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1964年到1978年的三线建设中，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它也是毛泽东本人最宠爱的工业工程之一。攀枝花在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由于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大规模的铁矿，攀枝花才有兴建的可能。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要上马开发攀枝花的铁矿。在他的一再催促之下，从1965年3月开始，铁矿开发和城市建设从1965年开始大规模上马。这座初名渡口，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的城市得名于一种名叫“攀枝花”的植物。它最重要的工程——攀枝花钢铁厂，因为人们在一个突兀的山坡上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厂而号称“象牙微雕钢铁城”。这个城市是那个特殊年代工业大转移的缩影。

对攀枝花更常见的称呼是“木棉树”。它隶属于木棉科落叶大乔木，性喜光，喜暖热，耐干旱。攀枝花属于速生树种，载下去十年左右就能够开花结果。它的花颜色鲜艳，每年3月盛开时，在绿叶丛中，就好像燃烧了一树的红色火焰，因此，也有人称攀枝花为红棉和英雄树。

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一个县城，处处长满了这种鲜艳的红色花树，金沙江穿过城市和鸦砻江汇合。红军长征曾经穿过这片地区，在距离这个小县城数十公里的会理县城召开了会理会议。当这军队最终穿越国境，完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征程，并且随后迅速恢复，而且最终在北京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后，共和国的领袖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们曾经穿越过的这片土壤。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这片土地下面埋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矿。

不过，归根结底，在这片如此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个大型的钢铁生产基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60年代对战争的恐惧的产物，而不仅仅是考虑到它长满红色攀枝花的土地下深埋着的铁矿石和煤炭。

大跃进造成的挫折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沉重打击，本来已经让这个新生的政权痛定思痛，开始更加注重人民生存之根本的农业和轻工业，而不是仿效苏联完全侧重重工业的发展。1962年2月，在中南海西门南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高层的经济专家陈云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方法》的讲话。陈云在党内的经济专家地位在根据地时期就已经确立，他曾成功的控制了根据地的通货膨胀，并且让那个岌岌可危的经济体一直健康，而且还支撑了共产党政权的扩张。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提起陈云时，曾经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是陈云当家不可能出这些乱子”。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必须“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

这个思路得到了大多数中共高层的认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但是当国家计委的领导人李富春按照将按照这一思路所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向国家主席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上。和陈云、周恩来、李富春一样，毛泽东认可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他曾说：“搞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

只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让毛泽东仍然对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不能忘怀，“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三线地区和今天流行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分法不同。在《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作者陈东林解释道：“三线地区，是指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由中国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地区指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比如江西、安徽。”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正包括攀枝花。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964年8月发生的越南战争让毛泽东更加不安。美军舰队和越南海军发生了激烈的海战，随后美军第七舰队开始大规模轰炸约越南北方。8月5日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凌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在这里，毛泽东指的是他已经酝酿了多年的计划和夙愿：骑马沿黄河考察。

但是要重新考虑的显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诗人的举动，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外交策略。随后，在8月17日、20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向他的同志们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会议决定，“要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于是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

随之，就开始了丛1964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国家在主要是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占同时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1953年至1964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建起了1100多哥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陈东林在他的著作《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说。

攀枝花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和最鲜艳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就。它也是毛泽东和中共的高层关注最多的一个三线建设项目。1964年8月，毛泽东曾经询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缓慢。李富春回答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显然，精英计划官僚提出的所有这些理性的理由都不能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和革命家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当即反驳这位中国职务最高的计划官僚，没有钱就用我的工资！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选址也是毛泽东所定。在早期工业基地的选址上，一定存在分歧。部分人认为攀枝花位于山区、平地少、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过于荒凉，因而建议选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可做依托的铁矿区。“中央工作组经过调查，否决了绝大部分既无铁又无煤炭资源、或占用大量耕地的地点，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以考虑。程子华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任及专家，都倾向于选攀枝花的弄弄坪，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金沙江水资源，而且靠近林区，离即将开工建设的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比较近，又不占农田在钢铁基地选址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同志也有自己的道理，弄弄坪是一个三面临水的山坡小岛，只有2.5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不平的地势上建立庞大的钢铁基地，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没有先例。双方争执不下，论证工作陷于停滞。”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最后决定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则对这种犹豫不绝大为不满，他依据最简单的常识判断说，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11月1日，李富春和薄一波带领着中央各部委以及四川、云南省委负责人到攀枝花工地察看弄弄坪的地形。李富春开玩笑说：“知道你们刚开始建设，还没有什么可看的，但你们这里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否则他老人家要骑着毛驴来。”

李富春的最后决定中，包括要成立一个直属四川省管辖的攀枝花特区；攀枝花建设单列计划，资金和物资由中央直拨；攀枝花也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于是，攀枝花就在1965年的2月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特区。

得到了毛泽东宠爱的攀枝花也成为中共众多高层的宠儿。邓小平在视察三线，抵达攀枝花时，对它的评价是：“这里得天独厚。”；周恩来协调各省向攀枝花调配物资。

据说，邓小平看了弄弄坪之后，风趣的说：“把这里弄弄平”。弄弄坪原本只有2.5平方里的平地，而建设150万吨年产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平地。于是，中国设计人员在经过试验后，提出了台阶式设计方案，经过大规模爆炸，将“弄弄坪”平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的各级台阶平地，将整个钢铁厂的布局巧妙安排在这些台阶上。这种大型企业的布局被称为“象牙微雕”，让人叹为观止。

1993年6月，攀枝花钢铁厂更名为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和这个钢铁厂同时生长的是这个也更名为攀枝花的城市。1965年建市时这座城市名为渡口（1987年3月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时），《攀枝花城市建设志》中说，“当时贯彻‘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市区实际上为一大工地”。这座城市在1980年前没有人行道；1973年才开始有路灯，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口百万的繁华城市，他们甚至把特色旅游也列为攀枝花要发展的一项产业。这座迅速生长的城市正像攀枝花一样，能够在短时间内即可以开花结果，而且花灿烂夺目。

关于三线建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它是否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浪费。当1965年毛泽东亲自做火车南下视察时，他曾经天津询问天津政府的负责人：“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当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