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入贵州，大出敌军意外。蒋介石、何键原定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落空，被迫调整部署，令“追剿”军第一兵团主力，由湘西经剑河向施秉方向尾追，1934年12月28日该部进驻锦屏；“追剿”军第二兵团主力由芷江、洪江地区，经晃县（今新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27日该部吴奇伟纵队向镇远进攻；黔军王家烈部集中6个团于施秉、黄平地区布防，阻止红军西进贵阳。

根据上述敌情，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日夜兼程向西疾进。1934年12月28日，右纵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余庆，第二师进占老黄平（今旧州）；左纵队红三军团占领黄平，军委纵队进到施秉、黄平之间地区，红五军团进到台拱（台江）。29日，红一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红二师30日进占猴场（今草塘）、陈家寨，31日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红一师由余庆出发，30日到达乌江渡口龙溪。30日15时，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猴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愿过乌江和在川黔边地区建立苏区，而仍要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野战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还指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会议要求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会议还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以便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这时，尾追红军之敌吴奇伟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中央红军为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的决议，决心在薛岳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抢渡乌江，向遵义地区前进。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它从西南到东北斜贯贵州全省，也是黔北各线的一道天然屏障。

当红一方面军抵达乌江南岸以前，王家烈已命令东自思南县的塘头，西到遵义的老君关，在这长达100多公里的江流中的十几个渡口，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这时，贵州另外一个军阀、时任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川南边防军司令侯之担也将其所率林秀生旅的两个团调回乌江以北。王家烈还拨驻湄潭的第八军（万式炯部）归侯之担统一指挥；尾追红一方面军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此时已到达施秉、黄平、镇远一线。桂军廖磊部也已进入都匀、独山地区。当红一军团第二师分三路进抵乌江南岸时，侯之担派他的副师长侯汉佑为前敌指挥，指挥部设瓮安县猪场（现珠藏），他自己带川南边防军第一旅第一团驻守遵义，负责城防。

侯之担回到遵义后，召集旅、团长开会。他在会上说：“教导师奉命防守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如有玩忽职守，军法从事。”他还说，“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敢来攻乌江，可能走其他路线。”但他还是委派他的旅长林秀生担任江防司令，加强各渡口的守备。同时，尾追的敌人也正在加紧逼近。

乌江宽只有二三百米，江水很深，流速达1.8米/秒左右。两岸群峰连绵起伏，江界渡口两岸都高达500米。红二师第四团来到渡口时，船只和器材都已被转移或烧毁，连渡口的茅屋也烧光了。当地群众说：渡乌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大木船，二必须是大晴天，三要有熟悉乌江的好船夫。可是，目前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如果不迅速渡江，就有被迫与敌背水而战的危险。

在这个紧急关头，中革军委命令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强渡乌江，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一师由林彪和聂荣臻率领，分别在江界、龙溪渡口突破。

1935年1月3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红二师红四团驻地江界渡口，告诉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说，后面尾追红军的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并督促他们迅速完成渡江任务。随后，他还派来了一个工兵营，归红四团指挥，专门担任架桥任务。上午9时，部队已经绑扎了60多个竹筏。此外，头一天白天一次强渡，夜晚一次偷渡，只有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四名战士乘一小竹筏登上对岸，隐蔽在江边的石崖下，等待攻击时机。强渡乌江开始，红四团在大渡口仍以小部队佯攻，真正的攻击目标却在上游500米处一个叫老虎洞的小渡口。3日清晨，经过挑选的十几名游水能手，赤膊短裤，冒着严寒乘竹筏开始强渡。他们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加上埋伏在对岸的毛连长等5人火力配合，抢渡成功。在抢占江北岸工事战斗中，多亏军团直属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这个神炮手。炮兵连从中央苏区出发时背的5发迫击炮弹，这一次就用了4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在敌群爆炸，顿时倒下一大片敌尸，其余的敌人号叫着向后溃逃。

这时，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起浮桥，部队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

与此同时，红一师的一团在乌江下游龙溪的回龙坝渡口，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强渡。杨得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这次强渡乌江的情况。他和政委黎林一起到附近村庄调查，这里别说没有船，甚至连像样的木板也叫敌军搜走了。船渡、架桥都不可能。凫水渡，水深流急，汹涌的江水会把你吞没、冲走。下午，他们派到附近村庄的人也回来了，根本没有船只，船夫也都跑光了。这天又是狂风大雨，风声、浪声呼呼地号叫，雨也越下越大。杨得志和黎林苦苦思索，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急得在江边凹处来回踱着步子。这时骄横的敌人大概猜透了红军没有办法，又向对岸打起枪来。杨得志正想拿出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的情况，忽然发现从江心漂过来一节竹子，随着水浪的冲击旋转着，尽管一个个浪头淹没了它，浪头一过，它又浮出水面。他看见忽起忽陷的竹子，忽然得到了启发。“老黎！”他用手指着竹子说：“看！有办法了！”他们一边抹着脸上的雨珠，一边跑向山后的村子。对大家一说，立刻从村子里弄来了许多竹子，大家七手八脚地你扎我捆，3个小时，便扎成了1丈多宽、2丈多长的竹排。这一来大家情绪都很高，战士们纷纷报名要划第一个竹排过江。

竹排扎成了，但是能不能渡过江还没有把握，于是便从前卫营里挑了8位熟悉水性的战士，决定由他们先试渡。8个战士，每人都配足了武器、弹药，没有木桨，就用竹片代替。

天黑了，这8个勇士跳上了竹排，对岸稀疏的枪声还在响着，竹排缓缓地离开了江边，冲过一个个险浪，突然，竹排在江中颠了两下，一个小山似的水浪向竹排猛扑过来，竹排上的人全被水吞没了。岸边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不一会，竹排又从水中冒了出来，上面还是8个人。“继续向前！”从江中传来了竹排上班长的声音，大家都为有这样勇敢的战士而自豪。

忽然又听“啪”的一声，竹排撞在礁石上，大家又紧张起来。不过，毫无关系，竹排一点也不在乎，继续前进。大约又过了几分钟，突然岸上的红军战士中有人“啊呀”一声，大家急忙往江心看去，隐隐约约地看到竹排在江心翻动了一阵，接着随汹涌的江水，迅速地冲向下游。几个黑点在浪里浮游一会，便被旋涡卷走了，不用说，是竹排上的同志。

风还在刮着，雨还在下着。杨得志看着凝望江心的黎林政委，低声说：“怎么办？”“一定要渡过去！”黎林说。接着，他们又把继续渡江的任务交给一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挑选了十几个战士，装备与渡江工具和方才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渡江点换在下游几十米处水流较缓的地方，竹排上又补充了几个水手。这时，天已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竹排离开江边。大家都在黑暗中瞪着眼睛，注视着对岸，不时，江上传来几声冷枪声。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江上传来“砰砰”两枪。黎林立刻惊叫起来：“是我们的！”大家无法控制内心的喜悦。“开船！”杨得志兴奋地大声下达命令，早已准备好了的另外一只竹排又出动了。第二天上午11点多钟，全团胜利渡过了乌江。

1月3日，两个渡口的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当后面薛岳的部队追到江边时，红军已烧毁浮桥，拆散竹排，继续向北挺进。

红军先头部队渡过乌江到达北岸，敌江防部队便节节败退。红四团一营的一个连队，登上北岸立即向敌军跟踪追击，吓得敌人溃不成军，“双枪兵”的烟枪、步枪沿途丢弃。敌江防司令林秀生，连电报稿、机要文件都不要了，带着他的守乌江渡口的3个团，向遵义方向逃去。红军一鼓作气追出20公里，当日下午占领猪场，并在该地宿营。

1935年1月15日，中革军委的《红星报》上刊出大字标题“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红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得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战斗英雄的名单有罗有保、林玉、王海云、钟锦友、江大标、杨尚坤、孙明、朱光定、林文来、罗家平、丁胜心等同志。”杨成武同志后来说，奖励的文字“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他们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永远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