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联名发布《右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右路红军各部每人备足15天粮食，分三个梯队，交替掩护，向草地进军。8月15日，奉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一方面军五军在军长董振堂率领下，由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前进。朱德、张国焘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跟进。

红五军首先翻越了打鼓山、陀罗岗两座雪山，经几天艰苦行军，到达阿坝地区，休整一天后，部队继续行进在茫茫草地中。到达噶曲河边时，携带的粮食已所剩无几，连天的大雨使河水暴涨，就在董振堂带人勘查地形，选择合适的渡河点时，张国焘的电报来了，令五军暂停河边勿动。

董振堂手里捏着电文焦急的徘徊在河边，怎么办？现在只要渡过眼前这条河，用不了三天时间就能走出草地，与右路军会合。此刻，他只能无奈地命令部队就地宿营，采集河边能吃的野菜，勒紧腰带等下去。

第二天一早，三十七团团长李屏仁就急匆匆赶来报告，已有战士误食有毒的野菜丢了性命。董军长听了心里万分难受，稍后，他嘱咐李团长道：“现在每个战士都是宝贝，我们要尽全力把他们全部带出草地。你把粮食收上来统一使用，野菜要经专人进行辨别，才能下锅，眼下正是困难时期，再熬一熬，等走出草地就好了！”

李团长走后，董振堂叫来警卫员，吩咐把他的马杀了。大家都舍不得向军长的坐骑动手，董振堂闻讯走出来，耐心的说道：“人都死了，马留着还有什么用！人在就有马嘛。”见大家还是没有动手的意思，董振堂上前抽出警卫员的手枪，一枪将马打倒，马显然还未死去，在血泊中痛苦的抽搐着。

董振堂背过身去，缓缓说道：“给下面的部队多分些。”

右路军在前敌总指挥部和中央机关的率领下也开始行动。经过艰难万险，右路军终于越过草地，于26日到达班佑地区。31日又拿下了包座。至此，红军北上的门户已经打开，现在只需张国焘率左路军尽快地赶上来，两军合成一路，前景一片大好。

此刻，张国焘内心里盘算的并不是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的最终目的是南下和党中央分庭抗礼。9月2日，又下起了倾盆大雨，作为左路军前锋的红五军已在噶曲河边驻扎多日。好在第二天一大早雨停了，天放晴了，张国焘同朱德来到河边，随行人员开始在岸边搭起了帐篷。张国焘假惺惺地指着河水对朱德说：“你看，朱老总，下了一夜大雨，河水上涨很快，这河是过不去了。”

朱德没有立即回答，他来到河边仔细观察，见河宽不过百米，水流也不急，完全可以徒步过去，于是转身向后面的张国焘说道：“水不深呀，试一试，应该可以过得去！”张国焘听了脸色一沉，大为不悦地吼道：“你呀！就是不信我的话，分明在涨水，还试什么？”站在旁边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对张国焘飞扬跋扈向来不满，见他又在向朱总司令吼叫，于是机灵地说道：“我去试试！”说完便跨上战马向噶曲河冲去，董振堂见状，也吩咐他的警卫员骑马跟了上去。

二人骑马下到河里，一会儿就到了对岸，潘开文开心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地喊道：“水不深，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

早己在河边急不可奈的红五军将士纷纷向河边涌去。张国焘气得脸通红，再次吼道：“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准过河去！”

这一吼如同一声炸雷，五军战士们都呆呆地站在河边。把目光投向总司令朱德和当时的总政委张国焘，以及他们的军长董振堂。三人僵持了一会儿，张国焘见目的达到，便扭头钻进了身后的帐篷里。

朱德紧绷着厚厚的嘴唇，强抑住心中的怒火。董振堂看在眼里，也替老总难受。两人一合计，决定再做做张的工作，于是他们一同又来到张国焘的帐篷里。张瞟了二人一眼，没有言语。朱德神情凝重地讲道：“国焘同志，北上是经过政治局几次讨论后定下来的，现在右路军已经过了草地，在前面等我们呢。刚才你也看到了，河水并不深，部队过河没多大问题嘛。即便是暂时过不了，稍停几日等水退了再渡也不迟。”

张国焘双手拤腰，很不高兴地说道：“河水分明还在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性命当儿戏，我看还是先回头，回刷金寺再说吧！”

朱德正要与他理论，董振堂抢在老总前面说了话：“总政委，战士们都试过了，河水不深。再说，粮食已将用尽，回刷金寺或等在这里都不是个办法，五军是否可以先过去？”

张国焘回过头来，打量着眼前这位不识时务，且跟他过不去的董军长，冷笑地说道：“我说过没有办法了吗？现在我命令你！率五军即刻出发，返回阿坝去！”

“为什么不过河？又回阿坝去！”一向刚正的董振堂显然要问个究竟。

张国焘目露凶光，咬牙切齿地讥讽道：“我知道你在军阀的部队里混了很久，你们不是有句行话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不错！”董振堂听后仍不屈不挠，反唇相讥道：“没有总司令的命令，谁敢后撤！你不知道？军阀的部队只听长官的！”

“混蛋！”张国焘的秘书黄超恶狠狠地冲上前，照着董军长脸上“啪！啪！”打了两个耳光。事发突然，董振堂显然毫无准备，他从没料到在革命队伍里竟会有这种卑劣的举动，董振堂剑眉一皱，怒视黄超。

朱总司令惊骇之余，一声怒喝：“黄超！你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张国焘未置可否，得意地掉过头去，继续收拾他的行李。

董振堂没有还手，仍站在原地未动。许久，这位身材魁梧的红军名将义正言辞地讲道：“国焘同志！你现在是用冯玉祥的那一套来对付我们。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么做，早晚也是要垮的！”

说完，董振堂大踏步迈出张国焘的帐篷。朱总司令紧随其后，拉着董振堂来到他自己的帐篷里。此刻，这位性格刚强的北方汉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流下了两行屈辱的眼泪。朱总司令也很难过，紧紧握住他的手。董军长擦干眼泪，悲愤地说道：“老总，我戎马一生，从未受过如此大辱，要不是为了团结，为了党的利益，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的！”

朱德点点头，深情地说道：“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党的决议，你是党员，这些道理你、我都懂，你今天做的很对！”

“现在他（张国焘）硬要带四方面军回阿坝，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我不跟他走，我带五军单独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去。”

朱德摇摇头，缓缓说道：“老董，不能凭一时之气啊！要顾全大局，你如果现在带五军走，分裂左路军的责任就得由你承担。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北上抗日，我们要沉住气，而且还要做通他（张国焘）的工作，争取整个左路红军全部北上，我们都要忍辱负重啊！”

董振堂咬紧牙关点点头，为了党的利益，这位硬汉只好委曲求全。

第二天，张国焘背着总司令朱德给右路军发了一封电报：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25师只二天，电台己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己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己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胜诱敌北进，右路军好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时中央领导人看了电文，无不义愤填膺。陈昌浩在一旁也觉得不可理喻。噶曲河涨点水算什么，左路军里还有支一百多号人的造船队，嘉陵江都过来了嘛！想到这里，陈昌浩隐隐约约觉得张国焘在找借口，最终是想着他的南下方针。

陈昌浩选择了沉默，虽然他弄不清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和张国焘一味坚持的南下主张到底哪一个正确。但有一点，他有今天这个地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敌总政委，红四方面军政委）全靠张国焘的提携。他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满腔热血，信仰坚定。可惜在张国焘的阴影下，他永远只是个执行者，而非思想者。

博古等人在一旁发脾气，陈昌浩来到同样是沉默的毛泽东面前。毛泽东猛吸了口香烟，缓缓说道：“昌浩啊，你同向前与国焘同志长期共事，你们还要多做做他的工作。这样吧！让林彪率1军向俄界继续前进，其余部队原地休整，要设法争取左路部队尽快过来。”

陈昌浩返回前敌指挥部已是深夜。此刻他内心矛盾重重，不知该如何执行中央让他“找出妥善办法使国焘转变”的指示。9月8日上午，他与徐向前联名致电张国焘：

林、聂电：1师昨己到韦藏寺、浪牙寺，沿途隘路，深河，粮富，番人稍有截击，去浪牙寺可驻一军人。我处到求吉寺20里，到浪牙寺225里，到罗达一天，到岷州三天，到西固二天，求吉寺、脚仗寺仍续围中。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

当日，张国焘也急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二人率右路军准备南下。同时，又电令左路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

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张国焘开始真正地动手了。此前，为不影响两军团结，避免争端。董振堂忍辱负重，已率红五军返回阿坝。但他已隐隐感觉到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不可避免，党中央的安全、红军的出路等问题困扰着他，令他深深地感到不安。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面，中革军委再次向左路军领导人发出一份电报：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

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晚，张国焘一意孤行，他以朱德和自己的名义电令徐向前、陈昌浩：

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南下问题，右路军皮衣已备否。立复。

二人接到电报，甚是为难，徐向前对他说：“昌浩，这样的大事，你我难以决定，向党中央报告吧！”

陈昌浩也同意这样处理，当即带了电报来到巴西，先是找到张闻天、博古，又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周见了电报，便把毛泽东、王稼祥找到一起。晚上，徐向前也赶来了，众人便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毛泽东拿出此前拟好的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批示的电文，在会上念了一遍，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但也提出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的意见。徐向前则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没有表态。

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强调“只有向北是出路”。张国焘的回电仍是继续鼓吹南下，反对北上的主张。就是这封电报，让陈昌浩改变了北进的态度。当陈昌浩拿着这份张国焘的回电去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时。毛泽东听了陈昌浩的意见后，当即批评了他。

挨了批的陈昌浩回到总部，徐向前一见面就急切地问他：“如何？中央同意张总政委的意见吗？”陈昌浩一脸沮丧地回答：“中央根本不同意南下，老毛还批了我一顿。”

徐向前听了当即陷入了深深地苦恼之中，怎么办，一个是中央的决定，一个是红军的总政委、自己的老上司。该听谁的命令，无论北上还是南下，都是决定红军今后前途的大事情，他深深地感到夹在这中间不好办。可这么争来争去的等下去，问题一大堆，大好时机也在丧失，越拖下去越麻烦……

此刻，在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也在讨论着。毛泽东感叹道：“这个张国焘，一块顽石呀！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执行中央的决定。”张闻天旗帜鲜明，他讲道：“还是要令他北上，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由着他！”

周恩来尚在病中，他躺在床上忧心忡忡地说道：“陈昌浩也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想跟着张国焘跑，徐向前目前的态度不甚明朗。再这样下去不行，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要中央听他的，明摆着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看样子他是要铤而走险啦。我们坚决不能同意他这么干下去，毕竟这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革命前途的大事。”

毛泽东点了点头，猛吸了几口香烟，坚定地说道：“目前的处境不妙，老五（五军团）、老九（九军团）都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我们身边只有林彪、彭德怀的几千人，张国焘知道我们的力量，才敢这么放肆。中央的北上方针不容改变，我看，还要致电张国焘，重申中央的北上方针……”

同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的一再电示和劝告，致电陈昌浩，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这份电文送达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电报交到了叶剑英手里，叶剑英看罢这份电报，顿感事态严重，便悄然离开会场，跨上马，赶到10里外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阅完这份电文，十分紧张，迅速将电文内容抄了一份。然后对叶剑英说道：“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过。”

叶剑英走了，毛泽东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内心却在翻江倒海。北上的道路，是红军数万将士的一线曙光，尽管它充满艰辛和坎坷，但他坚信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但此时，手里捏着摘抄的那份电文，毛泽东感受到一股沉重的压力，他不愿看到红军内部出现内讧，不愿看到革命事业在这里毁于一旦，他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努力，设法挽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危局，绝不能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

毛泽东思前想后，左顾右瞻，他想到了陈昌浩、徐向前，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将他们争取过来。当然，如果行不通了，他也做好了最后的也是最坏的打算——先走为上了。

经过充分的考虑，毛泽东来到前敌指挥部，见到陈昌浩之后，他装作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平静地问道：“左路军过了噶曲河吗？”陈昌浩小心翼翼的说：“没有，国焘同志刚才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你看怎么办才好？”毛泽东神色镇定，反问道：“昌浩同志，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中央已经复电了，恳切希望左路军执行北上方针，你的意见呢？”陈昌浩这时已是铁了心地要跟张国焘走了，稍许沉默后，他说出了一番令他终生都在后悔的话：“南下并不一定没有出路，国焘同志是总政委，他有权决定左、右两路红军的行动方向，因此我决定右路军南下，去与左路军汇合。”

毛泽东听后深深叹了口气，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再多说也无益，于是对陈昌浩说：“这样吧，我再跟恩来等同志商量一下，天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离开陈昌浩的住处，毛泽东途经徐向前的房间，见徐正在房前小院里散步，毛泽东停下来，站在门口大声地问道：“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此时也正为这个问题而烦恼，见主席深夜拜访，对此牵系全局的大事，他不敢贸然作答，稍许考虑后，他对毛泽东说：“两军既已汇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也是这种态度，没再多费口舌，遂告辞而去。

接着，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三人赶到红三军驻地，和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半夜，经过万里征程的红一方面军各部悄然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班佑、巴西等驻地，与四方面军的部队脱离了接触。第二天凌晨，陈昌浩、徐向前刚起床，警卫员就过来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挂在指挥部的地图也不见了。两人大吃一惊，接着下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连夜出走。陈昌浩突遇此事，情绪十分激动，立即说道：“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徐向前的心情则异常沉重。不一会儿，前面部队又打来电话问：“中央红军对我们放了警戒，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听后也觉得有理，遂放弃了派兵追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