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上部

你不曾听说长江最初是由东向西奔流的吧？但这确是史实。

大自然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充满着辩证法，从来就不曾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已知的科学证明，人类的产生始于那么一点微生物和蛋白质。江河也不例外。我们的母亲河长江的初始形态，也是由一时一地的环境一点一滴的孕育而成的。江河属于大地的一部分，并受大地不可抗拒的一次次地质演变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流程与流向。

长江最初好似个腼腆的姑娘，是在历经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地壳运动后，才铸造出今天那磅礴的气势和多姿的丰韵。

大约在距今两亿年前的三叠纪时代，今天的长江流域均在蔚蓝色的波涛之中，西藏至云南中西部和贵州西部等皆是一片汪洋，四川盆地和湖北西部也是古地中海向东突起的一个美丽海湾，这海湾一直延伸至今天长江三峡的中部，即重庆一带。1.8亿年前的一场轰隆巨变，使大地又一次脱胎换骨，长江的雏形才开始呈现。那就是有名的印度支那造山运动，地球上从此有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横断山和秦岭山脉。长江中下游南半部逐渐隆起并形成陆地，古地中海不得不大幅度后撤，云贵高原开始露骨现眉。而此时东方大地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变化：在横断山脉与秦岭及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与沟壑巨道，遗下云梦泽、西昌湖、巴蜀湖和滇池等几大水域，它们相互呼应和串联，经云南西部的南涧海峡，奔突古地中海。这是长江的最初风貌，不过它的流向与今天恰恰相反——由东向西。

此时的长江并没有完全发育，它依然顽皮地躁动着。1.4亿年前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使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缓缓隆起，褶皱成无数高山与深涧、洼地与裂谷，长江中下游的大别山和现今的三峡山脉形成，古地中海此时大举后退。至白垩纪时，四川盆地迅速上升，云梦泽和洞庭盆地不断下沉，长江中部的身段发育已近丰满。这时，躁动不停的大地突然变得沉静起来，一觉睡了近亿年，在距今3000万年时才醒来。一旦醒来，它又一次出了个大手笔，这就是伟大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其壮烈的场面非言语所能描述，青藏高原在古地中海不断退缩的瞬间，猛烈抬起，势如破竹，金沙江两岸高山排列有序，整个中华大地西高东低的地形就此形成，长江的青春发育期骤然出现！

大江东流从此奔腾不息！

长江不仅一路接纳和汇聚了千万条河川共同构筑起浩浩6300余公里长的世界第三大河流，而且以其两岸肥沃的土地和清澈的碧水给人类的生息繁衍构筑了温床。

关于人类起源有许多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定长江流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东方人类的主要发源地。

当一次次造山运动铸造了长江的胎盘时，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山川大地已经草茂林密，一群腊玛古猿出现在大江两岸的峡谷沟壑间，虽然它们的步履显得有些缓慢，但毕竟开始了向人类历史迈进的旅途。考古学家不止一次证实，中国早期的人类就是从云贵高原出发，抵经长江中上游，然后再分途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及泾渭流域与汾河流域。

1965年“五一”节，一队地质学家在金沙江南岸的元谋县例行性地进行第四次地质和地震考察，他们在上那蚌村西北的一个小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猿人类的门齿，这个发现让在场的地质工作者们激动不已。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两颗猿人类门齿距今已达170万年！比周口店北京猿人还要早！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后来还在“元谋人”遗址现场，找到了许多石片、石骸和尖状器，以及炭屑和炭屑堆中的几块烧骨，因此证明“元谋人”不仅奠定了自己作为人类始民之一的地位，而且证明了其用火的历史远比其他猿人类要早得多。

“元谋人”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可以证明的最早的一批“公民”。而在发现“元谋人”的前五六年，长江三峡的巫山地区，一个名叫“大溪”的小镇同样让考古工作者吃了一惊，因为在这里的考古发现，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人类在此进行着以水稻为农作物的大量经济活动，辅以渔猎和采集及制陶等，建筑和制陶皆已相当发达。“大溪文化”使我们能够看到祖先在长江三峡一带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和传播文明的辉煌一页。

长江被再一次证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母亲河的丰韵首先是她那奔腾不息的江水资源。据水利部门介绍，长江流域水系庞大，干支流纵横交叉，江河径流丰沛，落差5000多米！有关部门在1976年至1980年的五年中对长江流域1090条河流进行较全面的水能资源普查表明，全流域蕴藏的水资源能量达2.7亿千瓦，为全国水资源的40％。可开发的水资源能量近2亿千瓦，相当于12个我们即将建成的三峡水电站。长江平均每年流向大海的水量达9760多亿立方米，而雨水充足的年份，长江流入大海的水量最多可达13600亿立方米。

啊，富饶的长江，千百年来，你以自己雄浑的身影和咆哮的涛声，带走了多少宝贵的资源啊！

人类离不开水，离不开水的不仅仅是人类。没有水就没有万千生物。月亮很美，但它永远是个没有生机的寒冷与寂寞的世界，太阳辉煌，但它永远只能燃烧出烈焰。它们不可能像地球那么骄傲，因为它们没有水，没有取之不尽的生命之源。

首先对长江那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源引起重视的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他就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有意思的是，孙先生的一枕“三峡梦”，使20世纪中国的几位伟人“梦”了近百年，尽管他的后来者在三峡问题上所倾注的热情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这部百年“三峡梦”几乎与中华民族20世纪的历史命运同悲同喜。

这是一部波澜起伏、惊天动地的历史！

这是一曲魂牵魄动、欲罢不能的壮歌！

1919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落下硝烟弥漫的铁幕，一切现代文明都处在朦胧之中的时候，一心追求“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的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下了一部振兴中华民族的著名论著——《建国方略》。在这部论著的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了在三峡建造水闸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发电的宏伟设想。作为20世纪振兴中华民族的号角手，孙中山先生面对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曾经沮丧过，但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他依稀地看到“实业救国”之路的那片曙光依然灿烂时，便如此激情地描绘了长江三峡之梦：

“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

“……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也！”

在那一段时间里，孙中山作为国民革命的创始人，在制定《建国方略》与规划民族复兴的伟业时，其目光已经深情地留在了长江三峡上。1924年8月，他应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邀发表演说，对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作了更加抒情的描述：同学们，中国是穷，没有大不列颠一样满地跑的火车，也没有美利坚一样横贯东西的铁路大通道，但我们有长江，有长江三峡那样取之不尽的水力资源！那时我们不但可以供应全国的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而且可以用来制造农民用的化肥！到那时，我中华民族哪有不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

“万岁——中华民族！”

“万岁——长江三峡！”

一向受到抑制的同学们，被孙中山先生的慷慨演说感动了，他们从先生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仿佛看到了“三峡大坝”矗立的那一幕！

那一幕到来之时，必定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日！

中国人对“三峡梦”的情有独钟也从此开始。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千疮百孔，哪有钱来修建三峡这一世界水利史上最宏伟的工程？孙中山先生也只能空有一腔热血，更何况他这个“临时总统”的宝座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讧与外攻，使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便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三峡梦”。

但孙中山毕竟是想让长江之水变成富民强国之源的第一人。他的“三峡梦”永远闪烁着光芒，激励着后人继往开来。

继他之后的蒋介石口称自己是“孙先生的学生”，可在实际行动上却背叛先生。他一度大权在握，真要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在三峡建设问题上是能有所为的，但他太热衷于经营自己的蒋家王朝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他蒋介石便举起反革命的屠刀，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一场场血腥的镇压成了他夜不能眠的主业。

然而我们还得感谢蒋介石先生，正因为他的精力过多地花在了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上，所以没能全力阻止一大批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高举“科学救国”大旗的爱国知识分子痴情的“三峡梦”。特别是这位独裁者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孙中山先生主政时成立的矿务司地质科。这个只有几个人组成的地质科后来在20世纪的中国建设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先生亲自任命的地质科长章鸿钊是一代教育学家和地质大师，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带领一批有志青年冒着被贬被杀的危险，继续编织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峡梦”。章鸿钊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在蒋介石提着屠刀追杀南昌起义的部队时，曾向国人大声疾呼：“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富国者，则吾未知之也！”

“孙先生的三峡之梦，也是我章某人的毕生之梦！不在长江三峡上有所为，就枉为中国一介书生也！”章鸿钊每每背诵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第二部分第四小节时，总会抖动那束美丽的山羊胡须，痴情而高声地说道。

颇有远见卓识的章鸿钊在任地质科长的第二年，就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这个调查所当时只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几个人，但后来迅速发展成中国最完整最健全也是拥有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机构，其科学研究水平和实际工作业绩均处世界同行前列。

在章鸿钊时代，中国不曾有其他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共和国成立，地质调查所仍然是中国最强的科研机构。那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特别是地面科学，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地质科实际上还承担着考古、水利、矿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诸多科学研究工作，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发现、玉门油田的开发等等，都是地质调查所的功劳。而三峡工程开发研究始终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作。

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先后担任过地质调查所的领导。这些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假如谁要想真正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话，如果不了解这几位人物，那必定是不完全的。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夏绿蒂写的一本《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书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一位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丁文江以其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曾经影响过一大批日后在中国科学与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的命运选择与政治主张。鲁迅在他的影响下学过一段时间地质学专业，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矿业方面的。科学家李四光受丁文江的影响更不在话下，他初到日本留学念的是造船专业，丁文江学的是地质学，因此李四光转学到英国后专攻地质学，并且成为了中国一代地质大师。

“长江三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拳头，早晚要显威的。”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丁文江，激励着所有心怀“科学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们。1924年，李四光带着助手赵亚曾，第一次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实地考察了三峡，写下了《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的论文，对三峡地区的地质情况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准确的论述。也许正是李四光先生这一贡献直接回应了孙中山先生编织的“三峡梦”，所以在次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的盛大仪式上，李四光被推荐为抬灵柩者之一。这个殊荣在当时可以认为是后辈“继承人”的某种象征，其身价可想而知。

丁文江死得太早，当他准备亲自到三峡绘制一幅工程图时，在途经湖南湘潭煤矿帮助勘察工作时，不幸煤气中毒，猝然与世长辞，年仅49岁。

翁文灏博士是丁文江的密友，也是地质学界的开拓者之一，他做过好几年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和行政院院长。这位老先生一生走过些弯路，但多数时候是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三峡工程实质性的工作，是在他手下开始的。

1932年，在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家孙越崎先生的奔走下，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并于次年10月完成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葛洲坝问题提了出来。当时的科学家关于建设三峡水坝的设想，不像现在这样建一座超级大坝，而是在三峡流域建若干个中小坝，所以翁文灏时期的“三峡梦”是在长江的三峡水域段拦腰切它几块，建几个不同类型的发电坝。葛洲坝地段好，水头高12米多，设想中的发电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同时提出的另一处建坝地址是黄陵庙，水头高20米左右，发电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据测算，两处工程费用为1.65亿元。

“20万移民怎么办？这笔钱没有算进去呀！”当助手们将《报告》递到翁文灏手中时，他想到了一个谁都没有考虑的大事。

是啊，移民问题怎么办？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那里，蒋先生哈哈大笑，“有用有用”，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翁文灏说：“娘希匹，不就是20万人嘛！都让他们充军，给我去打共产党！”

向来胆小的翁文灏一听政府“首脑”这么来安置“三峡移民”，吓得当即命令交通部门有关人员：“三峡工程那份报告，先给我锁起来，没有我的批准不能动！”

交通部的官员便以“5116”号指令“暂不宜实施”之名，“哐当”一声，把它久久地锁在了铁皮柜里。

“真是一群书呆子，不除江山社稷之患，建一百个三峡工程也是白搭！”蒋介石暗暗嘲笑翁文灏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战刀继续挥向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

翁文灏凭着对科学和救国大业的执著，利用自己的行政院院长之职权，尽可能地瞒着蒋介石，做着圆“三峡梦”的小动作。其中有两个“小动作”后来对20世纪的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了重大影响。一是选派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等人到美国深造，学习大型水利工程技术；二是邀请美国著名水利大师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这两个“小动作”做得都非常漂亮，可以说这是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大师钱昌照等人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做的日后对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到最重要影响的两件历史性大事。

张光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年91岁的张教授与爱妻钱玫荫女士，居住在清华大学的一幢教授住宅楼，二老健康而幸福。有人说，中国当代水利史如果离开了张光斗先生，就将无法写下去。这是有道理的。这位中国水利泰斗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苏南名城常熟，与我的出生地仅有二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他和另一位常熟人——“中国两弹之父”王淦昌院士都是我的大老乡，所以关于张光斗先生的传奇经历我早已熟知。

大千宇宙，轮回自然，离开了谁都照样转动。但一项事业，如果真的少了某一位天才人物，历史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中国的当代水利事业，特别是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了张光斗先生，将一定是另外一种情况。

让我们稍稍将镜头摇向另一个角度。

这里是著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平静的校园异常热闹。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空前的学生救国运动此起彼伏，上海交大的学生们更是不顾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组织了一批又一批“请愿团”赴南京向蒋介石政府示威。在这支队伍中间，有一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行动发誓要“为人民做事”。他在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的启发下，通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虽然当时他还不太懂得这本理论巨著的深刻含义，但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丧权辱国的行径，他决意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

“老师，我要选学土木工程专业。”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志愿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水利总是为人民的。”

“说得好！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教授非常高兴地拍着学生的肩膀，勉励道，“我们的人民日子过得太苦，政府又那样腐败无能，我支持你的志愿！”

“谢谢老师。”

这位学生就是张光斗。当时他是上海交大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大学二年级后就要分专业了，“九一八”事变，使他的灵魂发生了一场震荡，“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成了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真理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张光斗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热情，报考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一举成功。按照规定，去美国留学之前必须在国内对自己的本专业实习半年。这半年对张光斗来说，更加坚定了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在水利事业上贡献力量的信仰。“那次实习，学了一些工程技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落后，水旱灾害的严重，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强了为水利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张光斗在实习期间，每月向清华大学写一份报告，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35年7月，张光斗在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注册，成为美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欧欠佛雷教授的研究生。其间有同为中国留学生的伙伴对他说，凭你的聪明和能力，应该攻读其他专业，土木工程没前途。张光斗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而且学习成绩优秀，导师给了他双份奖学金【其中一份是清华大学给的】。这时国内正发生着一件大事：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光斗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虽然当时的他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但他仿佛看到了东方的一缕曙光，情不自禁地给国内一位地下党的同学寄去了自己积蓄的美金。

仅用一年时间，张光斗拿到了土木工程的硕士学位。而此时他的心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当一名水利大坝的设计师，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像美国波尔多大坝那样的伟大工程。波尔多大坝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水利大坝，张光斗在读土木专业时曾经实地考察过。当他站在高高的波尔多大坝前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想起了我们的长江，想起了长江三峡，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的话……”张光斗请求欧欠佛雷导师介绍自己到美国最著名的权威机构国家垦务局学习。

“OK，我给你介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设计师萨凡奇博士，他是我的好友，对你们中国也十分友好。”导师的话，令张光斗欣喜若狂。因为萨凡奇的名字几年前就在他的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能够当这样一位国际大坝设计师的学生，对从事水利专业的人来说，是再荣光不过的事了。

“你是一位水利天才，将来定能大有作为，我给你专门设计了一个实习计划。”萨凡奇博士对张光斗倍加欣赏，特意根据张光斗的情况为他设计了一份三个月的学习与实习的计划，安排他到混凝土坝、土石坝、泄水建筑物和渠道等部门工作，并要求各部门的技术专家指导张光斗做正式设计，萨凡奇还亲自检查张光斗的学习与工作情况。

“张，萨凡奇博士这样宠爱你，让我们好妒忌！”美国工程师们不无羡慕地对张光斗说，而他们也对这位谦和好学的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至于与萨凡奇博士之间的关系，用张光斗自己的话说，他们已经成了友情深笃的忘年之交了。

“我赞同你去哈佛大学学习土力学，这对一名水利专家来说，是必须努力掌握的一门专业知识。那儿的威斯脱伽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把我的这封推荐信交给他，威斯脱伽特博士会尽力帮助你的。”萨凡奇将信交给张光斗后，用双手拍拍自己学生的肩膀说，“你让我看到中国水利的希望，你们中国有一条长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江河之一，听说那儿有个最迷人的风景险滩叫三峡？”

“对对，长江三峡特别地壮观美丽，而且水急滩险，可以修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张光斗说起自己的祖国时，那份情溢言表的样子让萨凡奇深受感染。

“我一定要去长江三峡看一看。”

“欢迎先生去。”

就这样，张光斗再次转学到了哈佛大学，师从威斯脱伽特教授，一年之后，他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正当张光斗学业辉煌，名师们纷纷向他招手，哈佛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也已经确定给他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七七”事变，民族耻辱强烈地刺痛了这位爱国学子的心。

“尊敬的萨凡奇博士，我的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我要回国参加建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我的人民效力。”张光斗从哈佛领到硕士学位证书后再次回到萨凡奇身边，他对导师说此话时，语调深沉而悲切。

“放弃攻读哈佛的博士学位了？”

“嗯。”

萨凡奇久久不语。最后，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建设伟大的三峡水利工程。”

“谢谢，我一定在中国等待您的到来。”

师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回国后，张光斗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家，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到处呈现抗战的烽火，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无心搞建设的现实，让他不知所措。于是他打电话给当时任南京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教授。钱教授同张光斗是同乡近邻，听说张光斗是学水利专业的，在美国获得双科硕士学位，且师从萨凡奇，便十分高兴地邀张光斗见面。之后，又任命他到当时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四川长寿的龙溪河水电工地当工程师。那时能当上工程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张光斗以自己的才识和学问当之无愧。

在赴龙溪河水利工地的行程中，张光斗第一次与美丽壮观的三峡拥抱。当轮船经过三峡险滩时，张光斗无比深情地默默祈求：此生此世，一定要在这儿为国家建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

然而在那个国破山河碎的岁月里，张光斗空有一腔热血，只能竭尽所能，参加和主持了像龙溪和下清渊峒等五六个小型水电站的建设。

1942年，国民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决定派一批青年工程师赴美国学习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张光斗理所当然地被首选了。

“张，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真高兴！”张光斗赴美国实习的地方正是他的恩师萨凡奇博士当顾问的方坦那水利工地。分别6年，师生再次相会，留着美丽小胡须的萨凡奇高兴得直把高徒紧紧抱住。

“明年我要到印度的巴黑拉水利工程当顾问。”萨凡奇告诉自己的学生。

张光斗眼睛一亮：“印度离我们中国很近，先生应该到我们中国去一趟嘛！”

萨凡奇摸着小胡须，乐了：“我也非常愿意去你的伟大祖国，可这得由你们的政府邀请。”

“那当然。先生是国际权威，理当由政府出面邀请。”

“不不，是因为我要到你们中国去，必须以工作和考察的名义，我才好多走走看看，再说我还要去看看那个伟大的长江三峡呢！”萨凡奇幽默道。

“先生说得对。”

张光斗马上写信给钱昌照，转告了萨凡奇的意见。

“那当然好，能请萨凡奇先生来中国访问，是件大事。政府方面的邀请手续我来负责办理。”钱昌照得知后非常高兴，很快办妥了邀请萨凡奇先生的有关手续。

不日，萨凡奇告诉张光斗：“美国国务院已经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并同意此事。”

张光斗好不高兴，他为自己促成此事而感到荣幸。

20世纪40年代因萨凡奇先生的到来，中国的“三峡热”简直有如我们申奥成功一样的热度。

1879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的这位国际水利大师，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美国内务部垦务局，他的勤奋敬业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总设计师的高位。他先后主持了美国及世界各地60多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提出要在美国西部的哥伦比亚河上建造全世界最大的大古力水坝，发电量为197万千瓦，投资3亿美元。这样的工程，这样的投资，在当时的美国也是了不得的事。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反对浪潮，连萨凡奇的同行美国土木协会也组织集会，愤怒地声讨萨凡奇：“他是老了还是疯了？为什么要在那片不毛之地修一个花费如此大的水坝？把萨凡奇从水利权威的位置上拉下马！他已经不配了！”最后还是罗斯福总统独具慧眼地把关键的支持票投向了萨凡奇。大古力水坝用“美国精神”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大坝的建成，为美国在战后的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充足和宝贵的电力资源巨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西部的繁荣。萨凡奇因此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水利界的崇高地位。

1944年5月5日，萨凡奇飞抵中国重庆。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政府官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晚，就有一份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送到了萨凡奇先生的案头。这份报告是在翁文灏和钱昌照等人的努力下，由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出面请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写出来的，潘绥先生没有到过三峡，他是从工程经济学的角度对修建三峡工程提出了一份建议书。此提议有美国利益的考虑，标题为《利用美国贷款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建议书中就有关三峡工程建设问题这样说：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1056万千瓦，同时建造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工厂，利用发电厂所发的一半电力来制造化肥，出口美国，以此作为偿还贷款，贷款还清后水电厂与化肥厂归中国所有。

太好了！1000多万千瓦的伟大工程！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萨凡奇当夜就向翁文灏先生表示：明天我就去长江三峡！

“不行啊，萨凡奇先生，此时的宜昌尚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三峡靠近前线，到三峡是很危险的，先生的安危我们可担当不起呀！”翁文灏一听就着急了。

“尊敬的主任先生，我萨凡奇一生视水利重于生命，生死在所不惜，此番三峡非去不可！请不用为我多虑。”萨凡奇坚定地告诉中国官员，“我连遗嘱都写好了，如果我不能从三峡回来，请将此事转告我的家人，一切责任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是一位年届65岁的老科学家的秉性。关于萨凡奇先生的为人和对事业的执著，可以从许多美国同事和中国的科学家那儿获知。张光斗就说过这样的故事：萨凡奇在美国垦务局的年薪为8000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公务员中是不高的，比起那些生意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有人建议，以你萨凡奇先生的权威和名气，自己开个公司，一夜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萨凡奇对此一笑：我对金钱的兴趣等于零，只有水利是我的全部爱好。美国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决意请他出任内务部垦务局的局长。萨凡奇摇头道：“我学水利而未学做官，上帝托付我的使命是造大坝！我的本领因此只能是造大坝！”

多么好的一个老人！他对中国、对三峡与中国人一样，同样热忱，同样执著。

一位外国专家对三峡如此痴迷，让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副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感动了，他亲自出马陪同，并派重兵随团与萨凡奇一行乘“民康号”轮船专程前往三峡考察。那时日本军队为打通中国内地的南北交通要道，在三峡一带与国民党政府军展开了拉锯式的激战。萨凡奇一行的三峡考察团几乎天天处在敌我双方的战火之下，情况非常危险。然而萨凡奇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直奔三峡地区。

“萨凡奇先生，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那边是敌人的防区，他们天天都派飞机出来轰炸，轮船无论如何不能靠近三峡了。”吴奇伟一次次地警告道。

萨凡奇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太阳旗敌机，风趣地说：“它是专打轮船的，那好，我们就改用‘11’号车。”他让轮船靠岸，并令随行考察队员沿山道步行前往三峡一带。

“带着重机枪和手枪队，一旦出现敌情，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好萨凡奇先生！”吴奇伟只好向部属下此死令。

就这样，萨凡奇用了整整10天时间，对三峡两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10天后，他独自躲在四川长寿的龙溪水电工程处完成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萨凡奇计划”。

“扬子江三峡计划为一杰作，事关中国前途，将鼓舞华中和华西一带工业之长足进步，将提供广泛之就业机会，提高人民之生活标准，将使中国转弱为强。为中国计，为全球计，扬子江三峡计划实属必要之图也！”萨凡奇在把计划呈给翁文灏前特意写下了自己对三峡工程的近万字的看法，那字里行间充满着激情，使翁文灏等中国官员看后兴奋不已。

“委员长先生，我看萨凡奇先生的计划值得好好研究，国民政府应该全力支持之！”翁文灏带着“萨凡奇计划”亲自来到重庆的蒋介石官邸。正被全国各地抗战烽火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随意看了一眼“萨凡奇计划”，对翁文灏说：“眼下战局紧张，建设上的事我哪有心思过问。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就看着办，不过我的国库可是空的呀！千万别向我说钱的事！”

翁文灏的心头如同被一盆冷水浇泼：没有钱建什么三峡大坝嘛！

“我的计划说得很清楚，靠向美国政府贷款嘛！中国政府是有偿还能力的嘛！”萨凡奇听了翁文灏转达的蒋介石意见，不由激动地站起身大声说道：“对三峡这样伟大的工程，国家应该全力关注和支持，因为它能够将一个国家建设推向全面发展的航程，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更需要将这样伟大的工程建设推进和发展。当年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河上主张修建大古力水坝时，正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才使这项伟大工程获得成功，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才从大古力水力发电站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与好处的。长江三峡的自然条件比美国的哥伦比亚河更好，它在中国是惟一的，在世界上也是惟一的。上帝赐给了你们如此福分，实在太理想了！我现在65岁，如果上帝能假我以时日，让我将三峡工程转为现实，那么请你们中国人同意我一个心愿，在我死后埋在三峡。那样我的灵魂将永远得到安息！”

“谢谢！谢谢您，尊敬的萨凡奇先生！”翁文灏深深地被这位赤诚的美国专家的“三峡情”所感动，“我会尽我所能，全力促成先生的宏愿。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水利官员的夙愿！”

“好啊，翁，我们终于想到一起啦！”萨凡奇伸开双臂，与翁文灏紧紧拥抱。

萨凡奇回到美国后，即着手与政府方面商洽共建中国三峡工程事宜，而且特别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水力发电统一管理局，还推荐他的同事柯登先生出任中国三峡工程总工程师一职。

“萨凡奇计划”让中国和美国一起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三峡热”，这在20世纪中叶是很少见的一个历史现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败退，胜利的日子已在眼前，全国上下都在准备战后的大建设，中国人的“三峡梦”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此时兴建三峡工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萨凡奇的学生，中国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

当中美两国一起为“萨凡奇计划”疯狂之时，张光斗还在美国考察和实习。一日，他接到国内钱昌照的来信，告知中美两国政府已协议合作修建三峡工程，并让张光斗陪同他的恩师萨凡奇推荐的柯登工程师回国参加三峡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耗资如此巨大，国家这么穷，万万不能在此时兴建啊！”张光斗接到钱昌照的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行，他决定以一位科学家的负责精神，制止这种盲目行为！

张光斗连夜挥笔向钱昌照写信陈述四大理由：一是三峡工程太大，国力原本贫乏，加上抗战，国力已尽，此时修建三峡大坝极不适宜；二是美国政府贷款难以满足全部工程费用，因为美国国内还在为10年投资10亿美元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工程争吵不休，三峡工程远比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要大得多，如此大额的贷款在美国国会也未必能通过，一旦美国的贷款不到位，三峡工程半挂着，那时我们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比抗战更可怕的毁灭性打击；三是即使三峡大坝建成了，还要有等量的工农业生产来使用其等量的电力，而中国目前尚没有那么大能力在短期内使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同步跟上，三峡工程的发电量无法充分利用，这是另一种巨大浪费；四是三峡工程位于宜昌，是我中华民族的中心地区，对整个国家的建设和政治命运影响极大，如果三峡工程的成败命运掌握在另一个国家手中，这对国家的主权和未来建设必定有害无益。

几十年后的今天，张光斗对自己当年的这番意见颇有感慨道：“那时我是一个热血青年，虽然对政治不甚热情，但却说了真话，现在看来这四点意见仍然是对的。”

是啊，假如三峡工程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伤痕累累的中国开始兴建，中国的今天将不知是个什么样！

长江三峡，你多么让人魂牵梦萦，又多么让人思虑不安啊！然而国内的“三峡热”已经被美国的萨凡奇弄得不知所向，甚至连原本对三峡工程一点不感兴趣的蒋介石也认为应该利用修建三峡来“光复一下民族热情与干劲”了。

张光斗的反对信发出不多久，又接到钱昌照的回信，说兴建三峡之事是国家大事，而且是已经定了的事，嘱张光斗只管执行任务便是。

张光斗不服，再次写信陈述反对意见。

钱昌照又一次回信，而且干脆说：这是蒋委员长定的事，要张听命回国。

此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不能这样草率。张光斗第三次写信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

这回是国防资源委员会发来的电报，不再与张光斗理论了，命他陪柯登先生回国。

无奈，张光斗只好听命于政府之令，因为他赴美国实习也是“政府决定”的。他感到非常痛苦，一路上，与柯登先生也没什么话可说。害得柯登先生怀疑地问他：“你是萨凡奇先生的学生，怎么不仅不支持他的计划，反倒反对兴建三峡大坝？”

张光斗不想在美国导师面前说明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深知包括萨凡奇先生在内的美国水利专家们对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的动意都是善良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朋友面前他不便将美国政府利用贷款，插手中国三峡工程背后所有的政治目的说得那么透，所以对柯登的问话，张光斗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秉性耿直的张光斗以科学家的真诚，在之后的几十年水利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这种性格，使他在中国水利史上成为不可动摇的泰斗！也正是由于他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和坚持原则的性格，使中国在一次次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上减少了无数的损失！

柯登在张光斗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开始了与中国水利人员一起筹备建设三峡工程。张光斗被任命为柯登的助手。国防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三峡工程委员会，钱昌照任主任，委员包括了政府部门的领导和高等院校等单位的专家，张光斗兼任该委员会的秘书，后升任该委员会水电总处的副总工程师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时年34岁。

沸腾了一段时间的三峡工程建设问题，此时已经开始进入到具体的工程前期准备了。在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指令下，张光斗所在的工程总处重点将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工作放在首位，那时除了工程自身的问题外，并没有提出移民等问题。“蒋介石政府才不管这些，他历来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更何况三峡工程的建设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放在他的心上，那时老蒋想的是如何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然后再一举消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位老水利这样对我说。

建三峡首先要确定大坝建在何处，故张光斗接受的任务是配合美国专家，对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测，确定大坝坝址的最佳位置。当时派往三峡地区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张光斗他们的水利技术队伍，主要是负责收集地形与水文资料；另一支是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技术队伍，主要负责三峡坝址和水库库区的地质情况。张光斗身为水利工程技术队伍的上级管理人员，仍然坚持认为，此时在三峡建设水利工程是不适宜的，时下的工作充其量只能进行一些原始资料的收集与准备而已，故向美国专家柯登和中国同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得到他们的同意。两支技术队伍随即根据各自的工作任务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测，当时围绕建设三峡工程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大坝将建在何处。萨凡奇曾经提出过6个大坝预选地。1945年冬，萨凡奇再次来到中国，并同柯登等人再次到三峡的南津关查看，这位水利大师才有了自己的倾向性的意见：大坝建在南津关。

“南津关的自然条件不错，大坝建在那儿，可以将水库蓄水提高到200米，那样发电就更多！”萨凡奇钟情于自己的意见。

“三峡大坝举世瞩目，又那么高，谁也没有建过，更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远比美国经济和技术条件差的地方建设，应当对大坝坝址的地质情况进行全面的勘测。”在研究和确定大坝坝址的讨论会上，张光斗提出自己的主张。

“当然，我的张，三峡大坝的地质情况必须经过严格的钻探勘测。我已经想好了，建议中国政府请美国的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来承担这个重任，他们可是世界有名的钻探公司，质量绝对有保障。”萨凡奇欣赏自己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张光斗点点头，他敬佩萨凡奇先生不仅是国际级的水利大师，而且是位杰出的工程管理天才。

中国政府将与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的三峡钻探谈判任务交给了张光斗。经过一阵商讨，最后达成协议，由美国公司派来8台钻机，20名技工，助工全由中方负责。

不久，浪涛呼啸的三峡峡谷里，响起了轰鸣的钻机声……

正当萨凡奇和其他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满怀憧憬地战斗在三峡工地时，蒋介石统治集团彻底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三峡建设者们的美好愿望被蒋介石的战车轧得粉碎。

翁文灏的“实业救国”心愿再次受到打击，他辞去了政府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由钱昌照出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仍由钱总负责。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的钱昌照，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积极推动者，但却无法与蒋介石的主张相吻合，所以上任不到一年便也辞职不干了。蒋介石只好又找到翁文灏，力劝他再度出山。但时隔不久，翁文灏发现已经全面启动的“萨凡奇计划”根本没有列入政府的年度计划，而行政院的“政府年度报告”里除了“做好与共产党全面作战”的字眼外，没有别的内容可言，他愤愤地找到蒋介石责问道：“三峡工程到底干还是不干嘛？”

“我的翁大先生，这工程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想干的事，你知道美国人是些什么东西？说好了要帮助我打垮共产党的，说好了要给多少武器多少装备，可眼下我碰到麻烦了，他们就开始甩手不管我了！你说我还起什么劲跟他们玩什么三峡工程？通知你们的人，别干了！”蒋介石烦躁地手一挥，接着又忙他的战事去了。

翁文灏极度懊丧，从“总统府”出来的那一刻，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老天爷，如此庞大的工程就这样一甩手不干了？！我如何对得起大家？如何对得起萨凡奇先生？如何对得起参与本工程的千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又如何向国人交代？”

翁文灏从此再也没有找过蒋介石，趁战乱时机，独自流亡法国。这位被人民解放军列为“甲级战犯”的科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半年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关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只是他再也没有回到心爱的地质工作岗位上，更没有参与过三峡工程方面的事。他于1971年1月27日病故于北京，享年81岁。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峡工程建设，就这样在轰轰烈烈中开始，在悲悲切切中收场。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三峡工程不是孤立的水利工程，实在是国家的政治工程。中华儿女的百年苦思，百年追求，哪一天才能梦想成真？！

蒋介石的一声“别干了”并不等于三峡工程就此了结，下马后三峡工程的遗留问题很让人头疼。首先是合作方的美国人恼火，负责三峡坝址钻探任务的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坚持要求中方赔偿。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赔啥？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的孙越崎找到张光斗，说你是他们的老朋友，又是萨凡奇的学生，这事由你全权代表解决，不过说好了，除了同意给他们回家的路费，其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没有！

这叫什么事嘛！张光斗叫起来了：“你让我给人家擦屁股，可连张手纸都不给！让我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孙越崎拍拍张光斗的肩膀，把门一关，走了。

无奈，张光斗只好空着双手跟美国公司谈判。对方不干，张光斗说，要不你们把我押到美国当你们的义工去吧。

“张，我们可不敢，你是萨凡奇的学生，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押你到我们美国当义工，肯定会招来麻烦，最后我们还不得不付你高薪，这事我们不干。”

“那我就只能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张光斗双手抱拳，做了一个中国式的道歉姿势。

美国人也有上当的时候，不过是上了他们“最好最好的朋友”蒋介石的当。

此时的蒋介石早已顾不得什么面子了，他已经跟美国人撕破了脸面，正忙着逃往台湾。一日，张光斗接到通知，说资源委员会已搬到台湾，要求他所在的水电总处做好准备一起撤到台湾，在人员撤离之前先把水电档案特别是三峡工程方面的资料全部装箱运到台湾。

这可怎么办？张光斗万分焦急，不知所措。身为总处的总工程师，所有的资料全部在他手中，如果交出去运到台湾，那绝不是他想做的，因为张光斗此时已经做好留在大陆的打算，他知道到台湾去就不会有他从事水利专业的用武之地，而蒋介石要把大陆的国家水利资料运到台湾无非是给当家做主的人民的水利事业制造麻烦。可张光斗也知道如果他拒不执行命令，后果相当严重。就在这时，他的朋友、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给他出了个点子：“你不会给老蒋运点假资料去！”

对啊，张光斗茅塞顿开。

不几日，在我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满满当当的40箱资料全部装好，20箱假资料被堂而皇之地运到去台湾的码头，张光斗在移交手续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箱真资料则悄悄地在夜间被隐藏了起来，张光斗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真资料，为新中国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光斗、孙越崎，还有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的黄汲清【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之一】、李春昱【著名地质学家】等人，为完整地保护好水利和地质资料及一批优秀的技术人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揭开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崭新一页。

中国人的“三峡之梦”开始了新一轮的苦苦寻觅、苦苦探求。

毛泽东第一个做了“梦”的主角。

……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的这首《水调歌头·游泳》为国人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画卷。这是位诗人气质的大政治家，农民家庭出身，所以对水利建设有着特殊的感情，并且深谙水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重要性。因此，当毛泽东的目光开始投向三峡的那一刻起，百年“三峡梦”必然会发生全新的变化。

“三峡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

毛泽东对长江、对三峡的关注，从他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了。1953年，他第一次乘“长江”舰出巡长江中下游，就带上了人称“长江王”的林一山。

“我们见过面？”毛泽东问林一山。

“见过。”

“在哪儿？”

“在延安。当时我在白区工作，‘西安事变’后回延安开中央会议听过您作报告。”

毛泽东笑了。

“你这样的人才，其实我已经找了好久，现在算是找到了！”那天，林一山陪毛泽东在“长江”舰的甲板上，当他听完毛泽东的话时，眼前不觉一阵眩晕。是自己听差了？主席怎么会对我这样的人感兴趣呢？还说找了好久才找到的，他找我做什么？

“主席，您……”林一山想证实一下自己有没有听错，可是一见毛泽东这时完全沉浸在欣赏长江的滚滚波涛时，只好将嗓子眼上的话吞了下去。

“你的那个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多少工程师？”第二天，毛泽东请林一山与自己一起吃饭，席间他不时提问。

“270个。”林一山答道。

“工程师在你那儿讲百呀？”毛泽东好不惊奇，用筷子在空中点了点，不无兴奋道。

“那技术人员有多少？”他又问。

“一千多。”

“噢，技术人员讲千啰！了不得！难怪有人称你是‘长江王’，有实力嘛！”毛泽东历来对部下说话特别幽默。

林一山低头笑笑：“我哪敢称王，只是主席的一个卒子而已。”

“好嘛，你这个卒子我可是要派大用场啰。”

“是，主席，我林一山和长江委全体同志时刻听从您的指挥和调遣！”林一山“刷”地站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敬了个礼。

“坐坐，坐下慢慢说。”毛泽东满意地看了一眼林一山，用手指指椅子，招呼道。

饭后，两人再次走到甲板，毛泽东指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之水，语气中带着几分忧虑：“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大河，它脾气好坏，对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关系极大，你们可千万不能马虎啊！”

“是，主席。”林一山坚定地回答道。

“要驯服这条江，这是个科学问题，你们一定要认真研究。我问你，现在长江的水文资料有多少？”

“旧政府留下一些，我们自己也开始做了一些，加起来有一两吨重！”

毛泽东来了兴趣：“我说你这个‘长江王’可真不简单，论什么事，都是用大数据说明啊！”

“因为长江正如主席所说，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计大事，我们不敢丝毫松懈。”

“做得对，应该这样。”在谈到上游特别是四川盆地的洪水洪峰到达三峡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时，湖北、湖南及江西等下游地区同时下暴雨怎么办，毛泽东警觉地问：“长江洪水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主要是暴雨。根据资料，像1935年7月1日开始的那场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当时的降雨量达到1500毫米，一夜就淹死了汉水等下游12万余人……”

“不得了，老天一次下雨就淹死那么多人！”毛泽东听后口中轻轻地“嘘”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可老天要下雨，我们没得办法制止呀！”

林一山不语。

“总得想点办法。你这个‘长江王’对长江洪水问题是怎么想的嘛！”毛泽东终于把他最关心的问题提了出来。

对此林一山是有备而来的，他请主席在甲板上坐下，然后在他面前放上一张桌椅，上面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他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说，挡住长江上游的洪水，主要办法只能是逐步在长江干流和大的支流上修建若干梯级水库，通过这些水库实现拦洪蓄水的目的。当然，修建这些水库除了防洪外，还可以发电，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江，世界第三大河，特别是天险三峡江段，一旦在那儿修建水坝，其发电量大得不得了，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工农业用电结构，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到建三峡工程一事。”毛泽东插话说，“我的老对手也请过美国人帮助建三峡水库，只是他没有真心想建三峡水库，他的全部心思花在怎么吃掉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以他是注定搞不成的。”

林一山说：“对。根据专家们预测，像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即使蒋介石真心想搞，其结果肯定也是非常惨的，有可能弄到最后他逃往台湾的船票都买不起。”

“哈哈哈……”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他真要那么做了，还真连去台湾的船票都成问题哟！”

笑完后，毛泽东又回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上。只见他拿起红笔，在图纸上画了一个大圈：“修许多水库，全部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得上一个三峡水库？”

“抵不上！绝对抵不上！”林一山肯定地说。

毛泽东笑了：“这么说你是三峡工程的‘主上派’啰！”

林一山心头不由得更加敬佩毛泽东，绕了一大圈，他终于挑明了主题。林一山此时不明白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到底是怎么看的，所以试探性地说：“我们长江委当然很希望能够修建三峡水库，但就是不敢去想。”

“为什么？”毛泽东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林一山，问。

“因为……因为我们得听毛主席您的话。”

毛泽东笑了：“可我想听你的意见嘛！你是‘长江王’！”

林一山知道毛泽东在将自己的军，只好如实招来：“只要条件允许，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建三峡水库！”

毛泽东对这样的回答表示满意。但对期望能得到“最高指示”的林一山来说，这次在“长江”舰上他没有听到毛泽东关于上三峡工程的肯定回答。可凭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直觉，林一山心里已经明白一点，那就是毛泽东对长江三峡工程十分关注，而且心底已经有了一种倾向。

“三峡问题暂时不要公开，我只是摸个底，但南水北调的工作得抓紧。”毛泽东在与林一山分手时特意吩咐道。

“是，主席。”

林一山原以为跟毛主席在“长江”舰上的谈话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秘密，可不想仅隔一年，此次谈话主题倒由他本人先说了出来。

这是因为1954年武汉的那场大洪水，使得毛泽东连续几个夜晚没有睡觉。当时江淮发生大水，武汉市被洪水包围，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几百万人的生命，只能听天由命，这让毛泽东经历了一场不亚于对付蒋介石几百万军队的艰苦的心路历程。虽然在他亲自指挥和领导下，依靠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洪水的包围，但代价是惨重的，不仅造成了几十个亿的经济损失，更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洪灾之中。毛泽东因此决定要把三峡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同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林一山突然被中央警卫局的一辆小车接送到汉口火车站。他一看车站上停靠的是一辆专列，便知道肯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他。果然，一进车厢，就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领导人。

此次直奔主题——三峡工程。

“修建三峡工程，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道。

林一山顿了顿，说：“如果中央想早点上，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我想是不成问题的。”

“有何依据？”毛泽东问。

“因为我们有像张光斗这样的专家，他跟美国水利权威萨凡奇学过大坝设计，又独立设计和建成过一些水库，有能力承担相应的技术。苏联老大哥虽然过去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来华帮助修建中国的水库，但他们自己建设的水利工程，技术和规模跟美国差不多。美国人能搞好的事，相信苏联专家也能搞好。”林一山回答说。

周恩来插话道：“蒋介石时期，他用的是美国人，而我们现在有张光斗这样一批水利专家，他们掌握的正是美国技术，要是苏联专家能帮助，那么我们正好用上了美国和苏联两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水利工程技术了！”

“那么，大坝坝址你们的意见修在何处更合适？听说美国的那个专家是主张在南津关的。”毛泽东关切地提出了这个核心问题。

“根据我们地质人员在解放前后十几年的艰苦勘测和钻探，他们认为最好的坝址不应该在南津关，而应是三斗坪地区。”林一山说。

“三斗坪的地质情况怎样？”

“三斗坪的地质层是花岗岩的，风化比较严重。”

“这可不是理想的好坝址啊！”

“请主席放心，三斗坪的花岗岩风化层只有30多米，对大坝坝址没有多大影响。”

毛泽东问完话，直起身子，站在专列的窗口，不再言语了。倒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吩咐林一山回去后继续抓紧对三峡地区的地质与水文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工作。

195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巡视，住在一个市郊的小岛。南国的夏日，异常燥热。老人家待不住了，提出“换换地方”。

“银桥，我们到长江边，去游长江！”毛泽东对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游长江？主席，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李银桥吃惊不小。

“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毛泽东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转眼间银桥发现他们到的不是长江边，而是长沙。

“银桥，我们先游湘江，来个‘热身游’。然后再……哟，天机不可泄露啊！”

在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一边巡视，一边会见老同学、老乡亲，气氛亲和随便，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畅想”。突然有一天傍晚，他提出立即起程到武汉。长沙到武汉，乘飞机仅一顿饭的工夫。毛泽东到武汉后心情特别好。省委书记王任重也一天到晚忙着给主席安排参观或听汇报。“好像并没有想游长江的意思呀？”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李银桥说。

“主席的性格你还不了解？说不定明天就要游了！”李银桥说。

罗瑞卿摇摇头，说：“这样的事最好别出现。”

李银桥看着在千军万马面前从来都是威风凛凛的“罗长子”，此时却是一副无奈的样儿，直想笑，可他不敢，人家是堂堂公安部长。但李银桥知道，在毛泽东面前，这位公安部长“大警卫员”常常被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弄得无可奈何。

那一天毛泽东在省领导陪同下参观完汉口棉织厂，正巧厂子距长江不远，毛泽东便提出到长江边看看。一到那儿，毛泽东就对李银桥说：“银桥，我们总算到长江了，准备一下，游！”

“主席，您真要游啊？”李银桥虽然早知毛泽东的“意图”，可还是吃惊地问。

“当然，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我不游它，就对不起中华民族哟！”毛泽东开心地说道。

李银桥可着急了，连忙向罗瑞卿和王任重汇报。

“主席，长江是中国第一大天险，水情极为复杂，别看它比海小，可比海险一百倍呀！”王任重第一个反对。

“看来你王任重这个书记对长江还是有不了解的一面啊！”毛泽东幽默地冲湖北省委的“第一把手”说：“你只知其一，尚不知其二。这其二是，长江从来胆怯那些不畏惧它的人，据说在这些人面前，它还是挺温柔的呢！”

“不行不行！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您要真去游长江我可不答应！”罗瑞卿比谁都着急。

“你可以不负这个责任嘛！”毛泽东回敬道。

“那也不行。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对您的安全要负绝对责任。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您游长江。”罗瑞卿坚持不退让。

毛泽东的脸色突然变了：“什么大警卫员，去你的，不要来‘禁’我游长江！”

在场的人都知道谁也无法阻止毛泽东游长江的决心。

“毛主席游长江啦！”毛泽东下水不久，这消息就传遍了武汉三镇的每一个角落。长江两岸本无墙遮席挡，所以在毛泽东畅游长江的那一刻，长江两岸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足足有几万人。他们既想一睹自己的领袖畅游长江的风采，同时又为他的安全担心。

长江湍急的江水奔腾不息，后浪推着前浪，毛泽东被一个急浪冲出十几米。

“快快，保护主席啊——”岸上惊天的呼声，江中的李银桥等随游人员听得清清楚楚。沿江两岸的人流，随着奔腾而行的江水，伴着毛泽东的一沉一浮，躁动和奔跑着。人们一边沿江岸奔跑，一边不停地喊着，好像要抓住那一泻几百米的长江之水，愿将血肉之躯为自己的领袖筑成安全的拦江大坝。

那场面太壮观，太令人激动。水中的毛泽东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见附近有保护他的小木船向他靠近，便示意小木船停远些。

在一条远离毛泽东的小船上，站着一位女同志，她就是摄影家侯波同志。正是她的勇敢，我们才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次畅游长江时的那张珍贵的江中之照，以及主席站在敞篷船上的精彩留影。

毛泽东在此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恢弘的诗篇。他牵挂的还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梦”。

毛泽东总是把自己伟大的政治抱负融入他那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两年后的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设三峡的议题，可想不到在党内遇到了阻力。

为了听取不同意见，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把林一山接来”，同时又批示：“将李锐一起接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林一山“主上”，李锐“反对”，形成了著名的“林李双雄之争”。

李锐和林一山是同一天赶到南宁的。当晚毛泽东就将他们召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听两位不同意见的同志述说自己对三峡工程的看法。”毛泽东向政治局的同志说完这句话后，便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一山：“两个小时。”

“你呢？”毛泽东转问李锐。

“半小时。”

毛泽东对李锐有了第一次好的印象。半小时，干脆利落嘛！

林、李发完言后，毛泽东没有放过他们：“光讲还不算，你们每人各写一篇文章，这回长点没有关系，三天交卷。”

林一山和李锐不曾想到主席还有这项任务交代，于是只好连夜奋战。

这下可苦了林一山，他一则感到手头资料不足，事先没有想到要他写文章；二则他的右手在解放前的一次战役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残过，写东西很吃力。然而林一山毕竟是位为党为人民干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平时积累的长江水利知识与有关三峡的第一手资料，仅用两天时间就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余字，提前交了卷。

李锐是孤身一人来到南宁的，但他才思敏捷，文采飞扬，虽只有8000字，文品却深得毛泽东的赞赏——这是李锐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直接原因。

林、李文章各有所长，政治局领导全都认真阅读了。最后，毛泽东说：“三峡问题还需多方听取意见，不过中央得有个意见。总之，今后三峡的事，交给恩来同志管吧！”

周恩来一听，忙说：“还是主席管吧，你对三峡的见识和判断比我们都高出一筹。”

毛泽东哈哈一笑：“没有那回事，我也会经常过问三峡问题嘛！”说完，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周恩来，伸出四个手指，说：“你一年至少要管4次！”

此后，周恩来便开始直接领导起有关三峡问题的工作，这一传统延续到现在，三届国务院总理都是三峡工程的最高领导者。

由周恩来主持的第一次三峡工程工作会议就在南宁会议之后的一个多月召开，会址在那艘“峡江”号客轮上。与会人员除总理外，还有李先念、李富春、国务院各部委和相关省区的领导，还有中苏两国专家共100余人。这次会议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做了准备。成都会议形成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后简称“三峡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上批了八个字：“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决议”上有这么一段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成都会议”过去几十年后，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那些日子里，一些老同志感慨万千地回忆起毛泽东对三峡问题的决策，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成都会议”，因为大家始终认为，“成都会议”上的那个“三峡决议”的指导思想，对日后几十年上不上“三峡工程”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今天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的原则精神基本继承了“成都会议”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客观规律而作出的科学决策。

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多重因素，中国人继续做着“三峡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缺少了一点“只争朝夕”的精神。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捺不住性子了，当着毛泽东的面请求上马三峡工程，老人家慢悠悠地对他说：“现在如果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着200亿方水怕不怕？”

是啊，浓厚的战争意识、人为的阶级斗争现实、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主观的客观的麻烦事就够操心了，哪里顾得上三峡这样世界级的水利工程？想有所为而力不从心啊！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与他的理论精髓完全吻合。当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创造宽松环境，实行开放政策，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东方巨龙再次被唤醒，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国家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

那一年，邓小平复出不久，他到湖北视察工作，接替林一山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的魏廷铮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情况。末了说：“小平同志，三峡工程建设，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到旧中国几上几下，解放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多次提出要建设三峡，可三峡建设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场梦，我们不清楚这样的梦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邓小平说：“三峡工程的事我是知道的，争论了几十年，毛主席为此也操了几十年的心。三峡工程一旦建成了，能防洪、发电，又能促进旅游业，带动长江中下游经济，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干？”

太好了！有邓小平这个态度，魏廷铮高兴得恨不得蹦起来。

1979年11月，由国家计委牵头的三峡选坝址会议在河北廊坊召开，这是“文革”后国家出面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三峡大坝坝址，即由我们中国地质和水利技术人员自己确定的三斗坪坝址。

大坝坝址一定下，这就意味着“三峡梦”要付诸实施了，三峡工程要动了。这之后的几年里，国家全面拨乱反正，三峡工程建设上过去存在的一切不确定性的争议也慢慢云开雾散，逐步取得“上马”的共识。

1984年，国务院原则上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并立即进入施工准备，相继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并开始筹备三峡行政特区【即筹建三峡省】，以及专门从事三峡工程建设的三峡开发总公司。

从此，伟大的三峡工程建设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雄伟步伐，蓬勃展开！

特殊见证人

1992年4月3日，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日子，但对居住在万里长江上至四川江津【现改属重庆市】，下至湖北宜昌的全长662.9公里一带的千百万人来说，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一个让亿万中国人梦想了近百年，仅工程论证就长达40载，上与不上争执了30余年的跨世纪宏伟工程，终于要上马了！

然而，居住在三峡库区的人们等待三峡工程上马的日子实在是太久太久，他们不明白先是广州【孙中山时期】再是南京【蒋介石时期】后是北京【毛泽东时期】的人怎么就一直定不下这个日子。

中国历代领导人做了近百年的“三峡梦”，三峡人听了近百年“三峡修坝”的神话。做梦的人永远有个“梦境”悬在那儿可以让人憧憬，而神话则会使人发生宗教式的迷信。

我在三峡库区就遇见这样一个人，她的名字叫王作秀。

第一次有人把她的名字写在我的采访本时，我不由暗暗发笑：现在作秀的人真多，她连名字都起了个“作秀”。不过，待见到她本人时我不由肃然起敬：是我误解了她，因为像她这样的人不可能在生活中作秀——她今年已经95岁高龄了！她起此名字时人们兴许还不知道“作秀”为何意。

一个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她不可能想到自己还需要作什么秀。然而她的名字似乎又天生给了她作秀的机会。

王作秀老人是中堡岛人，一个住在长江江心的老人，一个住在三峡大坝坝心的老人，一个与三峡大坝情系近百年的老人。这“三个一”足以使她成为伟大的三峡工程史诗上闪耀特殊光芒的人物——虽然在本文之前她可能从未被史学家们写过一笔，但无论如何人们不应忘却这样一位可敬的人物。

三峡梦想和三峡建设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写入史诗篇章，但我们惟独不能忘却像王作秀这样的普通人。尽管我知道她不可能成为未来“三峡工程史”上的人物。

王作秀居住的中堡岛在三峡一带非常有名，是现在三峡大坝修建的中心，也是长江流经宜昌地段那个叫三斗坪地方的江心之岛。所谓江心之岛，其实是泥沙等物被江水裹挟然后又被江水撒下形成的一片沙洲而已。日久天长，那沙洲上长出了绿树花蕾，飘逸起稻香谷味，附近的人慢慢在那上面搭棚建房。久而久之，江心岛便成了一个有名有姓的地方。王作秀居住的那个岛就叫中堡岛——大江中如堡垒般永不毁灭的小岛。

不毁灭并不等于不被江水淹没。据王作秀老人回忆，她12岁那年作为吴家的童养媳上岛后，曾4次因大水搬出过小岛，时间最长的一次是9个月没敢回江心小岛。“那水啊大得漫过了咱家的屋檐，大水冲来时那草棚棚像一片竹叶儿飘得无影无踪……”老人讲这话时用双手拍打着双膝，像在讲述一个童话，已经没有了痛苦。

作为大江之中的江心小岛主人，王作秀注定了伴随三峡工程的时起时伏而成为一个特殊人物。老人还能记得当初她上小岛时的情景，因为她家穷，穷得连一身衣服都置不起。12岁时父亲把她带到江边，说你就上江吧。小作秀当时吓得直哭，说爹你养不活我我不怪你，可你不能把我扔进大江喂鱼呀！老爹一声长叹。说你傻，爹再狠心也不能将自己的闺女活活扔进大江里嘛，你看看，那大江中央不是有一块突出水面的地方！对啰，再往前看——那儿不是有一个小棚棚，那是一户人家，你就到那家去。

小作秀抬起眼睛，掠过像抽刀似的急流向江中望去，只见大江之中的小船犹如竹叶儿，在惊涛骇浪中时隐时现。“爹爹，那……那儿能待得住吗？我怕……”

“怕啥？江水淹不到你脖子的，最多也就是淹到脚脖子吧。”父亲瓮声瓮气地说，却不敢多看女儿一眼。

小作秀哭天喊地也没有挽回父亲的“狠心”。“淹到脚脖子我也怕啊……”

王作秀说那天她是怎么上岛的根本没有记清，她说她下船和上船都是伏在父亲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连头都没敢抬一下。

那一年是1919年。小作秀不可能知道中国此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正梦想着在她所居住的江心之岛兴建一个特别大的水坝。此人便是孙中山，20世纪初的中国国父。

国父畅想在长江三峡上筑一座“闸堰”时，并不知道未来三峡大坝历经近百年的梦想中有一位中国农家妇女竟然与他的伟大设想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小作秀上岛后，吴家自然很高兴，因为12岁的小媳妇虽然还不能担起家里重活，但做个饭、收拾收拾鱼虾什么的还行，再说她也没能耐逃出小岛呀！

哭也没有用。小作秀头3年连家门都不敢出，她倒是想家，也想站在江边看看能不能望到对岸自己的老家。可她不敢，因为一出家门她就仿佛感到整个小岛都在大江那呼啸的湍急水浪中摇晃，随时可能沉至江底……

王作秀在无奈的恐惧中度过了4年，当她还并不太懂事时，她身体里多了块“肉”。可那时的江心之岛并不能滋养过多的生命，王作秀生下的第一个小生命夭折了。王作秀哭得死去活来。吴家按照岛上的遗风给没有气息的小生命包上一块白布，随即弃入江中……

岛上的王作秀和吴家人并不知道此时江岸正好有两个穿长衫的读书人路过，其中一位高个子指着漂荡在江水中的白布包，惊诧地叫了一声：“先生你看，那是不是江鱼跃起来了？”

被称作先生的人踮了踮脚，向江中一望，又放下脚跟，坐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长吁短叹：“那不是鱼，是死人……”

“是……死人啊？”学生紧张地别过头。然后喃喃地：“这长江真可怕……”

“是啊，长江不治，中国就没有希望。”先生说。

到底是谁最先对中国三峡工程作出过贡献，过去人们以为仅有一个美国人，他叫萨凡奇。其实在这位美国人之前，中国的地质学家就已经作过许多贡献。这里说到的两位穿长衫的人就是李四光及他的学生赵亚曾。这一年身在江心之岛的王作秀没有能与李四光师生见面。倒是李四光与学生走完三峡后写出的《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中，首次将王作秀居住的“中堡岛”绘制在自己的论文插图中，并从此闻名于世。

这之后的10年里，王作秀渐渐适应江心小岛的生活，身边也添了健康活泼的儿子和女儿。但这10年里她却不曾见过有人在江岸头或是江心岛上来触摸那湍急的江水与沉睡的秃岩。打鱼为生和操持家务是王作秀全部的生活内容。

1932年冬至次年春，江心岛来了一批外乡人，这使得王作秀成为中堡岛第一个与外界有联系的村妇。

江心小岛的人说，他们是国民政府的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的。王作秀至今记得那领队的人姓恽，还有—个长着大鼻子的洋人。洋人尽会叽里咕噜地说些听不懂的话。有一次晚饭后，那洋人看着夕阳下坐在江边解衣给孩儿喂奶的王作秀，突然哇哇哇地在她身边又蹦又跳，然后举起一个什么玩意就“咔嚓咔嚓”起来。王作秀不知何物，吓得赶紧一边护住孩子，一边随手拾起泥块朝那洋人扔去。有一块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那个会“咔嚓”的怪物上。那洋人一惊，怪物掉进了江中，一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你耍啥子西洋镜嘛！”王作秀嘴上正嘀咕着，那个姓恽的中国人过来悄悄告诉她：“快回家吧，你闯祸了。那洋人的照相机值20块大洋哩！”

天哪！20块大洋！王作秀吓得几天不敢出门，生怕那洋人找上门将她家的那个草棚棚扒了。后来洋人没来，倒是那姓恽的先生来过，说阿嫂，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我和其他的人还会来中堡岛的，到时还想喝口你家的茶，你可别怠慢啊！

王作秀那时知道他们是来看长江水的，想在她家这个地方建啥水利工程，就是用长江的水发电呗。王作秀可能是三峡一带居民中最早知道三峡水利工程的普通百姓了，当然她不知道他们搞出了第一份将三峡工程由梦想变成现实的蓝图。

“哐！”这份虽然粗糙但却货真价实的“国产”三峡工程设计方案，后来被锁在了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铁柜里，躺了长长的10年。这首先要怪日本侵略者，其次要怪一心搞内战的蒋介石。

王作秀白白等了10年，同时又让她消停了10年，因为她害怕那被她砸掉照相机的洋人找上门来。

王作秀在江心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渐渐忘了外乡人到岛上来的事。不过就在她已经忘却外乡人和洋人是什么模样时，194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边菜地拾掇，一大队人马从大江岸头乘船分3次登上她的中堡岛。他们有的拿着长棒【测量尺】和篱笆杆【三角架】，还有几个持着枪哩！

坏了，他们是来抓我的呀！王作秀一看大惊，因为她又看到了那个洋人！她惊恐万状地奔回家。

“哈哈哈，大嫂呀，你不用怕。他不是上次来的那位史笃培先生，这位先生叫萨凡奇，大名鼎鼎的萨凡奇博士是位最最善良的美国人，是美国垦务局的总工程师。被你砸掉照相机的史笃培先生已经回美国教书去了，不会再来了。”

王作秀回头一看，好不惊喜，她见到了熟人，原来是姓恽的先生呀！

“那……那个洋人为啥还要我‘死要赔’呀？”王作秀不解地问。

“哈哈，哈哈哈……”在场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不是死要赔，是史笃培。不不不，跟你大嫂说不清，说不清……”姓恽的他们又朝那个“萨凡奇”叽里咕噜了一通。

穿着考究的萨凡奇面带笑容地走过来，向王作秀伸出双手，说：“我们美国人是很友好的。来，我们一起跳个舞吧。”说着就要挽过王作秀的纤腰。

王作秀不知这笑眯眯的洋人要干啥，连跌带逃地躲进了自己的小茅棚内。她身后是一阵更高的笑声。

他们好像不是坏人。王作秀伸长脖子透过门缝往外面望了望，不由得羞愧地笑起来。在之后的那段日子里，长久孤独地生活在江心小岛上的王作秀每天为这些外乡人和洋人们烧茶做饭，渐渐也就混熟了。更让她敬佩的是那个长一脸胡子的洋人萨凡奇，虽然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从那些如痴如醉的中国先生们的神情上，王作秀觉出这洋人有与众不同之处。

有一天王作秀伺候萨凡奇他们吃晚饭，这些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啃着她给做的烤鱼块，越谈越兴奋。那萨凡奇站在她家的小木桌旁，神采飞扬地“叽里咕噜”了好一阵，在场的中国人听后一个劲地为他鼓掌。王作秀也被感染了，她悄悄问一个年轻中国先生，说那洋人到底在说啥子好听的话你们那么起劲儿给他鼓掌。

那年轻人很有耐心地对王作秀说：“大嫂，萨凡奇先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水利专家，他说他到三峡来看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江，看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三峡。将来三峡大坝要建在你们这儿，正好在中国的心脏位置，是上帝赐给我们中国人的福分！他说他现在60多岁了，如果上帝给他时间，让他能亲眼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他死后就埋在这中堡岛上，让他的灵魂伴着三峡工程永远复活！”

王作秀心想，这洋人对中堡岛还真有感情呀！

“以前也有人说要在这儿修啥子大坝，到底修大坝干啥子用呀？”王作秀问。

“发电，让我们中国人都用上亮堂堂的电灯。那时候大嫂你家就不用煤油点灯了，只要通一根线，夜里就像白天一样了，你做饭也不用柴火……”

“不用柴火？”王作秀弄不明白，像在听神话鬼话，“那……大坝要修多大多高？”

“把长江拦腰切断，再修一百层楼那么高的坝。”

“啥子叫楼？”

“楼你都不知道呀？就是……就是叠起来的房子。”

“那叠起来的一百层房子有多高呀？”

“就像你家一百座房子叠起来那么高。”

“啊，要修这么高的坝呀？！”王作秀惊得目瞪口呆，“那……那我们住哪儿呀？”

“嘻嘻，你大嫂就住在一百座房子高的大坝顶尖尖上呗！”

年轻先生的一句玩笑话，让王作秀当真了一辈子。

从那个洋人萨凡奇来后，王作秀所在的中堡岛就开始热闹起来。不说那鹤发童颜的萨凡奇第二年又来到她家，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个勘测队那个调查组也隔三差五地来江心小岛。每来一批人都要到王作秀家坐一坐，吃一顿由她做的“三峡饭”——这名儿是那个人称“老三峡”的地质师姜达权给起的。那一次，姜达权陪着萨凡奇推荐给三峡工程当总工程师的柯登博士到王作秀家吃饭，柯登博士觉得女主人的饭做得特别香，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饭，姜达权随口说了个“三峡饭”，谁知美国洋博士从此张口就要吃“三峡饭”。

其实王作秀的“三峡饭”无非是些农家菜加几样长江鱼虾拌在一起上桌的东西而已。

三峡风光好，峭壁山峰高；

急流浪涛凶，白帆点点漂。

西陵峡中险，峭壁一线天；

焉知悬崖上，袅袅起炊烟。

山上有草针，针刺入肌肤；

其名曰“王八”，布阵心何苦。

勘测队里有个叫陈梦熊的年轻人，野外归宿时经常独自躲在王作秀家的后棚里摇头晃脑，吟诗作词，而且时不时还拿出几首请阿嫂“赐教”，乐得王作秀几次烧糊了“三峡饭”。

“香，太香了，这才叫江心野味餐！”小诗人则一味夸王作秀这些难得出差错的饭菜。

那会儿山外面蒋介石挑起的内战正打得你死我活，大江腹地的中堡岛则格外宁静。王作秀的小天地似乎并没有因为外面炮声的轰轰隆隆而慌神乱阵。但也有一点变化，王作秀觉得这些勘测队员们给她的饭钱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光吃不给。这让她没法再支撑下去了。有一次她板着脸找到那个给她起“三峡饭”名的小个子姜达权，说我又不是有钱人家，你们怎么只管吃不给钱呀？姜达权见王作秀到他那儿讨饭钱，脸一下红到脖子根，话都说结巴了：“嫂……嫂子，我们……实在有几……几个月没接上饷了。真不好意思。日他个蒋介石的娘，他光知道打……打共产党，就不知道咱们辛辛苦苦为国家在搞实业兴国……”

活脱脱一大群男人被弄得这样狼狈，王作秀也就不再为难他们了：“反正是熟人了，有言在先，咱岛上有啥子，我就做啥子给你们吃。”

“行行，就是啥子也没的吃，我们能吃上大嫂的手艺也会开心得很哪！”

这些被书磨滑了舌头的男人们，光嘴上甜！王作秀偷偷笑骂一声，心里还是想着那个能把家安在100多层楼高的大坝上的美梦。

她自然不知道，小个子姜达权他们和几名洋人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几乎是靠个人的力量在进行着国家三峡工程坝基的勘测调查任务。她自然更不知道，就是被她“教训”得说话也结巴的小个子姜达权，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挑战国际大坝权威萨凡奇先生关于三峡坝址那著名的“萨氏六方案”。这是何等的气概！几十年后证明姜达权他们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时至1947年，突然有一天姜达权跑过来告诉王作秀，说他们马上要撤出中堡岛了。

“以后还来不来了？”王作秀问。

一脸阴云的姜达权摇摇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来，我想我会再来的……”

那天王作秀拿出家里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为勘测队员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饭菜。可饭桌上大家默默无言，一片悲切。只有因为临别时想照相留影而磕掉上排牙的“小诗人”陈梦熊，一边流着泪水，一边念念有词地吟咏着他那“临别画坝址，峡影动恋情；但望十年后，巨工成奇景”的新作。

王作秀并不知道这些勘测队员回到南京后经历了一场生死抉择。尤其是小个子姜达权，他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几番为儿子买好了到台湾的飞机票，还准备了自卫的手枪。可姜达权没听从父亲的安排，却与钱昌照等一批人冒着生命危险，完整地保护了“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使新中国有了第一个最健全的地质科研机构。

解放了，王作秀上岛后第一次返岸，带回家的是一张毛主席的像。她把它贴在草棚里屋墙上的正中央。

1958年开春不久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边的沙滩上晒豆种，此时一条从武汉出发的“峡江”号轮船，正逆水向她的中堡岛方向驶来。农家妇人并不知道这条船的驶来，将使她王作秀普普通通的一生也添上了浓浓的一笔重彩。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林李之争”的裁判，指示国务院“好好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带着一批专家到三峡实地考察来了，而这次考察将决定三峡工程未来命运。

“那是3月1日上午。”95岁的王作秀在我采访她时一张口就把这个日子说得清清楚楚。

“大嫂，你看谁来啦！”这一天王作秀刚从沙滩晒完豆种回到屋里准备做午饭，突然门外有人叫道。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她赶紧拍拍身上的灰尘相迎，哟，这不是那个十几年没见面的小个子姜先生嘛！

“是你啊！”王作秀乐开了嘴，“快进屋坐，坐坐！”

“大嫂，你看谁来你家了！”姜先生侧过身子向王作秀介绍他身后一位英俊慈祥的“大人物”。

“阿嫂好啊！”那一口吴语的大人物说着就走过来，握住王作秀的手，亲切地问，“你一家住在这个江心岛有多少年了呀？”

王秀作感到眼前这个大领导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是谁。她愣在那儿寻思着：到底是谁呀？

“大嫂，周总理问你呢！”一旁的姜先生轻轻捅了捅王作秀的胳膊，说。

“啊——您是周总理？！”王作秀的嘴巴张在那儿久久没有合拢。

“是我，阿嫂。我是周恩来。”周总理见王作秀的女儿坐在板凳上洗脚，便走过去蹲下身子笑眯眯地问孩子几岁啦，上没上学。

小孩子哪见过这么多外乡人，只知道摇头和点头，不敢说一句话。

周总理直起身对王作秀说：“岛上的孩子应该与岸上的孩子一样，有学上。”说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两元钱，塞到王作秀的女儿手里，“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为家乡的三峡建设贡献力量。”

那时两块钱可不是个小数，能买许多个鸡蛋哩！人民总理心系人民，温暖了峡江百姓几代人的心。

王作秀赶忙代孩子谢过周总理。然后悄悄问姜先生：“请总理和你们同志在我家吃‘三峡饭’啊！”

小个子姜先生一听直乐，指指周总理后面跟着的一群人员，然后给了她一句耳语：“这我说了不能算数。”

就在这时，只见周总理带着随行人员直奔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堡岛打井钻孔的地方。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周总理为什么专程来到中堡岛的背景。自从萨凡奇来到中国三峡提出他的“萨氏计划”后，关于三峡大坝建在何处一直是中外专家最关注的问题。萨氏当时倾向在南津关建坝，而中国自己的专家经过大量调查认为应在三斗坪【现在三峡大坝就建在此】，坝址之争因此十分激烈。1955年苏联“老大哥”派出的专家到三峡考察后，同样倾向于在南津关建坝，而且毫不理会中国同行的意见，他们的理论是：“没有不良的坝址，只有不良的工程”。这话意思是：我们选择的坝址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们以后三峡工程按我们选择的坝址开始建设后如出现问题，那肯定是你们工程质量出了问题。这陡然增加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心理压力。然而所有这一切压力，并没有压垮中国技术人员的良知和对三峡工程的责任心，他们一再坚持南津关坝址地质条件不是最好的，三斗坪才是理想的坝址。这事一直闹到毛主席那儿。

“既然我们自己人认为三斗坪更理想，那就应该重视。恩来，大坝定在什么地方，这事等你去了现场考察后由你定。”毛泽东对周恩来这样说。

王作秀哪知这些事，所以她更不知为啥周总理到她家后匆匆直奔当年苏联专家打孔钻井的现场。那时岛上没多少人，苏联专家的钻井设备也比较简单，尤其是钻井打孔需要的水还得人扛肩挑。王作秀丈夫和岛上的男人们都被征用去为苏联专家打井服务，任务是一人一天挑20担水，给5角工钱。后来井越打越深，岛上的男人不够用了，又从岸上抽来不少民兵一起挑水。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我到中堡岛村采访，上了年纪的庄稼人都说自己曾经为苏联打井队挑过水。对于那段历史王作秀最清楚，因为那井离她家不到300米，而且苏联人打出的大大小小的岩心一直留在岛上，大的要两人合抱才能够得过来。几十年后当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大决议广播后，—些中堡岛农民兄弟还借苏联人留下的这些岩心发了不少财。那时有人打着“三峡最后游”之名，引来中外诸多游客上三峡，中堡岛是未来大坝的坝址，又是江心之岛，所以游客们不辞辛劳，下船上岛，在竖着大大小小“三峡坝址留念”、“三峡中堡岛一游”之类的各种纸牌子跟前照相留影。

“我还赚过好几百块钱哩！”王作秀得意地对我讲，她因为沾了家在中堡岛的优势，远道而来的游客听说她是中堡岛最老的寿星，又是当年见过周总理的人，都纷纷争着要跟她合影，“不是我要收钱，是他们主动给我这个老太婆的，说是孝敬我的哪，瞧现在的人心多好！”老人颇为感慨和得意。

那天，王作秀见周总理一行从她家走后到了苏联人打井的地方看岩心，便凑过去看热闹。

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岩心前，周总理饶有兴趣地左看右看，然后拿了一块拳头那么大的岩心，问身边的地质工程师姜达权：“往下打是不是都是这样完整的岩心？”

“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岛的地质结构比较好，也没有岩溶洞。岩层相当完整。”姜达权回答道。

“这么说，你们提出在这儿建三峡大坝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学依据啰！”周总理高兴地反复掂了掂手中的岩心，很有些爱不释手，“我能带走一块吗？”

姜达权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规定谁也不能随便带走这种地质标本的，“这……总理有什么用吗？”

周总理笑了：“我是给毛主席带的呀！主席一直在为三峡大坝的事操着心，他能看到这里的地下有这么好的岩层会有多高兴呀！”

姜达权和同行的人都欢腾起来。

“行行，总理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姜达权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笔，然后在岩心箱的记录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在多少米至多少米间的一段岩心被取走。并注上自己的名字。

周总理好奇地问：“取走岩心还要签字办手续呀？”

“是的，这是纪律……”姜达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我也签上名字。”周总理从姜达权手中要过笔，也在那块记录牌上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王作秀自然还不知道后面的事：在周总理来到她家后的第28天，一艘“峡江”号大轮船，从重庆而下，在路过她的中堡岛时特意在江中缓行了许久。这时“峡江”号轮船上有一叶窗子，轻轻地被掀开，一位巨人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中堡岛，嘴里喃喃地念着“三斗坪，三斗坪……”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周总理从中堡岛带走的那块岩心。

这位巨人就是毛泽东。

从那时开始，王作秀这位中堡岛主人陆续地接待了各式各样的工程地质人员，自然最熟悉的还是像姜达权这样的地质工程技术人员。

“姜先生呀，1947年那会儿你一走，咋就十多年没上我们中堡岛呀？”一日，王作秀问小个子姜达权工程师。

姜顿时语塞，他看看这位善良的峡江农妇，不禁潸然泪下：“知道吗，我吃了好几年官司呢！”

王作秀惊愕：“啥子事要让你蹲牢嘛？”

姜达权有些为难地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他不想提这件令人伤心的事。这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与同事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了旧地质调查所，便以一腔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高潮中去。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的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工程地质勘察。当时由于他听从长官意志的摆布，结果在工程程序上未能按要求做，建成后的官厅水库出现了漏水现象。有人借题发挥，当面责问姜达权等工程技术人员：“这绝对不是小事！淹了北京，就是淹了毛主席！”这么大的帽子戴上，姜达权因此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多亏水利部党组和何长工等领导实事求是指出工程出现的问题是某领导的长官意志所致，姜达权才得以从监狱里出来。

王作秀虽然并没有从姜达权口中知道他白白遭的这份罪，但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认定像姜达权这样长年离家到中堡岛来为修三峡大坝不辞辛劳工作几十个年头的“读书人”，肯定是好人一个。因此她心甘情愿地为姜达权这样的“建坝人”做了多年的“三峡饭”。

那些日子里，王作秀把为这样的“读书人”做“三峡饭”看做是自己生活中最幸福和自豪的事。

她心中始终有个美好的愿望：早日能在“一百层楼高”的大坝顶上安上自己的家……

然而国人的三峡工程梦实在做得太长、太苦了，曲曲折折，时伏时起，朝现夕隐。像姜先生这样埋头执著工作的人竟然也时常忽儿上岛来，转眼又无奈地被调离工地现场，而且在“文革”时期一走便是几年、十几年……中堡岛上的岩心虽然依然耸立在滩头，却也饱受风雨侵蚀，不少被埋入泥土。王作秀觉得自己的头发也像这些纷落的岩粉，不是掉落，就是变成了白色。儿女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可三峡大坝就是没个影。她不明白。好在她的身体依然硬朗，她一直等着姜达权他们再来吃她做的“三峡饭”。

可姜达权再也没有来。

王作秀为此不止一次站在小岛中央默默地发呆……其实她哪知道身在北京的姜达权他们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三峡工程的工作，只是这位卓越的地质学家因长年在野外辛劳过度，身体已像燃尽的油灯。当1986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专家大论证时，姜达权已经无法起床，胃出血、肺炎、肺脓疡外加类风湿、强直性脊椎炎，使得本来就瘦小的他，五脏六腑、四肢七窍俱损。可他的心却始终系着三峡工程，对大坝和库岸稳定的技术问题尤其时刻牵挂。他瞒过医生和亲人，挥笔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写了一封长信。当听说国家领导人亲自批转他的意见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7月14日，被病魔折腾一夜之后，姜达权早晨醒来感觉似乎大为精神，便坚决要求出院。无奈之下，他的二儿子只好抱着体重仅有30公斤的父亲回到家。回家后这位地质学家便在自己的书房内趴在桌子上开始工作，仿佛要将失去的分分秒秒时间抓在手里。啊，上帝呀，你再给些时间，让我把要说的话都说完吧！姜达权艰难地将自己心中要向国家领导人说的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议写成“万言意见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最后一行字，便心力全无，气丝不见……从医院回家的第三天早晨7时28分，一颗赤诚的心终于停止跳动。

八宝山火化工人在为这位科学巨匠做最后一次整容时，惊愕得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瘦成这样子的人”。

姜达权去世后不久，中直机关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滔滔长江接纳了这位“三峡之子”最后的拥抱——姜达权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了他曾经吃过无数顿香甜“三峡饭”的中堡岛上……

王作秀同样不知道这一切。那时，她已是80岁的农家老妪，但依然是一个身体硬朗的期待看到“高峡出平湖”的老妪。

几年后，有一天晚上王作秀独自坐在门口听着长江的涛声——老人已经习惯在吃完晚饭别人看电视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欣赏自然的美妙音乐。突然，她听到岛上有锣鼓声，后来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了她的岛。人们边歌边舞，那喜庆劲儿跟当年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情景差不多。

“啥子？三峡水库真要建了！真要在我们这儿建大坝啦？！”王作秀终于明白了：原来大伙儿是在庆祝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关于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决定呢！

“喜事儿！喜事儿！”王作秀迈开小脚，跟着大伙儿一起欢呼起来。

后来不长时间，就有干部上岛来动员她家搬迁，说三峡工程马上要动工了。

“搬！咱不搬大坝建哪儿呀？总不能建我们头顶上嘛！”邻居有人舍不得搬，王作秀出来说话了。“老寿星”都有这么个觉悟，谁还有啥子话可说？搬！

中堡岛的居民们便成了百万三峡移民中的第一批移民。只是他们搬得并不远——从江心岛搬到了大坝工程“红线”之外的那个山坳上。

“你瞧——我这儿就能看得到大坝！”95岁的王作秀听说我是从北京专门来她家采访她的，高兴地从屋里走了出来。老人是个很爱面子的人，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便转身回屋穿上一件干净的花格子衬衫，然后乐呵呵地跟我聊起那令人神往的中堡岛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往事。

“光荣哟，光荣。我见过周总理，还见过李鹏总理，大江截流合龙那天，李鹏总理还请我上观礼台呢！江泽民主席也见到了。光荣啊！”95岁的王作秀耳不聋，眼不花，还独自起居开伙。

“我有一个月60元的补助，国家对我好着呢！我要活到大坝建成那一天……”她满怀深情地对我说，然后掰着手指算道，“还有六……七年，那时我都102岁了。哈哈……你信不，我能活得到……我知道的三峡工程的事比谁都多，你信不？”

“信，信信！”我在向这位可敬的“三峡见证人”点头时，眼眶里直发热。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位三峡移民，一位我所见到的百万移民中的“老寿星”。95岁高龄了，她依旧坚持与儿女分而居之，独立操持家务，还时常帮助儿女掰包谷，到地里拔草……这位可敬的老移民为了实现她一生的“三峡梦”——那个属于三峡大坝人独有的“三峡梦”而顽强地显示着我们常人所不能完成的漫长的生命历程，辉煌而壮丽的生命历程！

下部

该上马了！

在中国，谁忽略了长江，谁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为长江主宰着大半个中国兴与衰的命运。

谁读懂了长江，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在这个日子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波的中国心脏北京，尚处在飘荡不定的非常岁月。按照常规，国家最高领导者恐怕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自己的政权中心，去关注其他什么事。但中国在20世纪末的最后十余年里崛起了一位政治领袖，他注定要做出非凡的举动。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中南海。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他的每一个细微行动都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国际上所有的敌我势力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有人猜测他去了上海，也有人猜测他出访欧洲或者美洲，但这些地方他都没有去他作出了一个人民领袖的明智决定。

他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了三峡大坝坝址，查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

江泽民总书记到了长江三峡。

这是一次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为什么首先选择了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尽管人们可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想象和猜测，也可以说有这样或那样的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但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总书记一走上人民领袖的岗位，就显露出了他那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治国之道。

巡视长江三峡的意义，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感觉到了。而且可以肯定，随着岁月的继续延伸，我们所能认识的远大意义会越来越明晰和深刻。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到我们这代人手里该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毅的话。

他心中装的最多的还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事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长江三峡就这样沉甸甸地装在了江总书记的心里。这一装他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你就放开手，大胆地干起来！”江总书记对水利专家出身的、一心想把三峡工程搞起来的总理李鹏如此说。

“请放心，我一定遵照您和小平同志的嘱托，把这件事办好，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李鹏总理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

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她的领袖都在她的面前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水利专家出身的李鹏自他出任国务院总理后，许多力主长江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像是吃了兴奋剂，他们把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李鹏任总理的这届政府身上。

你是总理，有权主持如此大的工程；你是水利专家，上马三峡工程让人多了一份保险系数。机遇难得，千载难逢。

李鹏总理能不感到压力？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小可。有一回周总理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和各部门相互之间的指责，周恩来拍着胸口对大家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的不是你们几个人。要砍头，我是第一个。可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那可是要载入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啊！”

1990年春，“两会”按照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中央常委能否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江泽民总书记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任主任，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三位副主任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十分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高瞻远瞩，掷地有声！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问题此刻全都出来了。

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件令中国水利代表团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所谓中国建三峡工程“造成一百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的提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三峡工程中一个简单的“细节”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

其实这些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有过分的“关心”。某国家想承揽一项工程，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丧失家园”、“沦为难民”。我在库区采访时，云阳县的人告诉我，那一年某国有几个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有人会说汉语】，叫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些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演戏，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就是因为并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记者的阴谋最终也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日本有个右翼组织为了污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说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听就觉得对方在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海口在什么地方？你们日本国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日本人中还算有一两人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是在中国的上海吴淞口，距日本国还遥远得很呢！再说长江出口处的东海海域的水也不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反华势力，对所谓“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用说了，所下的本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人权问题的一次次“提案”，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他们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和说三道四，从来也没有停息过。一句话，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国人能在建设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

纵观世界水利史，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了。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滔滔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的源头至上海吴淞口入海处，全长6300多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沿江汇集支流数千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条。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滋润着全国1／5的国土，每年入海流量近万亿立方米，水量无比充沛。落差五千多米，可资开发的水能2亿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万亿千瓦时。流域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养育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着整个国家七成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江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大血脉，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然而长江之水，在造福于民的同时，又因它的不驯性格，致使沿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洪水之灾。

关于历史上的长江洪水带给沿江人民的灾难，史书上的记载足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远古的长江洪水史没有记载，只有到了汉朝才有了关于这条大江的灾情记录。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汉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历史里，长江共发生有记载的大水灾214次。通过这个记录，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即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泛滥一次。且越到近代，灾害的发生越频繁。秦代以前，缺少历史记载。两汉400多年间，有6次大水记录。魏、晋、南北朝的200年间，有16次记录。到宋代后因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逐渐向长江以南转移，故对长江大水的记录准确性增加了，300年间有记录的大水63次。平均每5年一次。元朝时中国的统治中心回到了北方，此间的长江水情没有被朝廷当回事，记录也随之不见了。到明代，江南经济文化逐渐繁荣，记录的长江大水有66次，平均每4年一次。清代时基本上将长江的每一次大水都详尽记录，共发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荆州不畏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终”，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1860年至1870年10年中出现的两次特大洪水，冲开了南北荆江大堤，两湖平原一片汪洋，百万生灵葬身鱼腹，仅死亡人数合计就达百万以上。发生在20世纪的长江大水，是我们许多人亲身经历过的。像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淹没农田5089万亩，死亡人数达4.5万，汉口淹水百日；1935年灾害再次降临，仅支流汉江遥堤溃口，一夜之间就死了近8万人，灾难，数不清的灾难，次次把中华民族推到痛苦的深渊。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的武汉大水，尽管人民政府带领沿江人民奋力抗灾，并启用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但武汉仍被洪水围困3个月，京广大动脉中断百天，3.3万人死于水灾，直接经济损失百亿元【旧人民币】。而1998年的那场由江总书记亲临大堤指挥的“长江保卫战”，更是历历在目。

长江啊长江，你给了中华民族太多的辉煌，你同时又让我们的同胞经受了太多的水患痛苦！

三峡工程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它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三峡工程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防洪。要解决的一是水患、二是巨大水资源的利用。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白白地流入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江白白流走的哪里是水，分明是黄金、是白银！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

水资源的利用，不仅仅带来巨大的电力资源。与火电相比，三峡水电可使国家每年少燃烧大量原煤，少排放1亿吨二氧化碳、100万吨二氧化硫、1万吨一氧化碳和37万吨氮氧化合物。有人估量仅此环境效益一项，三峡工程带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有几百个亿。而规划设计的三峡水库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确保百年一遇的大水来临时，中下游不受洪灾损失。“百年一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100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来临时，长江中下游因为有了三峡大坝仍能稳稳当当生活与生产，不用再像以往不是“一梦醒来命归天”，就是百万人的“严防死守”了。

有关人员告诉我，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洪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几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为每秒80000立方米。三峡水库库存的泄洪能力可以保证在每秒102500立方米。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来临时，我们国人可安心酣睡了！其实，长江洪水的“百年一遇”，并不是每100年就有一次像1870年的每秒80000立方米大洪水从天而降。“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的表述，用一段通俗的话来比喻：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转动一下，肯定有时是正面有时是反面，其概率为50％。但并不是说每转两次肯定是一正一背，也许是两正也许是两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许100年中长江一次也没有特大洪水，也许100年中就连续来了两次大洪水。三峡大坝给我们挡住的就是在一二百年中像1870年那样的大洪水，不管它来一次两次，还是一次也不来，我们都可以放下心来。

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显然是整个工程中最突出的方面。它大得连经济学家都无法计算，因为人的生命本不是用多少钱能估算得出的。根据设计，三峡工程建成后，它的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时，其防洪库容应为221.5亿立方米，可使荆江南北两岸，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避免“百年一遇”的毁灭性洪灾。如果非要用钞票来计算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那么按1870年特大洪水来估量，可直接减少农村淹没损失约510亿元，减少中小城镇淹没损失约为240亿元，加上其他淹没损失共可减少800亿元左右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中间自然没有包括洪水吞没人民生命所造成的无价损失。总之，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社会诸多方面。

“高峡出平湖”后，三峡水库的优势还在于它构筑起了一个效益巨大的长江航行新天地。预期到本世纪30年代，通过长江峡江坝址的单向货运量将由现在的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客运约400万人次。届时从重庆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那时长江的新一段黄金水道将名副其实，足可与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三峡就是这般伟大！伟大得让一些敌视我国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肉跳。然而，在三峡工程带给我们巨大效益的同时，毕竟要牺牲某些局部的利益，移民便是其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项。

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电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电站，其移民数仅为4万人；非洲的加纳沃尔塔枢纽，移民为8万人；印度的萨塔萨洛瓦水库，移民为10万人。中国人太多，中国人又习惯随江河而居。在新中国建设的数以万计的水库中，移民共超过1800万人。超过30万移民的就有好几个，他们是新安江水库，移民30万人；丹江口水库，移民38万人；三门峡水库，移民40余万人。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移民工作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饱尝了某个水利工程因为没有安置好移民所造成的痛苦。

三门峡水库的移民工作就是一个教训。那既有过去国力贫穷所致，也有决策本身的失误。三门峡水库已经成为历史，因建水库而得名的三门峡市如今美丽如画。我们在此诉说他们的不幸境遇，其实正是想说明水库移民工作的难度，说明今天三峡移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举国家之力”而进行的又一场伟大壮举。三峡是长江上的第一大坝，而三门峡则是黄河上的第一大坝。长江与黄河一南一北，一个今天一个昨天，两个大坝的移民，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当年的三门峡水库修在黄河边，那时的移民任务和安置地，全都是由国家“计划安排”和“政策决定”的，你去不去那可是“政治任务”，是“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为了确保移民工作的全面展开，有关部门将首批到宁夏的移民安排为一个特别的先遣【必须是青壮年】，共5208人，出发那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县乡村上的干部们全部出动，并且动员了几万人的欢送人群。先遣队的移民们个个精神抖擞，胸前挂着大红花。根据文件规定：先遣队的移民必须以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主，中农和上中农基本上没有，地主富农更不在其列。所以当时库区的百姓出现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踊跃争当先遣队员的动人场面，有个乡分配的先遣队名额是154人，结果报名的达1087人。有人为了争取当上先遣队员而咬破手指，写血书，表决心。

当移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千里迢迢来到目的地贺兰山下的平吉堡一看便傻了：这里挨着光秃秃的贺兰山，为沙漠边缘地带，不是半人高的茅草地，就是光秃秃的一大片望不见边的“石头地”——移民们称那些是沙漠边缘荒芜之丘。“怕啥，再苦也吓不倒我们光荣的三门峡移民！”面对风沙，有人这样豪迈地说。先遣队的移民们再也不吱声了，默默地在荒滩上搭起了几个草庵子。来年春天，他们借得当地人的拖拉机，竟然还种下了40余亩麦子……新的家园就这么安了下来。但一年春夏秋冬过去，移民们辛苦种下的麦子在即将收获的时候，被一场风沙伴着的“石雨”吹得无影无踪。远迁的移民开始逃跑了。一个陶乐县共安置800移民，三天里跑了361人。结果半途被当地基干民兵拦回260人，其余101人杳无音讯。

然而三门峡这边的整体移民工作刚刚开始，更大规模的移民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宁夏方面遣送。有人听说“先遣队”移民的命运后，不愿去。干部说：不去，可以，那你就去跳井！去跳黄河！

移民们不得不走。他们来到贺兰山的新家园是个根本无法生存的蛮荒之地。当地农民本来就吃不饱，像宁夏陶乐县总共人口才6000人，移民却来了1.3万多人。本地农民与移民之间矛盾不断，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政策上的偏激、工作上的简单化和当时国家整体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导致了那个时期水库移民的灾难性后果。

贫穷。无法生存。三门峡移民们经历的那一幕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它是真实的。几乎从移民们迁移到目的地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踏上了“返库”之路【回到三门峡库区】。从1957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的30多年里，返回三门峡的移民多达一二十万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中央〔1985〕29号文件下发后迁回的“合法返迁移民”，还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迁回三门峡，流落各地，有的则在返回的路上发生了悲剧……

三门峡移民留下的伤痛，像警钟长鸣，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党和政府的决策者：那就是任何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的移民政策在其决定之前，必须充分考虑科学性、现实性以及绝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了这几点，特别是最重要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将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三峡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座水库的移民，甚至是过去几大水库的移民总和。根据规划，三峡工程的全部移民实际超过120万人。这还仅仅是人，须知迁移一个人，就会有随之同迁的物，而物的概念远远比人的数量大出几倍。长江三峡水库建成以后的水位基本稳定在175米，也就是说在这水位之下都属于淹没区。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1993年向国务院报告的三峡水库淹没在175米水位线以下的实物大致有：房屋面积共为3479万平方米，其中城镇1611万平方米，农村1087万平方米，工矿企业751万平方米，其他30万平方米。移民除了人和物之外，还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合计被淹的耕地果园等面积就达48万亩。另有工矿企业1599个，码头593处，水电站144处……更有外人并不知情的城镇淹没移民这一大块。三峡库区淹没线以下的市级县级城镇13座，乡级建制镇114个。其中全淹的县城有8个，他们是湖北的秭归、兴山、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以上这些县城别看它们“在册”人数只有几万十几万人，但它们都是历史名城，而每一个城市不仅供养着固定居民住户，还有高于他们数倍的“外来工”。可见，三峡移民的概念何止是一个简单的“百万移民”。实际上每一个移民背上担起的则可能是一个家园，是一个码头，是一条公路，也可能是一座工厂，是一座城市……

1990年在江泽民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至1991年8月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这个方案差点促成了一个省的诞生这是后话。重庆市领导们听说“150方案”后提出了异议，说水库蓄水150米就到不了重庆，这对重庆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175方案”便是这么诞生的。

1991年春“两会”按惯例又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三峡工程问题。几位力主工程上马的委员不干了，再次联名上书给江泽民总书记。

这里面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他们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崇高利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老将军一生铁骨铮铮，此时也被沸沸扬扬的三峡工程搅得热血沸腾。老将军在无数次亲临三峡地区视察和实地调查基础上，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三峡工程“主上派”人物王任重，一起邀来张光斗、严恺、张瑞瑾、杨贤溢等十来位著名水利专家，大年初三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峡工程诸葛亮会”。会上这些水利专家和老将军汇成一个共同心声：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百万移民工作。一定要抓住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排除干扰，尽快促成三峡工程上马的法律程序。

“这个会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要给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全体同志写封信，建议他们尽快作出决策！”刚刚送走专家们，王震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心潮，对王任重说。

“好啊，有您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三峡工程，我这个‘主上派’劲头就更大了。王副主席，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愿意在您的信上签上我的名字！”王任重高兴地说。

“还用说嘛，呼吁三峡工程啥时少得了你嘛！”王震乐开嘴巴，用拐杖亲昵地敲敲王任重的腿，“走，现在就写。”

于是，老将军回到房间，铺开纸，提笔写道：“……听了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三峡工程上马……”

王震的信很快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小平同志的手中传开了。小平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三峡工程看准了就早上。而其他那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高层领导们也纷纷响应王震老将军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这年9月，水利部的一位资深老领导李伯宁就当时争论的焦点——“三峡移民问题”给王震写信，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使老将军热血沸腾。

那封信这样说：“……三峡移民由于数量大，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要想实现中央提出的一次性补偿为开发性移民所采取的就地就近安置的办法，关键在于早动手、早投入、早安置。如果丧失了有利时机，不及早掌握为安置移民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就会重走过去移民的老路，造成移民的极大被动，甚至丧失‘就地后靠，就近安置’的条件，这样三峡就可能修不成了……我们的水利水电专家呕心沥血地反复调查研究和论证了几十年，工作越做越深，论据越来越充分。特别是近两年零八个多月的重新论证，集中了全国50多个学科，在国内最知名、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的400多位水利水电专家和权威，对三峡工程所存在的每一个问题和社会上每一点疑问，都认真地进行了客观研究和反复论证，从而再一次得出了‘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受得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的科学结论。当然，还有少数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允许的，即使三峡再争论100年，也很难有百分之百的赞成……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的关键，因此建议中央早日进行移民工作的准备。移民工作动手越早，移民和三峡工程就越主动……”

是啊是啊，不能再因为移民的事影响三峡工程上马了！王震老将军又一次为三峡的事坐立不安，当即挥毫给江泽民、李鹏写信——

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同志：

……我虽然没有分管过三峡工程的有关工作，但几十年来接触过许多水利专家、学者，并几次到实地看过。凡是参加过这一工程勘察的专家基本上都主张早日上马。与此相反，没有参加勘察工作的也不懂水利的一些所谓“专家”，则拼命反对。

大江滔滔，日夜不息，每年相当多少万吨煤炭的丰富水力资源付诸东流，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如果几十年内再遇特大洪水，那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毛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完全相信总书记、总理能代表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下定这个决心，使三峡工程早日上马。我也完全相信，在你们的正确领导下，把这件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圆满光荣地完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此致

敬礼

王震

9月12日晚年的老将军，已经很少再像当年开垦南泥湾那样动激情了。但这回为了三峡工程他又一次喷发着“南泥湾”时的那种激情。

中南海。江泽民总书记见王震副主席的信和政协转来的委员“上书”后，会心一笑，立即指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点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毛毛雨是什么？那是上海话，人们对春天里那种蒙蒙细雨的称谓。总书记通过几番调查考察和听取各界意见，心里已有几分数了。对长江三峡的正面宣传的“毛毛雨”从此开始“下”起来。

中宣部、水利部随即包下一艘游轮准备赴三峡实地采访，回来好在各媒体下“毛毛雨”。不想，大江中部的“毛毛雨”尚未见到，华东的一场特大洪水席卷江浙皖闽和上海等省市，损失惨重。显然，华东特大洪水主要是因为长江的原因，这条大江实在无法顶住上中游的巨流滚滚而下，于是把富饶的长江三角洲淹了个“咯噔咯噔”。这场洪水对华中的湖北湖南来说是小头，但两省损失也不是小数，1000个亿哩！

别说，坏事也有好的一面。原来一些对建三峡工程有些不同意见的人，这会儿转得特别地快。一个月前还明确表示对三峡上马与否要“慎之又慎”的同志，在目睹了洪灾的严重后果后大声疾呼道：三峡工程非常重要，其防洪作用不可小视！迫在眉睫！

总书记笑了：这回“毛毛雨”真的下得恰到好处。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交全国人大审议。会议最后一致同意提交议案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这就有了一个多月后那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

三峡的命运注定曲曲折折。就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被三峡工程“主上派”称为“领头羊”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突然病倒。这一消息传出，令“主上派”们心头好一阵紧张。关于王任重对三峡工程上马所作的贡献和努力，在党的领导层内人人皆知。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任期间，经历了1954年武汉被洪水围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灾难。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在决策三峡工程问题时，王任重全都参加了，而且他的意见一直影响着三代领导的最终决策。“三峡工程能上的话，我愿意前去担当工程总指挥。”王任重在年富力强时曾多次向毛泽东和邓小平表过态；在他年高体弱的20世纪90年代初，还向江泽民总书记表过这样的态。“三峡梦”是这位坚定的老革命家毕生的追求和夙愿。据他身边的人介绍，在三峡工程进入最后几年的论证阶段，只要有人向他谈论有关三峡工程的事，身居要职的他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立即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有位专家说，仅他一人通过王任重之手转给中央领导的有关三峡方面的建议书就不下十几件。每一次，王任重都办得非常认真，直到有回音为止。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比别人早知道这一年的人大会议上要将三峡工程上马的决议提交表决。作为政协的领导，又是三峡工程最坚定的“主上派”，王任重更加激动地期待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然而，就在盼望多年的夙愿即将实现时，他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于“两会”开会前4天突然病情恶化，猝然逝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峡工程的坝址。”长江滚滚东流，不舍昼夜。共产党人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群山峡谷同在。

然而历史仍在前进，三峡工程如同已经扬起的风帆，它正以不可逆转之势等待人民代表的审定。

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三峡工程这样引人注目的表决，因为它太激动人心了，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

笔者当时作为中央某机关报的一名记者，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

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屏上显示出《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突然，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大厅的西侧。全场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主席，我要求发言！”老者挺直身板，在众人注视下毫不含糊地面对主席台，高声说道：“三峡工程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应作为重大方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怎么能轻率地作为一般方案处理呢？”

那一刻，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片哗然。

人们等待着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主席的声音。

万里终于说话了：“今天的议程不包括大会发言。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代表席上又是一阵躁动。在代表们按下自己神圣的按钮时，只见那位要求发言的老者和同一排上的另一位人大代表一起离开座位，退入与会议大厅一墙之隔的宴会厅。后来这两位人大代表虽然对自己的意见在当时没有获得充分表达有些不满，但仍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中国决策层是尽了最大可能的民主程序，仅这一点便值得载入史册。

正当这两位代表向记者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时，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梦想70多年，调查50余载，论证40个春秋，争论30个冬夏，三峡长梦终于成真。

作为那次“两会”的历史性见证人之一，我同样感到激动，但也同样有种感觉：我们的那些决策者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担心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中，外界都猜想可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其实恰恰相反。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水利大国和修建水电站非常在行的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之前，三峡大坝的不远处，中国建起了另一座大水电站——葛洲坝。由于葛洲坝的坝址地形、地势、河流等因素远复杂于三峡坝址，加上葛洲坝本身也是一座重量级大坝水电站，早在中央决定建设葛洲坝时就提出了要将它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所以，业内人士早有定论：既然我们能建葛洲坝，三峡大坝就不在话下。可是三峡工程毕竟是超世界级的人类从未有过的巨大水利工程，技术难题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可专家们包括那些社会学家们甚至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们更担心的是移民问题，一百多万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园，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这谈何容易！更何况，伴随这一百多万人的还有那些城市、乡镇，那些工矿企业、学校医院……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其他因素！

今天的移民，移的单单是一个活脱脱的人吗？不是。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实是堆积成的物质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车，移的是见不着底的欲望之海，还有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结……

百万三峡移民因此被称为“世界级难题”。

西方国家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解决百万移民的难题。

移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实是难民、贫困、危险因素的代名词。

是你们中国人有特别的能耐？你们以往搞过的水库移民不是已经有过极其惨痛的教训吗？三峡移民人数众多，如今移民的要求也高了，你们经受得起这100万移民可能带来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巨大冲击波？

我们不仅能经受得住，而且要使百万三峡移民都能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中国领袖们如此说。

“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1994年金秋时节，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峡库区，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万三峡移民发出总动员。

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斗坪坝址工地上，按动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电钮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伟大征战！而当代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气概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壮举也全面拉开帷幕……

一个直辖市的诞生

外界也许并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峡移民，中国不会出现第四个直辖市。

重庆人太幸运了！重庆人得感谢三峡，重庆人更得感谢三峡移民。重庆是三峡移民最多的一个市【占移民总数的80％以上，接近100万】，重庆又是为三峡移民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城市。

新重庆市的诞生源于三峡移民。三峡移民催生了新重庆市。

笔者在20多年前到过一次重庆，那是个极短暂的停留，前后不到三四个小时。照理像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难得去一次曾有“战时陪都”之称的名城重庆，理应好好观光一下，怎么着也得待上一两天。但我没能做到，住惯了江南的名城，游惯了上海、广州，我实在无法接受当时的重庆那种出门爬坡、上码头登几十几百级石阶，到处人拥犬噪、污沟臭水满地以及阁楼歪歪斜斜的景致。然而，就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五周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庆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第一次来时的重庆旧貌，到处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楼群，是比广州、上海更宽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与立交桥，是直上直下轻盈平稳的码头升降车……特别是重庆的夜晚，我以为绝不亚于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丽和华艳。山城之美艳，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动，那是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江上的汽笛，岸头的叠彩，朝天门的歌声，以及时而在足下时而在楼顶穿梭的车水马龙，加之素来爱美爱俊的市民，新重庆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瞬间，她带给你的是激动和陶醉、亢奋与思考。那种在目不暇接之后就想伸开双臂将其拥抱、为其欢呼的冲动，不是哪个城市都会有的。除了第一次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东“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滩的夜景时，我曾经有过同样的心境外，重庆是又一次这样的感受。虽然目前她还在建设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见多识广的过往者。

重庆市首任市长蒲海清，这位在重庆人民心目中有着很好口碑的“老重庆”，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专司领导三峡工程事务。谈起重庆建市前后的变化，他会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市成立，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这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觉还是五六十年代时的样子。晚上再看看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连片像样的灯光都见不到。有一次我到一个企业检查工作，下岗职工们把我围住了。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地要跟我这个市长对话，他们举着牌子呼着口号要让我这个市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重庆是个老工业城，这几年她的产业落后了，新的产业又没上来，原先那些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者缩小规模，下岗职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我当时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发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继而反问我说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头够不上天嘛！如果够得上，我真想把天打个窟窿！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也恨自己没长三头六臂。面对这么个城市，这么个大摊子，怎么办？靠大家一起动手奋发图强呗！而这时我们重庆又幸运地得到了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三峡移民使重庆市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我惊诧地发现，无论是蒲海清这样的老市长，还是现在的重庆市新领导班子，他们和三千多万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新重庆的诞生与命运，与三峡移民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这件事与一个人有特别关系，他叫李伯宁。此人既不是现在的重庆市领导，新重庆市的那么多官位也与他无缘，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员，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员，但他的命运却与新重庆市的命运密切相关。

李伯宁，现年85岁，河北人，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他老家英名传遍四方，是冀中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在著名的肃宁大捷中威震敌胆。可他又是个“文人”，当游击大队长时就经常写诗作文，而且这种爱好到当上部长后依旧不改。我看到他自己写的简历中，当官的经历写得很少，大半内容是记述他一生的文学成就。2002年国庆前我到他府上拜访，临走时他给了我一些作品。我几乎一夜之间看完，我有两个重要发现：这位老革命家从年轻时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长岁月里，对文学的那种激情始终如一。他笑说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最老的会员——1995年加入作协时，他年届八旬，已在部长级职位上干了二十几年。第二个发现是，李老不仅自己酷爱文学，并造诣匪浅，更难能可贵的是连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响”成了作家，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岁时，李伯宁和夫人都出版了长篇小说。

我生在燕赵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长／父亲传给我做人真诚、善良／战火锻炼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苍／从此我只相信实践／红就是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黄就是黄／任它众说纷纭／任它地动山摇／我屹立不动／自有主张／我嫉恶如仇／为伸张正义／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什么高官权势／我视如草芥／我不争宠献媚／也不卑不亢……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

80岁高龄的李伯宁，依然像热血少年般地抒发着这份赤色纯真，这份铁骨铮铮。

17岁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大队长的他，后来跟着毛泽东等共和国元勋们一起从西柏坡走进北京城，党的一声号令，使这位梦想当作家的职业革命家，来到了水利部，并且一干就干了半个世纪，成了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辈子跟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员。

1985年，国务院正式任命他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在这之前，由于三峡工程一直在酝酿之中，所有准备工作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李伯宁就任筹备组组长之前，不叫“三峡省”，而叫“三峡行政特区”【有点像深圳经济特区的味道，只是差了中间两个字】。1984年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政法委的人提出“三峡行政特区”的提法，有悖于《宪法》，故而经邓小平同意，干脆叫“三峡省”。

“三峡省”的筹建，是中央依据对未来三峡整体建设的考虑而作出的一个特别决定。这也足见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重视。新中国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除建立海南省外，中央不曾对省或直辖市的行政区划有过重大调整。诞生一个新的省或直辖市非同小可，因而从不轻易行动。伟大的三峡工程催发了一个重大的动议，而这动议首先来自移民工作对中央决策层的影响。

“三峡工程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再伟大也毕竟是短暂的。可三峡水库的管理与发展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六百余公里长的库区，周围居住着几千万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怎么可能将三峡工程的优势发挥出来呢？更何况，三峡工程建设时期的关键性任务，就是移民。三峡因此必须有一个行政机构统筹起来领导和管理。”中央对这一具有战略远见的意见给予充分肯定。“三峡省”的动议便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一个因一项伟大工程建立起的新省份，自然需要一位有力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什么呢？懂水利？！会做移民工作？！有魄力？！好像都必须具备。这样的人上哪儿去找呢！

中央有关领导请水利部女部长钱正英协助挑选“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未来“三峡省”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

钱正英看中了李伯宁，并向中央报告后获得认可。

“老李，你能行。”钱正英奉命正式找李伯宁谈话。

李伯宁不吱声。既不言要“违抗军令”，也不言“干不了”。他的默认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让我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三峡行政区划，湖北、四川30个县市，都不能动。二是由他挑选一位中意的人当省长。三是自己年岁已大，只担当“筹备组组长”，一旦“筹备”结束，就回水利部当顾问。

钱正英把李伯宁的个人意见转告中央。

万里乐了，说：“伯宁同志行。”

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点头：李伯宁同志可以胜任。

就这么定了。

李伯宁因此走马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党组书记一职，在三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前，全盘负责三峡移民工作。这一年是1985年，距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还有七年。

在正式接到中央任命通知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李伯宁就打点行李，与秘书一起悄悄来到三峡库区。湖北和四川的省领导们听说他来了，开玩笑地说：“欢迎未来的明星省长到来！”

李伯宁大腿一拍：“向诸位求饶，我这个‘省长’现在是一寸土地也没有，是你们两个省上的‘悬空省长’。”

“哈哈哈……‘悬空省长’好啊，可以独往独来嘛！”

“好什么呀？到时不小心摔下来还望你们两省能给我老李一个埋身之地呢！”李伯宁也开玩笑回敬。

李伯宁就在他当“悬空省长”期间，走遍了三峡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那些贫困山区。

当年1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伯宁作为一员没有地盘的“省长”出席会议，还爆了一个大大的冷门。

那时我国农村形势非常之好，可以说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最扬眉吐气的时候。也难怪，打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那几年全国的农村经济形势可以用“突飞猛进”四个字来形容。因此这一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一开始，各省的领导大讲特讲“好形势”。李伯宁在西南组，那几日他整天听到“莺歌燕舞”的好形势，越来越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天他激动地站起来——

“这几天听大家都在讲大好形势，我要讲一讲‘不好形势’。大家讲大好形势时，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满满当当，可一讲全国有多少地方吃不饱穿不暖时就不敢讲实话了！说是怕影响改革开放形象！可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虽然一些地方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但也应当有足够的勇气认识我们国家还有相当多地方的老百姓的日子难过啊！

“我就说说我那个‘省’的情况吧：三峡区域地处大巴山和武陵山脉腹地，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85％的面积是山区和丘陵，是标准的老少边穷地区。30个县【市】中2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市】，每年拿国家财政补贴3个多亿。我这里有笔账：三峡区域1984年人均工业产值仅510元，居全国第25位，农业人均产值228元，居全国第28位。尤其严重的是全三峡区内有30％到40％的农民还处在不能温饱的地步。相当多的农村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农民赵寿合一家，只有一口烂铁锅和一只烂木箱，作价不过5块钱，这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全部财产啊，同志们！”

李伯宁说到这里已经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控了：“同志们哪，你们知道我在三峡库区看到我们的人民是在怎样一种情形下生活吗？”这时，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厚厚的一份材料，前几页李伯宁刷刷刷地翻过了，然后在其中的一页上停下，“以彭水县为例，1984年该县农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00多户21万人，分别占全县总户数和总人口的39.7％和43％。因家庭贫困找不到对象的30岁至40岁的未婚男子达4300多人。该县有个小厂乡，全乡总收入人均50元至100元，有70％的农民欠国家贷款，30％的农户人跟牲口同居一室或者住在岩洞里，50％的人冬天无棉衣，30％的户无棉被。有的冬天来了只能钻在玉米皮中过夜……同志们哪！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哪！同志们！”

此时的会场上静得能听见李伯宁这位年近七旬的老部长的心跳声。

“再说说三峡地区由于地质和生态环境原因造成的地方病给百姓们带来的苦难情况，”李伯宁将材料又刷刷刷地快速往后翻了几页，继续说道，“在三峡库区已发现的地方病有慢性氟中毒、血丝虫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甲状腺肿大、克山病等9种，其中以慢性氟中毒、甲状腺肿大、血丝虫和克山病最为严重。仍以彭水县为例，该县因地方病造成的瘫痪者达1000多人，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多半是‘床上挖个孔，床下放只桶，吃饭要人喂，解便不用手’，屎尿都在床上。农民刘焕云一家8口，7人得了氟中毒。女儿刘明碧今年15岁，身高只有85厘米，脚呈畸形，背弯颈硬，头不能左右摆动。孩子只要一见生人，就哭喊着救救她……那情景谁见了谁都会流泪。同志们哪！这就是我们三峡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整个库区仅地方病患者就达100万人之多！他们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有病得不到治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经济上不去，几十年没啥变化。可这儿的人民和各级政府也都努力了，但就是因为三峡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总说上上上，就是不上！国家无法在这儿投入，解放30多年，三峡库区的投资人均不到80元！这能干什么？能富得起来吗？同志们！”

李伯宁赤子般的声声疾呼，像串串响雷，久久回荡在金色大厅里……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默然，他们都因李伯宁第一手材料所反映的情况而震惊。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李伯宁在会议上有个发言，也纷纷过来聆听。

李伯宁干其他事一身粗气，但为参加这次会议他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为了有说服力，他事先特意制作了一盘从三峡库区拍摄的录像带，叫做《三峡在呼唤》，播放给代表们看，并且通过各种渠道给几十位中央领导每人送了一份。这盘现场录制的带子，是李伯宁走了三峡库区几个月的最重要的收获，他自己录制编辑，亲自撰稿写词。

《三峡在呼唤》在中央领导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同志感慨万千地说：“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触目惊心，睡不着觉。”

国家副主席王震当即让秘书告诉李伯宁：“我是《三峡在呼唤》的热烈拥护者。”

“看了《三峡在呼唤》，我睡不着觉啊！”老将军在给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的信中感慨万千。

李伯宁的“三峡在呼唤”这一吼，着实让中国的高层领导者感到上不上三峡工程已远非是个工程问题、技术问题，也非资金问题，它关系到几千万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自从中央和邓小平着意想给三峡工程上马增加一些热度以来，围绕三峡上与不上的争议也随之热浪滚滚。每每此时，李伯宁是最着急的一个人。他绝不是担心自己这个“三峡省”省长的位子泡汤，而是担心能给国家经济腾飞、能使三峡区域人民脱贫的伟大工程要泡汤。

李伯宁的心思连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起押在了三峡库区的人民身上，押在了三峡移民身上。

“不错，我是因三峡移民而当上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既然这是为三峡移民肩负起重任，我不为移民们着想，还要我做什么呢？”十几年后的今天，李伯宁依然如此说。

1985年，在三峡工程还是连个影子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三峡省省长”却干得正起劲。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这样抒发着当时的情怀：

魂牵梦绕系三峡，

风风火火贬与夸。

有幸古稀不近视，

拼将余晖献中华。

喜盼三斗彩虹出，

愿作小草绿太阳。

有关部门早期对三峡移民确定的方针是“就地后靠，就近安置”。如前所言，三峡库区多为峡江丘陵地带，移民们原先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沿江的好地方，土地比较肥沃，宜于种植，也容易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而三峡大坝蓄水后，原来百姓们住的地方都淹了，后靠的概念就是水库淹没线下面的百姓往后面地势高的山上靠。恰恰往后靠的山岭山地都是未开发的，能不能开发都难说。所以“就地后靠，就地安置”首先带来的问题是那些地方适宜不适宜移民们生存。

著名的“李伯宁工程”便是在这种情况和问题下诞生的。

“就地后靠，靠到哪儿去？自然是要靠到有地种有果树植的地方！没地种、没果树植的地方，不是让移民们挨饿嘛！那样就谈不上‘就地安置’！”1986年，李伯宁来到湖北秭归的李家坡。在这里他代表国家给该村投下了14万元作为移民“后靠”开发试点。当地农民从几公里远的地方背来石子砌成坎子，又从更远的地方运来泥土填窝子，更是用汗珠子在荒地上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亩。后来农民们又在这些梯田里种上了柑橘树。农民们高兴极了：他们依靠国家的支持，每亩投入仅1636元，在第二年第三年就全部收回本钱，之后每年柑橘亩产收入都在几千元甚至超万元。

“李家坡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今天的三峡移民不能光靠国家给点补偿费就完事了，只有开发性移民才是出路，才能解决过去移民迁得出安不住家的老大难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就地后靠，就地安置’后面再加几个字：‘开发性移民’，这才是我们三峡移民的原则方向！”李伯宁对李家坡的成功经验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迅速在库区移民工作会议上向其他地区大力推广。李家坡从此在三峡库区名声大震。这个三峡移民试点村的成功经验，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三峡开发性移民的燎原烽火。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过李家坡，“李伯宁工程”也就这样传开了。

千万别小看了“开发性移民”这五个字，它包含的积极意义绝不是我们非从事移民工作的人所能理解得了的。它的全部意义是：既要“移”，更要“安”，让移民们能迁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这是多么富有时代特色的实践活动啊！

新滩。长江三峡北岸的一个小镇，这个在县级地图上也不易找到的地名，却在长江三峡一带有很高的名声，几乎无人不晓。新滩的名声是与它所处的险要地段有关。它处于著名的兵书宝剑峡，上距秭归旧县城15公里，下距已建的葛洲坝和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坝址分别为70公里和26公里。它是万里长江最令人生畏的江段，又是川江航道的咽喉险滩，由上中下三滩组成，仅一公里的江面落差就达10米。遥相对望的南岸是赩色的键子崖，北岸是悬崖峭壁，临江屹立，三滩对峙，紧扼川江。早有《归州志》称：“楚蜀诸滩，首险新滩。”据当地人介绍，别看新滩在长江三峡如此险要地段上，险得连猿猴都不敢鸣，但它却是峡江上一直比较富裕和繁荣的地方。为什么？就因为它险，过往船只到此一般都不敢贸然前进，所以便在江岸停靠。久而久之，这儿有了商店和客栈。本地人利用险滩，吃着险滩，因为他们熟悉兵书宝剑峡的险情，所以过往的船老板们都请当地人引航，收入自然丰足。新滩人靠滩吃滩，却也饱受另一种灾难的惩罚，那就是它的滑坡之险。据地质考察，新滩整个地段是块巨大无比的断裂滑坡岩层，随时可能发生天崩地裂。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一场滑坡灾难降临，新滩镇“人畜所剩无几”，就连这地段的江面也断流整整82天，这是大江历史上最耻辱的记录。新滩新滩，就是因为几乎过百年就要来一次彻底的消亡和重建，这个险滩因而也总是推“陈”出“新”。

新滩的险情自古被历朝历代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新滩的险情几次呈上毛主席、周总理的案头。

1985年，就在李伯宁视察三峡不几日，新滩来了一次“隆重”的“欢迎”：

6月8日，新滩人突然感觉脚下的大地出现“扭动”。不好，灾神又来了！新滩人万分紧张。当地政府立即动员百姓撤离，省政府的命令通过无线电传遍了全镇每个角落，可是百姓们不肯走。“我活了68岁没离开过这个家，这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不走！”杨启中老汉抱着门槛死活不走。

李伯宁得知此事后，命令部队：“传我的命令：所有拒绝撤离的人，不管是谁，统统都给我拖出来！”

部队和民警迅速出动，终于连拖带拉地把不愿走的人全部强行地带上了车，杨启中老汉和众人在哭喊声中离开了新滩。

等全镇1371人全部撤出，5分钟后，即6月10日凌晨4时15分，六七万方岩土由山顶直泻而下，掀开了震惊世界的长江又一次断流的序幕。

山体在滑动，房屋在坠毁，整个新滩镇已经到了可以用肉眼看出的速度向几百米之下的滔滔长江滑去……

6月12日凌晨3时35分，由两千多万方土石组成的巨大滑坡开始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闷雷声不断响起，山体滑动产生的强大磁场使得几公里外居民家的电灯都变得像煤油灯一样昏暗。巨石向大江倾泻，江面激起巨浪高达80米，犹如一条条蹿向苍穹的白龙……三峡下游赫然见底，三峡上游叠起逆浪犹如海啸，逆行4公里！那沿江航行的机船、木船、渔船，一艘又一艘地卷入江底。

新滩人在政府和科技人员的努力下虽然逃脱了此次灾难的袭击，但三峡断航长达90天，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亿元，后来还花费了8000多万元的航道治理费。

大灾过后，李伯宁来到新滩，老百姓像欢迎“救星”似的向他拥来：“李部长啊，要不是你下死命令，要不是你派人把我们拖走，我们怕是早就给葬在大江江底了……”李伯宁点点头，回应说：“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你们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啊！”

在此次大灾之中，新滩镇所在地横遭灾祸，长江村304户村民中290户的房屋被推入江中，他们因此一夜间全都成了难民。然而长江村的村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大灾刚过，“三峡省”的李伯宁又给他们送来了“开发性移民”的及时雨。

长江村的“难民们”提前成了三峡移民。一项“就地后靠”的开发性移民试点工作，就在他们毁灭的家园废墟上热火朝天地干开了。因为是在新的滑坡上建设家园，因为有刚刚失去家园的切肤之痛，长江村村民们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干劲与热情、智慧与技能。但在一个连乱石都找不见的岩体上造田种地，谈何容易？长江村人先用板车或拖拉机将土运至滑坡体边缘，再用人拉肩扛一担一担地往山上运，然后一撮一撮地填到坑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长江村人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硬是在废墟上造出了600余亩梯田。当长江村人第一次在这些岩体上收获长出的金黄色柑橘时，北京传来三峡工程即将上马的消息。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又在叹息：三峡水库一建，就意味着长江村人用5年心血造就的新地又要被江水淹没。他们又要重新拾起扁担和簸箕，进行新的家园建设。于是，长江村人又默默地在原来的那块“治理滑坡，保持水土，重建家园”的标语后面加了4个字：“安置移民”。

长江村人民是勇敢的人民、英雄的人民，他们的精神不朽。我到三峡采访，途经他们那儿，站在大江的轮船上，就能看到那块巨大的标语，尤其是“安置移民”4个字特别醒目。

我后来得知，长江村人在这几年又根据三峡工程确定的淹没水位线，在新的岩体上以当年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方法，开垦出了400多亩新地，填补了将来水库淹没的农民耕地所需。

“长江村精神是真金！”李伯宁对新滩镇长江村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10年后，接替他职务的原湖北省省长、时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郭树言，来到新滩长江村，见了当地人民在昔日光秃秃的岩体上开垦出的一片片柑橘林后，心潮澎湃，久久无语。

“是真金，长江村人创造了三峡移民的真金精神。”郭树言在返程的路上，无数遍地说着这句话。

李伯宁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后，全身心投入了移民的试点工作，并在李家坡和长江村干出了一番卓著成绩，同时又趁热打铁在库区迅速铺开了“开发性移民”的试点，可谓有模有样，热火朝天；总部设在宜昌的“三峡省”筹备组的同事们也似乎有了名正言顺说话与干事的份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李伯宁从北京得到了一个很快要结束“三峡省”的消息：中央准备修改原三峡蓄水150米的方案。

李伯宁是水利专家，他明白中央决定修改“150方案”就意味着整个三峡库区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所谓的“150方案”，指的就是未来的三峡库区蓄水水位将基本确定在150米。关于三峡库区蓄水到底应该在多少米较为合适，早有争议。1958年“成都会议”后，具体实施长江开发管理的“长办”对三峡大坝到底要修多高，工程规模到底要多大，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等综合效益有多大，移民数量有多少，总投资应该是多少等等关键性问题作出综合考虑，向中央提出了蓄水185米、190米、195米和200米等四种方案，并表明他们倾向于200米方案。

“蓄水200米需要动迁多少移民？”

“大约200万。”

“太多了。这么大的数字会影响整个工程和国家的稳定的。”中央很快否定了“200米方案”，这中间当然也有工程投资量的问题，但更多考虑的是移民问题。

“长办”只好收回方案。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制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兴建三峡工程也在考虑之中。从国力和移民数量等因素考虑，“长办”奉命按“150方案”即蓄水150米向中央编写三峡工程报告。

1984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150方案”，大坝的高程也被确定为165米。

“这怎么行？闹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结果跟我们重庆啥子关系都没有呀！不行！我们不同意！再说这‘150方案’无论从蓄水防洪还是从航运角度考虑，都不是理想的方案。我们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城市，眼看着三峡水库到家门前却又够不着，这算哪门子的事嘛！”重庆人开始吵吵嚷嚷起来。

这也难怪，从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都别想顺顺当当做。堂堂西南“第一城”，原想等候三峡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

重庆人自然不干了！

问题是“150方案”确实不是个理想的方案。既然在长江的三峡建大坝，结果建个不到位的大坝，该防洪水的不能保证“百年一遇”，该多发电的却不能多发电。“150方案”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可我们国家在飞速发展呀！最不能接受的是三峡工程“150方案”的回水末端恰恰放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长约180公里的河段，这个位置十分不利，实际上把作为西南水陆交通枢纽的重庆港置于库区之外，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由于整个川江航运通过重庆港的货运量占80％以上，重庆以下不到20％，这不仅会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而且将影响到华中、华东地区的燃料和原料供应。重庆人因此建议三峡正常蓄水应在180米，其投资、淹没、移民比“150方案”均有一定增加，但综合效益大，又能基本解决川江航运问题，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国力又能基本胜任。

中央对重庆的意见十分重视，一方面派李伯宁担当重任，筹备“三峡省”，另一方面组织了14个部门的108位专家，重新论证正常蓄水150、160、170、180米四种方案，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认为170～180米较为合适。

重庆人听说后好不兴奋。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就在中央有意确定正常蓄水170～180米之间的方案时，国内反对三峡上马的呼声又占了上风。

重庆人好不心凉。

“真要确定到170～180米蓄水的话，你们重庆地区的移民可就大了！你们的牺牲也就跟着大不少啊！你们有决心扛得起这份牺牲吗？那么多移民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围绕三峡上与不上的激烈争论，有中央领导同志这样问重庆市领导。

“我们愿意为170～180米的蓄水方案付出代价，而且一定把移民工作做好！”重庆市领导坚定地回答。

中央领导欣慰地点点头。

此间，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专家论证基本结束，时间是1989年2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十次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根据论证报告重新编写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重庆市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一是它明确了专家们的结论：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二是关于正常蓄水位定在175米，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接受了重庆人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们在这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特别推荐了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即日后被中央接纳的如今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的总体原则：“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一级开发”，即为从三斗坪坝址到重庆市的630公里江段为一级开发，中间不再修建其他水利水电枢纽；“一次建成”，是指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均一次建成，混凝土重力坝一次建到坝顶高程为185米；“分期蓄水”，是指水库蓄水不是一次就蓄足正常水位175米，而是初期蓄到156米，回水末端恰好位于重庆下游的铜锣峡下口，库尾淤泥积沙不致影响重庆港区和嘉陵江口，以便有一个对库尾回水变动区泥沙淤积进行观测和验证的时期；“连续移民”，说的是从准备工作开始，库区移民即分期分批地连续进行，中间不停顿。这项凝聚了党和全国人民心血的新方案是一个更加有利于千秋大计的英明决策。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使重庆直辖市的诞生进入了“十月怀胎”期。

此刻的重庆，真是喜上加喜。刚刚迎接百年开埠的山城人民，都在议论“直辖市”的名分。

重庆人渴望得到这个名分已非一日。作为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城府，重庆人有理由在三峡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中显示她的赤诚。尤其是对待移民问题，重庆所具有的特殊魅力非他人可比。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之水一样，重庆从来就以她宽阔的胸怀，接纳和融合着来自各方的儿女，使漂泊四方的儿女们能在这里安身栖居，繁衍生息，编写历史的动人的华章。

几乎可以这样说，重庆的每一页辉煌历史，都与移民联系在一起。远可说到曾为中华民族创下“惊天地、泣鬼神”古文明史的巴人，那时重庆作为巴国之都，是何等的气派！随后的秦人入川，使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移民史。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秦人灭巴周，本来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但另一方面由于“秦氏万家”入巴蜀，促进了当时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原文化的渗入，极大推动了落后的巴蜀部落的变革。之后的“湖广填四川”，又使重庆成为中华民族第二次大移民的“中转站”。可以说，没有这一次重庆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天府之国”不会来得这么快。“湖广填四川”不仅仅是一次大移民，而是延续几个世纪。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重庆府人口已有11万户，占四川省的五分之一。重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充当着“天府之国”的乳母。20世纪30年代，东方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他们把善良而贫穷苦难的中国人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重庆再一次挺身而出，成为国难时的中国的陪都。这一次的“大移民”则使重庆奠定了作为西南最大都市的地位。

重庆注定因为移民而辉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三线建设”，后人虽然对它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它对重庆发展的促进是无可置疑的。

重庆就是这样注定与中华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值得记载的“大移民”联系在一起。

20世纪与21世纪相接的三峡工程建设，又一次因“大移民”而使重庆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直辖市——这不是所有的华夏人可以享受的待遇。

重庆人能不为它激动和欣喜，梦想与渴望？！

但中央的态度呢？老领导人邓小平的态度呢？急切等待消息的重庆人明白一件事：重庆要成为直辖市，中央的态度、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态度最关键。重庆人对邓小平的感情也许比谁都深，因为邓小平是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任“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办公所在地就在重庆】。“老领导”——重庆人这样称呼邓小平不为过。

是啊，“老领导”的态度对中央和人大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谁都知道。

1992年，重庆人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老领导”到了南方巡视，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虽然没有听到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提到重庆的事，但重庆人照样兴奋不已，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改革步伐要迈得更快、更大。

三峡工程维0系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三峡工程。重庆人的潜台词是：中国现代化既然需要三峡工程，那么三峡工程想上、想上好、想名垂千秋万代，重庆的直辖市问题就必须解决！

哈哈，哈哈哈……

重庆人在朝天门乐得直叫“啥子美哟，这才是美哟”！

重庆——移民，移民——重庆。重庆要发展，重庆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移民，而移民的崛起和发展同时又推动着重庆的发展，这是重庆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后的20世纪末，伟大的三峡工程终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现实时，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把重庆建设的历史机遇告诉了当代人。

一句话，重庆的命运连着移民，重庆的今天和未来与新一次的百万移民连在一起。

在重庆市“直辖”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乃中国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时达1.119亿，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在西方世界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60亿的全球人口，光中国四川一省就达1亿之巨，这在中外行政区划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四川省需要“分解”。然而，习惯了“多子多孙”和“天大地大权力大”等传统理念的历朝历代中国人，能接受这种“分家”吗？四川省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有时比中央任何一位领导的意见还重要。因为“分家”和“分权”带来的复杂问题，如果没有主要当事者的配合，一切后果都可能是“掏糨糊”。

时任四川省省委书记的谢世杰和省长肖秧同志，为重庆成为“直辖市”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二位当家人的宽阔胸怀，重庆也许不会像现在发展得那么突飞猛进。

江总书记、李总理：

你们好！

十四大以来，四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无论经济建设、社会文明、民主法制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同时也感受到你们对四川的关怀和帮助，这是四川进步的根本原因。每念及此，无不万分感激，决心竭尽全力，奋发图强，不辱重任。

由于四川地广人多，历史上由四川、西康两省和重庆市合并而成，大体相当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时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实属不易。加之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经济、社会以及地理差异极大，很不平衡，就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存在母系社会，尽管我们随时想努力把中央各项指示，更好地加以贯彻，但时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忙不过来。我们思考再三，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四川省和重庆市，改重庆市为直辖市，将三峡库区的涪陵、黔江、万县、达县四个地市划入重庆。新四川约八千万人口，新重庆约三千万人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新的四川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整体而言，对于加强四川的全面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还可以在新成立的重庆市，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城乡结合的新路子，作为中央的试验区。以上设想，妥否，请指示。

再次问好！

谢世杰

肖秧

1995年12月9日

这是一封我们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之间的私人信件，但同时又是一个地方党组织和一级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份请示报告。它是重庆成为直辖市的第一份正式的历史文字材料，极其珍贵。由于谢世杰、肖秧两人的推动，加快了重庆成为直辖市的步伐。

重庆人应该向这两位领导人致敬，尤其应该记住积劳成疾而不幸早逝的肖秧同志，他为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

次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经过缜密考虑，正式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除达县地区外，基本按照谢世杰、肖秧的建议，将原四川省的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划给重庆，加之重庆原先的11区10县【市】，面积8.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000万。

一切均为水到渠成之事，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

199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因病去世。在这一天，中国国务院做了一件特别巧合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个提案其实仅是李鹏总理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同年3月14日下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

人民大会堂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个个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个个激动得欢呼起来。

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4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老年秧歌队队员作为第一批欢呼的队伍走上了大街……重庆人民沸腾了！

这个日子是山城重庆的历史转折。

当市民们纵情欢呼的时候，新重庆市领导们则在接受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实际上建立重庆直辖市，是以三峡库区移民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任务，就没有直辖市的产生，希望你们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挂牌那天，李鹏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神情严肃地再次向首届重庆直辖市领导们一字一句地说着上面这段话。

新重庆诞生了，“三峡省”的筹备工作理所当然地停止了。

未在退休之前“扶正”的李伯宁，在重庆人民欢呼成立直辖市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打道回府退休在家数年了。随着“150方案”不断受到各方的质疑和“175方案”的出台，深明事理的李伯宁懂得，“175方案”是针对重庆建设与发展而考虑的，由重庆市来牵头承担统筹三峡移民工作，这是党中央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个人算得了什么。

可是人们尤其是重庆忘不了李伯宁的历史功劳：不说他在重庆直辖市建立之前为移民试点所作的贡献，单单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为三峡上马所付出的心血，我们也不得不折服。李伯宁的秘书至今仍记着“老头子”为了三峡工程“上书”中央的次数：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宁“上书”都有上百次且其中不乏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李伯宁退休之前是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1993年1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该年度的“一号文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这是三峡工程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每一任的国务院总理是该委员会的主任，主管工业的副总理和国家建委几位领导出任副主任。接替李伯宁职务的是郭树言，他原是湖北省省长。

这又是一位“老三峡”。郭树言一干就干到今天，他因此成了“三峡移民时代”的风云人物。

真正的百万三峡移民时代是从郭树言手中开始的。这个“世界级难题”让郭树言和他的同事们几乎耗尽了精力和心血。与郭树言一样为移民工作倾尽精力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叫漆林，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开发局的局长，是百万三峡移民的“最高移民官”。漆林在过去的6年时间内，就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一员骁将，长年辗转在库区，领导着整个三峡工程的移民工作实施计划，功绩有目共睹。

而我们尊敬的老战士李伯宁仍然没有闲着，他开始著书立说，几年后一部50多万字的《我的水利梦》出版了。

李伯宁在此书的《序言》中说：“我自1949年底参加组建水利部起，就与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生死恋。于是无穷无尽地做起水利梦来。这里有美梦，有噩梦；有快乐的梦，有痛苦的梦；有天真的梦，有困惑的梦；有晴空万里、鸟语花香、纵情高歌的梦，也有转而风云突变、乌云滚滚、泰山压顶、喘不过气来的梦；有昂首阔步、风流倜傥、驰骋疆场的梦，也有时而艰难险阻、紧裹着玻璃小鞋、寸步难行的梦。从1954年江淮大水，我被调到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派往武汉市参加防汛起，我就又做起了三峡梦，而且这个梦一做就是38年，直到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梦幻成真。但接着我又做起了百万三峡移民梦，而这个梦也许会伴我走向另一个世界，但我相信，这个梦是个极其美好的梦……”

是啊，我想所有中国人都与这位尊敬的“老三峡”同怀这样一个梦：百万三峡移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一定能胜利完成。

李伯宁是在三峡大坝第一次蓄水那一年与世长辞的，他算幸运的，因为他看到了三峡大坝高高耸立于扬子江上的雄伟气魄，相比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他要有福气得多。听他的子女说，老人在逝前看到三峡大坝落成的那一幕电视实况转播时，高兴得连喊：中国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我死而无憾了！

我想：中国几代伟人曾经做过的“三峡梦”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他们真的该在天国露笑了……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兼作家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