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讲 翊坤储秀 一、翊坤郑妃
翊坤宫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名万安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名翊坤宫。清沿明旧,没再改名。翊坤宫的前殿,悬挂乾隆帝御笔匾额“懿恭婉顺”,东壁悬挂张照书写的《圣制昭容评诗赞》,西壁悬挂《昭容评诗图》,后殿悬挂乾隆帝御笔匾额“懋端壸(kǔn)教”。翊坤宫“昭容评诗”典故,出自《旧唐书·后妃上》(卷五十五)和《新唐书·后妃上》(卷七十六)。故事说的是唐中宗昭容上官婉儿聪慧秀丽,文采卓异,在昆明池评论学士词臣赋诗的文坛佳话。后上官婉儿在宫廷政变中被“斩于阙下”。储秀宫“西陵教蚕”典故,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卷一):“皇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léi)祖。”故事说的是嫘祖西陵氏教授妇女养蚕织布,被后世尊为先蚕氏,为历代皇后举行亲蚕礼时所祭之神,其寓意是清宫后妃应重视农桑。明代翊坤宫主要是贵妃等居住,据《玉堂荟记》等书记载:万历帝郑贵妃在此宫住过。明朝避讳不像清朝那样严格。如明万历帝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其“翊”字就是万历帝“朱翊钧”的“翊”字,内外所称,恬不为怪。(《万历野获编·门宫不避讳》)又如明人记载:今禁城北门名厚载门,即玄武门(清改名为神武门)也。但“厚”与“载”两字都犯明帝字讳,“厚”字犯正德帝朱厚照,嘉靖帝朱厚熜的字讳,隆庆帝朱载垕“垕”字的音讳,“载”字也犯了隆庆帝朱载垕的字讳,但在明朝,上下通称,并不避讳。
明朝四大名妃之郑贵妃曾住在翊坤宫
明朝有四大名妃:永乐帝权贤妃、成化帝万贵妃、万历帝郑贵妃和崇祯帝田贵妃,前已介绍权、万、田三妃,下面介绍郑贵妃。
郑贵妃,大兴(今北京市)人。万历初年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常洵,进皇贵妃。郑贵妃成为名妃,同万历帝立太子相关。
这里交代万历帝的八个儿子:王恭妃生皇长子常洛,郑贵妃生皇三子福王常洵、皇四子沅王常治(一岁殇),周端妃生皇五子瑞王常浩,李贵妃生皇六子惠王常润、皇七子桂王常瀛,另皇二子邠王常溆(一岁殇)和皇八子永思王常溥(二岁殇),《明史》称此二皇子其“母氏无考”。
立太子事争论的焦点是:立皇长子、王氏生的朱常洛为太子,还是立皇三子、郑贵妃生的朱常洵为太子,二者只能有一,必须做出抉择。
按照明制,应立皇长子为太子。但是,万历帝不喜欢朱常洛生母王恭妃,也不喜欢其长子常洛;他宠爱的是郑贵妃,尤爱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常洵。这样,朝廷上下,宫廷内外,都怀疑郑贵妃有立自己儿子常洵为太子的图谋。万历帝处事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拖而不决。群臣奏争立储,章奏成百上千。但万历帝概置不理,拖而不定,一拖再拖,竟拖了二十八年。官员们有的猜测立朱常洛,有的猜测立朱常洵,两派门户大起,朝廷党争激烈。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长子常洛为皇太子,而疑者仍未死心。这就产生所谓立储的“国本”之争。明朝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同万历帝立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围绕郑贵妃和立太子之事,传言不断,妖书四起。比如,有一封匿名书,假托“郑福成”——有人附会“郑”指郑贵妃,“福”指福王朱常洵,“成”指郑贵妃与福王立储册后成功。还有解释说:“郑福成”者,谓郑之福王当成也。大略说:“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万历帝大怒,敕锦衣卫搜捕,后捉一人,处以极刑。大学士叶向高劝万历帝以静处之,速命福王之藩,以息群言。后发生“梃击案”。事情牵连郑贵妃。郑贵妃闻之,便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须自求太子。”郑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万历帝又在慈宁宫太后几筵前召见群臣,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万历帝崩逝,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礼部阻止。“移宫案”起,又传言郑贵妃要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阴谋垂帘听政。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郑贵妃薨。(《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四)郑贵妃身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长达五十余年。
明人记载一个故事:郊游时见敕建寺宇,壮丽特甚,登殿礼佛,见供几上并列三位——中曰“当今皇帝万岁景命”,左曰“坤宁宫万岁景命”,右曰“翊坤宫万岁景命”。翊坤宫就是郑贵妃所住之宫。(《万历野获编·郊寺保釐》)这件事情说明郑贵妃当时在宫中的地位与影响。
明代皇贵妃御书钤用印玺
万历帝、郑贵妃与众朝臣之间,围绕着皇储问题,喧闹了二十多年,说明当时朝廷大臣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有政治的影响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皇帝决策,自然也付出代价。万历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犹犹豫豫,患得患失,拖而不决,决而不断,致使万历帝与郑贵妃、朝廷与百姓都受到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