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是一个毛泽东时代农村的标本。大寨位于太行山麓松溪河畔，平均海拔1000米，这个海拔对于平原地区已经算高。地处多山地段也决定了大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贫穷。大寨距离它所属的昔阳县城5公里，距离太原168公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寨的名声要远远高于昔阳和太原，其原因要归结为吴思所称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他让大寨成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后，吸引了1000余万人次来大寨参观、学习、旅游，其中还包括不少国家的元首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陈永贵自身也曾经官至副总理。到今天为止，大寨仍然是一个著名的红色旅游地，很多人为大寨所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和它包含的革命浪漫主义所吸引，前来旅游。

1952年，37岁的陈永贵到山西太原去参加全省农业丰产老农模范代表会。这位后来闻名全国、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劳动模范当时尚且名不见经传。

他在6岁的时候跟随父亲陈志如搬迁到大寨——后来这个地方被陈永贵缔造为一个农村的范本，此前一年，他的父亲卖掉了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幼子。作为一个大寨的外来者，陈永贵以自己的果敢、富有魄力、敢于承担责任立足脚跟，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领导自己满是老人和少年的农业互助组，创造出15个亩产500斤以上高额丰产户的成绩，入了党，评了模范，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农民领袖。

和他同行的有昔阳县刀把口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劳动英雄张老太。劳模会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停在了劳动模范们住的宾馆，张老太弯腰钻进车厢，轿车扬尘而去。站在大门口的陈永贵看着这一幕，沉默许久，转过身对他的同伴说：“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面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回到大寨之后，陈永贵就开始了自己“闹一番事业”的旅程。针对自然环境恶劣，“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陈永贵制定了一个治山治水的十年计划。他信奉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理念，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确实也在对自然的博弈中大有斩获。

作家吴思后来写了一本陈永贵的传记《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他回忆说，自己当年第一次到大寨时，感觉相当震撼。因为那时北京的楼房最高也都是六七层，大寨人修建的顺着山势由低而高的梯田，显得异常雄伟。

在那篇曾经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的通讯《大寨之路》中，两位记者这样描述陈永贵和他的伙伴们是如何建设大寨的：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大寨人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

白驼沟仅仅是陈永贵们治理的第一条沟，随后，他们在1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治理狼窝掌沟。陈永贵率领着大寨的干部和村里的50多个劳力，在寒冬中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狼窝掌沟后来被大水冲毁了两次，直到第三次，陈永贵和大寨人才最终征服了它。

后来吴思在他的书中总结陈永贵和大寨人的造地经历：“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吴思提到的周恩来所作的政府报告发生在1964年12月21日的第三届人大一次回忆，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向全体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周恩来提到大寨，并且根据之前到大寨考察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提供的材料，归纳出了大寨精神，大寨精神的三点分别是：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不可避免的，大寨和陈永贵，置身于那个年代的特殊语境之下，被附加了众多的精神和意义，而这些精神和意义，又都被放到一种激烈的意识形态背景下。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邀请了陈永贵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并且开始号召全中国农业学大寨。一个新中国农民所能获得的荣耀，在这一刻达到顶峰。但是陈永贵不能预料到的是，这才仅仅他和大寨所获得的殊荣的开始。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精明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早期短暂的迷惘之后，陈永贵迅速掌握了主动权。1967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另一位山西省劳动模范李顺达抵达山西，同另外一些劳动模范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联合声明，开始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陈永贵佩带着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开始出现在各个造反派云集的场合。这一年2月6日，《山西日报》的头版显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

接下来，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他从一个毛泽东接见过的农民代表，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成为大寨所在的昔阳县的头面人物和整个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3年，58岁的陈永贵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继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陈永贵在政治上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俨然成为整个中国的农民领袖和农民的代言人。

但是此时陈永贵的一些言行已经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情：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有意见。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宣布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为不受欢迎的人，把山西分社派驻大寨的记者赶出去；同时，要求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去大寨。”

陈永贵在政治也益发激进，或许他是真心相信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那种彻底的集体制经济。但是为了维护陈永贵和大寨的颜面，大寨却不得不在1973年谎报了收成数目。

但是那些对陈永贵和大寨提倡的农业经济模式存有疑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陈永贵个人在道德上仍然几乎无懈可击。他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新华社当时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陈永贵一年，他发现在1971年，已经贵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陈永贵参加劳动不少于150天。

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太太和孩子仍然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正本人也没有城市户口，也要在大寨挣工分。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大寨的干部都要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然后给陈永贵捎去。

他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他曾经和张春桥反目相向，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宠爱让他安然无恙。他和毛泽东的继承者华国锋的关系也亲密无间。华国锋去职，邓小平还曾经为陈永贵表态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

但是属于他和大寨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据说胡耀邦对陈永贵推行的大寨一套深恶痛绝，他认为很多形式化的仿照大寨的造田和水利工程仅仅是劳民伤财。而陈永贵为之大怒：“什么胡耀邦，我看是胡乱邦。”

接下来，安徽凤县小港村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靡全国。即使政治力量曾经全力推行的大寨模式，也没有承包责任制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推广开来。

1980年8月30日，人大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与此同时，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

这一年的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为陈永贵和大寨经验盖棺定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八年之后，陈永贵病逝。在他逝世前三天，这位全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拒绝医生给自己用药：“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这位总是以包着白头巾、脸上皱纹纵横的形象出现的憨厚老农，终其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加给他的一个理想而奋斗，但是他从未想到，他和大寨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的图形，可能正远离那个理想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