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国民党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及红军的反“围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军事指挥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土地上的较量。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冯·西克特的建议，改弦更张，施行“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围剿”方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边推进边修路筑碉，一点点地蚕食中央苏区。

与此同时，作为西克特的对手，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却在战略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在双方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他拟定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在国民党军队修建碉堡、步步推进的同时，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也应中革军委的要求，在江西黎川以南、广昌以北等地的城、镇、村交通要道上构筑碉堡，分兵把守，处处设防，寸土必争，并且生搬硬套欧洲街垒战的教条，命令红军构筑要塞式防御阵地，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李德的错误指挥，最终使得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虽经苦战，伤亡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进行战略转移。两个德国人的较量，的确耐人深思。

冯·西克特出身于普鲁士一个贵族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历任麦肯森第十一军团、卡尔大公军团、约瑟夫大公军团及土耳其军团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又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到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并实施了建立10万“袖珍陆军”的计划，从而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不久退休。之后他奉希特勒之命来中国担任了蒋介石的军事高级顾问。希特勒之所以选派他来华助蒋，不仅仅因为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更主要的是，他是希特勒法西斯独裁主义的追随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纳粹分子，能把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主义推向全球。

冯·西克特一到中国，便一遍遍向蒋介石贩卖希特勒的独裁主义——绝不能让多数人决定制度，只能由领袖来作决定。领袖需要顾问，但顾问只是为了领袖更好地独裁。领袖的绝对权威是国家机器高效快速运转的必需，而这种权威只有在独裁下才能产生。重大问题，是无法用决议和多数人表决来解决的，这样往往会使事情变得一团糟，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只能用铁血来解决……

冯·西克特的言论无疑对蒋介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蒋介石并没有全盘接受，用武力一统天下是可以的，但光有这手还不够。

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冯·西克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红军队伍中，还有一个叫李德的德国人在和他作殊死的较量。他们不谋而合地采用了同一种战术，却通过两支中国的军队在进行相互拼杀。早在慕尼黑的街垒战中，两人已经较量过了。不过那时两个人的身份不同，冯？西克特那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国防军总司令，而李德则是一个不起眼的参加起义的战士。到中国后，两个德国顾问却不遗余力地对抗着，冯？西克特按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指挥蒋军，李德则按照苏联军队的条令指挥红军，结果，李德的军事洋教条战术却败在了冯？西克特正规化战术的手下。冯？西克特眼看着红军的根据地在他的堡垒战术围攻下正节节溃退，曾有过短暂的兴奋，但冯？西克特没有来得及等到他那光荣梦想的实现，便于1935年回国，不久就病逝了。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19岁那年，他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29天的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得异常出色。

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汉堡，1920年到1921年加入了汉堡共产党组织。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读了大量军事论著，同时也熟读了拿破仓、苏沃洛夫、恺撒等人的传记，但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不屑一读。因此，有关东方的历史，包括风土人情他近乎无知。他到中国后，根本就不去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他的指挥失灵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李德实施作战指挥的风格或所谓个性特征，伍修权有过画龙点睛的概略描述。他清楚地记得，“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挥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伍修权从一个翻译人员的角度，深刻地感受到李德这种“只唯图，只唯己，而不唯实”的作战指挥，是“难免吃败仗”的。

就在李德独揽红军指挥大权期间，作为红军总部作战科参谋的吴黎平，则从履行参谋职能，专事下情上报，上情下达的角度，亲身领教了李德的所谓正规作战指挥程式。从吴黎平的回忆中，人们不难具体、形象地想象到：在瑞金，在红军总部专门为他准备的“独立房子”里，每当李德接到有关军情的电报后，总是要围着他房间里的大地图绕着圈子踱步，一边不断地大口大口吸烟，一边紧锁双眉冥思苦想。时而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时而移动地图比例尺东量西测。然后，神情严肃地口述他的指令，由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迅速交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并转交军委的朱德、刘伯承等或党中央的博古、洛甫等人签署命令下达执行。李德拟定作战指挥要图，通常连哨兵站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或一座碉堡配置在什么位置诸如此类原本中下级指挥员可以灵活确定的细节问题，他都要作出硬性规定，并用电话直接通知有关部队按图进行标定。当时红军使用的是1：100000的地图，不是经过实地勘测法而是采用问测法绘制而成的，误差很多也很大，有的竟然连地名及敌我位置等都弄颠倒了，甚至出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误差。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常常给部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加上李德不了解实际情况，又经常朝令夕改，这就使得前线指挥员胸中无数，来回折腾，无所适从，手忙脚乱，结果贻误了许多有利战机。

李德很少离开他的专门办公室——“独立房子”，到前线去进行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即便是偶尔到了前线，也不认真调查研究，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按照实际情况修订作战计划，而是单纯地检查他那“圣旨”般的“正规化”命令，是否已在前线“无条件”地得到了贯彻和执行。因此，日复一日，部队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李德每到前线一次，部队指战员就要倒霉一次。有一次，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去阵地视察，看到有一个山头上修了一座孤零零的碉堡。从军事常识来看，这样独立明显的目标，是最容易招致敌人炮火射击的。唐天际为避免挨打，并充分发挥碉堡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作用，指示部队在河边便于隐蔽和发挥火力处构筑了工事。工事刚刚构筑完毕，李德来了，他拿着早在“独立房子”标绘好了的阵地配系和构筑图，到实地一对照，发现图上并未标明在河边构筑工事，便怒不可遏地加以训斥：“谁让在河边构筑工事的？”当即下令毁掉工事，并撤了唐天际的职务。

可是，战斗打响以后，敌人的炮兵只用一炮便摧毁了按照李德的命令构筑在山头上的那座碉堡，坚守碉堡的红军战士不幸全部阵亡。

彭德怀作为一员威震中外的名将，也从战争指挥的角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李德充其量只能算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于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虽然说是顾问，由于其身份的特殊与显赫，他俨然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他过于盲目自信，一意孤行，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表明两个德国人之间的较量最终决出了胜负，作为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全线抵御”的战术宣告破产。红十九军团和守备十四师，从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11个师，激战18天，以损失5500多人、广昌失守的代价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随后北大门会昌、筠门岭也相继失守，敌人深入到苏区内部，红军在内线打败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中国革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