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拒不签字引起两军将士的疑虑。张学良的放蒋主张使部下深为担心，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的个人行为，没有具体保证，不能轻易放了蒋介石

★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

★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底牌”

在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之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便提上议程。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放蒋、怎样放蒋？西安方面参与事变的将士，包括张、杨都有着不同的考虑，这些不同的考虑，本来是正常的，也与放蒋本身无关，因为张、杨早已就放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但是，一刻不离开西安，蒋氏悬着的心就放不下。何况，“不同的考虑”本身潜藏着变数，这再度引起多疑的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不安……

★蒋氏拒不签字引起两军将士的疑虑。张学良的放蒋主张使部下深为担心，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的个人行为，没有具体保证，不能轻易放了蒋介石

实际上，放蒋的和平谈判是分两步进行的。

第一步，即商谈使蒋答应张、杨、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项条件。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既然是谈判，就有一个签字生效的问题。没有签字的协议，谁来保证它的真实性，谁来保证它的效力。蒋介石所讲的以“领袖的人格”担保，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

蒋介石为什么不签字？是为了在历史上不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以维护他个人的所谓领袖尊严，还是一开始他就为此后违背承诺而埋下伏笔呢？

起初，西安方面并未过多考虑，张、杨为了抗日的民族大义，认为，只要蒋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剿共”，领导抗日，不签字也是可以的，就是签了字，想撕毁协议，易如反掌，拿他也没办法。周恩来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复电时，也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

但是，随着谈判的进展，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就出现了第二步，即怎样担保，以及怎样对蒋介石的“领袖的人格”担保进行某些约束。

这一步的工作中共已经做了，24日晚的蒋周会谈，实际上就是索要蒋的进一步担保。宋子文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一过程。宋写道：

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日：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从宋子文上述日记透出的信息看，周恩来是从抗日的大局上要求蒋介石作出进一步保证的，涉及较多的是抗日和“剿共”的大事，不可能详尽到张、杨及其他参加事变的将领个人的安危问题。

张学良自恃与蒋介石、宋美龄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发动事变他本来就没有加害于蒋介石的意思，而单纯为了抗日，现在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答应了，他认为应该放蒋回去。至于个人安危，他早就置之度外，张曾不止一次地说：只要抗日能实现，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东北军，也是值得的。所以，他对安全保证的问题较少考虑。

而作为参加这次事变的众将士来讲，安全保证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蒋介石拒不在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将士觉得，蒋介石不签字，就是想着将来不认账，这关系着十几万人的生命，不能轻易放他走了。

17路军的将领们反应很激烈。他们认为，张学良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可能会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原谅一同参加事变的17路军的将领。他们甚至想干脆把蒋介石杀掉。

东北军的将士也不同意在没有具体担保的情况下放蒋。

于是，张、杨委托他们的智囊幕僚讨论提出意见。23日下午，高崇民主持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斌丞、申伯纯、王炳南、应德田、卢广绩等。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和平谈判的条件；二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释蒋。与会者关心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因而讨论自然地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对这个问题，与会者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提出须有下列二项保证才能释蒋：

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建议由阎锡山出来做保证人。并将潼关至洛阳之间划为缓冲地带，由晋军驻防，使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了。

二、先释放在上海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取信于全国人民。

和平谈判的会议记录人应德田情绪激烈地说：蒋介石是大家提着脑袋捉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蒋干掉。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没有保证，蒋不能走。

发动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放蒋。

杨虎城原本是不主张放蒋，或者说是主张缓一步放蒋的。12月18日，周恩来与其会谈后形成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共识。但是，对于放蒋，他坚持必须是有条件、有保证的。20日，张学良在新城指挥部同杨虎城商量正式谈判和释蒋问题时，杨虎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必须改变，蒋介石至少应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这一态度。当天，宋子文已到西安，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蒋介石已经暗示可以同意张、杨的团结抗日主张，但由于他不在南京，无人作主；并说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办法，等等。据此，张学良希望杨虎城同意放蒋。他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虎城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24日上午，双方谈判当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即回南京的要求，杨虎城与周恩来都没表同意。

杨虎城为何对有条件释蒋如此执著？

这是因为，杨虎城从1929年附蒋以来在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历中感到，蒋介石根本不是一个守信义的人，与他谈信义是幼稚的。杨不止一次说：与蒋介石斗，“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经不下’（陕西话“斗不过”的意思），只有共产党才够得上蒋的‘敌手’”。因而，他对蒋介石的担保根本不信，他虽然对放蒋没有意见，但对如何放法，却认为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只有抓住了他的辫子，才能使他有所顾忌而不至自食其言，或回过头来打击报复。

扣蒋之后，杨虎城及其亲信曾设想过对蒋的处置方案：

（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留蒋在西安，以“三位一体”保证蒋的安全，让蒋在西安发号施令；（二）要蒋签署秘密协议，保证不外泄；（三）由蒋向全国作一次广播，或有一个政治性文件，表明态度，可不涉及协议具体内容。

随着谈判的进展，前两项已经不能成立，但要蒋公开表明态度还是可以考虑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按照杨虎城的意见，像放蒋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应当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他一贯认为，共产党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多，而且比较高明。放蒋之前，也还必须有一套布置，对部队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所以，他不同意匆匆放蒋。

杨虎城这种想法，代表了西安内部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有资料表明，除了张学良本人外，其他人都主张有保证放蒋。24日午夜，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也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杨虎城一直主张有条件释蒋。捉蒋后，他曾与幕僚们商议过，设想与蒋签署秘密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发表一次广播讲话，以表明态度，杨担心没有相当保证就释蒋，难免他回京后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部下也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

周恩来也是主张有保证、有条件释蒋的。他同杨虎城一样担心蒋动摇，并考虑让蒋作出相关保证。24日晚，在给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对谈判态度的电文中，周恩来指出：“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在从撤兵、（改）组（政）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在此前一天，周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与宋子文谈判情况的电报中，即请示中央指示放蒋的条件。24日上午，中共中央派时任政治局常委博古携带中央的指示来到西安。就在这天深夜，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博，指示：

甲、在下列先决条件下恢复蒋自由：（一）全部中央军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一切既往，并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亦发表同样宣言。此条件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

乙、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

丁、张和杨及我们应有坚持的决心。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所提的这些条件，有利于促进团结抗日大局的形成，同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势力的膨胀，无条件地放蒋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而后来事实的发展也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远见。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一指示，25日上午，周恩来拜会杨虎城，商议释蒋条件，杨虎城对中共的释蒋条件表示赞同，周、杨议定：蒋介石须发表一个正面表示态度的文件然后回南京。

周恩来和中共的态度张学良是清楚的，杨虎城的态度张学良也是清楚的，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的主流思想张学良更是清楚的。这几支力量都主张“有条件放蒋”，这个形势使张学良思想压力很大。

“三位一体”内部的思想反应，只是张学良产生压力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

宋氏兄妹22日来到西安，还未谈判即与张学良讨论释蒋问题。张学良表示他个人极愿立即恢复蒋的自由，但这个问题关系许多人，不能不征得他们同意。

宋美龄亦感到张学良处境艰难，他说服部下和杨虎城等人的难度，不亚于她说服蒋介石。于是，就说：“那你就快点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他们。假如他们要和我面谈，可以让他们来见我；凡是委员长不愿见的人我都愿意代替委员长会见他们。我在这里等你回话。”这时已经接近深夜。

张学良从高公馆出来，立即召集杨虎城等人开会，一直开到午夜过后。围绕放蒋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散会后，张觉得时间太晚，就没有到宋的住处去。而宋美龄等着张学良来报告结果，却一直未睡。到凌晨2时，仍不见张来，就打电话向张催问。张学良遂赶到宋的住处，告诉她：“他们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认为我和子文与你交谊甚厚，我固然可以保住性命，他们怎么办？他们责备我把他们牵进了旋涡，并提出我们提出的条件无一条承诺，就急于释放委员长，这不是把自己推入绝境吗？”得此消息，宋美龄又与张讨论到3时始才就寝。

谈判取得成果后，宋氏兄妹再次提出释蒋问题。宋子文先在由张、杨、周参加的会上提出，由蒋介石下达“中央军”撤离陕甘的命令，之后蒋回南京。这一提议只有张表示同意。宋子文又亲自找杨虎城谈释蒋问题，杨坚持蒋不能马上离开西安。

这一消息，使宋美龄担心起来。她在南京时担心的是何应钦等人的讨伐主张，她怕何借机除掉蒋介石，即使蒋不被炸死，只要战端一开亦恐导致大规模内战，使日本乘机而入。到西安以后，这种担心更加重了。因为她认为：

四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剿讨之寇仇也。……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计划，即以后之共军为唯一之后盾，万一战事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到不可预测之浩劫，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俾得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编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

因而到达西安后她力劝蒋介石尽快答应张、杨的条件，使蒋能尽快离开西安。最难的一关“谈判”已经闯过了，谈判的协议达成了，没想到，又出现了“担保”问题，这不能不使宋美龄心生疑虑。

宋美龄的疑惧再大，解决此一问题也只能依靠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与杨虎城素来不和，此前的1934年蒋曾突然罢杨所兼任的陕西省主席之职，派来了邵力子，实际上是来监视杨的。事变发生后杨的态度传到南京，宋氏家族对张始能理解，而对杨则冷淡得很。这种感情基础，使宋氏兄妹不可能去做杨的工作，也做不通杨的工作。而“三位一体”另一个重要一方的中共和它的代表周恩来，宋美龄与周从未有过交往，宋子文也只是这次事变来西安才认识周。蒋介石十年“剿共”与中共结下的冤仇，宋美龄也不敢想象中共能帮助他们什么。

这样，宋氏兄妹就只能施压于张学良。张学良很讲“义气”，他认为，自己以前已经许下诺言，只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放蒋。现在协议已经达成，理所应当放蒋。在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张学良急切中竟然还设计了这样一种放蒋的方式：偷偷把蒋化装送走。

提出这个方案是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之后。

送走了周恩来，屋里只剩下蒋介石、张学良、宋氏兄妹等4人。宋美龄说：汉卿，委员长手令的期限是3天，我从南京来时，又求何应钦将军展限3天，明天是南京进攻的日子了。另外，我和委员长都是信奉基督的，你能不能把明天动身作为最好的圣诞礼物送给我们呢？

张学良回答说：孔院长也刚刚来了信，他也是这个意见，说如果能于圣诞前后护送委员长离开西安，返回南京，那真是圣诞老人送给的一件最伟大的礼品。只是杨主任现在还有些犹豫，明天我再去劝劝。城里是他的部队，守城门的也是17路军，杨主任不松口，我不好办。

宋美龄就使出她的“激将法”：你是一个副司令，难道没有其他什么办法？

张学良回答：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驱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

宋子文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但宋美龄坚决反对。她的理由集中于两点：一、委员长的体力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汽车旅行；二、如此离开西安未免太不体面。

蒋介石在一旁听后大哭：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作为一国统帅，到了这种地步，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你成全我吧，还是把我和美龄一起处置了干净！

蒋介石的话，当然还是对张学良“激将”，他绝对不是真心想死于西安。但是，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激将和张的回答能够看出，张学良是真诚地希望放蒋早回南京的。这里面也折射出“三位一体”和部下的一致态度是对张学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

面对宋氏兄妹的释蒋压力，张学良已经很难站在他的部下的立场上选择有条件释蒋了。加之宋美龄否决他的极端方案，使他只能面对他的部下和“三位一体”，通过解释工作达成一致。

他指示鲍文樾、马占山、米春林、卢广绩、杜斌丞等人去见宋子文。24日中午，这5人与宋子文会面，进一步就保证必须实现协议提出要求。宋子文听后向将领们解释，委员长在这里是不会亲笔下达命令的。他拍着胸脯，竖起大拇指保证委员长回京后绝不咎既往。但大家仍觉得只是口头的表面承诺而已。

下午，张学良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接触，自己在公馆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此前，设计委员会决议形成的两条意见，23日晚高崇民已写信告诉了张学良。围绕大家提出的有条件放蒋的问题，张首先简要地通报了和宋氏兄妹达成的协议，并透露：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很快要放蒋离陕。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

“听说你们昨天开会，也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面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你们有些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当面和我说。”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有人开始发问：“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厉声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者显得很紧张，但还是把昨天设计委员会决议的那些保证条件一一说了出来。

张学良听了大家讲的保证条件，很诚恳又很自信地回答说：

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你们要知道，蒋现在是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着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我们且不说到这层，即使蒋的命令还生效，可是这是我们逼着他下的，不是他心甘情愿下的。那么，他的命令下了，也发生效力了，譬如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开出潼关以东了，上海爱国领袖七君子被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到那时，你们放他不放？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是他这样做是逼迫的，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他回到南京，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又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了，改组的政府又改组回来了，甚至你们压迫他对日宣战他都肯，可是回去以后，他又同日本妥协了。到那时，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至于提到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那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向我们表示赞成和支持的。这次事变发生以后，我们打电报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抗战乎，扩大抗战乎”，最后并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送到南京的报纸去发表，不知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

张学良说了这番话后，大家又问：那“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他是识大体的。”

这次会议张学良并没有说服大家。当晚，东北军和17路军的将领联名连夜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三方谈判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只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是不行的；“中央军”必须立即撤出潼关。这两点做到，才能让蒋介石走，否则，张、杨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

宋子文于25日早晨看到这封信，大吃一惊。他赶陕转给蒋介石、宋美龄看。蒋、宋看后也吓了一跳，让宋子文赶快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让宋子文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杨早日放蒋走。宋向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杨仍然没有答应宋的要求。

此时，张学良也收到一封来信。写信者是主持设计委员会的高崇民，高在信中亦反复说明无条件放蒋是危险的。

联想到前两天晚上与应德田见面，应同样坚持无保证释蒋是“放虎归山”的言论，张学良感到，必须尽快放蒋，否则可能会出现意外。

在得知宋子文与杨虎城谈话结果后，张学良立即于上午8时许，赶到新城大楼去做杨虎城的工作。恰好遇上了高崇民，张对高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告诉你，咱们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高崇民问：“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啊。”张拍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去说服他。”

张学良在一天时间内两次说出“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周先生比我还和平”这样的话，与事实是不符的。是他不了解中共的态度吗？显然不是。因为24日宋子文提出释蒋要求时，周、杨均未同意此一提议，而张学良也在场，他能读不懂周的意思吗？

是有意淡化他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吗？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在“三位一体”中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中共不公开反对释蒋，他做杨虎城及其部下的工作就可能做通。张学良同时还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与杨虎城共同发动的，只要杨虎城同意放蒋，中共是不会反对他的。正是这种认识，使他后来没有与闻中共，就自作主张地放蒋了。

张学良来到新城大楼之后，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就在这里，张、杨发生了激烈争吵。

张学良表示，他要释放蒋介石，他对杨虎城说：

我们发动事变的动机，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不顾一切，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他既然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讨论，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死亡。

而杨虎城等人坚持要蒋介石写一书面保证。

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们的情绪也难以平复，他们坚持要求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张学良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久拖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会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为了反对内战而发动此次事变，反而有可能引起比今天更大的内乱；我们为了抗日而逼蒋，更大的内战一起，就等于帮了日本的忙；我们为逼蒋抗日而将他扣在西安，他答应了抗日，再把他扣着不放，反倒会使答应我们抗日的领袖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或有损他的声誉。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虽然费尽全力，但杨虎城和两军的不少将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双方僵持不下，周恩来只好出来“打圆场”，建议张学良“稍加休息”，而他则向杨虎城陈情利害，充当起张、杨两人之间的调解人。

周恩来本来是不主张马上放蒋的。他刚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杨虎城商定，在下列条件下释蒋；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

第二，南京及蒋介石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但是，面对这一突然情况，为了抗日的大局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周恩来又站出来做杨虎城的工作。

杨虎城最终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放弃了要蒋介石签署书面文件的要求。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口头允诺，置个人的安全于不顾，慨然答应放蒋。这样一来，周恩来算是帮了张学良一个大忙，当然蒋介石则是最大的受惠。

几年之后，曾经参与营救蒋介石的端纳先生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获，关押在集中营中。蒋介石为报昔日端纳的救命之恩，请求美国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代号为“洛斯巴尼斯”的军事行动，救出端纳。端纳在吕宋岛接受采访时，向新闻界证实了周恩来对蒋介石从西安脱险的巨大贡献，他说：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

约翰·鲁兹在他的《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奇》中，也记述了是周恩来的帮忙才使蒋介石顺利离开西安。

文中写道：

1940年圣诞节，蒋介石在重庆邀请周恩来吃饭，“委员长……感谢他的客人曾在西安挽救了他的性命。”

尽管杨虎城同意了放蒋，但中共却不能为了蒋而牺牲杨虎城及其两军的利益。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和杨虎城同意，以12月23日谈判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达成了一项默契。这个默契即由周恩来安排，使蒋夫人和宋子文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见证人。这份文件包括下列条件：

蒋介石同意：

（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的侵略。

（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

（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

（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271—278）日文资料，也记载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一）撤退西安周围的政府军队。

（二）停止内战和“剿共”。

（三）发起全国规模的抗日运动。

（四）发给共产党军队军饷。

（五）释放上海救国协会的7位领袖。

（六）改组中央政府；撤换下列地方官员：上海市长；上海警察局长；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

以上两份资料所显示的文件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包含了张、杨的八项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从蒋介石随后的行动来看，这份文件无疑是存在的。但在蒋介石和蒋夫人日后“加工”成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却极力否认这一点，无非要挽回面子而已。

★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底牌”

释蒋，是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就有的考虑，但那时的“释蒋”考虑是有条件“释蒋”。宋氏兄妹来到西安后，随着宋美龄的和平攻势，张学良在放蒋的条件上逐步后退，22日，宋来西安的当天，谈判还未开始，张即表示他本人同意放蒋，并奉宋美龄旨意，连夜找杨虎城等人商议放蒋，因大家均表反对而无果。

初步达成协议后，张学良更坚定了放蒋决心。但是，达成的协议蒋介石虽表同意但拒不签字，这就使协议的效力受到质疑。于是，协议达成后还需要有其他保证才能放蒋成为多数人的意见，而张学良不同意增加保证条款，他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应放蒋，要给蒋介石留足面子。

24日上午达成协议后，下午张学良就召集部下开会，开始做放蒋的准备。

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在绥靖公署大楼举行（送行）宴会。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师级以上将军；蒋介石、宋子文及其随行人员；周恩来、叶剑英及其随行的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神情严肃的张学良高举酒杯，激昂致辞：

委员长、周副主席、诸位兄长：

你们受惊了。我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

张学良讲完后，一饮而尽，眼里饱含泪花，然后把高脚杯摔碎在地。

周恩来接着站起来敬酒。他说：

委员长，汉卿和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

张、杨两将军的行动，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这时，张学良站起来，第二次向大家敬酒，他说：

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有了志向就要努力去实现。我有我的志向。

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过“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军人更应当有“中国不亡有我”的气魄！

说到这里，张学良又是一饮而尽，第二次把酒杯摔碎在地。

当宴会进入尾声的时候，张学良走到蒋介石面前，恭敬地说：

委员长：

我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件发生。希望委员长回到南京，说到做到。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

张学良说完，第三次一饮而尽，第三次将酒杯摔碎。

蒋介石见张学良如此激愤之情，非常尴尬，沮丧地推托说，身体不好，酒也不能喝。宋子文急忙接过酒杯代蒋而饮。

这次宴会，等于宣布：蒋介石即将获释。

宴会结束，张学良即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将领来到公馆，向他们宣布了释蒋的决定。

25日上午，张学良一面做杨虎城的工作，一面秘密告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整理行装，并把自己的简单行李交于端纳，关照端纳不要声张。

此时，他对自己卫队二营也不放心，令谭海亲率自己的卫士队担任警戒。

是何种因素促使张学良急于放蒋，又是何种因素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安全越发担忧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尽管受到来自多方面责难，但他始终没有对自己正义举动产生过动摇和怀疑。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到西安后，在对扣蒋行动进行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同时，曾对这种做法提出过温和的批评，周毫无保留地指出：

这次事变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惊险的手段把他提起来。这种做法，在方式上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有引起新的内战的危险。

周恩来的话，使张学良感到有些不安。

宋美龄来到西安后，从另一个立场上更是多次对张的此次行动进行“批评”，还说什么张“性子太急切，且易冲动”，如事变处理不好，将酿成新的内战，给日本侵略中国以借口等，殊不知，没有西安事变，日本也会制造各种各样的侵华事变的。由于宋美龄与张良好的私人关系，张学良开始对这次行动的不足之处进行一些反思，自此以后，他多次讲道“劫持蒋介石自知不大合适”，认识扣蒋“此举的不当”等。

张学良最怕的是宋美龄所讲的引发内战、给日本侵略以口实。他没有料到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立即形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且意见尖锐对立。此刻，中央各路“讨伐”大军已经包围西安，何应钦的停战只有最后3天时间。单凭西安方面的军事力量是难以抗击南京方面的进攻的。一旦战事一开，不说保证蒋介石不被打死、炸死如何艰难，就是在东北军和17路内部也不敢保证不会出现激进行为。东北军主力放在了前线与国民党中央军对峙，西安完全在17路军的控制之下，而他对17路军的状况没有底数。二旦出了乱子，后果则不堪设想。实际上，事变中已经有了伤亡事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跳窗逃跑时被打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右肩，蒋本人在翻墙逃往骊山时跌入深沟，断了几根肋骨和扭伤了髁骨。

如果蒋介石出现意外，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地位，政治领袖则非汪精卫莫属，军事领袖则只能是何应钦，只有他才能叫得动蒋介石的那些黄埔嫡系将领。由亲日派汪、何主政南京，将肯定听命于日本，即便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的绝对权威。那样，将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群雄争斗，内战再起。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可能出现一场较之国共之间十年内战更为惨烈的厮杀。

正当张学良苦思冥想如何说服杨虎城之时，他的东北军部下又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打击。一是东北军、17路军的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人，坚决反对张学良“无条件释蒋”的意见；二是24日个别东北军军官探听到张准备无条件放蒋的信息后，甚至产生了把张和蒋一同杀掉的念头。

这两件事，使张学良甚为震惊，促使他决定，不仅要马上放蒋，而且要秘密放蒋，他认为，即使杨虎城同意蒋介石走，也难保杨和他自己的部下不会做出什么激进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