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利后，红军被逼到闽赣边境的狭小地区，中央苏区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由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皖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革命苏区。中央当时的想法是，以这支队伍插到敌人后方，不仅可以牵制一部分敌人，而且可以缓解敌人对苏区进攻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央也希望这支部队能在敌人后方有更大的作为，建立新苏区，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几个月来，李德的处境越发尴尬，对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他要负主要责任。在最高“三人团”中，博古在他面前总是谦逊小心，对他的战术思想从来都是推崇备至，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周恩来虽对他的战术打法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可“三人团”决定的事，周恩来也只得忠实地执行。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李德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去指责那些红军战士？他走过许多国家，参加过无数次战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英勇的战士。此时的李德深知有必要担当起挽救革命危局的担子，然而，这位只善于“纸上谈兵”的洋顾问能否担负得起呢？

在此之前，中央已经收到了皖南地区几个县农民暴动的消息。最后，最高“三人团”一致同意，应该派一支部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一方面宣传抗日主张，一方面赴皖南，建立更大的根据地。这也是最高“三人团”对外的一致口径。对这支队伍，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一块投出去的问路石，是一支能起一石三鸟作用的队伍。博古提出让红七军团担负此次任务，对他的意见，李德和周恩来没有表示反对。

于是，红七军团在1934年的7月初从福建的连城奉命赶回瑞金，当时，部队仅剩下4000人。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枪支弹药，肩扛梭镖。他们非常疲惫，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瑞金，从军团长到战士，他们只知道要领受一项新的任务，但具体是什么任务，他们并不清楚。

红七军团一到瑞金，最高“三人团”的李德、周恩来就接见了军团的主要领导。当时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李德很快向红七军团下达作战任务。他们一路要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再向东过闽江，最后到达皖南。从派出这支部队的目的和方向看，是一直向东。而以后大部队转移的方向却向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最高“三人团”的声东击西、扰乱敌人视线的良苦用心。红七军团的北上，可以说是为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揭开了序幕。

红七军团出发那天，是1934年7月7日，艳阳高照，天气晴朗。红七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又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这2000多名新兵中大部分没有武器，他们只是背着大刀、梭镖。其他的军需物资却一样不少地带上了，仅中央交给红七军团的宣传物品就多达300多担，再加上一些炊事用具，竟达500多担。这些肩背辎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组成了一支搬家大军。红七军团的这次北上成为几个月后红军大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一次预演。

李德对这支部队的期望很高，他希望这支奇兵能吸引大批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并能很快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有关红七军团途中失利的电文、消息一件件地放到了李德的案头上来了：8月9日，红七军团攻打福州失利，兵员损失几百人，被迫撤出福州的桃源向闽东转移……皖南苏区消息：几个县组织的暴动已经失败。敌方消息：蒋介石得知红七军团的实力和意图后，调回了大批追堵部队，重新向苏区“围剿”……李德看着案头的一则则消息，感到自己的希望正在一点点地落空，然而他又不甘心这么快就失败了。他习惯性地站在军用地图前，对红七军团再次下达了不切合实际的命令，他幻想着这支放出去的箭能够响起来。

红七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时，在葛源以北的重溪与方志敏领导的部队会合，组成了红十军团。敌人调动了更多的兵力围剿新组建的红十军团。1934年10月，红十军团被围困在赣东北方圆15公里的怀玉山地区，敌人完成四面包围后，即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组成多路“搜剿”队伍，纵横穿插于包围圈中，将红十军团主力分割成数段。时值隆冬腊月，风雪交加，被围困在荒山僻野的红军战士，身着单衣，茹雪啖草，在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的指挥下，爬山越野，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予敌以很大的杀伤。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刘畴西被捕，关进监狱后，受尽了严刑拷打，半年后壮烈牺牲。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捕后投降。方志敏在山中几个月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方志敏是国民党蒋介石重金悬赏的重要人物，被俘后，敌人费尽了心机，威逼利诱，但方志敏不为所动。被捕当晚，他写下自述：“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在狱中斗争艰苦岁月中，他以坚强的毅力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记实》等不朽文字，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反映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崇高的品质和英勇的革命斗争精神。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密令驻赣“绥靖公署”秘密处死方志敏。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

抗日先遣队被敌人分块包围并打散后，粟裕领导的一部，组成了挺进师，转战闽浙边区，英勇顽强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聚拢后的红七军团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红七军团东进调敌的同时，中央命令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退出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并设法同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会合，它要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为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的路线。红军的北上和西征，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一路是为了探路，一路是为了调兵。”

7月下旬，红六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突围西移的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和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地方部队配合下，由衙前、五斗江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开始西征。这支部队训练有素，但武器弹药严重不足，还带着一台沉重的印刷机印刷告示作宣传之用，这大大地拖累了部队。军团长肖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从突围的开始，他就非常担心此次行军。红六军团没有地图，只有一张从学校地理书上撕下来的普通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只有10英寸×12英寸（1英寸等于0.0254米）大，上面仅标有省会、非常重要的县城以及大的山脉和河流。在边远地区打仗，这样的地图没有多大用处。红六军团在迷宫般的崇山峻岭中行军，当地的农民又大都是文盲，山外面的地方大都说不清，更无法告诉他们下一个城镇该怎么走。沿途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己也损失过半了。此时，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后来的红二军团）主力沿梵净山西麓南下接应。红六军团经78天艰苦转战，行程2500余公里，打破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64个团8万余人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到达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完成了转移任务。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三、六军团转战湘鄂西，并发动了湘西攻势。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地完成了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锋探路的作用。

继红六军团西征后，1934年9月，中革军委命令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红二十五军进军西北，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的领导下，从皖西根据地出发，沿途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底到达陕南地区，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并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在得知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立即从根据地出发西进北上，开始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