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由来与形成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军民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同时，还以极大精力投入理论上的创造，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红色政权的理论，是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引申、发展而成的。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有个形成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萌芽。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割据”主张和湖南省委“创造农民暴动割据局面”的意见，提出了“湘南割据”的构想，力主“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秋收暴动受挫后，毛泽东思考和总结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绿林称王和军阀割据的经验教训，提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军阀能割据，我们为什么不能割据？”“历史上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中去当红色割据的‘山大王’，‘革命的山大王’。”在湘赣边武装割据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割据”思想得到了不断地深化、升华，逐渐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因此，他断言：“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明确而具体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大意义、存在条件、割据中心及其发展前途。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有其科学的内涵，就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换句话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总观念、总概括。其中，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形式，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内容，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奋斗目标。这三者是互为依存，缺一不可的。没有武装斗争，就无法开展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就失去依托；没有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就没有群众根基，革命根据地也不可能建立；没有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立足之地，土地革命的成果就难以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伟大思想的指引下，在妥善处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开拓和发展的。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日渐为广大军民所接受，并形成共识。但是，事物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并不是笔直而又笔直的。“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种悲观情绪的突出表现，便是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1928年“八月失败”后，边界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这时，党和红军内有部分同志（包括红四军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在内）被暂时的挫折所迷惑，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思想上犹豫彷徨，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后来，到1928年冬和1929年初，“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这种疑问的两度出现和提出，当然不是孤立的现象，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悲观思潮在党和红军内部的反映。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此，“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可见，“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党内有，党外也有；地方上有，中央也有。究其原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的缘故。那么，如何“科学地加以分析”呢？如何从理论上透过现象“去看它的实质”呢？这就是红色政权理论的由来。

红色政权理论——毛泽东独特的理论创造及其重大意义

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党和红军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科学地分析中国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形成的标志，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撰写和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此后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是这两篇著作光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思想是：

1.科学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状况，提出了建立中国红色政权的总任务、总目标。

毛泽东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全国工农贫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这种状况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和乡村豪绅阶级的主要矛盾依然如故，并没有得到解决。

正因为如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在此，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就在于“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以至“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在这次失败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受到很大的打击。然而，革命却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有组织的“农村暴动”，正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中国革命运动虽然暂处低潮，但终归是要恢复和发展的，“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陈独秀等人那种取消革命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状况后，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推翻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这实际上就是建立中国红色政权的总任务和总目标。

2.精辟地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紧接着，毛泽东分析了这种“奇事”发生的独特原因，就在于其存在和发展具备了“相当的条件”。毛泽东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透彻地论证和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

（1）中国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反动统治的缝隙，给革命以可乘之机。这是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的一块。由于地方军阀忙于互相倾轧的军阀混战，对边界“结合部”地带无暇顾及，鞭长莫及，“结合部”成为军阀的“不管部”。共产党就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和缝隙，发展革命力量，建立红色政权。正因为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2）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主要在1926年和1927年两年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比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地方“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有过农民的割据”，这就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3）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小块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与全国革命形势有很大关系。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4）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又一必要条件。如果只有地方赤卫队之类的群众武装，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军，“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又一个“要紧的条件”；如果党的特委和军委没有力量，或政策上出现失误，就会给红军和红色区域带来损失，井冈山斗争中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从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群众基础、革命形势、红军存在、党的力量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从而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立于不败之地，具有可信的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概念。这是毛泽东的著作和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和使用的新概念、新思想，是毛泽东在开拓湘赣边界割据局面、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中的一个重大创造。“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概念的内涵，我们前面已作分析，概言之，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统一。毛泽东本人非常看重这个新概念、新思想，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从理论的角度看，可以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3.扼要地总结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经验，并指出了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局面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湘赣边界军民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实施“推进战略”，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党和红军在边界斗争中，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正是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边界的有利地势，虽然敌人“以数倍于我”之兵力，几次“进剿”根据地，然而不但未能破坏此割据，而且“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1928年的“八月失败”，正是湖南省委及其代表杜修经等人违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的策略，贸然分兵冒进湘南的结果。毛泽东在总结“八月失败”的教训时强调指出：必须“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上“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那种把在军事上主张推进战略，在地方工作中主张建立中心区域坚实基础的主张斥之为“保守主义”的错误意见，正是红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

毛泽东在总结了湘赣边割据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认为“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只要利用正确的策略，前途和希望是很大的。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意义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湘赣边界割据的胜利同夺取全国政权的宏图联系起来考虑，并精辟地指出：“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可见，毛泽东身在井冈山，放眼全中国，他已经把井冈山的红色区域，视为“全国政权的取得”的重要基地和胜利起点。虽然在边界割据斗争中，由于敌人的“进剿”和封锁，给根据地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毛泽东认为，“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湘赣边界“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曾三次使用“取得全国政权”的字样，这种深邃的思想和科学的预见，充分地说明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胜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在井冈山时期就已见端倪，显现雏形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眼光和气度，所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突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创造。这一思想理论的确立，为我党探索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迈出了坚实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红色政权理论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创立了红色政权的理论，但不等于就形成了完备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其中所形成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1.井冈山时期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基础上创立的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理论形成的标志是毛泽东所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的问世。

2.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更广阔的领域得到发展，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阶段。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批评了党内林彪等人“没有用这些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样，就提出了一个与“城市中心论”相反的结论，即在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红色区域，促进全国高潮的到来，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1931年秋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成功尝试，就是新中国的雏形。这一阶段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所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3.1936年以后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发展阶段。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经验，深刻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他提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还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不能像俄国革命那样，“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的这一道路理论的成熟、发展的标志，则是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和《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两篇著作的发表。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理论有了一个完备的表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

从上述三个历史阶段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既不能混同起来，又不能割裂开来。

二者的联系在于：

（1）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首先必须经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小块红色政权，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提和基础，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则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最终目的与归宿。

（2）“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即红色政权理论，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结合体、总概念。

（3）红色政权理论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都是党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不断加以深化、发展而日臻完善的，前者是基石，后者是大厦。

二者的区别在于：

（1）红色政权理论主要是回答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和发展的条件问题，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则是回答中国革命的根本途径问题。

（2）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以乡村为中心”的，这一思想是毛泽东1930年1月在闽西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的。而红色政权的理论形成在井冈山，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

（3）“工农武装割据”、小块红色政权是个地域性的概念，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则是一个全国性的概念，前者是局部，后者是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