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爱国将领支持，广大士兵积极拥护的一次起义。但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事前不知道要起义当红军的官兵。比如，七十四旅副旅长兼二团团长曹金声，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准将，在起义中他坚决执行季振同的命令，带领二团不折不扣的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来到苏区后，却一直闷闷不乐、情绪很消沉，后来找到季振同谈话，说丢不开家里的妻儿老小，希望能够回去。季振同在劝说无益的情况下，没有为难他，给了他路费，让他回去了。

还有一位较著名的人物——邱山宁，此人比较复杂，曾与冯玉祥有金兰之谊。1908年12月陆大毕业，先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与时在丙班学习的朱德相识。后入北洋新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王化东部任三营左队队官。不久，调入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任中校科员。

1915年4月被派往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旅部中校参谋官，1916年初，升任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1917年7月，与冯玉祥率全旅官兵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底，在南京浦口因和冯玉祥在援助福建李厚基同胡法军作战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遂被冯准长假离职休养，其旅部参谋长职由旅部参谋官张树声接替。此后一段时间内，他曾在北洋陆军中任参谋、参议、参谋处长等职。1926年9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联军。邱被聘为国民联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冯军开赴陕西，参加了西安解围之战。1927年4月随部离开陕西进入中原参加北伐。1928年，冯玉祥在洛阳成立第二集团军训练总监部，下辖十六个训练机构，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军种、兵种。由石敬亭任总监，邱山宁任副总监，不久石敬亭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集团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邱山宁副总监主持全面工作。1930年6月，他随冯玉祥总部参加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邱山宁随部队退往黄河以北的新乡、焦作一带。孙连仲接受南京政府改编后，请邱山宁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顾问。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率17000余人举行暴动。邱山宁和总部机关人员随起义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受到热烈欢迎，朱德还主动约请其叙旧。不久，邱山宁因担心家小受到株连，经批准从苏区返回白区。

1933年4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邱任同盟军总部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部参谋长。后因蒋介石大兵进逼，冯玉祥于8月5日发表通电，自动取消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名义，结束军事行动。邱山宁奉命留下协助察哈尔省警备副司令佟麟阁负责过渡期间的所有军政事宜。并积极谋划安置同盟军的留察部队。曾将三万余名抗日骨干补充进第二十九路军。使原西北军系官兵重新有了归宿，同时也壮大了二十九路军的实力，为冯玉祥军事集团力量的积蓄和再度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任务完成后，邱追随冯玉祥上泰山读书。不久，与冯玉祥共同组织成立“抗日同盟会”，冯玉祥为会长，邱山宁、佟麟阁、吉鸿昌等人为会务委员，主要吸收冯玉祥身边的参谋和侍从人员及西北军旧部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参加人员都要举行宣誓仪式。邱山宁为监誓人。

1936年，邱山宁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他随冯玉祥任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议。抗战后期，曾参加南京的日伪政权。1944年，任伪河南绥靖军总司令寇英杰部第1军军长，在河南许昌、漯河等地驻防。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中将高参。

1948年8月，他与陈建夫、朱光正等人组织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并任指导部部长。1949年5月，邱山宁丢下家小只身一人由南京去台湾。后到香港赋闲。靠行医看病维持生活。1957年5月25日逝世。

七十四旅二团的刘营长是黄中岳的老同学，也是不愿参加红军的军官之一，他在给黄中岳的信中写到：“本初（黄中岳的曾用名）：我想回家，我把马送给你，请你给我一点路费。”

与刘营长思想相同的还有一部分军官，这些人后来由组织安排，在参观苏区、分发路费之后，都将他们送出了苏区。

建国后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的鲁瑞林将军（后曾著书——从马夫到将军），宁都起义时，还是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八二迫击炮连的一名马夫，他的回忆颇具代表：

“十二月十四日晚，我正在团部放哨，突然听到几声枪声，城墙上放哨的人明显增多了，城门只准进，不准出。我被这一现象搞得迷惑不解。天亮后，士兵们都挤在山坡上交头接耳，大概都预感到一定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发生。突然，团副代替团长下达紧急命令：部队全副武装立即开拔，到南门外的河滩集合。

“军令如山倒，虽然没吃早饭，部队立即进入城内。这时我特别注意到平时悬挂在总部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见了，被代替的是一面非常醒目的红旗。一路静悄悄的，只有部队的行进声和偶尔发出的兵器碰撞声。许多部队都在匆匆地走着，还有些躲在城内的地主们，拖儿带女，携带贵重的物品，惊慌地尾随在队伍后面，气氛十分紧张。我紧紧地牵着骡子随部队前进，心里胡思乱想，是不是要我们去打红军？还是红军打过来了？左思右想猜不出个究竟来，最后想：管他娘！听天由命吧！

“等部队到齐后，长官们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时我才明白了那枪声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义。”

原七十五旅一团一营长周俊鸣的回忆则比较有趣：

……剿共之心完全破灭了，再干不下去了，但也不能说不干，如果说不干，给你加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吃不消。于是出了个瞎主义，装病，请病假作壁上观，根本不问部队的事。住在宁都城北门外最边沿一个小村庄里，买了几只老母鸡，带着护兵，每天上山捉蚂蚱喂鸡，苦闷极了，就抽大烟来解闷，好在我没有吃上大烟瘾。突然一个晚上旅参谋长边章五给我打电话，要我到旅部去一下，我回电话说有病不能去，他在电话里一再要求，无论如何要去一下，有重要事情相商。我无法推辞只好去了，天已黑了，到了旅部，看到边章五正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可不能流血呀！”当时我莫名其妙，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旅部没有看到一个营长，只我一个人，另外有两个少校团副，以后边章五打了电话，要我们三个人同他一起进城去见赵博生参谋长。走到城门口，看到城门已堵死，先扒开一个口子让我们进去，进到城里发现很多巷战设备（以后知道是防备七十五旅的，因李松昆最反动）。到了一个不大的屋子见到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三个人，就是没见到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已调二十五师任师长)。首先赵博生讲话，而且讲得很多，进行动员，他说房子、桌子、筷子是什么人造的，都是工人、农民造的，但是他们住不上房子吃不饱饭……。以后董振堂、季振同讲话，都讲得不多，讲完之后我们表示绝对服从，完了之后已半夜多了，弄了点面条子吃吃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出发，因我患病时无聊，喂了很多老母鸡，回来连夜把鸡杀了，煮了一大锅，煮熟后挑着走了。

第二天天将明就看到四面八方打着红旗，来了很多担架队，每个担架上都挂着用蒲草做的米饭包，来宁都城抬伤病兵。未暴动以前有了伤病员根本找不到来抬，现在排成大队还带着饭，打住红旗，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新现象……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中，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使部分本来愿意留下来干的起义军官情绪波动，提出请假离队的要求。还有些就是直接逃跑，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第十四军一个工兵连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企图重投白军，但没有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连队编散。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指示：“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来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总之，来去自愿。”

在五军团的军团部内，由肖劲光、季振同等主持了中、高级军官的去、留大会。会上，大部分军官们都举了手，自愿留下干革命。也有少数军官要求走的，会后，即组织安排这部分军官，在分发了路费之后，欢送回家。

过了几天，原七十四旅少校副官李达忧心忡忡的找到总指挥季振同说：“总指挥，我想留下干革命，我不想走。您是最了解我的，请您帮我说一说。”

原来，李达尽管举了手，但当时受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影响，李达还是被列入了“资遣返乡”的名单。望着这位忠诚的属下，季振同耸耸肩，无奈地说：“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好，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你有文化，又年青……”季振同边说边从里屋拿出一小袋光洋递到李达手里。李达低着头，将钱搁在桌上。此刻，年轻的李达已是泪流满面，急切地说道：“总指挥，您知道我是个苦出身，在陕西老家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加国民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总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呀！总指挥，我不走，求您了！”

季振同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立刻背过身去。这几天，陆续有许多下属找到他倾诉，都是同一个原因——属“资遣”之列，但都是坚决愿意留下干革命的，他们中有原一团副苏进，一营长卢寿椿、二营长孙士荣、三营长严图阁、卫生队长姬鹏飞、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等。沉默许久，季振同终于开了口：“这样吧！我去找一下刘主任，你先回去等消息。”

送走李达，季振同就急匆匆找到刘伯坚，一进门就说：“刘主任，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就是相信你。”刘伯坚望着这位性情豪爽的猛将，觉得话中有话，就笑着问道：“总指挥，感谢你这么信得过我呀，有什么事说嘛，没有解决不了的。”季振同这才坐下，递上一张名单说道：“这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都是愿意当红军，干革命的。我了解他们，我敢保证他们是真革命！”

刘伯坚看了看名单，笑了：“原来就为这事儿，总指挥，你放心吧！他们也都先后找过我，我已向组织反映过。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啊，就是你想放他们走，我还舍不得呢！”

刘伯坚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同志，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苏联。北伐时期，曾担任过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到下面部队去演讲既生动又形象，很有号召力，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在当时，全西北军中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听刘伯坚主任一次演讲，可以顶三月饷！”经刘伯坚这么一说，季振同再无二话，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在刘伯坚、季振同等人的极力担保下，这部分军官终于得以留下来，年轻的李达如愿以偿，被分配在十五军任连长。不久，湘赣苏区的红八军政委王震来中央苏区开会，提出要一批懂军事的干部。经中革军委批准，决定从红五军团中选调。李达、严图阁、吴正卿等数十名营、连级军事干部被选中，他们进入湘赣苏区后，很快分配到各基层担任军事主官，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李达担任了红六军团参谋长，严图阁担任了红十八军军长，吴正卿担任了红十七师师长。以后，李达随红六军团长征，又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任军委副总参谋长，被授予上将军衔。

吴正卿在长征中担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师长，在贵州金沙县打鼓新场的战斗中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严图阁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敌后斗争，1935年秋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领导着湘鄂赣边艰苦的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党保留了一支武装力量。1936年，他带着伤病率部转战于浏阳、平江一带，后因伤势恶化，缺医少药，于同年六月在湖南平江黄金洞病逝。

一同被保留下来的干部还有原七十四旅卫生队长姖鹏飞，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训处少校干事黄镇，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

尽管这样，还是有部分中、高级军官被“清理”出红军的队伍。较著名的有原二十七师七十九旅二团副团长张惠民，起义参加红军后，曾担任过红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一师副师长。十一年后，与日军血战常德时牺牲，时任国军第十集团军第三师九团团长。

还有一位叫乜庭宾，河北景县人。16岁参加西北军，1926年五原誓师北伐时任营长，后由共产党员罗一然介绍，曾加入过共产党，1927年冯玉祥在军中“清党”时又动摇脱党。1929年任少将旅长，中原大战后所部编入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宁都暴动时任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副旅长。三个月后，经刘伯坚派遣，到国民党第三十路军（吉鸿昌的部队）做策反工作。因同伴被捕杀害而逃离。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独立第七旅旅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第三军军长，经邓子恢批准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在郝鹏举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民主联盟军第一师师长。郝鹏举反水后，又重新打入暂编二十三师任四十六旅旅长。1948年9月，乜庭宾因为起义暴露，只身带领一百余人抵达解放区。被任命为苏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分团团长。1949年11月任淮阴军分区副司令。

解放后，乜庭宾曾任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1974年7月5日逝世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