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1934—1936)_第十四章被浪漫化的流亡

第十四章被浪漫化的流亡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文化人、知识分子主要分布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中，其中甚至不少都有过留洋的经历，因此还会把红四方面军看成是土包子。

有几位红军中的文化人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长征：

如中央红军的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黄镇沿途创作了24幅写生画（如图），长征胜利后在1938年曾被带到上海结集出版《西行漫画》，一版再版。红一军团第1师参谋长耿飚随身带着照相机和冲洗设备，拍下很多珍贵的照片，并有完整的行军日记，到保安时曾借给埃德加·斯诺参考，但后来不幸遗失。红一军团第1师第3团政治委员萧锋也有著名的《萧锋日记》，从中央苏区一直记录到金门战役。长征途中还有个嗜书如命的红军将领萧华，物质条件艰苦至极，他宁可扔自己穿的、用的东西，也舍不得将书轻装掉。长征途中攻打天险腊子口时，担任师政委的萧华要身先士卒率部打冲锋，行动前，他特意嘱咐替他挑书的战友说：“你离我远点，千万保护好这些书。即使我牺牲了，不管花多大代价，你也要把它安全挑到陕北，交给党。”红军将领肖劲光能歌善舞，长征途中，他偕一管洞萧前行，常于人困马乏之际吹奏，官兵听之恍闻仙乐。

长征开始后，中央苏区的文艺、戏剧工作者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中央苏区，另一部分随红军主力长征，如李伯钊、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危拱之等，分别编入长征红军各部。创立于苏区的工农剧社分别组成 “火星”、“红旗”、“战号”等小型剧团，在枪林弹雨的反围剿战斗中穿插演出。

这些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戏剧内容丰富，有街头剧、小话剧、活报剧、花灯剧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和适应战争流动状态的要求所即兴创作的剧目，短小精干、构思巧妙，把艺术性和战斗性融合起来。

也有描写长征途中的生活幽默的。例如老知识分子徐特立就编过一个“捉虱舞”，这个舞蹈他在长征路上和到了瓦窑堡、延安，都亲自表演过。舞蹈动作很简单，但他表演起来却很有趣。表演时他会将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左手—举，右腿一抬，身子一歪，摇摇扭扭地走出场来。然后两只手轮番到羊毛里搜搜，装着捏住—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哔剥”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 ”就这样，手脚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地说：“虱子！虱子！”“又一个，又一个！”由于他幽默的长相，幽默的神态，幽默的表演，经常逗得红军战士们大笑。

陈芨在长征中任红31军宣传队宣传员、宣传队分队队长，据他回忆，自己经常是从队前跑到队尾，再从队尾跑到队前，一遍遍地教行军的战士唱宣传队新编的快板书：

红军过了河，

羊子奔索索，

猴子摸脑壳，

矮子挨鞭打，

刘湘怕活捉，

请问委员长，

看你又如何？

除此之外，陈芨在化妆方面也是个高手，长征中他经常为宣传队的战友当化妆师。当时他用的“化妆品”主要有三种，白色用官粉，红色是从集市上买来的胭脂，黑色则用老乡家里的锅底灰，其他颜色再想办法调。

演出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道具，全是门板、饭碗，还有老乡的洗脸盆，能用的都用上了。

随着长征接近胜利，战争的阴霾逐渐吹散，文艺活动越来越活跃。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联欢会上，文艺战士们演唱了由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师歌》，在现场非常激动人心。而早在苏区就享有“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称号之一李伯钊（其他两位分别是刘月华和石联星，她们没有参加长征），也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红军舞》等舞蹈。解放后第三年，1951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是第一个将长征搬上舞台，也是建国后首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形象的人，轰动一时。李伯钊的丈夫是杨尚昆。

红军表演的歌舞节目多数是来源于革命歌曲、苏联红军歌曲、根据地民间歌曲、歌谣、小调以及当时流行全国的著名儿童歌曲等，长征期间比较经典的剧目有《乌克兰舞》、《农民舞》（又名《村女舞》）、《高加索舞》、《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等等。

歌舞演出也都包含了宣传的口号，而形式则有快板、口号、唱歌、跳舞、戏剧等，这些文艺活动在严酷战争环境里已经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成为战斗或统战的组成部分。

长征中每到达一个驻地便向群众进行文艺宣传。如到遵义城以后，在城乡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演出街头剧、活报剧，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演出节目。如李伯钊就帮助当地进步青年团体“红军之友社”排练戏剧、歌舞在街头演出。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藏族地区，藏民对红军有敌对情绪。经过反复宣传，加上红军严格的军纪，才对红军的态度有了转变。4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成立红场委员会，在红场上举行了军民联欢会，李伯钊及宣传队员们教藏民跳《海军舞》、《乌克兰舞》，藏民教宣传队员们跳藏族的“锅庄”、“弦子”。红军文艺战士在藏族舞蹈的基础上，编了《雅西雅舞》，舞蹈中红军与藏民手拉手，肩并肩，以整齐划一的节奏和步调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现红军与藏民的团结与友谊。

1936年6月27日，红军的报纸《红星》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接二连三的晚会》的文章，这样写道：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举行干部同乐会，晚会上，有两个方面军的文艺演出，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跳舞，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名角表演的“十七个”的名剧，有“猛进”剧社的表演等，整个“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的第一次”。二十三日的下午，红一方面军篮球队又同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了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不很高，但活跃的精神“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红色健儿的大好身手！”红军战士最常见的体育活动是篮球，只要有条件，红军都会搞几场篮球比赛，譬如在遵义和当地学生也举行过篮球友谊赛。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红军之父朱德的一次当众跳舞表演。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到达陕西保安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举行了欢迎会。在会上轮到朱德出节目时，大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大步走进场子中央，将羊皮大衣一脱，翻过来往身上一披，将长袖往腰间一系，悠然自得地跳起了红军新编的藏族舞蹈《雅西雅舞》，这引起全场轰动。

过雪山草地以及整个长征途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如胡底、钱壮飞牺牲了。红二方面军宣传队牺牲很大，其中李云安才16岁，他行军途中背上许多乐器，牺牲时还把月琴和五张唱片紧紧背在背上。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后，宣传队原来的57人只剩下11人。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其他知识分子也纷纷执笔创作，如林伯渠写了《初抵吴起镇》，陆定一、贾拓夫合写出了《长征歌》，萧向荣的《长征曲》，黄镇的《红二十五军五个月斗争歌》等诗歌。

红军到达延安以后，“红色戏剧”在这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里得到了发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时，观看过当时新成立的“人民抗日剧社”和红一军团“战士剧社”的演出，他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观看演剧的情况：“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这是一个西方记者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红色戏剧”。

长征期间的红军大学政治教员成仿吾，当时已经是成名作家，他与郭沫若、郁达夫并称“创造社”三杰。《雪山草地行军记》作者杨定华回忆说在长征中见到他完全是士兵的装扮：破旧的棉军衣，腰束皮带，斜挎干粮袋，手持着一枝手杖。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文学家。

红色歌谣

《十送红军》原版全歌词江西民歌原作者/佚名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

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

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

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

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

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

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十送红军》，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反映红军长征歌曲的代表作。这首民间的山歌以一年轻女子的口吻将对那支浪浪军队的怀念之情抒发得如爱情一般令人感动。红军自诞生起，因其工农的背景，就与民间歌谣有密切的关系。在红色知识分子的改造下，各地民歌也自此有了革命的气质。

早在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有明文规定：“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搜集民歌作为红军教材，其作用红军将领们相信“可以激发起军队和人民积极投身参加革命的热忱。”

中央红军长征时，彭雪枫率领的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就是特别擅长唱红色歌谣。红军内部还设有专业文艺宣传队、报刊等，营、连还设有专职宣传员或“山歌队”。红军山歌队或在战场上用歌声瓦解敌军，或在生产时用歌声相互鼓励，舒缓压力，或到农村用歌声感化群众，赢得支持。红军每到一处都要组织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其创作十分活跃。这种以歌为枪的战斗方式得到了民间极大的回应。

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肯定曲艺的价值与地位。瞿秋白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他看来，因为当时中国大众中“识字的人极少”，所以“革命的大众文艺，大半还需要运用旧式的大众文艺的形式（说书、演义、小唱、故事等等），来表现革命的内容，表现阶级的意识。”因此他鼓励文艺工作者“一批一批地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曲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去，在他们中谋一个职业”，占领并改造这些“大众文艺产生的地方”，而他自己也是带头创作曲艺曲本，如《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十月革命调》等。

苏区红色歌谣多为即兴应制，难免粗糙层次低。但亦有不少经典流传。如以上的《十送红军》、《八月桂花香》等。1936年10月18日红军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产生的歌曲《庆祝红军大会合》。这些作品歌词生动朴实，大都采用民歌、古曲或其他中外歌曲的曲调填词而成，朗朗上口，非常易于流传。其中，还有紧密结合某一战斗和军事行动的战歌，如《再占遵义歌》、《渡金沙江胜利歌》、《打骑兵歌》等等。

瑞典研究者傅正明在《七色斑斓的中国当代诗歌》中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歌谣，总的来看，“没有给整个中国文艺史留下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作品。历史是真正的检查官。文艺史的篇幅有限。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所谓红色歌谣统统从文艺史上删除抹去，不留一丝痕迹。”也有人研究说红色歌谣仅仅是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号子”，而且这种歌谣也过于血腥，其除了启蒙性的革命内容以外，甚至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和创造性。红色中国曾经有过几次歌谣盛况，在江西时期的苏区、延安、文化大革命都爆发过。这似乎与毛泽东的政治性格有关系，他坚持知识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工农甚至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老师。这些当年的红色歌舞文化及其继承者至今仍活跃在电视舞台，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娱乐。也没有，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傅所称的“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所谓红色歌谣从文艺史删节去，不留一丝痕迹的情况。”

《红星》报、毛泽东长征诗

在长征中，《红星》报是红军唯一的官方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负责编辑。《红星》报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七律·长征》书法，作于1962年4月20日。这首诗创作于1935年10月，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之际。长征是毛泽东一生诗歌创作的旺盛期。短短1年多时间他写出了《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3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诸篇诗词。这些诗词不仅意境皆佳，更难得的是暗合历史事件和革命形势。

毛泽东三十年代书写的《七律·长征》，毛泽东长征时期写的字，是一种非常倾斜的字，决非常人所惯的四平八稳，个性化极强。对于《七律·长征》，毛泽东非常偏爱，他一生中书写过这首诗至少5遍，每次都不一样，各有风貌。但似乎每一遍都不能使对书法颇为自负的毛泽东自己感到满意。他还曾对《长征》进行多次修改，例如诗中“金沙水拍”，原作“浪拍”，因与“腾细浪”的“浪”字重复，改作“水”，却又不得不与“万水千山”之“水”重复；此句后三字原作“悬岩暖”，后来在正式发表时改作“云崖暖”。而顺数第二句中 “千山”又与倒数第二句“岷山千里雪”重复。更显眼的是首句“红军”与末句“三军”，两个“军”字放在同一位置。这些字词上的小问题让毛泽东一直不能释怀。

旁边阅读：大串连：“文化大革命”重演长征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重演“长征”的大串连运动，持续时间大约半年。高峰期则在1966年10月，正是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纪念之际。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并没有把大串连与长征联系起来。当时参加文化革命经验交流的主要是各地方到北京的上访人员以及去各地帮助“破四旧”的北京红卫兵，出行依赖的是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

这种串连交流革命经验的行动后来得到了国家的肯定。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迅速发展起来，而串连中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

随着串连人数的增多，交通日益拥挤不堪。在无法搭乘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不少青年学生自动组织了“长征队”，以步行进行串连。由此大串连与当年红军长征的壮举联系起来。10月22日，《人民日报》更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红卫兵步行串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这些由大中学生组成“长征队”，在行进中均非常具有形式感，有一面队旗，上书例如“XX中学延安长征队”的字样。装备则模仿解放军，一律是黄军帽黄军包，肩上背了打着井字绳的棉被，脚上穿着解放鞋，也有的赤足穿草鞋。这是当时年轻人非常时尚流行的装扮，不过只有出身好的年轻人才有资格这样穿着。

当时国家对大串联提出了几点政治要求：多参观革命胜地，多访贫问苦，多拜访英模人物，多参加社会活动，达到“三个熟悉”，即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

在大串连中，部分学生在各地建立了联络站，自称为“点革命之火，传播革命种子，保卫红色江山”。这些红卫兵每到一地便分成若干小组，冲击党政军机关，乃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派性组织，揪斗“走资派”，发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挑动群众斗群众，并大肆破坏名胜古迹。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只是借免费串连的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

这些学生的长征队，绝大多数并非是重走红军长征，他们的路线和目标地点，还是以与毛泽东密切关系的几个地方，例如江西湖南两省的井冈山和韶山冲。

由于学生“长征队”大串连引发的各种负作用，1966年11月，国家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称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从此交通不再实行免费。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全国大串连逐渐停止。

据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曾在某个场合隐隐地谈道：长征有如一次无望的流窜逃亡，长征的目的性是后来的得胜方加在上面的。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长征故事向来是英雄主义的绝好材料，于是入歌入诗，不绝于戏。到了20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举国上下又浩浩荡荡地开始了一次新长征。

这次是与摇滚发生了关系。1989年2月，一个敏感的年份，28岁的崔健推出了他正式意义上的第一张唱片《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也是中国摇滚乐史上的首张专集，“红星”再次照耀中国。这支以长征地名、领袖人物、叹词数字铿铿锵锵拼出的歌词，将历史使命感化解开来，赢得了所有爱革命与不爱革命的年轻人的热烈反应。这张转辑让崔健从此奠定了在中国摇滚史上的地位。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歌词

演唱/创作：崔健

一、二、三、四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做什么，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

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

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

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潘鹤在1956年创作的雕塑《艰苦岁月》，一幅红军长征的经典艺术作品，展示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一老一少两红军相偎依，衣服褴褛的老红军吹着笛子，小红军的眼神天真，长征的艰苦与浪漫高度浓缩其中，这个造型曾经打动了许多前来参观的中国人。

然而，这个作品其实却是个历史的误会。2006年7月潘鹤在接受报纸的采访时，透露了这个作品的原型最早并非来自红军长征，而是来源于解放前在海南岛五指山上的游击战士。1960年北京成立军事博物馆的时候，《艰苦岁月》却放在“长征”部分内，潘鹤起初还提出抗议，后来才了解到当时这个作品的原型被打成了地方主义者，而本来歌颂此人、歌颂海南岛的作品就放到代表革命主流的“长征”那里去了。这个被认为是刻画红军战士的作品流传甚广，也作为插图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到如今，看来这个历史的误会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去更正了。

毛泽东语录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会师

在红军史上，“会师”是非常频繁出现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会师意味着红军的力量四面八方，神出鬼没，最后能胜利地以小聚多，革命的势力越来越蓬勃。

从最早期的井冈山朱毛会师起，到长征途中6次大大小小的会师，红军还不能算完整的一支部队，因为在南方还有打游击的红军。这就是红军最有特色的地方，星星之火，为了同一个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这些话语甚至到了新中国也一直高度流行。会师还是革命胜利前奏的最重要的仪式，以至于文革期间也有人把林彪替代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因为站在最上面握手的那个人必然是领袖人物，这个握手寒暄的场面在电影里塑造得激动人心，它与地下党员“接头”的场景，一起在伴随共和国长大的那批少年伙伴们集体游戏里反复模拟演练。

在长征期间，最重要的会师，应该有两次，第一次自然是懋功会师，由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这两支最主要的红军终于经过千山万水汇合到了一起，之前它们都经历了无数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在索尔兹伯里的著作中，对这次会师描述了几个颇有意思的镜头：“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康立泽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30军268团的战士。他回忆为了迎接这次会师，战友们纷纷腾房、打扫卫生，刷贴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不少人拿出自己的布袜、手巾、瓷碗、草鞋等，准备作为慰问品赠给即将会师的战友。上级还规定了具体的任务：给每个连队、每个排、每个班、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堆羊毛。羊毛上有很多羊屎，要洗干净、撕开，撕开后学捻线。规定每名战士要织两套毛衣；一套过草地时自己用，另一套捐给红二、六军团。这种“纯粹的友谊”在经过长征的苦难之后更显得珍贵。

不过，在索尔兹伯里的笔下，红军的领导层在这次会师欢乐的表皮下面，还“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个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红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次会师并不完美，张国焘走向了分裂，他选择了南下。毛泽东继续北上。而这时的红军已经交融在一切，例如本来和毛在一起的朱德就被分到了张的部队里了。

长征第二次最重要的会师则是会宁会师，这次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得到了最后的统一。1936年10月10日清晨，这天特别具有象征性，因为这天既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而两年前也是这一天中央红军总部撤出了瑞金，开始长征。在相关的文献中，这样描绘了这个在红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会宁城内人头攒动，彩旗飘舞，这座偏僻的小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过。放眼城中，几乎成了红军的海洋，大伙只要见了面，无论认识与否，都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肯松开。”

尽管会宁一带自然条件恶劣，当地人的生活异常清苦，可先期到达会宁城的红一方面军还是想方设法做好接应准备，为了让红二、红四方面军能吃上一顿饱饭，他们除向老百姓购买部分粮食外，还主动将自己的每日三餐减为两餐；此外，他们还尽量节约使用窖里的水源，许多战士还自发帮助红军被服厂连夜赶制草鞋、毛衣、袜子和手套。朱德也在这个晚上在会宁城文庙的欢庆会上，当众为红军战士表演了一个藏族舞蹈。

但在毛泽东眼里，会师只是一个休止符，并不意味着永远安宁，虽然红军会师的地方叫“会宁”。他指出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的总结来说就是：“会师标志着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结和战略转移的完成，为向民族革命战争实施战略转变作了准备。”红军会师后，抗日救国就成为了下一个新的任务。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六次大会师

1.懋功会师：红一方面军转战于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经四渡赤水战役和抢渡金沙江后，于1935年6月18日到达四川懋功，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2.吴起镇会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走过难以通行的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3.永坪会师：经湖北北部、河南西部长征，创立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行动，挺进甘肃。1935年9月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北红军在永坪会师。两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4.甘孜会师：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活动的红二军团，和原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活动的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木黄会合后，进行湘西攻势，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长征，转战湖南、云南广大地区，于1936年7月初到达西康甘孜（今属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

5.将台堡胜利会师：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经过连续行军作战，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6.会宁会师：1936年10月9日到达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宁县城，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

红军改编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国民党只给红军三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限制红军数量。

红军改编后，编制级别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许多连、排级干部重新当起了战士。而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从而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

此次改编，在红军将士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人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贺龙在誓师大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层的思路，他这样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再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沿用八路军的番号。

红军改编后，115师、120师、129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富平县庄里镇、泾阳县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之后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