态。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社论，吹捧蒋介石，说：“南京国民政府当务之急是努力谋求中国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攻击张学良是“叛徒”，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还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与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无中生有地说：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子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连，并诬事变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苏联《消息报》当天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评论。

苏联对这一表态甚为得意，当天下午即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询问对两报消息的看法。蒋廷黻对苏联的表态表示了赞许。后来，蒋廷黻在回忆这件事时坦承：“他们对中国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机，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蒋）委员长能领导全国。”蒋廷黻又补充说：“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

可见，苏联为了拉住蒋介石是如何地迎合南京的需要。但是，蒋廷黻在这次评论中仍然提出了问题。他说：两报所说事变为汪精卫策动的说法是不聪明的，也不真实。对这一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解释说：因为太匆忙，所以编辑可能弄错。

“太匆忙”之说，按照当时情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中共中央在12日中午亦即莫斯科时间早晨7点，就开始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事变情况，随后不断地报告。苏共作为共产国际的实际上的“大本营”基地，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如果说14日两报刊登毫无根据的消息“太匆忙”的话，那么15日《真理报》为何要继续发表社论反对西安事变，说张学良过去“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仍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实际上乃为日本军阀之帝国主义作伥”。又说南京国民政府已走上团结统一之路，日本军人认为这将使日本奴役化中国的计划有成为泡影的危险，因此日本“嗾使中国个别军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必要时并不惜利用反日口号为掩饰”。

15日，蒋廷黻奉命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提14日苏联两报的表态。他说：已将《真理报》、《消息报》社论的摘要电告南京，不过他个人认为苏联“把张学良的行动同汪精卫的诡诈行为扯到一起是不妥当的，因为汪不可能与此事有任何关系。”李维诺夫对中方就事变涉及汪精卫的说法两次提出异议，也引起重视，并再次修改此前的说法。他郑重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直接与日本人相勾结而有此举，倒觉得他是听了某人别有用心的坏主意。”他接着说：“我们一向主张中国统一，从不同情中国将军的内争。我们特别高兴近来有人致力于扩大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地和抗击日满蒙分子。我担心日本会利用近来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样，目前处于危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可能会因这个事变而挽回局面。”

苏联为了绥靖日本，而采取歪曲事实的做法，连南京国民政府都感到不可相信。这也是南京的报纸拒绝转载的重要原因。

苏联政府在否定自己与张学良的联系，妄指事变与汪精卫有联系而受到南京的冷落之后，又转而否认它与中国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中国大使蒋廷黻时，说：“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陈绍禹）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皮礼瓦尼克亦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政府此举，在南京国民政府看来，当然是无诚意的，由此还引发了两国外交官的一次争论。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约见蒋廷黻，就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许刊登塔斯社消息一事，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蒋廷黻说：他不知道政府禁止刊登苏联塔斯社新闻稿件的事，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而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事实。他表示：京沪一带盛传，是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这样张才发动西安事变的。所以中国政府命令他请求贵政府帮助。

蒋廷黻此番话，虽然生硬了一点，但却道出了实情。把这些话与此前孔祥熙代院长召见苏联驻中国代办的表态、以及外交部长张群的答复联系起来看，就是基于对苏联与此事有关这一基本判断而来。

苏联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认识，李维诺夫听后火冒三丈：“中国政府不应该怀疑苏联政府，这是毫无根据的。苏联政府与张学良没有任何关系。”他强调：苏联政府唯一能够帮助中国的，就是计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却禁止刊载苏联态度的消息，因此，苏联政府没有别的办法。

蒋廷黻态度依然强硬，他说：“中国许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张学良是第三国际的统一战线分子。他的举动与第三国际不无关系。”因此，“苏联不能完全摆脱责任”。他希望李维诺夫“努力于善后”。

李维诺夫回答：“我们苏联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

蒋廷黻也不示弱：“您过去可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李维诺夫先生，您若说共产国际不是苏联的工具，那全世界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国际是执行苏联政策的机构。”

这次谈话虽然不欢而散，但却使苏联政府认识到，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赢得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任的。因而，从16日起，就开始了为释放蒋介石进行和平努力。

这一天的《真理报》援引中国各主要报刊的报道，称各方强烈要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真理报》说：“《大公报》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它认为按这三条即可使危机得到和平解决：（1）非绝对必要，南京国民政府不应采取军事行动；（2）应立即释放蒋介石；（3）人民应保持平静。”

还是这一天，共产国际也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要点。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表示同意来电中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并说明“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这时，《共产国际》发表文章，含蓄地公布了中共的同意表示，文章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可靠的消息说明中共所持的立场，但了解中共的政治路线。大概中共正在提出这样的主张，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9日，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露曙光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到南京拜会外交部长张群，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西安方面所提释蒋条件，苏联抓住这一事态，在次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日本煽动中国内战》的文章，揭露：“日本此举是直接公开挑起中国内战，此种政策之目的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24日，塔斯社又发消息说：“日本的计划在于，排除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并通过派兵讨伐张学良挑动其对蒋介石下毒手。十分明显，日本试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此机会肢解中国并夺占中国一系列省份。”苏联的这些报道，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南京讨伐派的行动正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而这些报道对动员人们起来制止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该是有益的。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与行动，最终博得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好感。

★法、德、意：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属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

法国对于中国西安事变后事态如何发展也是极为重视的。12月15日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外交部长台尔博斯的报告，研讨具体对策。鉴于在此前一天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对西安事变的公开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在尽力获得西安事件之详情，美国对于远东仍继续遵循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法国内阁会议遂决定，“由外交部注意今后之情势，再定适当办法。”这一表态实际是美国的翻版。随后，在美、英联手实施和平营救蒋介石的计划时，法国的外交决策者把静观事态的政策改变为力主和平解决事变。

法国各大报刊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不表支持。他们认为，西安事变“使中国复生内战之危机，且将使历年来在艰难之工作下所收之功效，陷入停顿状态”，“张学良之出此行动，是否真正爱国尚属疑问，实际上仅为私人问题而已。张学良从前为东北军领袖，中国政治上之第二人物，而现在华仅居次等地位，于心不满，故此时乘其部下多怀二心，竞藉此暴动，以济其私”。

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不能没有蒋介石领导。他们说：“现在中国军队之力量，实较五年优胜，此种进境皆蒋委员长所赐，因蒋氏素来抱有压制各个军阀建立一支强有力之中央军之决心”，因而，希望恢复蒋氏自由，和平解决事变。

德国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刚与日本签订了《防共产条约》，两国在反共反苏上的共同利益，使其必须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但是，除了与日本的战略利益外，德国在华还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德国在华的利益首先从军事领域开始。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与德国西门子公司驻远东总工程师亚曼博士商洽雇用德国顾问之事。孙中山要求聘请的德国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的理想人选为：（一）政治顾问，由大战末期德国首相之高级助理兴芷海军大将担任；（二）经济顾问，由前任胶州之德国高级专员许拉尔担任；（三）军事顾问，由一德国高级将领担任。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去世而未能执行此项计划。

1926年，蒋介石在成为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人物后，聘到了一战时期德国的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高级助手包尔上校。1929年包尔死后，柯利伯代理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一职。柯利伯虽然履职只有一年，但他的军事思想却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傅宝真所说：

德国之所以能在军火工业及军火运输方面，占绝对优势地位，大部由于自柯利伯开始，直迄于顾问团被召回前，德式顾问被正式参与我国各项讨逆及防御战役中。并在我陆军训练与组织之计划中，渐具颇深之影响力。因此，我军事当局，渐采德式操典、训练与组织方法为准绳。包尔抵华后，以顾问团基础未固，仅以个人（带少数随从，如王格姆等）身份，前往武汉前线，协助蒋公草拟作战计划与其执行。此即谓顾问团以整个组织而言，并未正式涉入战斗及其有关行动。但包尔死后，武汉地区仍极具重要之战略地位，且桂军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武汉陷于敌手，桂军可与北方冯玉祥之国民军直接狼狈为奸，对我中央政府威胁甚为严重。故蒋公命柯利伯及其作战参谋数名，赴武汉地区布防。俟该局势缓和后，蒋公再命柯利伯及其参谋，筹划沿汉水流域对国民军发动之攻势，并以占领郑州为目标。不久，我中央军即占领该城。美国陆军武官亲赴郑州战场观察，在其报告中，彼曾指出，我军获有德国雍（容）克公司单翼及双翼之飞机助战，故轻举而占该城。

1930年夏，曾任德军参谋本部总长的魏泽，继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他帮助蒋介石制订作战计划，赢得中原大战胜利，此后，又参与制订了对红军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应当说，魏泽对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中央系军队发展的建树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的建军思想被怀疑为德国军工企业谋利，蒋、魏开始出现矛盾。

1933年，一名更有军事成就的德国将军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他叫色克特，与希特勒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应邀对中国军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之后，给蒋介石草拟了一个《陆军改革意见书》，其要点是：

1．“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工作，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色氏这一见解，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谋而合。

2．中国建军应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他说：“中国所急需者，不在一庞大陆军之建立，而在集中全力创设一训练优良与配备完善之小型精锐部队。”色氏断言，目前中国军队，不在患寡，而在患多。为此，色氏为中国军队建设提出了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与防卫外来侵略之安全盾牌；（二）军队之威力，在于其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育。

3．军队的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的最高权力应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色氏认为，“中央政府统治权之基础，在于其军队置于单一之指挥系统，亦即直属于委员长。但其先决条件却应使军官之任命，依照统一之原则行使，而不应置于个别师长或将领手中。”

4．中国陆军的改革方向应放在军事行政方面。色氏主张，在军事体系内，明显划分组织功能，坚持层层负责，统一指挥，是国军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军事指挥系统中，职权必须作清晰的规定。军事机器中，诸如训练、行政与指挥等单位，均应统属于总司令管辖，作为政府的一员，直接对政府负责；军政部长、军团司令及参谋总长等又须对总司令负责。

色克特所提的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令蒋介石十分佩服。

蒋氏即聘任色克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总顾问。蒋介石不仅对于色氏军事方面的意见言听计从，而且对色氏的厚待也是前所未有的。经蒋介石批准的就色克特地位所作的规定中说：

将总顾问对于钧座及对于德籍顾问之地位，以下列名义谓之：

“委员长委托人”

“总顾问”

办事方式：一切日常公务，以及关于德籍顾问之指挥，均于总顾问办公室或鄙人私宅内处理之。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内举行之。

这里所谓的“委员长委托人”，实际上有“代理委员长”或“副委员长”的意思，故其地位，仅次于蒋。因而，“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须亲自到领袖官邸向色克特请教。此不但为包尔、柯利伯与魏泽所无法享受之地位与特权，即在中国历史中，亦恐无第二位外籍人士所能被国家元首如此赏识与重托。”

此时，德国顾问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由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逐渐延伸到经济领域。色氏在推进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与德国的军火及经济合作。有资料显示：

德国大公司互相倾轧，为推销本身之产品及利益，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与顾问及我国官员相勾结，以求达成其推销目的。美国一家电气公司曾抱怨称：有时该公司故意将标价降至德国公司所标者若干成以下，但中国政府仍选购德货，想其中必大有文章。我国建军财源，本已极为有限，再有此种腐化现象，对抗日战争准备影响至巨。

上述说明，1936年的中德关系，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关系良好，合作加深，且德在经济上也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它对西安事变的演变相当关心，担心因此而引发新的内战，危及它的既得利益，并希望早日和平解决事变。

这种双重的利益关系，使得德国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陷于两难，一方面，在战略态度上需要与日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不方便公开地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更不便介入英、美的和平调停。故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时，采取了以私人身份表达立场的方式。12月20日，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致电宋美龄：“敬祝委座充分健康，早日出险，从而益增力量，以领导广大之中国。”21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电孔祥熙，对西安事变“焦虑良深”，希望“一切妥善解决，委座事业获竟全功”。

意大利是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理，它支持日本的中日亲善政策。在德国养病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返国，得到了意的鼎力相助并促成其与日本达成谅解。

意大利为了说服张学良反共投日，还派出了秘密使者齐亚诺做说客。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同时也是张学良的好友。12月21日是，齐亚诺代表意大利政府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阁下系吾好友，兹若与共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不能缺少蒋介石将军，请即日恢复其自由。

对于中日关系，齐亚诺坚持认为，“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哲，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碍此种政策为能事者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在这同时，意大利在国内舆论上，坚持了日本的宣传基调，大肆散布西安事变是出自“莫斯科魔手”的谣言。

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之外，各国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从各国的在华利益出发，纷纷谴责张学良“受苏俄指使”、“与共产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并攻击张学良有政治野心。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张学良忧虑重重，思想负担十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