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在1959年的发现结束了中国的油荒历史，也让大庆成为中国工业史上最知名的地点之一。

大庆油田是20世纪60～80年代中国最大的油区，位于松辽平原中央部分。一条铁路，滨洲铁路横贯油田中部。大庆油田于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48个规模不等的油气田组成，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勘探范围主要包括东北和西北两大探区，共计14个盆地，登记探矿权面积23万平方公里。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连续5000万吨以上25年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油田勘探开发成果与“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共同载入了中国科技发展史册。一个截止2000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6.24亿吨，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40％以上；出口原油3.55亿吨，创汇494.8亿美元，上缴各种资金3242.08亿元，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大庆油田对当时刚刚建国十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重大，因为它将会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支持，同时也是中国人鼓舞自我信心的强心针。

这一天同他们一生中度过的其它日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模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已经在松嫩平原上奔波了许久。在后来大庆油田编撰的《大庆油田大事记》中，他们被记录为“32118”钻井队。他们从5个月前就已经来到这个名叫大同的小镇，开始钻井，寻找石油。

这不是19世纪的美国，人们在财富的驱使下，前往广阔的腹地，去探寻涌动在地下的黑金。这是1959年的中国，一个同样与众不同的国度，所有人的辛劳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和对一个暂新国家未来的向往驱使下做出。离乡背井和日夜劳作并不能带给他们财富，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机构一层一层赋予他们的荣誉。只是在40年后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清楚他们的面庞、他们曾经的荣耀与辛劳。但是，油出来了，而且，它随后牵动着更大的发现，这块平原上的小镇下是一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

发现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巨大的喜悦。在一张据称拍摄于1959年9月26日发现油田现场的照片中，大概20个人站在平原的黑土地上合影。他们可能正是那支编号为“32118”的钻井队的人员和家属。每个人脸上都绽放出毫无伪装的笑容。男人们头上戴着厚厚的“火车头”帽，帽沿放下来可以长及脖颈，外面是军绿色布料，里面是绒毛，可以保护他们的头、耳朵和脖子免于中国东北的严寒。所有人身上都是厚重的冬装。他们中还有老人和小孩，最小的孩子是一个被抱在母亲怀里的小女孩。有人把戴着手套的手举过头顶鼓掌，脚下的黑土地上还有丛生的尚未被完全踩踏殆尽的草。

这并不是中国新政权寻找石油的第一次尝试。《大庆油田大事记》是从1958年开始记录的，它以邓小平的一个批示作为开端。1958年的2月28日，邓小平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之后，说：“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虑……真正有希望的，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

之前中国一直处在对石油的渴望和自我怀疑中。这个大国已经开始了它自己的工业建设，而且这种仿照苏联方式开始的工业建设对能源的需求也是毋庸置疑地大。而这个国家尽管具备丰厚的煤炭资源，但却被认为在石油方面相当贫瘠。在1950年代之前流行的地质理论认为，“由于油、气是远古时代海洋生物的尸体在高温高压下经过化学变化而生成的，所以大型油气田只能在远古时代曾是海洋的海相地层中找到，陆相地层则无油或贫油。”而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恰恰属于陆相地层，所以绝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的油气储量抱悲观看法。1949年之前，中国的每年石油产量也仅有14万吨。新政权的领袖不止一次表达了对石油的忧虑，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朱德则直白的说，没有石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棍。

在理论上支撑着所有人信心的是李四光和黄汲清。李四光是新政权的首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总喜欢称自己“对大地构造有些特殊看法”，他根据大地构造条件和沉积条件——也是石油生成的两个要素，为中国的石油勘探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当1953年底毛泽东邀请李四光就中国石油资源前景发表自己的看法时，李四光对在座的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等说，中国油气资源蕴藏量丰富。总理周恩来后来谈到石油问题时总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黄汲清则是著名的“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者。

一步一步地接近石油让人激动。在1959年2月11日（农历新年正月初四）在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的一次会议中，地质部和石油部讨论在松辽平原上石油的勘探与开采。会议由何长工年仅10岁的女儿谈钢琴唱歌表示欢迎开始，然后何夫人送来电信，石油部部长余秋里跪在地上摊开的地图上，用他完好的右臂指着地图讲解，左臂空档的袖管垂下一边（余秋里左臂切除）。

等到1959年的3月22号时，人们已经确定之前圈定的松基1井没有石油流出。但是接下来的松基3井带来了好运，“7月初-20日，松基三井取芯，见到含砂油层，含油饱满，气味浓烈”……“9月26日，松基3井喷出工业油流，发现大庆油田”。

1959年正值新政权建立十周年，而发现油田的日期也临近国庆，于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将油田所在地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以出油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接下来，石油工业部将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定名为“大庆油田”。

不同于在大同镇钻探出石油的默默无闻的32118钻井队成员，王进喜鼎鼎大名。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中国，人们可能不知道提出“陆相生油”理论，因而在理论上支撑了大庆油田的发现的地质学家黄汲清，甚至石油工业部的部长余秋里，但是一定会知道王进喜。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让大庆和王进喜名闻全中国，“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而且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可做参考”，王进喜则是大庆油田的杰出代表。5天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山西大寨和陈永贵的长篇报道《大寨之路》，介绍大寨和陈永贵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不屈服地发展农业，并且同时发表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大庆和大寨开始并列成为社会主义中工业和农业的样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王进喜和陈永贵成为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和人民明星。

在去大庆之前，王进喜已经是一名受到尊敬的劳动模范。后来，在描述这位铁人备受尊敬的经历时，大多数作者都会写道，当王进喜在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一个劳动模范参加的会议）时，他在大街上看到公共汽车车顶上有一个大气包，他很好奇——这也是工人王进喜第一次来到北京。于是，王进喜问人，公共汽车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大气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汽油，车烧的是煤气”。

“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平静。休息时间，他一个人悄悄地躲在一边，闷着头抽烟”，一篇名叫《铁人王进喜》的人物通讯写道——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新闻作品一样，这篇通讯也充斥着夸张和臆测，为的是塑造出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一个可以被人质疑的“人”。

在王进喜的三张著名的照片中，其中一张照片上，这位中年男人满脸忧虑的注视着镜头，脸上是时间雕塑师用刀仔细雕琢过的皱纹；另一张则是王进喜跳在水泥中，用身体搅拌水泥，制服井喷的镜头——这张照片也必然面临着最简单不过的质疑：为什么在王进喜跳进去搅拌的时候，会有摄影师在旁边拍照；就好像一个国外记者询问他的中国朋友：我能够理解雷锋的这种崇高精神，但是我不能理解的只是，为什么雷锋在做好事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旁边拍照？另一张照片上，这位铁人一手扶着话筒，一手握拳，眉头紧皱，表情激昂，身体也是倾斜的，仿佛随时要冲出去。这些照片和那些通讯报道一样，展现出的是一个夸张的人，拥有过剩的精力、激动的神经和不太真实的情感。

这个工人的关于诗歌的情感是豪放和实用（夸张的实用）的，“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在《铁人王进喜》的通讯中写道：“王进喜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石油！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为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他付出的代价是腿被砸、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癌，而且，真的如他在那首诗中所言，他的寿命真的因为工作而缩短了二十年，当他1970年因病逝世时，铁人只有47岁。但是这个朴实的工人却直到今天仍然在享受着大庆的尊敬。大庆为他建立起一座漂亮的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对大庆的劳动模范最崇高的称呼是“新铁人”。

正是因为大庆等特大油田的发现，才能让新华社在1963年12月4日播发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中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1999年底，大庆油田重组改制，2000年，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且，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被列入上市公司中石油的资产。

但是，从1993年起，中国重新成为原油进口过，当年进口量930万吨，占总需求量的6％；到了2004年，进口原油占总需求量的比重增长到45.7%，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加大。一组数字表明：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4.5亿吨以上，国内可能产出1.8到2亿吨原油，预计缺口2.52亿吨。正是对石油的饥渴驱使中国开始和伊朗等国家交好，并且在非洲大陆表现出更多的进取心。而这也造成了新的国际关系的微妙棋局。世界它国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饥饿的大国。大庆油田发现将近50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对能源的巨大的饥渴状态。

1953年开始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长子。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中国东北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选址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个原因是靠近“老大哥”苏联，方便接受技术和人员援助；而另一座汽车城湖北十堰的选址则处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这种选址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温度衡量标准，一汽是“交好”，十堰则是心生戒心。一汽工业园作为60年的一个地标出现，是因为它反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工业上的巨大渴求。这座1953年动工兴建的工厂，三年之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1958年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