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战五斗江——击破赣敌第二次“进剿”

两军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却也引起湘赣两省敌军的恐慌。1928年5月2日，蒋介石也给湘粤赣三省政府下达了“克日会剿”的电令。

在工农革命军由湘南向井冈山区转移时，湘敌虽将全省划分为五个“清剿”区，企图“以一个月为期”肃清在湖南境内的工农革命军。当工农革命军退入井冈山区后，湘敌的“追剿”有所放松，而赣敌则从4月下旬起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

4月下旬，赣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全师兵力扑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时敌七十九团从七溪岭方向正面推进，八十一团从拿山、五斗江方向侧面迂回，企图对根据地中心宁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毛泽东、朱德等闻讯，即召集了红四军军委会议。经过半年多武装割据的实践，毛泽东已摸索总结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作战秘诀，加上朱德系云南讲武堂行伍出身，既有护国讨袁战争的经验，又有游击辗转作战的阅历，军事上是行家里手。军委很快部署了避敌主力，攻击侧翼，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决定朱德、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担任主攻，迎击敌八十一团；毛泽东、何挺颖率三十一团到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阻击敌七十九团。

4月底，敌八十一团团长周体仁自恃装备精良，加上求胜心切，派出一个营从拿山赶往黄坳，自己则率大队人马大摇大摆向五斗江推进。此时，王尔琢率二十八团正巧与敌人在黄坳遭遇。二十八团系南昌起义部队，身经百战，吃敌一个营不在话下，但朱德却让二十八团虚晃一枪，退守小行洲，继而，派二十九团悄悄地向黄坳疾进，包围了敌人。二十八团接而不打，让二十九团参战，这是朱德等人的妙计。

翌日拂晓，黄坳战斗打响了。二十九团系湘南暴动农军，上山后第一次与敌作战，个个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敌人掉以轻心，没有防备，一时丢下大堆尸体，溃逃拿山。敌团长周体仁接报告后，以为是“小股赤匪，不足为患”，仍向五斗江逼进。

这时，第二十八团已改变进军方向，正在五斗江迎候敌军的到来。

是夜，朱德仍未命二十八团出击，而是派小股部队和遂川赤卫大队一起，轮换整夜骚扰敌军，弄得敌周体仁团疲惫不堪。

第二天，敌八十一团继续向五斗江开拔，待进入包围圈后，团长王尔琢一声令下，顿时，我二十八团全力出击，枪弹齐飞，打得敌人溃不成军。周体仁这才知道遇上朱德的主力了。于是，不敢恋战，夺路而逃。朱德、王尔琢见状，率部紧接追击，一口气追至拿山。

翌日天亮后，朱德、王尔琢又率部一鼓作气，乘胜追至永新。永新是敌杨如轩二十七师的大本营，开始敌八十团和师部还想负隅顽抗，在我军的凌厉攻势下，军心大乱，只得弃城而逃。我军乘胜第一次占领永新城。

正向七溪岭进犯的敌七十九团，闻知八十一团在五斗江惨败，随即向吉安溃逃。在七溪岭阻敌的毛泽东，见敌人自行溃逃，知道朱德部已经得手，于是，一路跟踪追击，也进入永新城。就这样，会师以后的红四军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进剿”。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欣喜地写道：“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永新敌军溃吉安，此次缴械三百支。”这就是首战五斗江——红四军一占永新。

塘边试点

五斗江战斗的胜利，取得了朱毛会师后的首次大捷，工农革命军和根据地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毛泽东率三十一团来到永新后，即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商定：乘此大好时节，“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不直下吉安，而“把打吉安的工夫来做这些事”，显得更有意义。

安排了二十九、三十一团在永新县境分兵城乡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二十八团留守永新城一面休整一面工作后，毛泽东带三十一团一部来到永新西乡的塘边一带，着手进行边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为了帮助毛泽东做好土地调查工作，永新县委派出已回永新工作的贺子珍、徐佩沂等协助调查。

在此以前，即1928年2月间，毛泽东为了搞好边界的土地革命，已派出毛泽覃到宁冈大陇的乔林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毛泽覃到乔林村后，积极依靠当地群众，进行了边界最早分田的试验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3月间，毛泽东率部来到湖南酃县中村时，又曾进行了一次土地革命的试点，但因策应湘南暴动，来去匆匆，中村分田未能成功。因而，对这次的塘边试点，毛泽东显得格外重视。

在塘边，毛泽东忙得不可开交，夜以继日地调查、访贫。他让贺子珍、徐佩沂请了一些农民到住地开座谈会，详细地了解塘边一带的基本情况。原来，塘边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各地一样，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塘边村48户贫苦农民，只拥有43亩地，而地主徐美山一户就占有191亩，可见边界土地的高度集中程度。

为了征求贫苦农民对土地分配的意见，毛泽东和蔼地要农民们发表各自的看法。当时，在座谈会上，有个叫徐帮勋的贫苦农民，家有9口人，只有4个劳力，便向毛泽东提出：按劳力分田不好，这样老人孩子没有田，应按人口平均分配；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也不好，这样会伤害自耕农的积极性。

毛泽东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为进一步掌握农民群众对土地革命的要求，毛泽东还与胡波（区委书记）、贺子珍等一起，到夏幽、南城、汉山等村进行座谈、调查，后形成了《永新调查》（可惜在以后的戎马倥偬中遗失了）。

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塘边形成了一个分田临时纲领，共17条。这时，塘边各村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进行了土地丈量、登记等准备工作。尔后，在17条纲领的指导下，一场分田地运动在永新西乡展开了。

毛泽东在塘边调查研究期间，工农革命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进行了近距离的分兵，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萧克回忆说：“第一次打进永新之后就分兵，前锋部队到了天河，我们二十九团团部驻在石灰桥，主要做群众工作。”何长工说：“一打永新之后，红军在永新境内有一个礼拜左右的分兵，以西乡为主，向东方发展。西乡基础好，吉安天河那边力量薄弱，三十一团在西乡。”

毛泽东在塘边的试点，有力地指导了永新县的土地革命运动，同时，也为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树立了样板，为《井冈山土地法》的形成与制定积累了经验。

永新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攻占永新县城后，永新四乡群众在永新县委的组织下，欢天喜地地抬猪运酒，送进县城慰劳部队，四军在县城休整了两天。随后，由永新县委主持，在县城校场坪召开了欢迎四军、庆祝永新胜利解放的军民大会。四乡群众肩背着鸟铳、梭镖、马刀等，赶到县城参加大会。北乡万硕村的80余名群众，为了赶上大会，竟在三更造饭，戴月进城。是日，到会群众万人以上，会场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以深入浅出的话语，指出了劳苦大众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的根源，肯定了永新党组织和永新人民为反抗统治阶级而斗争的贡献，号召永新人民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暴动。同时，毛泽东还交代了政策，如农民自由往来，商人自由买卖以及公买公卖等。会上，毛泽东还宣布成立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永新县党史办编：《永新人民革命史》，内部发行。

会后，选举彭文祥担任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以及县政府委员。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下设军事部、财政部、裁判部、土地部、妇女部等，县政府机关设在县城左家祠。

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是继茶陵、遂川、宁冈工农兵政府之后成立的湘赣边第四个工农兵红色政权。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永新比一国还重要”的思想指导下，配合四军在永新境内的近距离分兵，积极开展“创造群众割据，布置长期斗争”的工作，以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坚实基础。永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人刘真、刘作述、王怀、贺敏学、贺子珍、彭文祥等，积极引导、配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广大指战员，深入到东乡东里、石桥、高桥，南乡洲湖、龙安、烟阁，西乡芰田、塘边、夏幽、南城、沙市，北乡花溪、象形等乡村集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永新县境内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暴动，群众发动起来了，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了。如：以九陇山为中心，成立了东南特区工农兵政府；以天龙山为中心，成立了西北特区工农兵政府等。

为了加强永新的工作，大力经营永新，“造成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和四军前委还派出军中得力干部谭震林、蔡会文、宛希先、陈士榘等，分别到小江区、东南特区、西北特区指导工作。谭震林曾回忆说：“所谓大力经营永新，就是要在全县深入土地革命，层层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把田分下去，各项政策贯彻下去。在永新，我们半个月内分兵发动群众，建党，扩军，成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草市坳战斗——击破赣敌第三次“进剿”

朱毛军占领永新城的消息很快由南昌传到南京。蒋介石十分惊恐，急令湘赣两省“加紧剿匪，不得有误”。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没想到，装备精良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竟败在朱毛手下。于是，命令杨如轩率二十七师全部，由吉安返攻永新；另加派王均第七师一个团，杨池生第九师一个团，由樟树调防湘赣边界。其部署是：第二十七师师部、第七十九团和第九师的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进扑永新城，其余近4个团南渡禾水，由龙源口向宁冈进攻。5月13日，赣敌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进剿”。

当闻知敌人开始向永新进攻时，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即主动撤离永新，避敌锋芒，退回根据地中心宁冈。

如何打破敌人的“进剿”？毛泽东、朱德等退归宁冈后，即在砻市刘德盛药店进行了商讨。与敌硬抗，肯定不行；最好是能把敌人引出来，分而歼之。经过策划，三十一团一营于5月16日奔袭茶陵高陇。

高陇，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的家乡。16日，三十一团一营占领高陇。次日，在高陇与湘敌展开激战。朱德、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也从宁冈赶来参战，是役，歼敌数百人，缴枪数百。第三十一团亦伤亡数十人，营长员一民不幸牺牲。

红军奔袭高陇的行动，果然调动了驻永新的敌人。杨如轩不知这是毛泽东、朱德的“声东击西”之计，见四军西出茶陵，急令主力南渡禾水，企图乘虚进占宁冈；同时命令七十九团团长刘安华前往西乡，出击田、龙田；杨如轩本人则随师部和一个特务营坐镇永新城指挥督战。

毛泽东闻讯后，命令二十九团、三十二团及宁冈、永新的地方武装赶往新、老七溪岭，利用山险，阻敌北进；并派人星夜急驰高陇，告之朱德率二十八团及三十一团一营火速挥戈东向，奔袭永新，直捣杨如轩师部巢穴。

朱德接信后，急率部队衔枚疾进，一口气行军130多里，于18日傍晚赶至永新田。闻敌刘安华部前来，即设伏在草市坳的黑栋山一带等候敌人。

5月19日，敌七十九团团长刘安华率部大摇大摆地走近了草市坳。刘安华做梦也未想到，朱德部已神速来到了草市坳，并布下了伏兵。王尔琢一枪打响，立时，二十八团的机枪、步枪同时吼叫。刘安华懵了，急令部队抢占制高点，但我军早已安置在山顶的4挺机枪一齐打响。刘安华见势不妙，拨马回驰，一颗子弹飞来，结束了他的性命。七十九团官兵见团长毙命，纷纷丢枪做了俘虏。

朱德、王尔琢留下地方武装打扫战场，又率部乘胜前进，兵临永新城下。

坐镇永新城的杨如轩正和他的姨太太在听留声机，突闻七十九团失利，红四军兵临城下之消息，压根不相信。直到枪声大作，子弹已打到屋顶，这才如梦初醒，换了身便装，跳城出逃。此时，朱德率部正加紧攻城，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杨如轩把头一偏，子弹飞过，保了条性命，打穿了耳朵。杨如轩吓得瘫痪在地，被卫兵架起，往吉安方向逃去。

进犯宁冈的敌八十团、八十一团，闻七十九团被歼，刘安华毙命，永新失守，师长挂花，吓得急忙退出七溪岭，改道逃往吉安。

草市坳和永新城一役，共歼敌一个团，击毙敌团长，击溃敌师部，击伤敌师长，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7门和大批枪支弹药，截获敌银洋20余担，创造了四军成立后的光辉纪录，干脆、利落地打破了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是为草市坳战斗——红四军二占永新。

边界党的“一大”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占永新，打破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后，根据地的形势为之一变，边界的武装力量顿增，军事斗争迭获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拓展，着实令人兴奋。更令人兴奋的是，几经报告要求成立边界特委一事，终于从吉安县委转来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明确核定“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攸、酃县、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批准于五月廿一、廿二两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决议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选举负责人”。

关于建立湘赣边界特委一事，毛泽东于1927年10月率工农革命军来到边界后，在12月间就曾以前敌委员会名义向江西、湖南两省委以至中共中央报告边界的情况，“建议组织边界特委”。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宁冈，取消了前委，致使边界“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不良之现象”，因此，召集边界各县党的代表大会，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就显得非常急迫和势在必行。4月24日前后，朱毛两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后，割据区域日益巩固与扩大，除建立有较巩固的宁冈全县红色政权外，还拥有了遂川、茶陵等县红色政权，并积极向永新、莲花、酃县，以至安福、吉安推进。形势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坚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

随着边界斗争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江西、湖南省委以及中共中央都注视着这种局面的发展。1928年2月21日《湖南省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就有“属于湘赣边特委之茶陵、攸县、安仁”的提法，可见湖南省委已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向中央的报告也有“间以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同时，5月湖南省委还拟“派人前往成立湘赣边特委（管茶、攸、酃、宁冈、永、遂、莲花七县）”。

在得到上级党组织正式批复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二战永新后的稳定之机，召开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组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的谢氏慎公祠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5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及军队党的代表共计60余人。综合“访问何长工同志记录”、“访问刘型同志谈话记录”、“陈正人同志回忆资料”等史料。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大会的议程是：（1）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半年来的经验教训；（2）讨论、制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政纲等；（3）讨论如何深入土地革命问题；（4）选举产生领导机构，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在总结半年来的工作时，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毛泽东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有一些人失去信心，认为前途渺茫，产生了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经济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的受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这样，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新旧军阀的割据和战争不断发生，中国小块红色割据也就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记叙说：“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大会讨论和制定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即：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的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整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这七条政策的制定，对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会就如何深入进行土地革命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大会决定在湘赣边界全面深入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活动。大会还通过了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等决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寅生、宛希先、谭震林、刘天干、谢桂标、龙高桂、王佐、龙寿宇、贺志华、刘炎、谭普祥、陈竞进、陈正人、刘辉霄、陈韶、刘真等19人为特委委员，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5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为书记，宛希先负责组织工作，刘真负责宣传工作。

边界“一大”会议选出的特委委员名单，后曾刊登在特委“通告簿”上。1928年7月，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曾与敌作战于湖南郴州，战斗先胜后败，四军文件被敌人截获，国民革命军十六军政训部摘录了这份名单，把它编在题为《湘赣共产之阴谋》文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湖南安化县档案馆所存的敌伪档案中发现。这份名单与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所载的人数稍有不同，毛泽东记载为23人。这是因为在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指示信》中，有“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的缘故，加上杨、袁等4人刚好为23人。因此，这一特委名单是可靠的。

毛泽东出任边界特委书记后，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

大会开了三天，至5月22日结束。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后，为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特委机关设立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召开和边界特委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迅速拓展和边界各县的工作。此后，边界各县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由于边界党的政策的正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相反“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边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边界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幸得军事斗争之空暇，在袁文才的保媒下，与贺子珍在茅坪象山庵结为伉俪。

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桂子飘香的时节诞生在永新禾川镇一个叫“海天春”的小茶馆里。老家祖居永新烟阁乡黄竹岭村。贺子珍4岁那年，其父受一场官司牵连而破产，后在永新县城开了家茶馆维持生计。贺子珍懂事后，不喜欢“桂圆”这名字，她要自强、自立、自我珍重，遂改名“自珍”，又称“子珍”。大革命爆发后，贺子珍随兄长贺敏学一起，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从而在斗争中显示出才华，担任了永新县首任团支部书记和县党部妇女部长。1927年3月，中共永新县委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委任她为县委妇委书记。贺子珍与兄长贺敏学、妹妹贺怡（银圆）当时都成为永新县委委员，成为著名的“贺氏三兄妹”。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随王兴亚、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参加攻克永新的战斗，后撤往宁冈茅坪一带坚持“打埋伏”，成为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战士。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茅坪。在袁文才为毛泽东接风洗尘的酒席中，袁文才将宁冈、永新坚持革命斗争的“头面人物”刘真、贺敏学、贺子珍、龙超清、肖子南等请来作陪。席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这时的贺子珍已出落得秀美、成熟，英姿勃勃。11月初，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贺子珍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那伟岸的身影，丰富的学识，超人的胆魄，给贺子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对毛泽东甚为敬佩、仰慕。象山庵会议后，贺子珍时患疟疾，留在茅坪养病。毛泽东也因为行军引起的脚伤未愈，没有去打茶陵，留在茅坪一面养伤，一面从事调查研究工作。这样，他们又有幸见面了。当贺子珍得知毛泽东在搞社会调查时，便把自己对边界的宁冈、永新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阶级状况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她讲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认为要发动群众，首先必须争取农民，而要争取农民，就首先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她的见地，很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这才发现，贺子珍不仅外貌标致、美丽，而且很有主见，很内秀。贺子珍身体康复后，在茅坪一带协助地方做群众工作。12月间，前委书记毛泽东要前去茶陵查陈皓等人叛变投敌之事，但前委的工作又无人料理。于是，毛泽东将贺子珍抽调到前委工作，担任前委和毛泽东的秘书。她按照毛泽东的嘱咐，认真地搜集报纸，分门别类，剪贴收藏好，重要的地方做上记号，或画上粗线条，以备毛泽东参阅。贺子珍的字写得也很工整，毛泽东的文稿修改一遍，她就誊抄一遍。

四军第一次占领永新后，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从宁冈来到永新。为了指导边界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决定在永新西乡塘边一带搞试点，摸索土地斗争经验。为了协助毛泽东工作，永新县委派贺子珍随同毛泽东前往塘边。在塘边，贺子珍与毛泽东一起，走乡串户，召开座谈会，进行土地革命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他们在塘边相处了40天，相互间产生了爱情。有一天，毛泽东主动地把自己的经历、家事和杨开慧杳无音讯的状况告诉了她。贺子珍被毛泽东的坦诚所感动，觉得：毛泽东为了革命，四处奔波，抛家离室，备尝艰辛，身边需要有人照料。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恋情被人觉察后，热心的袁文才便趁着边界“一大”以后的宽松日子，从中撮合，当了毛泽东的红娘。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袁文才备了几道菜及宁冈老酒，弄了些山里特有的土特产，为毛泽东、贺子珍在茅坪象山庵筹办了简单的婚礼。是年，毛泽东35岁，贺子珍18岁。

贺子珍晚年在回忆井冈山这段美好历史时说：“我们终于结合在一起。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从此，“我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红四军党的一至五次代表大会考析

红四军自1928年4月朱毛会师，到1929年1月出击赣南，“7个月中，共开过六次代表全军代表大会”。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如此重要的会议，除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有简略的记述、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决议案传世外，其余各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均无记载，成为井冈山斗争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为此，在本书修订再版之际，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番认真考证，以飨读者。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井冈山会师、成立军委时已作论述，在此不赘。

第二次代表大会朱毛会师后，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于是，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将这一弱小的武装力量扼杀于摇篮中。江西敌军杨如轩部向龙源口方向推进，越过七溪岭，直犯根据地中心宁冈。面对敌人的来犯，四军刚刚新编，“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人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因而，如何迎敌，如何整理部队等问题，严峻地摆在朱毛等军中领导的面前。成败得失，系于一发，至关重要。所以，召集全军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就显得势在必行了。于是，4月下旬，在宁冈砻市举行了“二大”。会议的内容应为：1.讨论如何迎敌，部署迎敌方案；2.对部队进行整理，遵照湘南特委决定，将三师九团的编制，缩编为三师六团一教导大队；3.撤销政治部，完善士兵委员会。依据是：

1.何长工曾回忆到五斗江战斗前有过重要会议。他说：“1928年5月份，当时敌八十一团从遂川来，师部扎在永新，我们红军正好在砻市一带，战前，我们在砻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部署，决定进军五斗江，迂回拿山，打其侧翼，相机占领永新。”何长工：《关于井冈山斗争的片断回忆》，访谈资料，原件存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萧克、熊寿祺等也都有过类似的回忆。至于是“营以上干部会议”呢还是全军的“二大”，我们以为是“二大”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何长工回忆道，就是在打完黄坳战斗后，“在拿山，朱德同志正式宣布我担任二十八团党代表”。熊寿祺也是这时“从红三十二团，即袁王部队的第一连调到红二十八团，即王尔琢团的第一营”，曾志也回忆说蔡协民是在五斗江战斗后调三十二团任党代表，她本人也调至三十二团党委办公室工作。宋任穷也有同样回忆。干部人事的变动，显然是为整顿部队。毛泽东在5月2日于永新城写给中央的报告也说到了这次整顿。他写道：“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正在大加整顿日益良善。”正好印证如此大的动作，通过了最高层会议，即召开全军代表大会定夺。

2.毛泽东5月2日给中央的信反映了四军在4月下旬的重大变更情况。该信的第三点记述了五斗江的战斗的情况，并有“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的话，可见部队当时都在宁冈，部署应在宁冈进行。信中第5点记述说：“前湘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德）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会师后（确切说是在决定编为三师九团后）接到湘南特委的指示信，于是对刚刚新编的部队，按湘南特委的决定重新进行了缩编。即将会师时的三师九团，缩编为二师六团一教导大队。两军会师编成三师九团的编制，这在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1日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何长工1933年8月1日发表在《红色中华》的文章《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以及茅坪八角楼中至今保留的当年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部的标语，都记得明明白白。为何刚过一个星期，5月2日的毛泽东的报告却出现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这正反映了四军在4月下旬末有过一次变更。而这么重大的变更，则非经过全军党的代表大会不可了。

3.关于撤销政治部。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是这样记载的：“此间军队4月以前有政治部，因影响不好，方取消。”这正证明4月下旬四军军委有过重要会议议决，也是很多老同志回忆陈毅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陈毅在毛泽东5月2日的信中成了教导大队长的最好诠释。

4.毛泽东5月2日的报告第4点亦证明有过会议及决定。文中说：“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工夫来做这些事比较的有意义的多。”此处的“因此决定”属哪一层决定？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四军党的“二大”才能担负此任。这与该报告第7点关于“党则师委军委团委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的话联系起来，更说明4月下旬召开了全军党的“二大”，且对上述问题作了决定。

第三次代表大会。五斗江战斗的胜利，四军第一次占领了永新城。为了充分了发动群众，四军在永新进行了短距离的分兵。对我军的胜利“王均已吓得屁滚尿流，急调七师二十七团一部分及七师的二十一团，星夜开赴吉安增援，准备在吉安拼一死战”。敌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见援兵到来，迅即率兵返身向我革命军打来。此时永新境内尚未全面发动，硬打硬拼定然不行。于是，毛泽东、朱德将全部部队撤回根据地中心宁冈，等待良机，伺机歼敌。

可是，这时的江西省委却乐观地起来，给朱毛红军发来指示：“西南已到迫近总暴动的时期，党应以最大的力量创造这一割据局面，并与湘东南粤西北汇合一片……毛部应立即向宁冈、永新以南发展，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帮助赣南群众斗争，马上汇合到赣南总暴动，解决七师夺取赣州。”

江西省委的信是4月25日写给中央的，从所引之语分析，肯定另向朱毛红军作了专门指示。这与5月2日毛泽东给中央的信中第12点中“现于吉安来信”，“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的话联系起来，可以肯定是接到了这封指示信。此时，革命军在永新虽然筹到一笔款子，但时间短暂，各项工作尚未来得及开展。加上部队同时受到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的领导，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不执行不好，执行起来又脱离实际。这从毛泽东5月2日信中第4点“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及整个报告全都是要点式的语气分析，无疑是对4月25日江西省委指示的答复。同样，从信中要点式的写法看，也可以基本判定：毛泽东、朱德在接到江西省委的信后，作了简单的商议，鉴于敌人来势汹汹的原因，来不及在永新召集大会，于是由毛泽东将4月间的情况及以后的设想简要地向江西省委和中央写了一个回信，然后，将部队带回了宁冈。但是，到底如何执行江西省委的指示，布置今后的工作，仍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为此，5月上旬末部队回到宁冈后即召开了四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对于“三大”的内容，从当时的形势和要求分析，应该是：1.讨论江西省委来信，确定迎敌方案：2.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确定四军的奋斗目标；3.酝酿建立边界特委。依据是：

1.关于第一项内容，这可从毛泽东5月2日信中第4点“所以不直下吉安者……”一段话及高陇、草市坳战斗的史实得出。毛泽东在信中谈“不直接下吉安”乃是要“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可是，这一目标并未完成部队就撤回到了宁冈，继而（16日）部队去了湘东南，发生了高陇战斗，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员一民牺牲，17日，朱德率二十八团前去救援，18日再战高陇，击溃湘敌一个团，随即向永新进发，19日，于草市坳歼敌七十九团，击毙敌团长刘安华，随后乘胜追击，第二次占领永新。短短几天中部队行动变化这么快，可见已是经过了高层会议作了新的部署。

对此，有一件敌伪资料可以佐证，那就是鲁涤平、何健在5月18日给吴尚的一则电文。电文云：“永新杨师长池生、杨师长如轩，铣（16日）电节称：据探报，宁冈有少数共匪，朱毛分驻砻市、大陇、茅坪一带，闻该匪会议决定，以一部攻酃县，以一部攻莲花、永新。”据此，既可看出5月上旬末部队曾回归宁冈，也可看出上述部署正是高陇、草市坳战斗的计划。其中说是“会议决定”，更证明部队在宁冈时曾开过一次高层次会议。

2.关于二、三点内容。对此，毛泽东在5月2日信中说：“（九）两省边界距离余县，两省省委历次管不到手，因同志的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自从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不良之现象。去年12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另派得力同志来做书记，事实上毛同志任军中工作很难兼职……（十二）……现于吉安来信之后，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以为如何？听兄处明示。组织一定任（应为‘要’字——引者注）组织，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转中央，多久未见奉准驳明文，间从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但并非省委明示。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已核定的话，并毛同志任书记的话，仍非省委明示。这怎办起来呢？又怕挨无味的骂。”

从上引的长长的一段话中，这二、三点的会议内容应该说是很清楚了。其一，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毛泽东关于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最早记载），建立湘赣边特委两件事，均系极其重要的大事，毛泽东虽“累次呈明在案”，但未“见奉准驳明文”，仍不敢擅自做主，这样，毛泽东当需放在一定高层会议议决，而当时前委已取消，自然须军中党的代表大会了。其二，文中的“大家意思”，不正说明已经在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会议上讨论了么？而这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会议，按当时的环境与形势，也只有军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了。

第四次代表大会。红四军经过五月中旬的草市坳战斗的胜利，并第二次占领永新城，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即被打破。杨如轩、杨池生所部龟缩吉安，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边界处于暂时稳定之际。

此时，边界的军事形势是很好的。但是，由于战斗的频繁和残酷，加之艰苦的条件，四军的许多薄弱环节也再次表露出来了。关键是党的组织。四军中的党组织，原来朱德部是比较好的，然而，在向井冈山退却中，“到耒阳、郴县后，湘南党由军队中调出一部分去了，加以这次退出湘南的忙乱中来不及整理，党的工作是不很好”。“这团的党的干部负责人不十分健全，加上兵士成分多叶部老兵与历次俘虏，下级军官干部一度犯了‘机会主义’的毛病。同时因为作战能力强，便觉得是‘所向无敌’的样子，并染了国民党军军官的习气，因此有党员的意志超过党的意志趋向”。毛泽东部“党的历史比较深，不过各级负责人尽是学生，有少数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强过了兵士的意识”。另外，“红军第四军中有一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分团主义，二十八团的枪支与三十一团的枪支是不平均的，屡次开会议决要平均，可是议决自议决，实际是行不通的……关于这个缺点，军中负责同志已经注意到了，正极谋纠正之。”

这些情况，在四军成立后，曾几经整顿，但由于战斗频繁，始终未达目的，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四军的革命目标的实施。草市坳战斗及二占永新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进剿”，也就有了时间和条件了。同时，因江西省委批准了建立湘赣边界特委的计划，同意在“5月21至22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故整顿军中的党及部署边界特委成立事宜，也就显得十分迫切并有着重要的意义了。对此，何长工在1933年8月1日刊载在《红色中华》的文章《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中记载：当部队第二次占领永新后，“我军于拂晓前饱载而回归宁冈”。何长工为何说“饱载而回归”？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为此作了解释：“最近有一次军事胜利，于5月歼杨如轩七十九团及二十七团一营工兵大炮队机关枪连，师部卫生队输送队打得落花流水，虏获颇多……夺获迫击炮台七尊，山炮两尊，光洋20余担。但敌精锐两团仍是在附近永新县城一带，不敢穷追。”从而可判定：19日红军二占永新后，连夜从永新撤回了宁冈。鉴于马上要召集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是，20日上午到茅坪后，即召集了四军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和解决两个问题：1.研究整理四军党的组织；2.讨论产生边界特委“一大”的候选人。依据是：

关于第一项内容。1.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其中云：“及敌人一次围剿（应是第三次进剿——引者注）的形势被他们击破后……再又竭力于存在部队的整理，算是有了头绪。”2.1928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公历6月16日）毛泽东在茅坪代表湘赣边界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文中说：“军队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及特委成立用特委命令把他们勉强地制止。”

这两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及敌人一次围剿的形势被他们击破后”，和“及特委成立”两句，击破敌人的第三次进剿是草市坳战斗，特委成立是5月21—22日，这就把时间锁定在20日了。这就是说明整理四军军中党组织及纠正部队的错误乃是四军党的“四大”的一项重要内容了。

对于第二点内容，从常规道理上讲，要马上召开边界“一大”，理当事先酝酿产生特委候选人，而当时只有军委，自然要通过这一形式才合理合法。有趣的是，目前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关于边界“一大”的内容，却记载前述国民党安化县清乡委员会卷宗56目录号3卷本中。经过详细研究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份候选人名单，证实边界党的“一大”确实经过此次军委代表大会产生。理由有二：（1）1928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公历6月16日）毛泽东写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央的信中的内容有诸多不同。安化材料载：“常委5人：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候选委员4人：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高桂。毛泽东为书记。宛希先为组织，刘真为宣传。”而毛泽东则记述：“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故认定是递交给边界“一大”的候选人名单。（2）安化材料说：“朱德任军委会书记”，但事实上毛泽东为书记，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后，才改选陈毅为书记。这一事实在以后的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亦是如此记述。而且，朱德担任军委书记是在红四军党的“六大”。正说明四军党的“四大”提名朱德，最后边界“一大”会议上却选了陈毅。

如此分析过来，上面对红四军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地点、内容的推断是可以成立的。

第五次代表大会。1928年春后，湖南省委机关连续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与各地关系一度中断。5月，中央派贺昌同志重建了湖南省委，恢复了与湘东、湘西、湘南等地的联系。同时，加强了对边界工作指导。新省委根据1927年10月后毛泽东的多次报告，专门研究了井冈山根据地与四军的建设问题，就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等工作，作出了14项决议，并派杜修经携信前来并巡视边界。杜修经受命后，多次赴井冈山未果，成功到达边界已是5月下旬了。这时，边界已根据江西省委指示成立了边界特委。毛泽东接到杜修经带来的湖南省委来信，读后非常高兴，建议杜修经向军委传达。于是第二天在砻市召开了军委会。次日，毛泽东、朱德、陈毅陪同杜修经巡视了边界的后方设施。晚上返回茅坪后，又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这个会议，干部到了不少，会场好像是一个小礼堂的样子，会议期间，我传达了省委指示信的精神。”

对这个会，毛泽东在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公历6月16日）《致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记载：“5月30日，此间召集军委扩大会，由杜同志报告政治情形并宣读省委来信，扩大会完全接受。”根据毛泽东的信及杜修经的回忆，结合四军党的“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四军五次大会是本年五月在宁冈茅坪开的”记叙，可判定这次扩大会即是四军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内容是：（1）传达讨论湖南省委指示，制定边界特委和军委政策；（2）改选军委书记；（3）决定遣送三十、三十三团回湘南，撤销师的建制，军直辖团；（4）健全团委，将军中CP与CY合并。

第一项内容的依据是毛泽东6月16日的信。该信后半部分所写的9个问题，几乎全是针对湖南省委的14项决议所作的答复，时值杜修经巡视之际，可见系经会议作出的决议。同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边界进入全盛时期的原因“就是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中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七项正确政策的制定，必然要经过高层会议，而陈毅作为军委书记乃是特委成立之后的事，可见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改选陈毅为军委书记一事，毛泽东6月16日的信如此说：“军委成立，省委指定毛泽东为主席，此节似无必要。因此间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军委组织亦完善，书记为陈毅同志。”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的报告则记得更明晰：“第四军组织成立后，打破了敌人围剿的形势，得用力于党的整理，召集全军代表大会，成立军委。书记原为毛泽东同志，后因泽东任边界特委书记，即改选陈毅充当。”无疑是四军党的“五大”中的一项内容了。

至于第三项内容，毛泽东在6月16日给中央的信说：“此间系朱毛部及湘南农军而成，现在湘南农军已回去活动，原系师编制，后改为团取消师部组织军部直接指挥。”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到了4月……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改编为三师。率以因枪械及人数不足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卒于5月底因给养困难，三十团、三十三团转回湘南。”当年曾任三十六团团长的李奇中在其《回忆湘南游击队》中亦说到：“5月底，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这几团从江西的宁冈，经酃县的水口向湘南转移，到达资兴县边界的彭公庙，便决定兵分数路，各自回去。”

第四项内容在毛泽东6月16日的报告中亦有记载。他说：“军中CY组织，在过去湘南特委指示要成立，数月经验在工作中感到许多不便，在四军CY第二次大会决定合并，此次扩大会亦认为有合并的必要，不过这非局部所能解决，须省委作最后之决定，但此主张与取消派不同。”可见四军“五大”是讨论并决议了的。

以上是关于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党的二大至五大的初步考析。“二大至五大”的问题，长期以来因无文献资料记载，一直无人问津，成为一个悬案。这里所作的考证与分析，乃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难保准确无误，仅作引玉之砖。“六大”的情况有文献，本书第三章专题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