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伐鲁失败,使得齐桓公热得发烫的大脑,开始冷静下来。他认识到,要想称霸诸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内治理好。

于是桓公虚心向管仲请教:“您说怎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管仲说:“治理国家需要依靠先王定下的礼法,不过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变通。咱们的老祖宗太公,就是因俗变礼的典型。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土地没有中原肥沃,加上连年战乱,粮食产量上不去。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们也有优势,虽然粮食产得少,可是却有渔盐之利。尤其是在海边引海水晒盐,几乎就和白捡的一样,而盐又是谁都缺不了的食品。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国内形势,让士农工商各安其位,不得随意变更身份。这样大家才能安心生产,增加我国的财富。”

齐桓公一琢磨,是这么个理儿,于是就对管仲说:“仲父,寡人就把国家托付给您了。您就甩开膀子大干,做什么我都支持。要是有谁不服您,您让他找我来。”

就这样,管仲在齐桓公的鼎力支持之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行政方面,管仲把国都分成21个乡,其中6个乡专门从事工商业,与外国互通有无,把齐国出产的鱼、盐等物品拿到别国交换,换回齐国需要的粮食。这6个乡不需要服兵役,以便让他们安心从事工商。其他15个乡,叫做“士农之乡”,平时务农,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有战事的时候组织起来,就是一支军队。而且这样还不至于引起别的大国的关注,避免与他们进行军备竞赛。

对于国都之外的“野”,也进行正规化管理。把广阔的“野”地分成五个部分,叫做“五属”,设立五属大夫,每人管一摊。这样,就把“野”也纳入了国家管理体系之中,保证了在野的农民能够持续稳定地向国家提供粮食赋税。

在军事方面,将15个士农之乡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以五家为一轨,设轨长一名,进行管理;十轨为一里,设有司一人进行管理;四里为一连,设连长一人;十连为一乡,设乡良人一名。与此相对应的是,每家出一个士兵,那么一轨就出五名士兵,组成一个伍;一里出五十名士兵,组成一个小戎;一连出两百名士兵,组成一个卒;一乡出两千名士兵,组成一个旅。每五个乡就能出一万名士兵,组成一个军。

齐国一共有15个士农之乡,能组成三个军。国君齐桓公亲自率领一军,国子和高子(前文说过,国、高是齐国的两个大族)各率一军,齐国的常备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人的规模。

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三万人已经是非常大的数目了。周天子也不过才有三万多人的军队。可是要打仗,仅仅有人数还不够,得给这些人装备上武器才行。管仲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犯了罪的人用武器来赎罪。比如说,一个人犯的罪比较重,就让他交一套犀牛皮做的盔甲(犀牛皮十分坚韧,犀牛皮甲是皮甲中的极品。犀牛这种动物,在我国古代是比较常见的,当然现在只能到动物园去看了)。犯的罪比较轻,那交出一面盾牌就行了。有些小罪还可以用金属(当时主要是铜)、箭矢来抵罪。

那个时候犯罪,惩罚措施都是很不人道的,比如大部分国家都有“肉刑”,就是砍掉人的肢体器官这样的惩罚。管仲允许犯人交纳武器赎罪,就可以避免这些不人道的惩罚。对于一个人来说,与其缺胳膊少腿,还不如花点钱买件兵器交上去,省得落个残疾。这样一来,国家的弹药库很快就能满了,还不用增加军费开支,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不过这种制度显然不能推而广之,这不就等于鼓励有钱人犯罪吗?

管仲还提出赏功罚罪、改善社会风气等一系列措施,齐桓公都一一照办,一点也不打折扣。甚至有大臣来向齐桓公汇报工作,桓公都说:“我不管,去找仲父。”

有的人看管仲这么受国君信任,也不免眼热,就酸溜溜地说:“凡事都找仲父,大伙还以为咱们齐国没有国君,只有仲父呢。”齐桓公听说以后,也不生气,反而说:“凡事有仲父管着,我还乐得清闲自在呢。”

齐国的内政,在管仲的精心治理之下井井有条。士农之乡在不违背农时的时候进行训练,很快就具有了很强的战斗力,当然那个时候的士兵也好训练,又不需要他们掌握什么高科技武器,大概只要会站队列、听命令,能挥舞得动兵器也就差不多了。武器库呢,也因为犯罪的人不断用兵器抵罪,而变得满满当当的。商人们则把齐国的特产运到其他国家,获得丰厚的利润,还能换回齐国所需的一些战略资源。

没过两年,齐国就国富兵强、实力大增。在治理国内的同时,齐国对外则比较低调,没有和大国进行战争。但是,对于小国,齐桓公和管仲也没有手软。

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国,叫谭国,在今天的山东济南市附近。当年齐桓公还是公子小白的时候,逃难路过谭国。按照规矩,谭国应该以外国公子的礼节来招待小白。可是谭子(谭国为子爵,所以国君称谭子)认为,小白不过是个落魄公子罢了,还用得着那么用心地招待?好歹打发一下就得了。

从古至今,都不乏这样目光短浅的人,看到别人一时不得志,就看不起人家。这样的人最后往往会吃大亏,这位谭子也是一样。

问题是当年的小白不得志,你看不起他也就算了。可是等到小白都即位当国君了,你还不抓紧时间修补关系,却非要在那里托大,那就很不聪明了。谭子就是这样,齐国这样的大国,新君即位,他竟然既不来朝见,也不派人来致贺词,俨然没有把齐桓公放在眼里。作为一个没有什么依靠的小国,这样的做法,不是自己找死吗?齐桓公要是没点表示,那倒真是怪事了。

公元前684年冬,齐国讨伐谭国,一举攻破谭国国都。自以为是的谭子被赶得没处躲没处藏,只好跑到了有同盟关系的莒国。于是,大周版图上的一个诸侯国,就这样消失了。

也许是谭国实在太小了,这次被灭国居然都没有引起其他诸侯的反应。不仅没人同情他们,反而有些人幸灾乐祸地认为谭国这是罪有应得。看来小国的外交还真是一门艺术,尤其是在面对大国的时候。谭国绝对是一个反面教材。

为了能够及时掌握国外的情报信息,管仲还充分利用商人走南闯北的优势,选出80个善于交际、油嘴滑舌的商人,让他们到各国去游说。同时用金银财宝,大量结交各国的重要人物,以获取国外情报。事实证明,金钱外交的效果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大,齐桓公也很有成就感。随着手头资源的增多,小白对于称霸诸侯的热衷,又一次次地表现出来了。不过有了在鲁国失败的教训,小白也变乖了许多,凡事都要问过管仲之后,才敢去做。

于是小白一到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去问管仲:“仲父,你看我称霸中原的日子,是不是已经到了?”

可是管仲每次都说:“时机还不成熟,国君你还要耐心等待啊。”

小白这个急啊,总是时机不到,这时机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呢?

让齐桓公想不到的是,两件看似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却成为他称霸的绝好契机。这两件事,一件是宋国发生内乱,另一件是新天子登基。那这两件事和齐桓公的称霸,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先让我们看看这两件事的始末吧。公元前684年,宋国在乘丘败给鲁国。转过年来,公元前683年夏天,为了报仇,宋国又向鲁国发动了战争。

从实力上来说,宋国和鲁国是半斤对八两,谁也不比谁强。两国的军队在鄑相遇,宋国按照军礼的传统,准备摆开阵势,和鲁国正面决战。可是鲁国却很没有风度地趁着宋军阵形未整的时候发动攻击,于是宋国大败。

估计宋国败得很不服气,这明明是鲁国不按规矩出牌嘛。亏得鲁国还号称周礼的传承者呢,怎么连“阵而后战(先摆好阵势再作战)”的道理都不懂?这不就等于打拳击的时候你上脚踢了,这样赢了能算数吗?

其实宋国人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真理: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是最重要的规矩。宋国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死板了一些,而这种死板,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再次看到。

当然,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都开始用这种方式来打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真的已经形成一种趋势了。

要说春秋时期的国家关系,也很有意思,比如这次,宋国和鲁国刚刚打完这一仗,这一年的秋天,宋国就发生了大洪水。鲁庄公赶紧派人去宋国问候:“老天降灾给宋国,大雨淹了庄稼,我来向国君您表示慰问。”

宋闵公答谢说:“这是因为我不敬上天,所以老天才惩罚我的。烦劳贵国国君惦记,我实在是担当不起啊。”

你看,两边刚刚大打出手,现在又是一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样子,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要是按照后世的思路,鲁国不趁这机会打宋国一顿,就算是够仁义了。春秋时的国家关系,往往体现出这种特点:有时候也许因为点小事,两个国家就兵戎相见了。可是打起来快,和好也快。就像我们现在的好哥们打架,打完了,喝顿酒,一切不愉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先不说鲁宋两国的关系如何,单说宋国国内。在宋鲁乘丘之战中,鲁庄公用箭射中了宋国大夫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本是宋国数一数二的勇士,可是再勇也受不了远距离精确打击,于是就掉下了战车,被鲁国军队俘虏了。

战争结束之后,鲁国就把俘虏都放回宋国,这之中自然也包括南宫长万。《左传》记载,宋闵公见到南宫长万回来了,就和南宫长万开玩笑说:“以前你多勇猛,那简直是我的偶像啊。现在你战败回来了,在我心中的地位可是一落千丈啊,以后我可不尊敬你了。”

笔者认为,宋闵公说这样的话,很可能没有什么恶意,但实际效果却很不像是在开玩笑,倒像是在嘲笑南宫长万的窝囊。也是,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宋闵公给南宫长万揭短,这怎么说都不太厚道。那个时候的人又都比较有血性,遭了这样的侮辱,南宫长万能甘心吗?

司马迁也觉得这不像个笑话,所以在《史记》中就写成宋闵公和南宫长万吵架,一怒之下把南宫长万的这点臭事给抖出来了。

反正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宋闵公的这句话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是没有争议的。公元前682年秋天,南宫长万就因为这样一句话,把宋闵公给杀了。杀宋闵公的时候,捎带手把太宰华父督也给杀了。我们前面说过华父督杀害孔子的老祖宗孔父嘉以及杀宋殇公的事情。那是公元前710年的事了,算起来,华父督在宋国执政已经有29年之久了,现在被南宫长万杀了,这也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吧。

杀了宋闵公,南宫长万就立了公子子游为国君,子游是宋闵公的堂兄弟。

南宫长万为了保住自己政变的果实,就到处铲除异己。宋闵公的亲弟弟公子御说,逃到了亳(今河南商丘市北),其他诸公子逃到了萧地(今安徽萧县)。萧地的大夫叫萧叔大心,是一个忠臣。他为了平息这场内乱,就联络了宋国几代国君的子孙,又从曹国借了一支部队,攻打南宫长万。

南宫长万空有一身蛮力,却有勇无谋。只靠血气之勇打仗,是很难取胜的。南宫家的军队在萧叔大心的猛攻之下,很快就败退下来。南宫长万的弟弟南宫牛被杀,刚刚当上国君的公子子游也被杀死。萧叔大心等人就立公子御说为国君,是为宋桓公。南宫长万逃亡到陈国。

要说这个南宫长万也真是个勇士,他逃跑的时候,找了一辆车拉上自己的母亲一块跑,却没有找到驾车的马。于是南宫长万就自己拉着车跑,只用了一天就到了陈国。有人算了一下,从宋国到陈国,怎么也有200多里地。看来近代黄包车的祖先,可以从这里开始算起了。

宋桓公即位后,向陈国要求将南宫长万引渡回国。这种弑君的恶人,基本上在哪个国家都不受欢迎,再加上宋国还向陈国的主政大夫行贿,所以等待南宫长万的,只有死亡的命运。

不过南宫长万力大无穷、勇猛无比,不好抓。陈国人就请他喝酒,在酒宴上,让一群美女频频向他敬酒。南宫长万真不愧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代表,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陈国人把他用犀牛皮包裹起来,送回了宋国。我们说过,犀牛皮可以说是最结实、最坚韧的皮革了,用犀牛皮包着南宫长万,就是怕他挣脱束缚逃跑。

等把南宫长万送到宋国,他的手脚已经从包裹他的犀牛皮中挣脱出来了,可见其力量之大。

宋国人把他醢了。醢是指把人剁成肉酱,再腌制起来。传说周文王长子伯邑考,就是被商纣王醢了。这也是一种野蛮的风俗。

公子御说虽然登上了国君宝座,可是并没有得到其他诸侯的承认,尤其是没有周天子的认可,还是一个非法政权。

最近这几年,齐国、宋国相继闹了国君被杀的大乱子,那周天子在干什么,怎么不闻不问呢?

答案很简单,忙着交接班呢。就在宋国内乱这一年,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庄王(周庄王是周桓王的儿子)崩了。天子死叫“崩”,诸侯死叫“薨”,士大夫死叫“不禄”。后来的皇帝死亡,都叫“驾崩”,就是从这儿来的。

天子被崩回天上去了,那就得再立一个天子。周庄王的儿子继位,是为周僖王(《史记》等史籍中称“周釐王”,“釐”和“僖”两个字似乎是通用的)。

新天子登基,天下诸侯都跟没这事一样,该干吗还干吗,根本不管你那套。周僖王即位多少日子了,也没见着一个诸侯国来给先王吊丧,同样也没有人来向他朝贺。

周僖王这个郁闷啊,心想难道我们周家天下真的就到了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地步了吗?宋国内乱、新天子登基,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传到了管仲的耳朵里,就变得有关联了。管仲兴高采烈地进宫,找到齐桓公,对他说:“国君啊,天大的喜事,您称霸中原的机会终于到了!”正在和嫔妃们玩捉迷藏的齐桓公,一听到“称霸中原”四个字,立刻高兴得蹦了起来,说:“仲父,您快说说,是什么机会。”管仲扳着指头说:“这一呢,是周庄王去世,新天子刚刚登基;二呢,则是宋国内乱刚刚平息,新君御说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承认!”刚说到这,齐桓公就急不可待地把管仲给打断了:“这算什么机会?这两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管仲说:“这正是您取威定霸的好时机啊。要当霸主,不是咱们军队多、想打谁打谁就行的。现在天下混乱,天子没有威信,诸侯们也不团结,四周的夷狄隔三差五地就来侵扰中原。所以我们就用‘尊王攘夷’的口号,来团结中原诸侯,共同对付外面的蛮夷,这就很容易得到天下诸侯的认可。而新天子登基,正是我们献殷勤的好时机。我们可以请求天子,让他授予我们全权,去处理宋国的国君地位问题。这样我们就有了号令天下的资本了。”

齐桓公一想,是这么个理儿。那就赶紧着派人到洛邑去朝见天子吧。估计那位天下共主登基,也没有几个诸侯答理他,现在正寂寞着呢。我们派人过去,还不得把他高兴出毛病来!

齐桓公的称霸之路,就从这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