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三捷回宁冈

8月下旬至9月初，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绕道崇义、上犹，一路游击，于9月8日回到根据地遂川黄坳。此时，欣闻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军中人人欢天喜地。

然而，“我军经崇义、上犹、遂川，到井冈山之际，赣西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欺我败残，以五营追我至遂川”。

毛泽东、朱德、陈毅决定教训一下这个刘士毅，一来为井冈父老乡亲献上一份“回归礼”，二来王尔琢血洗冤仇。根据刘士毅部退出县城，驻守城郊，派出小股部队与我纠缠，意欲把红军诱入圈套的情况，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商定：来个“将计就计”。

9月12日，红军部队运动到遂川堆子前。朱德向红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营及赶来参战的遂川县赤卫大队部署了战斗分工：二十八团和遂川县赤卫大队一分队打前锋，直接进城，突破敌人伏击圈，然后杀个“回马枪”；三十一团三营和赤卫大队二分队作为后续部队，晚两小时出发，出其不意，攻敌之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炊事后勤人员带上全部行装工具，紧随二十八团，迷惑敌人。

战士们听说打仗了，情绪为之高涨。听了朱军长的部署，顿觉信心百倍。

13日清晨，朱德率红二十八团、遂川赤卫大队一分队、后勤炊事人员，大摇大摆地向遂川县城开进。前卫部队果然与前来诱我红军的敌小分队在草林相遇。我前卫部队遵朱德吩咐，佯装骄兵，步步进逼。

敌军的指挥官廖某见我红军“上当”，连炊事人员都过来了，自鸣得意，急令设伏在县城附近南面洋林、石坝、新寨一带的各营向县城移动，企图切断二十八团进城后的退路。

敌人没料到，正当他们向县城移来时，朱德率二十八团又从县城杀了出来。敌人以为我军已觉察他们的计谋，一时合围过来。朱德令二十八团咬住一股敌人，猛打猛冲，突击包围圈，冲杀20余里。

敌人不知是计，在后面穷追不舍。朱德见敌已中计，即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埋伏起来。

突然，敌兵后面枪声四起。朱德见毛泽东所率三营已得手，立即发起攻击。敌人腹背受击，惊恐万状，一时溃不成军，被打死的，慌不择路跳入泉江的，不计其数。

是役，“我以四营进攻刘士毅，破之于遂川城，缴枪二百五十，俘营长连长各一，排长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赣州。”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红军攻占遂川县城。

最欣慰的是，激战中击毙了叛徒袁崇全，红军将士为王尔琢报了仇。

部队上下为之雀跃。遂川群众和红军战士还编了首歌谣，赞颂毛泽东、朱德用兵如神：

黄坳驻扎，

遂川做客；

一个月来三次，

白匪豪绅怕不怕杀？！

红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营攻克遂川城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军大队行动委员会即与遂川县委商量决定，留少数兵力与遂川县赤卫大队驻守县城，其余部队立即兵分四路，向四方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并筹措红军给养。对此，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指挥军队之行委（毛泽东为书记）与遂川县委共同经营遂川的群众，并筹军队之给养，分四路向四乡游击，每路组一行委指挥之，东路曾推进到万安，与万安县委取得联络。”

东路行动委员会由陈毅指挥。他带领部队来到万安时，部队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欢迎。部队到万安，主要是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万安，因远离井冈山根据地，白色势力较大，“自一月间曾与当时的前委在遂川城开过一次联席会之后，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间阻”，直至这次红军游击部队来到万安，才与红军再度发生联系。处于白色势力统治下的万安，在张世熙、曾天宇（后牺牲）、刘光万等领导下，革命斗争活动一直没有终止。至1928年9月时，仍有着党的9个区委，只是在万安暴动后因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失去了部分枪支。陈毅率红军一营游击到万安时，万安城内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力量纷纷响应，表现出极高的斗争热情。

陈毅所部在万安罗塘等地工作数日撤出后，万安有80多个革命农民，在刘光万率领下，跟随陈毅部队上了井冈山。

曾随部队一起上山参加红军的康克清回忆说：“1928年中秋节后，大概是9月间，陈毅同志带领一营红军来到罗塘湾。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宿营在村头。部队先后三次到罗塘湾。第一天，我在家里，我家的窗户正对着大路。见来了部队，我没有去开门。当天部队在远离罗塘湾的一个地方宿营，那个地方离遂川于田圩只有15里路。部队在那里刷写张贴了不少标语口号，我们派了几个识字的人到那里去看，被派去的人回来对我们说了标语的内容，说红军不进老百姓屋，宿营在外面。我心想，这些部队是红军，可敬可爱。第二天，红军又来到了罗塘湾。我和我的婶婶出去，在街上碰到才苟（下街人）。他说：你们怎么不出来，要筹备军粮。我们就组织妇女立即给红军筹集粮食、蔬菜，把地主的猪捉来杀，德盛堂的谷子也都挑出来了。我们把粮食筹集好了后，部队没有来要，就走了。第三天，红军又来到罗塘湾。这天敌人八十一团也从河西开到了罗塘湾。我们把埋藏的枪、梭镖也挖出来了。红军见敌人兵力比我们强大，立即撤走，我们100多人也跟着红军撤出，其中有7位女同志。我们随部队到于田圩时天还没有亮，红军与敌人战斗了一天，第二天在遂川县城边宿营。我们边打边撤，向井冈山转移。我们经堆子前、黄坳，当时路很不好走，只有条羊肠小道，终于第三天到达井冈山。途中有些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不愿意离家，半路上离开了部队。到井冈山时，随红军行动的万安农军只剩下80人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的万安农军。”

毛泽东所说的“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之经过，即如此。

万安农军上井冈山后，被编为万安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

9月26日，红四军主力回到茨坪。在茨坪，会合了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和三十二团二营。硝烟中重逢，大劫下余生，大家都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鉴于部队长途征战，毛泽东、朱德决定让部队休整数日，择日再回宁冈。

月底，部队正欲下山，突然，茅坪乡政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谢贵山受袁文才指派，前来报告说：他们抓到新城驻敌周浑元旅二十七营营长周宗昌派来的两个女探子。据女探子交待，驻新城的周宗昌营，欲乘红军主力未归之际，血洗茅坪。为谨慎计，先派她们前来茅坪察看有没有马粪，下了门板没有，弄清红军主力是否返回宁冈。

敌人血洗茅坪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茅坪，是红军的大本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岂能让敌人为所欲为！毛泽东、朱德听了报告后，商定认为：敌人气势汹汹，正好智取。于是，交代谢贵山回去把两个女探子放了，造成红军大队未归的迹象，诱敌深入，待我集中兵力，一举歼灭之。

谢贵山回茅坪后，向袁文才作了汇报。袁文才依计而行。被放回的两个女探子不知其中有诈，回新城向周宗昌讲了侦察的情况。

为保卫茅坪，收复失地，毛泽东、朱德率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于9月30日晚悄悄地回到茅坪，并连夜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部署歼敌方案。在这次会议上，考虑到王尔琢牺牲后，二十八团团长由朱德兼任的情况，决定由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继任二十八团团长，并由林彪具体指挥部队在茅坪的坳头垅设伏，歼灭来犯之敌。

坳头垅，坐落在新城通向茅坪必经之道的一个狭长山冲上，密林峡谷，山峰对峙，进口小，中间大，极似一个张开的口袋。

10月1日天未亮，部队即开始行动。朱德、林彪率二十八团从瓦屋里登高岭山，担任正面埋伏，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从牛亚陂占领西山制高点；袁文才率三十二团二营绕道坝上截断敌赤坑退路。全部兵力为6个营，占绝对优势。

事情果然不出毛泽东、朱德所料：敌二十七营营长周宗昌误以为两个女侦探的情报为真，于10月1日纠集宁冈挨户团数百人从新城倾巢而出。周宗昌营是周浑元旅的“尖子营”，作战能力很强，从未在红军面前失过手，一向很骄横。出发时，周宗昌命令所属每人带上10刀草纸，1瓶煤油，把茅坪烧光！然而，周宗昌哪里知道，红军主力已悄然回归，此刻已在坳头垅张开了“布袋”，专等他们进“袋”呢！

约9时许，周宗昌营肆无忌惮地进入了坳头垅。

宁冈挨户团充当先锋，一进坳头垅便烧了垅头的油槽坊，接着又点燃了几栋民房。冲天的大火激起了埋伏在山中红军指战员的满腔怒火。但这不是周宗昌的正规部队，张开的“布袋”还不能过早收缩。

这时，走在后面的周宗昌更加相信茅坪无红军，于是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在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时，朱德的枪响了。顿时，号声、枪声、杀声骤起。二十八团在高岭背挡住敌人进口，三十一团在王冲山上凭借制高点，控制敌中段，三十二团从赤坑堵住退路，把敌人往“布袋”中逼，三面火力交集，打得周宗昌叫苦不迭，惊呼“上当”。

战斗仅用了半小时即结束了。此战活捉了周宗昌，我军大获全胜，遂收复宁冈全县。对这场战斗，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欣喜写道：“十月一日，与熊式辉师周浑元旅之二十七团一部战于宁冈，俘营长一，连长一，排长一，士兵百，缴枪百一十支，余敌退永新，遂复宁冈全县。”

此战又称“坳头垅布袋战”。

坳头垅一战后，红军又威名大振。

为了迅速地挽回“八月失败”后的局面，10月上旬，毛泽东、朱德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又率兵重回遂川。10月13日，红四军出击驻遂川的刘士毅部。守城的刘士毅在一月前被我红军击溃，深知朱毛厉害，即不战自退，红四军再次占领遂川城。

红军占领遂川城后，再次进行了短距离的分兵，开展群众斗争、土地革命、筹措给养等工作，缴获金银药材甚多。

这时，毛泽东、朱德仍深感忧虑。因为，永新仍在敌手。11月上旬，留守宁冈的袁文才部飞马遂川来报：周浑元之二十七团残部又开出永新，窜踞宁冈新城。对敌周浑元的屡次进犯，毛泽东、朱德十分气恼，商议：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于是，命令红四军主力重回宁冈，再战周浑元。

11月9日，红军主力从茅坪出发，凌晨时分赶至宁冈新城。朱德即令部队散开，占领城外高地。天亮后，周浑元部照例出早操。他们做梦也未想到：朱毛红军主力正在一旁观看表演。

朱德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二十八团发起猛攻，三十一团迂回敌后。敌招架不住，仓皇退向城南，窜上新七溪岭，并在山口架起机枪，向红军扫射。红军几次冲锋，都被敌人打回。为尽快消灭该敌，朱德命二十八团一营绕道翻上新七溪岭，从背后出击敌人。敌见腹背受敌，霎时慌了阵脚，一部分举手投降，一部分夺路向永新方向逃窜。

是日，红四军收复新城。

10日，毛泽东、朱德又率领部队进逼永新。当部队来到永新四教书院，恰遇溃敌与援兵会合。于是，双方拉开战幕。红军战士奋勇争先，打垮了敌人，继而追至永新城下。当时，敌十四旅二十八团和二十七团残部已在城外东关岭、南屏山修筑了工事，以强大火力阻挡红军，企图固守永新城。一时，敌我双方僵持不下。这时，投诚部队毕占云特务营从侧面包抄过去，终于在下午3时许打垮了敌人。红军前锋部队两个连乘势进占永新城，此为红军四占永新。

但是，这时闻报敌三十五旅从天河赶来增援。于是，毛泽东、朱德下令进城部队立即退出，返回宁冈。对红军主力四占永新一战，萧克回忆说：“这个战役是由三个战斗阶段组成的。第一战打新城，击敌一营；第二战打四教书院，又击敌一营；第三战是打永新城，未胜，撤出了战斗。但整个战役，我们红军是胜利的，收复了新城、龙源口一带，打击了敌人，巩固了宁冈，对边界恢复有不小的意义。”

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记载道：“十一月九日，击破周旅二十七团于宁冈县城及龙源口，缴枪百六十枝，毙敌营长一，士兵数十，俘副营长二，连长一，排长一，士兵百以上。翌日清晨，进攻永新与周旅二十八团及二十七团残部，战至下午三时，始将敌击退，前锋占领永新城。不料敌三十五旅自天河（吉安永新交界）增援赶到，我军恐战不利，遂向宁冈引退，是日敌死伤虽多，然我方亦死伤百以上，为重回边境以来最大之战。”

红四军主力从9月回师井冈后，三个月内，采取飘忽不定、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三战三捷，取得了遂川、坳头垅和新城—龙源口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人转入守势，恢复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到1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恢复到：“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之整块。此外莲花之上西区，永新之天龙山区、万年山区，则与整块不甚联属。”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毕占云、张威部投奔红军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敌势稍挫，加上红军大队自湘南回归后三战三捷，使根据地的局面发生了很大改观。

在红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10月中旬，驻湖南的国民党军新八军第三师阎仲儒部126人，在营长毕占云的率领下，于桂东举行起义，弃暗投明，参加红军。11月初，赣军向成杰部驻宜春的一个正规连，又在连长张威的带领下，投奔红军。

毕占云，出生于四川广安县，早年曾投身绿林，后被川军收编为阎仲儒师王湘鲁团的一个营，毕占云任营长。他与朱德、陈毅彼此间曾有过来往，在土地革命的浪潮中，产生了对共产党主张和政策的赞赏心情，同时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甚为不满。1928年六七月间，阎仲儒师被调往桂东参加“剿共”。在桂东，毕占云耳闻目睹了共产党红军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颇受影响。8月，红军在遂川大汾、左安一带，俘虏了毕占云部一班人，从俘虏口中了解到毕占云的情况。为了争取毕占云，红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向军部请示，释放俘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一致同意何长工的意见，将这个班连人带枪全部放回，朱德、陈毅并联名以同乡的身份向毕占云写了一封信，指出了他属杂牌军，受蒋介石排异之处境，希望他反戈一击，投奔红军。

毕占云接信后，见红军将他的人马放回，甚为感动，于是决定投奔红军，并派副官蔡达景到黄坳与红军联络。陈毅热情地接待了蔡副官，商定了起义的有关事宜。

10月中旬，毕占云在桂东正式率全营人马起义，来到遂川汤湖，受到陈毅等人的热情欢迎。随后，编为红四军特务营，仍以毕占云为营长。

张威，云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投身北伐军后，因作战勇敢，提为连长。大革命失败后，他所属的朱耀华十八师调来江西樟树一带防守共产党，后又调至袁州（宜春）“剿共”。国民党军内与地方的腐败，人民生活的贫困，使他感到前途黯然，情绪低落。于是，他终日出入赌场，未料竟将军饷输掉。

张威的这些情况，被我宜春地下党组织掌握。地下党即对他进行了强大的政策攻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鼓励他弃暗投明。张威经过反复思虑，于11月初毅然率部起义，随后进入莲花红色区域，编在莲花红色独立团。不久，独立团开赴宁冈参加红四军冬季整训。整训结束后，莲花红色独立团改编为县赤卫大队，张威部改编为红四军独立营，张威为营长。

毕占云、张威两部参加红军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非常关心他们的成长。当时，毕占云部多系“双枪兵”（指吸鸦片）。为了帮助毕部战士戒烟，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受命将他们带至遂川大汾一带整训改造，陈毅也多次来到毕占云营，给他们作形势报告，鼓励他们戒掉恶习，丢掉“烟枪”，拿起钢枪与敌人斗争。同时，军部对张威部也进行了改造工作。

在军部领导的关心教育下，毕占云、张威两部的政治素质得到改造与提高，很快成为红四军的两支重要武装力量。1930年，张威不幸在大余战斗中英勇牺牲。

毕占云、张威两部弃暗投明参加红军，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政治影响深入人心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和红军分化瓦解敌军政策威力的产物。

边界党的整顿与建设

1.九月“洗党”。

1928年9月以后，湘赣边界开始“厉行洗党”。“洗党”，实质上就是整党，但着重于组织上的清洗与整顿。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

为什么要“厉行洗党”？

主要原因是在1928年5月以后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中，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时，党的组织公开了，开始了公开建党建团。“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访问凌登云记录”。有的还采取“串连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时，永新县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县有党员近3000人，莲花县增至800余，边界各县“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

由于“党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为此，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的重点，在宁冈、永新两县。这两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因此，“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洗党”的主要做法，一是进行组织整顿；二是建立秘密组织。

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陈东日等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基层，协助工作。

当时，“洗党”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1）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2）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

这里，以宁冈大陇区委为例，略述“洗党”情况。

宁冈大陇苏区干部朱开卷回忆说：“那里担任我区洗党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1000多党员，大陇区有400多。洗党先是从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200多个，剩下100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

“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投敌叛变分子上。乔林乡有个陈彭寿，虽出身贫苦，但在“八月失败”后，对革命丧失信心，暗中投靠敌人，事情被党组织了解后，被清洗出党并予以处决。“访甘纪犹记录”，内部采访资料。永新洋溪乡小地主汪玉瑞、汪满德，投机取巧钻进共产党内，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后来，汪玉瑞被处决，汪满德被清洗出党。“汪九倌回忆”，内部采访资料。

被清洗的党员，不通知他本人开会，宣布他们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被除名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没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记，逐级上报。当时整个边界被清洗的党员计有4000人左右。

“洗党”以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虽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党的基层支部，成为边界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如大陇区乔林乡的共产党员，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英勇战斗，坚贞不屈，大部分都牺牲了。在湘赣边第三次反“会剿”中，许多党员坚持秘密活动，转入深山老林，饮冰卧雪40余天，冻掉了手指脚趾，也没叛变革命，表现出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作风。

边界的“洗党”运动，毕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简单地重新抄报，没有予以高度重视；有的地方又清洗过严、过狠；有的虽强调党的成分，却又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等现象。尽管如此，总的看来，边界九月“洗党”的进展是健康的，成绩也是显著的。通过“洗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不失为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党运动。这次“洗党”，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2.重建红四军前委

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的斗争十分关注。在收到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发出的报告后，于6月4日向湘赣边界前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对前敌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亦称六月来信）。

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几经辗转，由上海到江西，由江西省委再到吉安县委，直至11月2日才送达边界。接到中央的重要来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记述说：“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冈山。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议的问题。这封信一到，即已发交军中及地方各级党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动的部队集中井冈山，特委委员、军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30余人（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谭震林、邓乾元、李却非、陈正人、王佐农、肖万侠、刘辉霄、谢贵标、刘敌、熊寿祺、杨开明、曹、邓允廷、毛泽东、宋乔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参加），由特委召集开会，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中央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肯定了“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向井冈山前委介绍了全国其他地方的斗争形势，指出了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要错误，肯定了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重要地位。信中说：“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鉴于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重要地位，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和工作，明确提出了八点指示：

（1）前委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湘粤赣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2）怎样深入？就是要“彻底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

（3）“要以群众为主力，红军为助力，发动四周的群众的暴动”；

（4）部队“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

（5）具体的策略问题：“不宜于一开始便重新分配自耕农的土地”，“在暴动还未起来的地方我们在宣传上还不宜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单独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祠堂庙宇公地的土地”，“必须保护小商人的贸易”等；

（6）“须有专门指导职工运动的机关”；

（7）“在组织的发展上要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的成分之增加”，“要经常地开办党的训练班”；

（8）“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成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以朱德为书记。另外，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一工人同志为书记。

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中央六月来信是极为重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这封来信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提出了加强边界斗争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这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中央6月4日来信的指示精神，11月6日，边界重新组织了前敌委员会。“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关于前敌委员会，在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曾任命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但在1928年3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前委取消后，“各县工作，顿失中心”。后来，“适有赣西特委转来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组织边界特委，遂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有些重要任务的决定……并选举了执委，书记为泽东。特委成立不久，对各县工作的指导，实有新的气象”。1928年7月红军大队冒进湘南到“八月失败”，又组织了前委，以陈毅为书记。“八月失败”后，这个前委又被取消了，改为行委，毛泽东为书记。这是前委变迁的沿革情况。

此时，依照中央来信，再次重新组织前委，使根据地内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并且前委统辖特委和军委，这对加强边界党和红军的集中领导，协调军队与地方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1月6日重组的前委，是称“红四军前委”还是“井冈山前委”？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应称“井冈山前委”，依据是毛泽东11月25日给中央写的报告（1948年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最早选入），曾取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我们认为，“井冈山前委”与“红四军前委”，实际上是一回事，称呼不同而已。不过，此时前委的称谓应称“红四军前委”为宜。依据是：

（1）前委组织后不久，1929年1月中旬就已出击赣南闽西，在后来的多次报告行文中，均称军中党的前委。如：1929年3月20日，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个）”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也说：“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红军中党的指挥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这两个报告中都说：“军中党的最高机关”，“红军中党的指挥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即红四军前委。

（2）1929年4月4日彭德怀给中央的信亦可印证。这封信说：“我们现在已到闽赣边界，与四军会合了，并得四军前委的介绍，特将我们的情形略告如下……现已合并到四军编为第五纵队，受前委指挥了。”也正因为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合和合编，所以，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才向中央报告：“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增了几人”的具体人员是：彭德怀、滕代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

（3）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的报告》都提到过“四军前委”，直至1931年9月赣西南的综合报告还写着“四军前委”。

（4）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直到1930年吉安陂头“二七”会议后，即2月16日，才按中央指示，扩大为统辖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区斗争的前委领导机关（仍以毛泽东为书记），职能才改变了。

从上可见，1928年11月6日按中央来信重建的前委不宜称“井冈山前委”，而应称“红四军前委”。东北版《毛泽东选集》中取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一文，在解放后编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时改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是有道理的。

3.改组边界特委。

湘赣边界特委是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最初是1928年5月23日在宁冈茅坪成立的。毛泽东是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创始人和决策者。

但是，6月以后，特委的负责人几经变迁，对边界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经、杨开明来到边界，要求朱毛率领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由杨开明代理毛泽东的特委书记一职。8月中旬，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开紧急会议，选举杨开明为书记。8月末，杨开明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书记。10月初，红四军回边界后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杨开明仍当选书记。因杨开明“大病，几濒于死，不能工作”，复由谭震林代理书记。11月杨开明病情仍无好转，常委又改组一次，以谭震林为书记。12月，“因谭震林在特委工作不相宜，调动前委工作”，常委又改组一次，以邓乾元为书记。这样，特委自5月成立以来，半年间时间内，变动了五六次，换了几任书记。

边界特委在割据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但因任务繁重，干部缺乏，难以顾及许多工作，因此，毛泽东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有时难免出现“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

对此，杜修经曾说：“现有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代表责，个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许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的地方顾及不到了。”

杨开明则认为：“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决呢？还是到特委解决呢？甚至有什么事前委就推特委办，特委就推前委办，两下你推我让，甚至两下都不管了。”

为了加强边界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湘赣边界的斗争任务，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过去的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指导及民主化的精神”的现象，围绕着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决议案》提出了下列举措：（1）特委、县委都设4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的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2）各级党的机关，必须健全组织，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3）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4）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方法产生；（5）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6）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7）“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精神，要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得力的措施，同时也因为毛泽东及边界党意识到并重视了边界各级党部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在党的“二大”后不久，即使面临着湘赣两省敌军第三次“会剿”的严重局面，边界特委不但没有塌台，而且坚强有力地领导边界军民打破了敌人的“会剿”，开辟了新的割据局面。

4.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在湘赣边界的各项工作中，有一个使前委和毛泽东一直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

由于根据地地处偏隅，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村山区环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由于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党的组织也有一些宗族裙带关系。如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等。为此，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为什么“难得很”呢？主要是边界各县的家族观念、地方主义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边界的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农村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成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

“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如去年永新县要脱离特委而独立，其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发生保资本家的事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议决枪毙反动同志龙怡奎，结果，县委把龙怡奎放了。”。

其他各县，“宁（冈）、莲（花）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酃县县委正式命令赤色游击队脱离广大的群众跟着军队乱跑”。

对于边界党的建设，毛泽东曾作了多番的努力。如派毛泽覃去宁冈乔林乡抓建党试点，自己亲自到永新秋溪乡开展建党工作等。在这些试点工作中，都对农村党员作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培育基层党员的共产主义观念。尔后，特委又举办了各式的训练班，分期分批对训练班的党团员进行思想教育。

在上述艰苦、复杂的工作中，毛泽东逐渐形成和得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学说中的精髓。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边界“二大”以后，边界特委加大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通过“洗党”运动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5.克服土客籍矛盾对党的组织的影响。

湘赣边界除了地方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这种矛盾演绎发展为“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尖锐对峙。

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恶习。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开始，这个问题并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刘克犹等，配合很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可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要捉拿宁冈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只有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土籍吃了亏。后来，在人事权力问题上，土客两籍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1928年2月间，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推举活捉敌县长张开阳的土籍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对土籍人文根宗当县长有意见。文根宗出任不到3个月，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轮流坐庄”，每届任期3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任期。由于客籍革命派拥兵自重，是年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担任。然而，甘金煌只担任一个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为由，把甘给撤换了。

对此事，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负责同志曾出面干预，批评了龙超清和袁文才。然而，尽管毛泽东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宁冈前后分了三次田。第一次是1928年2月新城战斗后，因居住山区的客籍农民未分到居住平畴的土籍人的大田而迟迟分不下去；第二次在5月，改“以乡为单位”为“以区为单位”，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农民中有瞒田不报无法查清而未能分匀；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还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纷争未能分好。

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杀土籍。一时，土籍农民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人。后来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经毛泽东布置红军大力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之后，才使他们安心回家。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在边界实际上指的是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因边界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一时难以整治，于是，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便断然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这着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日渐趋于缓和。然而，这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到1930年2月，导致了一场沉痛的历史悲剧。

边界党的“二大”

“八月失败”以后，党内有些同志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所迷惑、吓倒，对前途感到渺茫，把曾经在5月间出现过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提了出来。这种错误思潮的再次产生，表现了极大的危害性。为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再次答复这个问题。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主持召开了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边界各县党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100多人。毛泽东代表第一届特委会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详细地论证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大意义，同时，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会议的主要议题和结果是：（1）通过毛泽东为本次大会起草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2）改选边界特委，重新推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龙超清、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19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鉴于8月间的永新九陂会议曾改选杨开明任特委书记，但8月底杨开明患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这次会议上，原本也拟选杨开明任二届特委书记，由于他仍患重病，故由谭震林代理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3）在选举产生新的特委的基础上，对边界党的改造与建设、各县工作问题、农村斗争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兵士运动问题、宣传问题、训练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青年团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决议，并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工会组织法》。

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国内的政治状况、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湘赣边界的割据与八月失败、湘赣边界的割据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证，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

毛泽东的论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不仅对“左”倾盲动主义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对“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再一次进行了科学的回答。这个报告极大地鼓舞了与会人员的信心，使以后边界党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统一。

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详细地论述了边界的斗争现状，系统地总结了边界党在自身建设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组织建设和改进边界各项工作的措施和要求，并强调“指出过去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体现了我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

边界“二大”以后，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此时，根据边界“二大”的决定，边界特委开办了党团训练班。

湘赣边界的党、团组织自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来到后，几经努力，均已恢复。广大党团员在一年的斗争中，也得到广泛锻炼，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

这些“可怕的色彩”，表现在：有的党员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赞成焚烧政策，主张与敌人硬拼；有的党员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对敌人的进攻表现出畏缩、惧怕现象，怀疑红旗打不长久，因而悲观失望；有的党员缺乏铁的纪律，随意性很强；有的党员闹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引起队伍内部不和等等。边界党既要领导党员和群众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又要从事党和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加上应付恶劣的环境及客观上的困难，因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有意无意而对于基本工作疏忽了”。因而，“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为此，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指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这种党团训练班，据当年特委书记杨克敏（即杨开明）记载，“办了一期6个月的训练班”。

第一期党团训练班于“二大”以后开办于宁冈茅坪象山庵。《访张桂庭、刘桂生、谢梅香同志记录》。内部访谈资料。参加训练班的党团员，由各地党组织选派，分期分批，集中学习。学习的时间，视情况而定，一般为一个半月。

边界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其中分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要求，请有知识的老党员干部给予辅导、训练。同时，要求各地县委也相应举行短期训练班。训练的内容主要以授课为主，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

在加强对边界地方党团员训练的同时，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也在军队中开办了党团训练班，组织军队党团员进行系统学习。对此，王紫峰回忆说：“八月失败后，在遂川打了一仗后经茨坪到茅坪，在宁冈又打了一仗，随后在龙源口又打了一仗不久就开始整训……这时我调到湘赣边特委举办的党团训练班学习”。“湘赣边界特委党团训练班设在茨坪。有100多名党员参加了训练，时间是三个月。训练内容：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群众工作，也讲时事，早晨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我在训练班只训练一个多月就出来了，训练班有一个指导员专门给我们讲课。”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党团训练班的工作，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察看，并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

党团训练班的开办，有效地提高了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为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红四军党的“六大”

红四军自1928年4月下旬在宁冈砻市成立以来，一直处于频繁的战斗之中，南征北战，驰骋罗霄。5月间在宁冈茅坪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直至11月间才战事稍宁。于是，为了整顿军中的党，处理半年来军中的政治、军事、党务等各种重要问题，11月13日至15日，前委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据1928年11月16日编辑的《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记载：“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预备会，14日正式开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携提案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各种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各种提案，因代表身负重责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大会于15日闭幕。这次大会一切决定关系红军前途及边界发展至巨。”

红四军党的“六大”一致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纪律问题决议案》等5个重要文件。

在《政治问题决议案》中，六次代表大会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国内和国际形势、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存在、目前的政治任务等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完成中国民族之解放，对内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因之，红四军今后的任务为：担负边界各县“负有影响二省革命运动的使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

在《党务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红军各级党部，不应公开处理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委会内”；“健全军委，军委须经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才”，“在战斗中发展党员”；强调“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这些均同中央6月4日来信的指示精神及红四军前委讨论中央来信所作的决议相一致。

在《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对建立军事根据地，加强军事根据地的建设，加强政治训练，健全军队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均予以充分的注意，并作出了12项具体计划；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公开、实行军中的民权主义和加强组织纪律的重要性。

参加“六大”的代表所提出的17项提案，如：健全军事政治学校，优待敌军俘虏，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健全士兵委员会，派员和湘鄂赣红五军联络，整饬军纪党纪，屯积粮食于后方等，这些提案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红四军党的“六大”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产生了以朱德为书记的23人组成的第六届军委，即红四军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为边界工农兵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决议案》对此未有记载，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记载说：“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其中的23人军委委员名单，目前未见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难以确定。有人将湖南安化县发现的23人军委委员名单，视为红四军“六大”产生的名单，似为不妥。因为那份资料中的23人中仍有王尔琢、龚楚，而王尔琢已在“八月失败”中牺牲，龚楚已派湘南特委工作，“六大”是绝对不会再选举该两人进军委了。究竟是哪23人组成军委，哪5人任常委，尚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方可确定。

红四军党的“六大”，总结了红军半年多艰苦创业的斗争经验，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对红四军党的建设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色政权的整顿与建设

井冈山时期，各级红色政权称苏维埃政府（始称工农政府），井冈山老表称“埃政府”。

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1927年9月19日），提出“成立苏维埃”的政权主张时，毛泽东正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湘赣边进行战略转移。由于战斗的频繁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使这支部队与中央湖南省委长时期失去联系，从而未收到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因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建立的革命政权，仍称“工农兵政府”，直至1928年5月才正式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后，为使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有章可循，毛泽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了一个代表红色政权权力的“工农兵政府”的施政纲领。据陈正人回忆说：“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时候，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工农兵政府的政纲，有30多条。请主席（毛泽东）审阅时，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又如‘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这样群众就容易懂了。”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这个纲领，以前从未见到，近年从湖南安化县发现的国民党十六军政治部1928年截获的湘赣边界档案材料中，保存有《遂川县工农县政府临时纲领》的翻印件，目前见到的文本共24条。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集中地反映了工农贫苦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权主张。在当时，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政纲的产生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与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随着井冈山会师后根据地的发展，湘赣边界恢复了与中共江西、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联系，党中央的政权主张、政策逐步在湘赣边界得到实践与发展。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6个县苏维埃政府和新遂边界特区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之下为区、乡苏维埃政府。这时，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便逐步健全起来了，下设：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政法部、工农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

湘赣边界红色政权诞生后，究竟如何建设，如何完善，全靠中国的革命者自我摸索。在频繁的战斗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不等不靠，不唯上，不唯书，靠自己的才学、胆识和根据地军民的群策群力，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斗争中摸索、实践，不但使红色政权日益巩固，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把“民主集中主义”（即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权组织。

边界红色政权的性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是边界广大军民为之流血牺牲而争得的权力机构。但由于边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党与红军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在一段时期中，“各级苏维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符实。工农群众乃至党员，多数还没有认识苏维埃意义。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大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之一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这是不懂得什么叫苏维埃，不懂得工农兵代表会是个固定的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只是代表会定期会议闭幕时候的一个处理各事机关，这是边界许多地方对于政权机关的最大错误。”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前委和毛泽东等除在思想上加强向群众宣传“民主集中主义”，制定详细的苏维埃组织法外，还十分注意在实际斗争中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义”广泛地应用于群众组织，使“民主集中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显示效力，让群众自己去了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样，既利于斗争，又把红色政权普遍地真实地建立起来。

此外，前委和毛泽东还针对有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办事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的监督，区、乡两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常委会很少开会，遇事总是由主席、秘书、财务、赤卫队长或暴动队长各自处理的现象，提出注意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办事制度。为此，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厉行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委员中亦用得不习惯”的状况；二是对少数苏维埃政府中的贪污腐化分子，进行彻底清理和严肃处理。

（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

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党在边界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虽然没有党命令政权机关的事，却亦没有尊重政权机关独立的意义。党在党员乃至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地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错误在各处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党团组织有些没有，有些组织了用得不完满。”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这是一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它一方面使党的组织沉缅于政权事务，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束缚了政权机关的操作功能，降低和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

为了加强红色政权的建设，边界前委和毛泽东对党政关系及其分工作出了明确规定：（1）“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而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2）“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时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干政的错误是要避免的。”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党政分开”的政策主张，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党政分开”的重要思想。

此外，边界党对各级党组织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在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湘赣边界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规定：“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一普遍宣传。”

这样，由于自觉地意识到并正确地处理了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就既确保了党对苏维埃工作的领导，又充分发挥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和发展。

（三）整顿组织，纯洁内部。

边界红色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因为斗争的复杂，致使一些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并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这给红色政权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破坏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切实的去掉他们。”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因此，整顿政权组织，纯洁内部，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开展这项工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发动群众，在斗争中识别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如当时宁冈新城区政府中，刘泽贤、尹日汗、吴美如等是土豪子弟，为了保家，他们钻进革命队伍里，后来都被群众识别出来，驱逐出政府。二是对被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把持的苏维埃政权，进行“重新改组，限苏维埃的代表和委员之成分与质量，选出代表，重新组织苏维埃”。经过上述措施，边界政权组织得到整顿，政权内部开始纯洁，边界的红色政权得以健康发展。

（四）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完善政权机构，改变活动方式。

边界的红色政权机构与活动方式因无样板可效仿，所以只有在干中学，学中干，不断使之完善。如在政权名称上，1927年11月建立的茶陵县红色政权，名称为“工农兵政府”；以后，得到广州暴动的国民党报纸，始知有“人民公社”；于是，1928年一二月间建立的遂川、宁冈两政权，又唤作“人民委员会”。此外，在频繁与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边界红色政权的斗争策略和活动方式也表现得较为灵活、机动。如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的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半公开的，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才逐渐完全公开。在经历了“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政权组织又逐渐转入了秘密状态。到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前委从瑞金来信，总结了井冈山和东固等地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在严重白色恐怖环境下红色政权的形式应由公开转向秘密，于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于1929年5月10日在宁冈古城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又提出：“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因此有由公开的割据转变到秘密的割据之必要，党和苏维埃都应秘密着，武装形式也应由守土的赤卫队改为游击部队，采用漂流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到了边界度过第三次“会剿”最艰难的岁月后，逐步恢复了割据区域，边界的红色政权才又逐步地由秘密转为公开。

上述边界红色政权的基本经验，是边界军民以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学说的早期思想；它闪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为我党和中国革命的政权建设开拓了先河，积累了经验。

军事根据地的建设

一是开展红四军的冬季整训。

1928年9月红四军回师井冈山根据地后，连续三战三捷，重开了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此时，国民党内部取得暂时相安，各派军阀混战尚未爆发，江西反动军队屡战屡败，不敢贸然进犯，边界出现了平和景象。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边界党和红四军军委先后于10月4日与11月13日召开了大会，分别对边界的党务、军事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议。同时，根据中央6月4日来信，重组了前委，对边界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为了布置长期的斗争，前委针对过去一年中，由于“转战千里七八个月未能得到休息的机会”，以及“迭经巨战，党委干部人材已伤亡殆尽”的状况，依照中央6月4日来信指示“改造整理你们的军队”的精神，认为原来总想“找一个机会做改造和整理的工作”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的时机已经出现，有必要对部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训了。

于是，1928年11月9日红四军占领永新县城后，前委即指示留三十二团一营在永新观察敌人动静，其余红军主力全数返回军事大本营宁冈，相应集中在宁冈的新城、古城、柏路、砻市一带，开展冬季整训。

整训的对象主要是红四军。但考虑到为增加和扩大红军力量，提高边界地方武装的素质，将莲花等地的赤卫大队，也调集新城参加整训。

整训的内容有二：一是进行政治教育，二是开展军事训练。对此，毕占云回忆道：“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进剿，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前委决定红四军全军进行整训，时间大约在11月9日以后，天气已经变冷了，地点在宁冈县城和城郊。部队分散整训，有一个月左右，整训内容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整顿军队党的组织，整顿士兵委员会，解决官兵之间、干部之间的矛盾。”“受训时间是一个月，每天上午是军事课，下午是政治课。我们不但学会了怎样瞄准，怎样和敌人兜圈子，瞅准机会一把抓，而且还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整训工作在严格的要求下进行。为使部队的军事素质得以提高，训练时参照苏联红军的战法，利用地形地物练兵。主要练习隐蔽，练习跑步时背着枪，有时还背上石头，爬山、抢山头，训练速度。由于弹药紧张，实战演习在工事里进行，找准目标再射击。

当时，部队中悲观失望和盲动急躁的现象仍未完全消除，因之，毛泽东常来给部队作政治教育报告，意在“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的人生观”。

在整训时，为克服部队中存在的“分团主义”，调整了二十八、三十一团的干部。时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任党代表（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伍中豪任三十一团团长（原为三十一团三营营长），何长工任党代表（原为二十八团党代表），朱云卿为军参谋长。为扩充红军力量，将莲花独立团进行了改编，其中张威部编为军部独立营，营长张威，其余的编为莲花县赤卫大队，指派红军连长夏炎担任大队长。

整训期间，闻金汉鼎3个团进驻永新，“为了保证这次红四军整训的顺利开展，牵制敌人及开辟莲花、安福，重点是莲花县的工作，由我们特务营、独立营（指毕占云、张威部——引者注）和莲花游击大队一同去莲花牵制敌人。同时，还组织了北路行动委员会。北路行委是由5个人组成，是在宁冈由前委任命的，何长工为书记”，以便在斗争中进一步改造毕占云和张威两部。

整训工作直至12月中旬即敌人第三次“会剿”前夕才结束。红四军的冬季整训，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但整训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政治、军事素质都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为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兴建小井红军医院。

为了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以后，毛泽东和边界党决定在小井再建一座红军医院。

“建立较好的医院”的计划由来已久。“随着红军的不断扩大，战斗频繁，伤病员逐渐增多，医务所（茅坪、大井）就不适应了，根据这种情况，1928年5、6月间，毛委员决定把医务所扩大，成立红军医院，指派邓允庭同志负责领导医院的工作。医院的经费由王佐负责解决，医院下面分四个管理组，负责管理伤病员的医疗和生活。第一组、第二组设在大井村，第三组设在中井村，第四组设在小井村。”“七溪岭战斗后，毛委员又决定在小井街上建一栋医院，计划能住1000人。”

由于“八月失败”造成的严重后果，小井红军医院的营建直至红军回师井冈山三战三捷后才进行。鉴于当时的经费不足，在红四军中还进行了募捐。对此，肖明回忆说：“小井红军医院是1928年9月26日部队回到井冈山以后发动募捐兴建的。大家愿意捐多少就捐献多少，有捐3角、2角的，有捐献1元的……一共捐献大洋1000元。当然，光靠1000元大洋来修建一个医院是不够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就地取材，自己上山砍杉树做栋梁、锯木板，用杉皮当瓦。小井医院的房子是木头结构的，当时的楼板是很粗糙的，屋顶也是杉皮盖的，没有倒板，从杉皮的缝隙间能看到天。1928年冬天已经很冷了，医院的房子也建得差不多了，有二三十个轻伤员卷起自己的东西搬了进去，上面放上几块板子和稻草就成了铺。以后大部分的伤病员都搬进去了，重伤员住楼下，轻伤员住楼上。”

医院的名称，当年的特委书记杨开明在报告中称“红军医院”也有不少老同志回忆说是“红光医院”。

据肖明、宋任穷、曾志等人回忆，医院的院长为曹，党代表是肖光球，后为曾志。

小井红军医院兴建后，医疗条件仍然很简陋。由于伤病员多了，医生缺乏，西药缺乏，医疗设施缺乏，一切全靠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甚至开刀锯骨也用木锯，用杀猪刀。因之，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医院建设在井冈山上，分中药、西药两法去医治，药品及医生之缺乏，问题很大。九月间有伤兵、病兵200多。最近永新一战更加多了，现在医院中连看护人员共有800多人，伤病兵不加顾惜，军心就要动摇。要顾惜得好，设备和给养实在困难万状，湘省委久已答应办药，却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及两省委帮助送几个西医及一些碘片来。”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伤病员的生活十分艰苦。“伤病员的伙食主要是红米、南瓜和一些蔬菜。伙食标准比部队高一点，部队是5分钱，有时还没有，伤病员有一角钱”。“一角钱的菜金，我们不能吃光，还要想办法节余一点，将节余的钱，发给每个伤病员零用。”

“虽然红军医院生活很艰苦，治疗条件很差，可是，红军伤病员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很强的。他们经常会唱一些歌子来互相鼓舞。当时，伤病员里专门有青年干事负责大家的文娱生活和宣传工作。”

“毛委员非常关心红军伤病员。每打一次仗都会缴获一些战利品，有罐头，鞋子、衣服之类。毛委员把其中最好的东西派人送到红军医院，供红军伤病员使用。打土豪获到的东西，毛委员也会派人送到医院。毛委员还经常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向伤病员问长问短。”

在毛泽东等军中领导的关怀下，红军医院的工作人员对伤病员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与爱心，红军伤病员也配合得很好，显示出无比的坚强和团结。

三是成立边界防务委员会。

为了加强军事根据地的建设，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以后，在茨坪成立了边界防务委员会，由王佐任主任。

边界防务委员会，“开始叫防务处，后来才改称防务委员会”。防务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筹备修工事的材料，负责后方粮食的保管，以及负责伤兵、医院的管理。”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防务委员会设立在茨坪农民李正龙家里。

对防务委员会的工作，茨坪的革命老人罗冬祥曾有这样一段叙述：“1928年七八月间（应为农历——引者注），在房东李正龙的家里成立了防务委员会，在这以前叫防务处。防务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允庭（应为王佐——引者注）。在防务委员会里有四五个副官专门管理东西，记得有一个叫杨副官。防务委员会经常调动三十二团二营和湘赣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发通知，有什么任务就通过特别区政府分配给下面的10个乡。红军打仗，通过防务委员会动员群众助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也通过防务委员会调遣红军支援。它是管理军民政治、经济的一个机关，在防务委员会里经常召开军民联席会议。除开会外，还登记、保存打土豪没收来的油盐、粮食、布匹、药材等各种物质。1928年5月，打开永新城，一次挑来400多担东西；打遂川时，光布匹就挑来300多担。这些物质，都是通过防务委员会直接分配到红军各部和革命群众。”

军事根据地是红色区域的坚实基础，在当时的井冈山、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中，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是红军的最后根据地。因此，毛泽东和前委对此十分重视，建立防务委员会正是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一个重要举措。

防务委员会成立之后，在王佐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紧张的工作：组织群众对五大哨口进行了修筑；设立了递步哨，沟通山上山下的联络；组织人员修建了小井红军医院；协助红军筹粮筹款；组织群众挑粮上山等，为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之，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充满信心地写道：“山上要隘，都筑了坚固工事，红军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其上。现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粮食与现款，最重要的是现款），敌人是打不进来的。”

四是组织红军挑粮上山。

按照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关于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的决议，1928年12月间，边界红军在井冈山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因此，边界党决定：由宁冈县委、县政府负责筹集粮食，并在大陇、茅坪、新城、柏路设立粮食储存点，保证红军储备充足的粮食，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宁冈，素有“一年耕而三年食”的盛誉。1928年土地革命胜利分田后，获得空前的丰收。自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征收土地税以来，县内农民踊跃交售，征粮比例高达20％。在极短的时期内，该县便筹集了几十万斤稻谷，故毛泽东记载说：“至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现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从宁冈上山，到茨坪、大小五井，往返近百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不平，还要登上海拔1300余米高的黄洋界哨口。“这时候，山上很缺粮食，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样多部队和群众，没有粮食怎样过日子，一定要想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前委决定动员部队到山下运粮上山，供给伤病员和留守在山上的老弱人员。这一指示下达后，同志们立即响应，军首长和各级干部亲自带头挑谷上坳。”“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攻，除了构筑工事、练兵以外，还有一宗大事，就是储备粮食。可是井冈山上产粮很少，供给山上的群众还不够，部队吃粮、存粮，都得自己下山去挑。因此，在井冈山的那些日子，‘挑谷上坳’便成了我们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从井冈山到宁冈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高路陡，确实难走。每到挑粮那天，我们天一亮就出发，赶到挑粮的地方，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装的东西不够，有的同志索性就脱下条裤子，把裤腿扎紧，满满地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这样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过坳，直到天黑才回到山上。”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都亲自参加挑粮上山运动。他们的行动，对挑粮运动鼓舞很大。“毛委员背粮上山”，一时传为美谈。杨至诚在《艰苦的岁月》中记叙说：“从山脚挑粮食到山上的五井，大约有30多里的山路，一天挑两次。同志们不辞辛劳，累得汗流浃背。我和粟裕等同志挑着粮食到了半山上，放下担子休息，不一会，就看见我们的营长胡少海，肩扛着整麻袋粮食，从山坡下走上来，他精神勃勃，看不出疲劳的表示。接着，来到半山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同志在唱歌，有的同志互相攀手劲，也有的同志把汗湿的衣服脱下来晾一晾。他们的背上有的磨起了红块，大泡小泡，而他们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起点泡算什么？我们在枪林弹雨中都不怕，还怕这点泡泡！’这是多么英勇顽强的气概啊！”

在边界军民的努力下，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内，粮食充足。有人说：“大小五井都堆满了粮食，我估计足足可以吃三年。”

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时发动的红军挑粮运动中，朱德身先士卒，不辞劳苦，亲自参加挑粮上山运动。“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当时就成为湘赣边界军民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佳话。

当时，红四军的司令部及其直属机关，已迁至宁冈的桃寮村，当军部各单位指战员得知要挑粮上山的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争着报名参加。军长朱德也提出要亲自去挑粮。朱德这时已年过40，这在红四军中算是“高龄”了，又是军长，工作又忙，大家都劝他不要参加了，但朱德坚持要去。由于大家踊跃参加，一时挑粮工具奇缺，群众家的装运工具都被部队借用一空，朱德便要军需处长范树德给他做一根扁担。

对此，范树德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元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

根据分配的任务，朱德所在的军部是在宁冈的柏路储粮点运粮上山。从柏路到井冈山，路程较茅坪、大陇上山更远，路更陡。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按理，朱德年岁更大，更应少挑点，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根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战士们见状，怕累坏了他，便把他的扁担“偷”藏起来，逼迫他休息。“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德同志却另找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将扁担削平一块，写上‘朱德的扁担’五个字。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在军长亲自挑粮上山的鼓舞下，同志们挑粮的劲头更足了。还编了这样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每当挑粮爬累了的时候，大家就用这首歌子互相鼓劲。在井冈山，我们虽然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但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灵活的作战方法，有群众的拥护，加之朱德同志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教育着全军每一个人，更激发了同志们克服困难的信心。“从此，‘朱德的扁担’和朱德军长挑粮过黄洋坳的故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全国解放以后，又传到北京，传遍了全中国。”

五是建设两个军事根据地。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有两个“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过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埠、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军事根据地是进行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基地。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山势险峻，互为犄角，拱卫着井冈山革命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

在四周白色政权之间，军事根据地的存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曾根据边界一年的斗争实践和经验总结道：“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赤色割据，山险的军事根据地是不可少的。因为四周都是敌人，防御要向四面防御，非籍自然的山险以补助人力偶然的不足（如敌人最大最危急时），欲求在资产阶级政权稳定的时候，赤色割据之长期存在，是很困难的。”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这种认识的取得，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往往这块地方今天被我军占领，明天又被敌人占去，后天我军又夺回。这样拉锯式的你占我夺，我夺你争，呈波浪式地发展。一场“八月失败”，使根据地各县县城和平原之地尽失敌手，而军事根据地却依仗着山险始终在我红军手中。这一深刻教训，终使边界军民充分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军事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因此，1928年10月4日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建设军事根据地的决议，并提出了建设军事根据地的措施：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医院。

边界党的“二大”以后，前委领导边界军民掀起了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的高潮。首先，对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五大哨口（黄洋界、双马石、八面山、砂冲、桐木岭）进行了工事加固；其次，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再次，建设了小井红军医院。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显得更加巩固。

在建设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同时，对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也进行了建设。九陇山，距宁冈砻市及永新三湾各约30里，山中的上九陇、下九陇、蔡家田、浆山、大亚山等均系客籍山民。因地势复杂、山高林密，亦常为散兵游勇和土匪的出没之所。8月后，宁冈县委下辖东南、西北两特委，西北特委即以九陇山为基础，领导开展群众游击战争。边界党建设九陇山军事根据地的号召发出后，西北特委即发动群众配合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二连，修筑工事，储运粮食，开设医院，使九陇山成为边界地方武装割据的最后根据地。

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守山红军和边界各县地方武装分别凭借着这两个军事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鏖战。两个军事根据地成为湘赣边界党和红军以及地方武装的重要活动基地。

《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

“八月失败”给边界人民带来了苦难。在“八月失败”中，敌人占领了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夺走了农民手中的土地，破坏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禾’，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呢！”当年的特委书记杨开明沉痛地如是说。

所幸的是，“八月失败”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由湘南回到边界，收复了大部失地，把被豪绅地主夺回去的土地又重新夺了回来。

为了挽救“八月失败”的影响，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边界各级政府领导人深感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于是，从边界党的“二大”后，各级政府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号召各县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

“八月失败”中，红军损失了一个主力团（红二十九团）。因之，当红色政权机关号令一下，整个根据地内，到处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上前线当红军的动人情景，送鞋送粮、慰劳红军、支前参战的事例更是每不鲜见。边界人民经过土地斗争，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自身的利益，有一种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在根据地内，永新县做得最好，参军参战的最多。

二是号召踊跃交售公粮、支援革命战争。

1928年，是个好年景。土地分配后，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边界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他们忘我地精耕细作，细心侍弄着由自己做主的田地。是年秋，边界各县获得空前的大丰收。农业的大幅度增产，为武装割据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考虑到各地情形不同，贫富不一，边界政权机关实行了因地而异的政策。在征收公粮、交纳土地税方面，宁冈人民表现了极高的热情，贡献最大。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一文记载道：“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

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种革命群众组织。

革命群众组织在边界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革命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工会、妇女会，主要由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二是革命群众武装组织，如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由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指挥。

这些组织，各地在“八月失败”前均已成立。“八月失败”中，都遭受一定损失，因此，有建立和健全的必要。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各地很快地行动起来，把这项任务当成确保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来完成。边界的各级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健全，为后来保卫边界红色政权的斗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边界红色政权的组织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无私支援下，根据地内，红军部队得到了补充，红军给养有了保障；各地群众武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边界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有了深厚的根基，土地革命成果由此得以巩固。在此基础上，《井冈山土地法》诞生了。

根据湘赣边界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依照中共中央第37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及中央6月来信中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边界党在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边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月的酝酿、讨论和修改，同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以边界政府名义正式颁布。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分配土地数量标准：（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地区）。以上3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此外，还规定了山林分配法、土地税征收法及其他事项。

《井冈山土地法》，是毛泽东和边界党根据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指示精神，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一年多土地斗争经验的创造性总结。但是，由于无章可循，没有任何经验，这个土地法仍存在几个明显的“原则错误”：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二是规定土地没收后“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三是“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这些规定，是与当时中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民主革命性质不相适应的，也是与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观念的国情不相适应的。不过，对于这些“原则错误”，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进行了纠正。如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就去掉了“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只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到1930年春，毛泽东就确立了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并允许买卖的政策。1941年延安出版《农村调查》时，毛泽东还为《井冈山土地法》写了按语，指出：“此土地法是1928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1927年冬天至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60页注释。

尽管存在着上述“原则错误”，《井冈山土地法》仍不失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第一部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土地法。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斗争，也为党和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为后来中国革命中我党领导的伟大土地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边界的社会变革

1.农民地位的变化。

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边界各县农民，与全国的农村农民一样，饱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地主豪绅阶级凭借着其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边界的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来说，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除万安情形此间无直接调查外，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茶、酃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普遍缺地少田，为此，不得不向地主租种。而地主则凭借土地资本，向农民巧取豪夺。在边界，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法基本有三：一是收“活租。”即“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还往往高出50%，有60%、70%、甚至80%的。二是收“死租”。佃农每年按契约规定向田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谷，不分丰年歉年，照收不误。这种定额“死租”，所索取的数量也往往在50%以上。三是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美其名曰：吃新礼、过年礼等；甚至地主家有红白喜事，佃农都要前去帮忙，送礼打点，以祈求土地的延期租种。

在这般残酷的盘剥下，大多数佃农往往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可“禾镰挂上壁，屋内没米吃”。在青黄不接的时日，全家人只好吃野菜、蕨根、“雷公屎”（一种藻类寄生物）、“神仙土”（即高岭土）了，其贫苦到了极点。然而，由于“边界的经济，不但是农业经济，且还在杵臼时代（山地大概都是用杵臼做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山区虽受资本经济的侵蚀较迟，日常生活程度颇低，广大农民不仅缺田少地，而且没有文化，加上地处偏隅，显得十分落后；故广大的山区农民反抗精神不强，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于本命，安贫守道，认为是命中注定，只有受苦了。

基于这种情况，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对于革命的认识，政权的认识，工农的武装的认识，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认识……发育得要慢些”，“他们有许多是不满意或怀疑革命的，所以有些农民有‘国民革命军也好，工农革命军也好，横直老百姓吃苦’的话，有些说‘从前要抽捐税，现在还不是要抽土地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教育农民，解放农民：一是颁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官兵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任务，号召广大贫苦农民投身革命阵营，谋求翻身解放。同时，强调军队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使农民看到一支真正的自己的军队；二是组织打土豪、分浮财的游击暴动。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就发动农民打土豪、分浮财，既让农民得到实惠，又为部队筹款，还可造成群众与党的基础；一俟条件基本成熟，即帮助农民建立红色政权。三是广泛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要真正地争取和解放广大农民，就必须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农民获得生存之本——土地。

湘赣边界各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各县党组织都曾领导当地人民开展过打土豪、烧田契的斗争，广大农民甚为拥护，投入了斗争的洪流，没想到，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农民受压迫的状况依然如旧。为此，毛泽东在1927年冬，就派出胞弟毛泽覃到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土地革命试点；1928年春毛泽东本人也来到永新塘边进行试点。工农革命军在湖南酃县中村时，还进行了插牌分田。在不断取得土地革命斗争经验后，在1928年5月21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布置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任务，从而拉开了边界土地革命的大幕。为使这场土地革命进行得更深入，毛泽东还指示从部队抽调了许多红军干部，战士深入各地，帮助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最早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进行，然后逐步扩展其他各县。从边界“一大”始到1928年10月，边界各地普遍开展了大分田运动。在此基础上，边界党形成了一条基本完备的土地革命路线，即“农村斗争整个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经过土地革命，广大农民砸烂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摆脱了被统治的地位，成了社会的主人，大大地激发了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得到了真正的翻身解放。

1928年的秋天，根据地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宁冈县的粮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产，为感谢红军，宁冈人民都踊交公粮，支援革命。”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许毅主编）采访资料。这年的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宁冈广大农民毫无怨言。宁冈县东沅乡麻上村的农民邱祖法，红军上山前，祖宗三代都靠租种地主的田，一还租就所剩无几了，吃了上餐愁下餐。土地革命后，分到了10多亩土，秋收获得谷子3500多斤，他完上土地税后，又多交了1000斤，超过规定的42%！从邱祖德的身上，可以看出农民翻身解放后对革命的忠贞和对共产党的热爱。

翻身后的农民政治热情，还突出地表现在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红军。井冈山时期的许多重要战斗（如龙源口大捷、永新困敌、黄洋界保卫战等），都是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战支援的结果。在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剿匪军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征服山上的群众，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广大的农民除“无所依归，迫不得已，以致反水”外，大多数“表现很好，并无反水的现象，还是很坚决的，没有发生什么影响”，“都认清了反动派的欺骗民众的真面目”，从而“各地群众日益革命化”，足见农民得到解放后，对革命和共产党真心拥戴的程度。

2.妇女的解放。

千百年来，广大农村妇女除了饱受政治上“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之外，还戴上了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受尽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蹂躏。她们在外没有政治权利，在内没有人格权利，屈从于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一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湘赣边界的妇女尤甚。由于地处偏隅，各县在19世纪初基本上没有女子学校，即使有钱人家的女子要读书，也只能送到吉安、南昌、长沙等大地方去，故湘赣边界各县的妇女完全没有文化。然而边界各县的妇女并没有被封建制度所湮灭，她们勤劳、朴实、勇敢，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争自由、求解放，打碎了封建枷锁，成为革命的生力军。

在宁冈，出身官家富绅的女青年杨杰、刘懿、龙佩云，高举反封建的大旗，组成宣传队，深入城乡，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号召妇女放脚、剪髻，提倡男女平等，争取人身自由。在她们的带领下，广大妇女奋勇而起，纷纷上街游行、唱歌、演说，学知识、学文化。在共产党人龙超清等的支持下，宁冈办起了妇女工读学校，杨杰兼任学校校长。她们既学文化又做工，从吉安引进几台编织机，学编毛巾、袜子。1927年1月，龙超清、刘辉霄、袁文才等领导推翻了宁冈县衙、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后，宁冈县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宁冈县妇女解放协会，选举杨杰为主任。

解放了的宁冈劳动妇女，学习努力，生产积极，斗争勇敢。新城土豪龙泮生恶毒攻击妇女解放协会，妇女协会得知后，大家一合计，把龙泮生抓住戴高帽子游街，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有一次，宁冈县人民委员会想打新城谢瑞庭的土豪，考虑到他家墙高院深，稍有动静，他都有可能及时转移贵重物品。妇女解放协会委员谢宝莲主动请缨，利用侄女的身份赚开大门，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一拥而入，把谢瑞庭的金银细软全部缴获，随后又将其仓库中的谷物、茶油、腊肉全部挑走，分给当地贫苦百姓和充作农民自卫军军需。

1928年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妇女解放协会改称为妇女委员会，重新选举了龙佩云、刘爰秀、陈春英、谢宝莲、尹顺安、刘懿等为委员，龙佩云任主任。随后，各区、乡都成立了妇女委员会。因为宁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心，妇委会组织了宣传队、洗衣队、担架队等，积极为红军送茶饭、洗衣服、做军鞋、削竹钉、搞运输、看护伤病员、探听敌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茅坪乡妇女主任聂槐，在1929年初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经常为坚持在深山老林的红军送米送盐，由于一些方法不断重复使用，被敌人识破，不少交通员被捕。聂槐在又一次接到组织命令后，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巧计：即把盐溶于水，将棉衣把水吸干，然后烤干穿在身上。她用这个方法多次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由于她时常外出，引起敌人注意，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聂槐面对酷刑，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1岁。她的英雄壮举，成为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原型。

在茶陵，妇女们也积极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她们在共产党员谭道瑛（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曾求学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的领导下，于1926年7月组织成立了茶陵县女界联合会，倡导妇女剪发、放脚，摒弃陋规恶习，积极参加打土豪活动；开创女性上学新风，办起了茶陵县女子学校，后正式称作“湖南私立云阳职业学校”，开设语文、织工等课程，并接受共产党员兼课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马日事变”后，学校被迫解散。革命转入低潮，茶陵妇女界的斗争仍未停止。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后，妇女革命斗争再度掀起。年底，茶陵县游击队上了井冈山，其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妇女部的陈叔同等几位女性一同上山，陈叔同还分配到设在茅坪的前委担任工作人员。留在茶陵坚持斗争的谭道瑛，不幸因坏人告密被捕，1929年春被敌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在酃县，曾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的女学生凌翠贞，接受进步思想，加入了共产党，于1926年受中共湘南特委派遣，回家乡从事妇女运动。在中共酃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1927年1月成立了酃县妇女协会，凌翠贞任会长。她们在各地组织宣传队，倡导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实行放足、剪髻，禁止虐待女孩和抱养童养媳。在凌翠贞等领导下，短短半年时间，全县有24个区、48个乡相继成立了妇协组织。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如火山一样喷发，向着封建势力和旧观念发起了冲击。她们创办了酃县职业学院，实行男女兼收，打破了“男女同校不成体统”的禁锢。酃县农民自卫军成立时，凌翠贞又领导组织一批妇女成立妇女小队，积极参加打土豪除官绅的斗争。

在莲花，1926年9月，在北伐军的帮助下，成立了莲花县行政委员会和国共合作的莲花县党部，组建了工会、农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进步女青年颜清珍当选为妇女会执行委员。颜清珍积极带领莲花妇女群众，参加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资本家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中，颜清珍于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莲花县大土豪李成荫与革命势力对抗，颜清珍与县内的共产党员朱绳武、朱亦岳、陈竞进等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奔走于全县各地，召开各类会议，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号召革命人民坚持斗争，并于5月夺回了被右派控制的县城，摧毁了李成荫的所谓“新党部”。6月间，中共江西区委派梁明哲、方志敏来莲花巡视工作，在莲花九都新城召开大会，颜清珍组织大批妇女参加会议，当夜还组织100余名妇女聆听方志敏作报告。广大妇女听后，纷纷表示拥护共产党主张，实行男女平等平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礼教。1928年6月莲花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颜清珍当选为县妇委会主任（后为县委妇运部长），积极协助其丈夫刘仁堪（莲花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带领全县人民英勇斗争。1929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夫妻双双落入敌手，壮烈牺牲。

在永新，妇女解放运动更为出色。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永新女界就涌现出两个著名女英雄——贺子珍、贺怡姐妹俩。在永新“6·10”反革命政变后，已是吉安妇委主任的贺子珍，虽尚年轻，但沉着稳健，积极会同已撤至吉安的刘真等人会商后，偕尹锋等奔赴宁冈，联络袁文才、王佐及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合攻永新，于7月18日攻克永新，救出了被关押的贺敏学、胡波等80余名革命干部与群众，尔后毅然随兄长贺敏学一起上了井冈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女红军战士，随后分配在前委机关工作，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妇女的解放，为中国革命锻造了一支雄厚的有生力量。在井冈山斗争中，活跃着贺子珍、伍若兰、彭儒、吴仲莲、康克清、曾志、段子英等一大批知名巾帼英雄。她们，有的一路征战，直至新中国成立，仍披肝沥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有的为了崇高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3.社会各阶层的变化。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除了社会阶层的主体——农民、社会人口的母胎——妇女得到了翻身解放，接受了共产党主张，走上革命道路外，其他各阶层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军队士兵等表现尤为突出。

工人阶级：湘赣边界各县地处偏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基本上没有近代民族工业和产业工人，只有一些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铁业、篾业、泥木业、船业、服务业及小作坊等手工业和小产业工人。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湘东、湘南、赣西的小产业工人配合北伐军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在大革命的热潮中得到了熏陶与锻炼。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影响下，与广大贫苦农民站在一起，投入了火热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其变化与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积极参军参战。在秋收起义的部队中，第二团的组成力量基本上是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后虽被打散，仍有100余人上了井冈山。1928年5月，刘型、张汝泉又率醴陵和安源工人近百人上到井冈山，被编入红四军三十一团。在湘南起义的农军中，均有各县的工人参加。据宜章、郴县、耒阳、安仁、嘉禾、资兴、桂东、汝城等县不完全统计，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工农有7万多人，其中参战的工人有6900多人，工人参军的有2461人。引自《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是投身军需生产。井冈山的斗争异常激烈，这些工人成分的红军战士，表现英勇顽强，贡献出许多聪明才智。1928年1月打下遂川时缴获了6架缝纫机，可运回桃寮被服厂后，那些请来的缝衣工人谁也不会用。毛泽东即在部队中找了林善宾、罗华曙、吴千金、贺世喜、王志兵等6位会踏缝纫机的工人战士充任骨干，林善宾还当了被服厂厂长。红四军军械处的开办，也得力于水口山铅锡矿工出身的战士。他们因陋就简，不仅会修理坏枪，还造出了“来火枪”、“单响枪”。他们都为根据地的军需供给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拥军拥政，支援革命战争。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开始没有很好发动群众，忽视了工人的作用。后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广泛发动广大工人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恢复了茶陵县工会和各个分工会，并推举印刷工人谭震林当工会主席和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县政府派出工作队，深入乡村，帮助各地恢复农民协会，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平时配合农民赤卫队站岗放哨，战时，则支援工农革命军作战。1927年12月中旬茶陵豪绅头目谭省吾、罗兆鹏纠集反动武装200多人进攻红色政权时，工农革命军正面阻挡敌人，茶陵县委和政府率工人纠察队隐蔽在河对面的定灵寺，从侧面进攻，一举击溃来犯之敌，缴枪20余支，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时，由于敌人造谣、诬蔑革命军，使不少市民受到蒙蔽，革命军进城后，一片冷冷清清。后来，遂川篾业工人蒋世良等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宣传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的目的，很快将遂川工人发动起来，恢复了商业、船业、木业、排业、作坊业等工会，还组建了遂川县工人赤卫队，蒋世良任队长，谭震林任党代表。他们白天下乡宣传，晚上在县城担任值勤，成为遂川县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指中小商人、小业主、小作坊主等，属于“中间阶级”。在井冈山山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中央及湖南、江西省委对此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政策界定，全靠前委、特委自己摸索。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感叹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区域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领导前委和特委，在对待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和“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工商政策。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遂川草林圩场的工作中。

草林，是遂川四大圩场之一，群居着600多户人家，近200家店铺。大多数是中小商人。这些中小商人的资本很小，主要经营一些生活用品、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品。他们既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压榨，又受大地主豪绅、大资本家的盘剥，经济命脉基本上受当地的“土霸王”黄礼瑞的控制。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在草林发动群众的罗荣桓，耐心做好群众工作，严肃部队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区别不同对象，保护大多数中小商人，镇压黄礼瑞、郭朝宗等大资本家。罗荣桓、曾士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封了黄礼瑞、郭朝宗在草林的各种商号、当铺、烟馆、妓院，缴获了大量物资。事后，毛泽东亲自赶到草林，召集群众大会，将工农革命军的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向群众作了宣讲。他在会上说：“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据我们了解，你们草林圩有114家店铺，大资本家只有16家，中等资本的只有11家，小资本的84家。资本大的都是黄礼瑞、郭朝宗、刘汉青、胡海清几个人开设的，他们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至于中小商人，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一粒盐、一寸布也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贸易，保障合法经营，请商家放心。”遂川县党史办采访资料。到会的群众和中小商人听后，十分欣慰。工农革命军因此得到了广大中小商人和群众的拥护。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至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了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为了使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深入人心，1929年红四军党部还专门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文告，明确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的口号。同时，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里写道“小资产者，税捐极重……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正是有了这样的好政策，共产党和红军才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衷心拥护。根据地广大中小商人积极参市纳税，筹款筹粮，沟通赤白贸易，活跃集市经济，成为维护红色政权的重要力量。

军队士兵：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的来源，约分下列六项：（1）潮汕叶贺旧部；（2）武昌警卫团；（3）浏平农军；（4）湘南农军及水口山工人；（5）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各部的俘虏兵；（6）边界各县工农分子。前四项是基干，但贺叶旧部、警卫团、浏平农军，因经过一年多无数次的战争，损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过三分之一。即湘南红军，在边界八个月的斗争，伤亡数目亦很大。所以前四项虽然至今因其质量之健全，犹是红军第四军的基础势力，但数量上比例，已远不如后二项了。后二项又以各军俘虏为最大数量。”“别人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日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因死伤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按理，如此的兵士结构，是很难以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队的。同时，红军的物质生活，极其菲薄，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有时甚至靠野菜充饥，到了严冬仍穿着两件单衣。然而，红军却战之必胜，越打越强，越打越多。这是什么原因？关键就在于在军队中实行了民权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所以，红军的士兵，特别是俘虏兵，“他们一到我们的军中一看，完全另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常听到俘虏过来的士兵说：‘我们在军阀军队中受了官长的反宣传，说你们（红军）是如何的残酷，见人就杀，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你们这种平等自由，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说：“同样一个兵，前日替敌军打仗不如今日替红军打仗之勇敢，乃是这种民权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熔化。”“彻底的民权主义之施行于军队，将是破坏中国封建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红军中这种“彻底的民权主义”，实质上就是军队中的民主制度。正是依靠军队中的“民权主义”、民主制度，井冈山时期的国民党投诚部队毕占云、张威两部的政治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改造和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摘掉了“双枪兵”的帽子，丢掉“烟枪”，拿起钢枪，赤诚勇敢，成为边界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威1930年在大余战斗中英勇牺牲，毕占云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社会陋习的改变。

湘赣边界各县地处偏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正是由于落后、封闭的原因，边界各县民间陋习名目繁多，有些显得愚昧、丑恶。其社会陋习主要有：

首先是赌博。赌博，是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企图不劳而获的不良行为，是懒惰的最高形式。按理，在战争年代，到处饿殍遍野，广大农民家境破落，该是循规蹈矩了。可是，恰恰相反，边界各县赌博之风一直盛行不衰。其中，有富人之间的比势赌，有穷苦百姓的“寻财”赌，有流氓无产者与有钱人的“斗智”赌，有兵痞与地痞的“玩命”赌等等，不一而足。

二是吃鸦片烟。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主张种鸦片烟苗以抽税筹款，一时，各县竟改粮田为种烟苗，此后城镇烟馆林立。大革命时期，各县农民协会曾采取禁烟措施，取得显著效果。然大革命失败后，吸烟卖烟又死灰复燃。

三是买卖婚姻。包括托人说媒、指腹为婚、抱养童养媳等。由于婚姻制度的不平等，富豪纳妾蓄婢，穷汉无力娶亲，夫权至高无上，妇女毫无人权。

四是迷信。湘赣边界各县由于地处偏隅，受先进思想较少，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广大的农民群众认识不到贫穷是剥削的结果，反认为是自己“命苦”，因而迷信盛行，敬神、拜佛、看相、算命等，祈求上苍降临福祉，避灾驱邪。

五是尊崇宗法礼教。湘赣边界各县，“社会组织，大多是聚族而居。因为一般的落后，国民革命时代的民权革命在工农群众中影响很少，所以革命的元素在乡村城市中要少于封建势力（指红军走以前）。可以说封建宗法的势力，要较革命势力雄厚”。当年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的这番话是有根据的。边界各县境内各姓均拥有宗祠，大姓还有总祠、房祠，有钱人有家祠。凡宗祠均有田产，有的还有山林、池塘，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族有族规、族长。族长一般由富有的乡绅充当，执掌族规，主管族产，处理族内外的纷争等，拥有极高的权利。这些族长或酋事，往往与地主豪绅勾结一气，把手中的权利变为镇压贫苦农民的武器，稍有不是，轻者责杖，重者沉潭。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中，上述陈腐落后的封建陋习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涤荡各种封建社会陋习。农民协会首先对赌博、吸鸦片开刀。各地农协积极取缔赌博，对赌徒进行教育，对赌棍罚款、游乡，没收烟具，烧毁鸦片，强制戒毒。一时，赌博和吸鸦片的现象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宗法礼教、迷信活动、买卖婚姻，也同样受到批判和打击。在宁冈，袁文才领导农民自卫军一股脑儿将茅坪象山庵、白云寺里的菩萨打掉，神像烧掉。在永新，贺子珍、贺怡带领秀水小学的学生，也把城隍庙的菩萨打了。酃县、茶陵、遂川、莲花县的共产党人，也领导农民协会向宗法礼教、迷信场所开刀。在大革命狂风暴雨之中，边界各县妇女得到解放。她们纷纷放小脚、剪髻子，争民主，争自由，走出家门，上街宣传，参与打土豪，烧地契的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革命形势一落千丈，边界各县政权重又落到国民党右派手中；于是，被荡涤一清的民间陋习重又沉渣泛起。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前委、特委，领导边界各县党组织，再一次对封建陋习进行了一场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中，没收了宗祠的山林田产，清算了族长们的劣迹，废除了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婚嫁简朴、节约。禁止赌博，打击有劣迹的赌徒、赌棍。对吸鸦片者，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规定：凡吸鸦片者，自动到苏维埃政府报告，限期戒绝；否则拘留，强制戒毒，阶级异己者则加以重罚；并发动少先队、儿童团暗中访查，发现后没收赌具、烟具，予以罚款。这些举措，在《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布告》依然可见：“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亦牵连。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内容。

经过湘赣边界及各县工农兵政府的努力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属各县的社会风气均出现了崭新的变化。封建宗法制度被摧毁了，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根本改变了，赌博、抽鸦片销声匿迹了，迷信之风大为减少了，广大妇女解放了，婚姻自由了，男女平等了，妇女越来越多地走出房门、离开灶台、参加革命斗争了。边界各县涌现出许许多多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如：谢甲开、刘仁堪、刘寅生、吴月娥、聂槐、曾宝华、范家驹等等，不胜枚举。湘赣边界各县社会陋习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