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打胜仗需三鼓

公元前684年,齐国大军已经攻入鲁国境内,鲁国边防部队不堪一击,纷纷溃散。把鲁庄公给急得,祛火的药一天吃十来斤。鲁国有个叫曹刿的平民,看到这种情况,很想为自己的国家出把力,就打算去见鲁庄公,给他出出主意。

曹刿的同乡人劝他说:“这些事有那些成天吃肉的大人物去管就行了,你操什么心哪。”当时,只有贵族能够每天吃肉,平民只有在重大节日才有肉吃,或者是熬到70岁以后,才能吃肉。

曹刿说:“那帮吃肉的人光知道吃,把脑子都吃傻了,哪能指望他们呢?”于是就去求见鲁庄公。按理说国君也不能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所以曹刿的身份虽然是平民(所谓的“庶人”),但还是属于贵族的远支。我们前面说过,当时诸侯国的国都被称为“国”,国都之外的大城被称为“都”,小城被称为“邑”,因为城的大小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都”和“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分明,有的时候也是“都邑”并称(似乎有些没有城墙设施的居民聚集区,也叫做邑,这里我们就不细加考证了)。

居住在国都里面的居民,被称为“国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贵族的远支,很多人甚至和国君都是沾点亲的。国人当中有些是为国家机构和公族、贵族服务的(这些人当中,当然包括各级官吏),也有很多是自耕农,他们的土地一般都在郊区,离国都不远。城市里面还有从事商业的商人,此时还没有“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商人地位也不低。

还有一类人需要注意,就是城市手工业者,他们虽然也居住在城市里面,可是却没有国人所应有的政治权利。因为周代的手工业者都是奴隶身份,直接属于国家所有,被称为“百工”,而且世代必须从事同样的行业,基本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国人是有一定的参政议政权利的,他们的态度,甚至能决定国君的废立,比如西周暴君周厉王,就是因为得罪了国人,引起著名的“国人暴动”,被赶下台的。所以即使是国君,也要对国人客客气气的。同时,国人还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服兵役的义务。您可别觉得服兵役打仗是苦差事,这恰好构成了国人政治权利的基础。国君的力量,不就是体现在军队上吗?如果国君不好好哄着国人,到时候军队都不听国君指挥了,那国君不就成了光杆司令?可见在春秋时期,国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平衡的。

而城市以外的地区,则被称为“野”,这些地区的居民,被称为“野人”

(和神农架的野人不是一回事)。野人不算是国家的正式公民,没有参政的权利,而同时,也没有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野人的职业都是农民,打出了粮食,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留给自己(严格地说,是一种劳役地租,此处不详细讨论)。正是因为没有政治权利,所以野人对自己的国家,一般没有什么归属感,还会经常变着法儿编歌谣讽刺国君和贵族们。《诗经》里面的不少诗歌,都是这么来的。

看来有个城市户口还是不一样啊。

有的人用欧洲出产的五个社会形态划分理论,去硬套中国的历史,非说这段时间应该是奴隶社会。这个时期有奴隶,不假,可是我们从史料上实在看不出奴隶们在生产中处于什么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农业方面,耕种土地的基本都是自由民,即使是政治地位不高的野人,也没有失去他们的人身自由。所以说,用西方人的理论去硬套中国实际,还是不太合适的。

这个曹刿,应该是有参政权的国人。对于国人,国君是不敢小瞧的,所以鲁庄公就接见了他。一见面,鲁庄公就急不可耐地向曹刿询问制敌方略,曹刿却不紧不慢,反而向鲁庄公发问。

曹刿问:“现在齐国入侵,国君您觉得有什么把握能和齐国一战呢?”

鲁庄公说:“吃的穿的,我都不敢独享,总要分一些给底下的人,我想大家会支持我吧。”曹刿不懈地说:“小恩小惠而已,你能照顾一两个,却照顾不了所有人,所以老百姓不会支持你的。”鲁庄公想了想,又说:“祭祀神灵的祭品,从来不敢弄虚作假,有多少写多少。我想神明也许会保佑我们吧。”曹刿还是摇头,说:“这种一念之诚算不了什么,神明不会保佑你的。”鲁庄公憋得满脸通红,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到自己还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政绩,只好告诉曹刿说:“大大小小的案件,我虽然不一定能一一明察,但是一定会尽量酌情处理。”曹刿笑了,说:“这倒是为百姓尽心尽力的一个表现,可以凭此一战。请您带着我一起去前线吧。”鲁庄公还是不放心,问道:“就这么去打行吗?不用制订个作战计划吗?”曹刿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拘泥于计划往往会误事的。我们就随机应变吧。”就这样,鲁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战车,前往长勺(鲁国地名,有人说是在今天山东莱芜东北,也有人认为在曲阜以北)阻击齐军。齐桓公率领大军抵达长勺,一看鲁军已经严阵以待了,就摆开了阵势。齐桓公振臂高呼,鼓励士兵们说:“前面就是去年败给我们的鲁国军队,去年那一战,他们都已经吓破胆了。大家一起冲,再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说着话,就擂起战鼓。军中规定,击鼓是进军,鸣金是收兵。鼓声一响,齐国士兵就像潮水一般,冲向鲁军阵地。

鲁庄公命令:“赶快击鼓,和齐军决一雌雄。”

曹刿赶忙拦住鲁庄公:“国君您也太心急了,先别忙着击鼓,现在敌人气势正盛,我们不适合和他们硬拼。”鲁庄公听了曹刿的话,将信将疑,不过还是按照曹刿的意见,没有击鼓,鲁国士兵也没有展开冲锋。

齐国士兵冲到鲁国阵前,鲁军岿然不动,齐国军队冲不进去,就退了回来。齐桓公一看,这不行,攻击不能停啊,就命令再次击鼓,齐军向鲁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可是鲁军这次依然毫无反应。齐军又撤了回来。齐桓公也很奇怪,鲁军这是怎么了,难道不想打仗?他们怎么不击鼓呢?可是自己这边的攻势还是要继续,就第三次击鼓。这回齐国的士兵们也学乖了,知道鲁军不会出击,所以象征性地冲了一下,挥动了几下兵器,就撤回来了。

曹刿一看齐军懒懒散散地在往后撤,就对鲁庄公说:“好了,可以击鼓了。”鲁庄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于是敲起战鼓,鲁军阵内鼓声大作。刚刚经历了齐军三次冲锋,鲁军的士兵心理都憋着一股劲呢,这一下全都释放了出来。鲁国的战士们,一个个如下山的猛虎一般,向着齐军猛冲过去。

齐军显然没有料到鲁军会趁着这个时机出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齐军阵脚大乱,慌慌张张地向后撤退。齐桓公没有办法,也只好跟着往后撤。

鲁庄公一看,自己居然把强大的齐国打败了,那个兴奋哪。他举起战旗高喊:“快追呀,别让齐侯跑了,咱们也得俘虏他们几个大夫,才能一雪乾时之耻!”

曹刿赶忙拦住要暴走的鲁庄公,说:“先别急着追击。”然后他下车看了看地上的车辙印,又登上车前的木板,向远处望望,才对鲁庄公说:“现在可以撒开追了。”

鲁国军队这才向前追击,打得齐军四散奔逃,狼狈不堪。

几乎所有的书上都是这样写的,不过我总觉得这当中有些地方让人疑惑。

按照史料记载,齐鲁长勺之战,是一场双方军队摆开阵势,在平原地区正面对决的一场会战。鲁国并不是依托工事火力点在那据垒防守,所以应该不存在齐国冲击鲁国阵地却冲不进去的问题。因为鲁国士兵并没有工事掩体可以遮蔽,所以即使齐军冲过来,他们站着不动,可是刀砍下来,矛扎进来,还是要死人的。所以齐国军队冲到鲁军阵前又撤回去,这也不可解释。鲁军不击鼓冲锋,那砍他们就是了,难道他们是钢筋铁骨?等鲁军死的人一多,他们的阵脚自然就乱了,齐军又不傻,干吗还退下去呢?

所以,对《左传》中那句“齐人三鼓”的理解,也就成了关键。

有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战争,是士兵排成整齐的方阵,向前推进。每击鼓一次,就向前走一段距离,然后要停下来调整队列。等调整好了,再次击鼓,再往前走。一般来说,如果战争双方同时击鼓,那只要一通鼓或两通鼓,双方军队就可以交火了,然后就看谁能先把对方的阵形突破,谁就取胜了。这样,所谓的击鼓三次,其实只是代表一次进攻的三个阶段。

而长勺这一战,齐军先击鼓,但是鲁军没动,双方的军队并没有接触上。随后齐军第二次击鼓,齐国士兵们才走到了鲁军阵前,这个时候齐军的队列已经乱了,只好再击第三通鼓,来调整队形。就在齐军调整队形的时候,鲁国军队趁机发动攻击。齐军拖着沉重的兵器,走到鲁军阵前,就已经比较疲劳了,再加上队形不整,所以失败也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这才是长勺之战的真相吧。鲁庄公引得胜之师回国,但是对于这一仗是怎么胜的,还是有点糊涂。他问曹刿:“为什么你不让我早点击鼓呢?打胜了又为什么不让我马上追击呢?”于是,就有了那段著名的“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这意思是说,打仗凭的是勇气。击鼓可以激励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兵们奋勇直前,可是第二次击鼓的时候,勇气就衰弱了,第三次击鼓,勇气干脆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士气高涨,自然能够打败齐军。“一鼓作气”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至于为什么不马上追击,曹刿的解释是这样的:“与大国作战,要多长个心眼。我看到他们的车辙印也乱了,旗子也七扭八歪了,才确定他们没有埋伏,所以这才放心让您追击。”

鲁庄公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曹刿真是个人才啊。于是重赏曹刿,任命他为大夫,从此曹刿也成了能吃肉的人。

长勺之战,以齐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却留下了不少谈资,也算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场著名战役了。它不仅留下了“一鼓作气”这个成语,还提醒了以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要想打胜仗,首先要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要想取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就要修明政治、勤于政务。

史书记载,长勺之战过后,齐军并没有马上撤退回国。齐桓公又邀请宋国跟着他一起入侵鲁国,后来宋国军队在乘丘(今山东滋阳西北)被鲁国军队打败,齐桓公收拾不了鲁国,气得没办法,只好断了伐鲁的心思。而鲁国居然以一国之力,连续打败齐宋两个大国的进攻,可见春秋早期鲁国的实力也是足够强悍的。

齐桓公回到国内,觉得挺没面子的。想想管仲劝自己的话,还真是字字珠玑。看来还是要先积累实力啊!

于是齐桓公把国政全部委托给管仲,还称管仲为“仲父”,以表示尊重。为了抬高管仲的地位,齐桓公还下令,全国都不许直呼管仲的名“夷吾”,而是要用尊称“仲”。

管仲得到了齐桓公的充分信任,就在齐国改革内政,大展拳脚。齐国的腾飞,也就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