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一二”政变到“七一五”分共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1927年是个异常严峻的阶段。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与还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一时间，全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决定了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2月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一《决议案》的精神，对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进行了批评，通过了几项决议。但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对如何争取领导权，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总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对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大会仍选举陈独秀任党中央总书记。而这时的陈独秀并未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会后又继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

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5月21日，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又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继湖北、湖南之后，江西军阀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礼送”出境。

为了挽救危难中的中国革命，时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连续发表通电和文件，揭露敌人的罪行，号召各地农协团结广大农民，严密组织，加强武装，反抗土豪劣绅的武装挑衅，并主动要求回湖南工作。他在担任湖南临时省委书记后，立即组织革命群众进行反击。岂知10天后，陈独秀就把他调回武汉，指责毛泽东妨碍了国共合作。继而，陈独秀又以避免给反动军官口实为借口，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以表示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鉴于反动势力的日益嚣张和陈独秀的步步退让，共产党人蔡和森、任弼时等，都曾提出意见和措施，建议作出军事计划，以革命暴动对付反革命暴动，却被陈独秀以家长式的作风否定了。

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气焰。6月29日，驻武汉的反动军官何键在汪精卫等人的授意下，发出反共训令，宣布与共产党分裂，拘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如出一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归于失败。随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和江浙金融势力的支持下，在全国建立了新军阀的独裁统治。他们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工农群众，同旧军阀的反动统治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比旧军阀更富于欺骗性、买办性和残酷性。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投降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迅速增长，无论是对华的资本侵入或是对华的商品输出，都创中国贸易史上的新纪录。各帝国主义列强在财政、金融、交通、工矿企业等方面，逐步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命脉，继而进一步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大权。中国不仅未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殖民地化趋向日益加深。

在新军阀的统治下，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无数人民在战乱中流离颠沛、家破人亡。

在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下，工农群众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完全剥夺。在城市，原有的各级工会被解散、封闭，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遭到逮捕、迫害和残杀，大批工人失业，工作时间延长，工人稍有反抗，即惨遭武力镇压；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失学失业，完全失去民主、自由的权利。在农村，革命时期被打倒的豪绅地主，疯狂地向农民反攻倒算，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和积极分子被屠杀；减租减息转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集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业生产日益萎缩，广大农村饿殍遍野，一片凄惨的景象。

与此同时，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也每况愈下。由于各种苛捐杂税，手工业和小商人的负担过重，处境悲惨，日趋破产。在大革命中退出革命营垒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经济上也日益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全国革命形势的逆转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把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蓄意制造了一起起血腥惨案。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密令其爪牙、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等，用乱枪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用武力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并解散了江西省学联，封闭了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3月17日，蒋介石解散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市党部委员和工人多人；3月23日，蒋介石指使反动分子捣毁安徽省总工会、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等，不仅打伤数十人，而且强拉他们游街。就这样，蒋介石从赣州、南昌，一路杀向南京、上海！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反动军队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埋伏在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向当时行进到此的上海工人群众的游行队伍开枪。顿时，宝山路血流成河，当场打死100多人，受伤者无数。紧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市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从4月12日到15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在这次大屠杀中，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英勇牺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反动派按照和蒋介石的密谋，于4月15日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被捕杀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达2100多人。我党的优秀党员萧楚女、熊雄等惨遭杀害。

继“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之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重庆等地，先后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大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牺牲在蒋介石反动派的屠刀下。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也遥相呼应，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公然践踏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使馆内避难的李大钊等60余人。接着，奉系军阀不顾人民群众的抗议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秘密绞死，将范鸿、谢伯俞等20余位革命者秘密枪决。

此外，在5月17日的夏斗寅叛变中，在5月21日的“马日事变”中，在7月15日的“分共”逆流中，又倒下了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其中有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反革命高压下，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入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声明自动脱党，有的自首叛变，共产党员由近6万锐减到1万余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为几万人。这个时期，“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

大革命失败的阴霾乌云，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这时，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全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

但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革命人民的黑暗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与措施。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机关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即五人政治局），陈独秀被停职。常委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严正宣布：鉴于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背叛孙中山的根本主义与政策，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中国共产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仍将与一切诚实的坚决的为实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3日以后，中共中央从汉口迁到武昌，连续召开会议，决定联合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根据地，继续进行革命；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并派遣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去指导秋收起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重新确定党在新形势下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的成立，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复兴之路。

南昌起义的爆发与赣南三整

按照中央五人政治局的原定计划，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到达党的力量较强的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此前，中央军委已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前往九江联络部队。

7月20日，陆续到达九江的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和驻军九江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等一起召开碰头会，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张发奎在武汉“高唱拥汪”，态度已经右倾，原先准备依靠张发奎返回广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第四军、十一军很可能在南进的途中，被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第九军和正向南昌移动的程潜第六军所包围而处于危险境地；即使侥幸回粤成功，还是受制于张发奎、汪精卫，势必在他们的利益纷争中成为牺牲品，不可能实现回广东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因此，必须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于是，九江碰头会决定：把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集中南昌，并动员贺龙率领第二十军一起参加，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碰头会期间，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中共第五届中央常委瞿秋白，改组后的中央常委张太雷以及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等正在庐山。会议之后，李立三和邓中夏即赶赴庐山，向瞿秋白等作了汇报。瞿秋白等表示赞同，并由瞿秋白将会议意见带交中央五人政治局决定。

碰头会后，形势显得越来越紧张。此时，张发奎仍未到九江，其态度更加右倾，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在军队中的“清党”活动。这时谭平山已将南昌起义计划告知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贺龙对起义极表赞同。接着，时在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领导人举行会议，具体研究了起义的计划、政纲诸问题，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起义，并急电请示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接到九江同志的急电后，完全同意并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同时，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这次起义的领导。

军情急如火。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从武汉赶至九江，向李立三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讨论部署了有关事宜。

就在这时，敌人也加紧了“清党”活动。7月24日，张发奎秉承汪精卫的旨意，正式通知叶、贺到庐山“开会”，并将所辖部队移驻德安。正在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汪精卫策划庐山会议“清共”的内情后，立即从庐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当日，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在九江甘棠湖心的小划子上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叶、贺不去庐山；第二，部队不去德安，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贺部队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这是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确保了起义主力的顺利到位。

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这时，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大批党的干部亦已汇集南昌。是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委对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出以下决定：起义于7月30日晚举行；为统一指挥起义部队的作战行动，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成立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以商讨起义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7月30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南昌。他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才能起义，“否则不可动”。周恩来等一致反对这个意见，争论未决。31日晨，前委会再次开会，这时，因叶、贺未去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要来南昌。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举行起义。于是，前委在31日中午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31日晚9时左右，因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投敌告密，前委当即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举行南昌起义的时间虽因张国焘的到来而推迟了一天，但是起义的准备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会后，根据前委的决定，贺龙发布了起义的作战命令。叶挺、贺龙在起义前夕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布置作战任务。为了保证起义时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各部队对进攻目标都进行了全面侦察。31日下午，起义作战命令逐级下达，同时规定了起义部队的识别标志和当晚的口令。起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7月31日午夜刚过，震惊时局的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

当时，驻在南昌的敌军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二十三团、二十四团，第六军五十七团，第九军七十九团、八十团等，共约6000余人。

我方参加起义的兵力是：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部分学员，再加上准备动员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第十师和计划在起义后赶到南昌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共约2万余人。

当时的作战分工是：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的主要任务是歼灭天主堂、贡院、新营房等处的敌人，攻占敌卫戍司令部，占领敌人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弹药库。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进攻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消灭大营房驻敌，解决省政府守卫部队，并负责警戒昌北水陆交通要塞。朱德率第三军教育团尚未分配的一个营监视其驻地附近的敌情，协同友军作战。

起义的口令规定为：河山统一。起义军的标志是：白天在脖子上佩带红领带；晚上在颈项上加系白毛巾，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都贴红十字。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设立在南昌江西大旅社。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各路起义将士英勇奋战，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中午，聂荣臻在马回岭得知南昌起义已经取得胜利后，立即发动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起义，将该师大部分部队争取过来，并于8月2日赶到南昌。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李立三、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贺龙、邓演达等7人组成主席团。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声讨蒋、汪，号召一切革命者坚持三大政策，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开展土地革命继续奋斗。

南昌起义，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使敌人震惊和恐惧，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起义胜利后，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长江流域及北方系反革命势力混战之地，不利于革命势力立足和发展；相比之下，广东却地理条件优越，工农运动基础好，经济丰裕，交通方便，因此决定起义军南下广东，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占领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岂知，劳师远征，事与愿违，起义军陷入不利境地。

起义军南征，正值南方酷暑季节，闷热难当。这时，敌人早已通电各县，进行反动宣传，起义军沿途得不到群众帮助，加之南下行动仓促，宣传教育工作未跟上，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足，一时军心动摇，逃兵甚多。从南昌出发不久，蔡廷锴第十师便离开了革命队伍。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及二十军五团约700人叛逃。但起义军到达临川时，陈毅及其他数百人日夜兼程赶上了起义部队；肖志戎、李井泉率领部分农军和学生参加了起义部队。

起义军的南征之举，使广东的国民党军阀极为惊恐。8月8日，敌人在韶关成立了以“讨共”为目的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敌钱大钧率4个师、黄绍竑率2个师，从粤北分两路入赣南堵截。起义部队进至瑞金地域后，即与敌军展开激战。8月25日，起义部队击溃了敌人，乘胜占领瑞金。8月30日，前委部署了会昌战役，激战数日，歼敌4个团。连战皆捷，大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会昌战斗后，起义部队退回瑞金。

在瑞金，前委总结了近一个月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研究并决定了新的行军计划，确定改道长汀、上杭，入东江、取梅县，再取潮汕。在瑞金，前委还批准了贺龙、郭沫若等同志入党。

9月18日，起义军经一路苦战，取道福建到达广东的大埔县。南下广东，是早已确定的进军目标，到了广东，起义军上下都认为是到了家。然而，起义军到广东后所面对的并非事先想像中的那么美好，等待起义军的却是一场空前残酷的鏖战。曾经被起义军打败的钱大钧部、黄绍竑部均得到喘息、补充，广东军阀李济深已从容地在东江地区集结重点。当起义军刚进入福建长汀时，李济深即判断起义军将经过长汀、上杭进入广东，便调整其第八路军的作战部署，由赣南及粤赣边界转兵东江地区。这样，李济深集结在东江一带的兵力计7个师，共2万人以上。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9月19日，起义军抢占了地处梅江、汀江、韩江的汇合点、东江地区的交通枢纽——三河坝。这时，起义军第二十五师的2500人还在上杭开往广东的途中，进入广东的有8000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只有6000余人。为此，前委在三河坝决定分兵：由朱德率领第九军和第十一军的二十五师2500余人留守三河坝，叶、贺主力8000余人直趋潮、汕。

9月28日，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二师约6000人，在汤坑与敌15000余人激战三昼夜，歼敌3000，起义军亦伤亡2000多人，弹药告绝，第二十四师下级干部伤亡殆尽。9月30日，起义军向揭阳退却。驻守潮、汕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在强敌进攻下，亦于当日失守潮、汕，10月1日晚退守海陆丰。10月2日至3日，留守三河坝的第九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在朱德、周士第率领下，与敌钱大钧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因粮尽弹绝，于10月4日撤出三河坝地区。

在形势急趋险恶的情况下，中央代表张太雷于9月30日到达汕头。他向前委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提出起义部队应撤出潮、汕，转移海陆丰。10月3日，起义部队主力从汤坑撤退到普宁的流沙镇。前委在流沙召开了有前委、革命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军政负责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武装人员突围去海陆丰，非武装人员由当地农会护送，分批从海上撤退。当部队行进到乌石地区时，遭到敌人伏击，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1200余人）突围转移到海陆丰。起义军主力失散后，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领导人在汕头地下党的护送下，转赴香港。贺龙、李立三、周逸群、郭沫若等领导人也转移到香港、上海，踏上新的征途。

在此危难关头，朱德在饶平的茂芝全德学校召集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周邦采等各路负责人开会，紧急商议对策。朱德指出：反动派在东江地区陈兵数万，随时都有向我扑来的可能。现在前方主力已完全失利，原来的希望成了泡影。在这群龙无首的局面中，起义军只有迅速脱离险境，保存有生力量，另寻出路，才能图谋新的发展。朱德毅然向大家表示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把这支队伍带出去，和大家团结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会后，朱德率部向闽、赣边境转移。

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赣南山区后，孤立无援，情况越来越严重。部队虽然摆脱了大股敌人的追踪，但仍不时遭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的袭扰。此外，天气逐渐寒冷，官兵们却还是穿着起义时发的单衣，经常性的森林露宿，疾病陡发，又没有医药治疗，伤、病人员日益增多。寒冷、饥饿、疾病，严重地威胁着每一个人。人们思虑的是，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革命还有没有前途？部队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出路在哪里？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叛变投敌，还有整班、整排、整连自行离队，自寻出路去了。部队进入安远天心圩时，竟从2000余人锐减至1000余人。部队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了，于是有了“赣南三整”的发生。

1.天心圩整顿。其时，第二十五师领导人为寻求与党的组织取得联系先后离开了部队。千斤重担压在朱德肩上。在部队进驻天心圩的晚上，朱德召集军人大会，讲理想，讲前途。他首先分析了形势，卓有远见地指出：“别看敌人跟着我们后面追，但是这些军阀之间是有矛盾的，蒋桂战争是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能不打，他们一打，我们就可以发展了。”他还提出：“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他回答了大家心头郁结的问题，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等于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零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一九零五的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次就等于俄国的一九零五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么搞法不行，我们现在要‘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陈毅也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稳住部队。他当时是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是师团级政工干部唯一留下来的。陈毅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朱德、陈毅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展示了革命的前景，极大地坚定了官兵们的信心，对稳定部队起了重要作用。

2.大余整编。10月底，部队到达大余。这时，朱德在天心圩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宁汉战争打起来了。粤、桂、湘系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混战，顾不上追击起义军了。朱德、陈毅即利用这一时机，在大庾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并且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中去，使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同时，把已经成为空架子的军、师建制撤销，将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使部队充实、精干多了。从此，部队真正稳定下来，虽然只有七八百人，但都是经过考验、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英。

3.上堡整训。大余整编后，11月上旬，部队转战来到崇义山区的上堡。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转战，这时才初步算是站稳脚跟。朱德又领导部队进行了20多天的整训。这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设立了没收委员会专门负责。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并且“提出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三是开展群众工作，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闹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在上堡，南昌起义余部与湘赣边转移到崇义的张子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会合。从此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发生了联系。

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整编、整训，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赣南三整”与毛泽东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的“三湾改编”，几乎是同时间进行的，虽然具体内容不尽一致，但其指导思想、建军宗旨方面都很接近。因此，它在我党我军的建设与发展史上，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八七会议的召开与中央的秋暴决策

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到会者有中央委员12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团中央委员5人，共产党的地方代表2人，共22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陈乔年、罗亦农、蔡和森、毛泽东、李振瀛、王荷波等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重要文件。许多同志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党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错误。

会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退让错误。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会后，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为处于严重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战斗，并且决定派调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到各主要省区去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八七会议的这些举措都是十分正确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正如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所指出的：八七会议“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针对陈独秀领导时期的党中央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全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他在会议上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话，实事求是，切中时弊，特别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才不断地反败为胜，反弱为强，走向复兴和胜利的。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再次作出了秋收暴动的决策。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就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秋收起义，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受命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

湖南省委改组后（彭公达任书记），毛泽东即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做农民土地问题调查去了。

他是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是我党从事农民办运动的专家，担任过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对农民问题颇有研究且极为关心。1927年2月6日向中央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这次板仓之行后于1927年8月20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调查会结束时，一位教师问毛泽东：“今后行踪，作何打算？”毛泽东回答说：“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致中央的信中，还明确地提出“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口号，并“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升华，是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注重社会调查，充分了解国情、民情的结果。具有如此鲜明的观点，在当时党内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秋收起义爆发后，才有别于南昌起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公开的挑战。

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的新策略，部署湖南秋收起义计划，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于1927年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讨论秋暴计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在农民的土地问题、暴动后的政权问题、秋暴的区域问题上，毛泽东同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等人既有争论，也有共识。

中共湖南省委制定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后，请示中央决定。中共中央8月23日即复函说：“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仍然要求“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最后讨论“决定湘中暴动”，并致函中央进行解释。同时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肩负组织秋收暴动的重任，当晚从长沙出发，乘火车抵达株洲。对株洲地区的工作作了指示后，随即前往江西安源。

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即在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前委书记毛泽东，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安源市委委员宁迪卿，安源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杨骏，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组，他自己回湘、秋收暴动的决定、暴动准备情况等。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编制，部署了起义的进军路线。决定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驻在修水，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计2000余人；第二团驻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计1600余人；第三团驻在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个营组成，团长苏先骏，计1600余人。共产党员卢德铭从汉口回部队后任起义军总指挥。全师共计5000余人。

会议确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进攻：第一路（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敌人断绝自己的退路，同时要株洲区委发动株洲工人扰乱敌人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并发动平江农民在全县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并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直逼长沙。

会上，正式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通过王兴亚的介绍，对井冈山有了初步了解。王兴亚曾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四县农军的状况，以及在1927年7月间攻打永新县城的经过。他还向毛泽东建议：如果起义失败，可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宁冈、遂川均保存有枪支人马。王兴亚的介绍和建议，对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引兵井冈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是一次贯彻落实中央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会议精神，具体部署湘赣边秋收起义行动计划的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毛泽东独立主持和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起点。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即写信将情况报告湖南省委。

9月5日，湖南省委收到毛泽东安源来信，随即作出决议，于9月8日发出《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鄂南决于9日发动，安源决于11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9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应特别加紧工作，限于11日齐起发动。”

9月6日，毛泽东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关于秋收暴动日期的决定后，立即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下达秋收起义的行动部署，要他们积极做好暴动准备。在安源工作安排就绪后，毛泽东即同潘心源等从安源出发，急赴铜鼓第三团驻地领导起义。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程有200多里。岂料，正当这位新任前委书记风风火火赶往目的地大展宏图时，却在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了。所幸毛泽东聪慧，机智脱险。9月10日，正是农历的中秋节。毛泽东到达铜鼓，在县城萧家祠会见了第三团负责人苏先骏、张启龙等人，随即召开第三团干部会，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组情况，阐明了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立即举行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

秋收起义的爆发与文家市退兵

随着中共湖南省委的一声总攻令，分处修水、安源、铜鼓三地的暴动队伍沸腾了。起义前夕，一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亦由何长工、杨立三设计、制作出来了。

1927年9月9日，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县城向起义部队授旗，各地开始破坏铁路，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了。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收编的邱国轩团叛变、二团领导人指挥失当等原因，工农革命军三路人马在起义中均处被动局面，一团在金坪失利，二团在浏阳溃散，三团在东门受挫。“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

正当起义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9月14日黄昏率第三团从东门撤至上坪，并于当晚在上坪陈锡虞家召开了三团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队行动问题。毛泽东根据各路起义军迭遭失利的情况，审时度势，提出了“退萍乡再说”的主张，果断地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路部队前往文家市会合。同时，毛泽东还派人送信到长沙，向湖南省委报告了工农革命军主力在平、浏受挫的情况，建议省委立即停止毫无胜利把握的省城暴动。

上坪会议适时地改变了秋暴前不切实际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为文家市会合及向农村进军的伟大决策迈出了重要一步。

文家是湖南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这里地处边陲，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一团、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在文家市会合。

文家市会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保存和集中了秋收起义失利后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实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奠定了组织基础。

文家市会合后，当晚，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在里仁学校后栋的教室里，召开了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卢德铭、苏先骏、余洒度、余贲民等均参加了会议。

关于这次前委会议的情况，目前仅有的文献记载，是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的报告，且极为简略：“十九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关于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回忆资料很多，何长工等老同志都讲到：前委在文家市开了会，且有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退却。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表现在“攻”与“退”的问题上。一种是前敌委员会的集体意见，主张“以保卫实力，应退萍乡”；一种是师长余洒度的意见，“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围绕着“攻”与“退”这个焦点，毛泽东和余洒度都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何长工回忆说：“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战略退却意见，得到了卢德铭、苏先骏、余贲民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师长余洒度虽持不同意见，但少数服从多数，会议最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正确决定。

余洒度在湘赣边秋收起义迭遭失利的情况下，“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固然是十分错误的，但这种错误主张实际上是当时中共中央浓厚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潮的反映，而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错误。

所幸的是，身负领导秋收起义重任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而又冷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与气魄，不唯上，不唯书，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适时地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作出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决策，并取得了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从而统一了工农革命军的步调与行动，为处于困境中的秋收起义部队找到了一条新生之路。

那么，文家市退兵，究竟向哪里退？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具体向哪里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过去，有个传统的提法，叫做“向井冈山进军”。实际上，这个提法是不准确、不符合史实的。文家市会合时，毛泽东虽然在安源会议上通过王兴亚的介绍对井冈山略有所闻，但没有产生向井冈山进军的确切概念，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也没有明确提出上井冈山。所据如下：

张启龙回忆说；“从文家市到井冈山是逐步明确的，当时在文家市还不明确，不知道有个井冈山，我记得毛委员在文家市向部队讲话时，没有明确说到井冈山去。”

张宗逊回忆说：“有人说毛主席在文家市那个时候就看准了要到井冈山搞根据地。根据我的回忆不是这样。在文家市集合部队后，没有提出到井冈山搞根据地，部队的实际行动也没有向井冈山进军，当时还是想往主力（即南昌起义部队）靠。”

熊寿祺回忆说：“在文家市没有提到要上井冈山，也没有提到要搞根据地。”

赖毅回忆说：“在文家市没有提上井冈山，只是说到罗霄山脉那个地方去。至于井冈山，可能是毛主席沿途边走边调查研究才搞清楚的。”何长工后来也回忆说：“当时只说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后来才逐渐明确为向井冈山进军了。这也是在实践中一步步认识到的。”

可见，在文家市会合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进军的问题。文家市会合及其前委会议决议的具体进军目标是——“向萍乡退却”。文献依据是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的原始报告：“第一团整理后……至中途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19日抵文家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

“向萍乡退却”——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目睹秋暴严重受挫的现状，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毅然决断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即“向萍乡退却”，从而彻底摒弃了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原定计划。这一退兵之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

湖南秋收暴动、会攻长沙的计划是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决定的。但在暴动举事的实践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革命军严重受挫，如果机械地执行这一“既定方针”，势必造成全军覆没的悲剧。毛泽东在文家市提出的退却主张，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正确决策，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靠着这种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中国革命才由弱变强，逐步走向胜利。

2.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相结合的创举。

从当时秋收暴动的战略目标看，是夺取中心城市长沙，目的未果而退兵，当然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个退兵之举又不是盲目的、消极的，而蕴藏着自觉、积极的因素。如果是盲目的，则定要“直取长沙”；如果是消极的，在战事失利、部队从五千之众减员到千余人枪之际，则会流散各地。退一步，进两步；退，是为了更好地进。这是革命的辩证法。退兵之后，部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重整旗鼓，勇往直前，踏上了新的征途。正是文家市的退兵之举，才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才有中国革命新的战略进攻。

3.文家市退兵是我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

大革命失败后，是继续在中心城市搞暴动，还是到广大农村和山区去建立根据地，这是一个根本方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之前，一直是照搬苏联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苏联的十月革命在城市，巴黎公社革命也在城市。中国的北伐战争，也是在城市，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还能继续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吗？无数共产党人都在探索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文家市退兵之举，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新路。他没有继续把大革命失败后的这批宝贵的武装力量，去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正规军作殊死的较量。他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有几亿农民，广阔的农村和山区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果断提出“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战略决策，从此开拓了“以农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如果没有文家市的退兵之举，哪有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胜利？因此说，文家市退兵是一个战略转折，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关键一步。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1500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整装待发。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地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讲到这里，他打了个比喻说：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最后，毛泽东着重指出：秋收暴动，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管的地方去，去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文家市不是久留的地方，要找个合适的落脚点，去当“山大王”。

工农革命军战士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和鼓舞，心情也豁然开朗了。

随后，毛泽东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萍乡进发，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

22日，部队到达萍乡所属的上栗市。原打算经过萍乡去安源，这样既可收集二团在浏阳溃散回家的兵士，又可以与安源工人力量相结合，而后继续南下。但是到了上栗市，闻知萍乡有重兵把守，部队只得折回小枧，绕道芦溪。

23日拂晓，部队即从芦溪出发，以陈皓为前卫司令官，毛泽东随前卫营行动，师部居中，苏先骏第三团为后卫，向莲花前进。当行进约十里许时，突然从后面传来枪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的一连敌兵向指挥所冲来，为掩护部队后撤，总指挥卢德铭骑着白马通过一片开阔地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23岁。芦溪折将，毛泽东和全军将士悲痛不已。

卢德铭的忠骸，从此安卧在江西的红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