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7、坐着轿子长征的老绅士

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由黔东向黔西进军。红二、六军团很快渡过了鸭池河,占领了黔西和大定两座县城,下一个目标直指毕节县城。

闻悉红军要攻打毕节的消息,毕节县的国民党专员莫雄一下子慌了手脚,他急急忙忙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动员县里的绅士、地主做好逃跑的准备。当他跑到当地最有声望的绅士——周素园家时,却遭到了这个57岁老绅士的断然拒绝:“我没有为害乡里,也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他还劝莫雄,“你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

莫雄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实施招安,让绿林武装席大明部给他打头阵,以阻挡红军进城。前几个月,莫雄手下两个团的兵力一直在进剿席大明领导的绿林武装,除了被拖得晕头转向外,没占到一点便宜。眼看红军兵临城下,莫雄只好改变策略,派人前去招抚席大明,给席大明送上“清乡司令”的委任状。莫雄没想到的是,席大明早已与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邓止戈建立了联系,二人结成了好友。席大明看了莫雄的“招安”信后,立即把邓止戈请来商议。邓止戈告诉席大明:“这是一箭双雕!等打败了红军后,他再收拾你,用心好歹毒!”席大明恍然大悟。邓止戈建议席大明不妨将计就计,借这次机会好好教训一下莫雄。席大明按照邓止戈出的计谋,与莫雄达成了协议,趁机向莫雄要了10箱子弹和2000元钱。然后席大明以打头阵为借口,占领了最重要的两个军事要地,一个是大定至毕节间的要隘——头步桥,一个是毕节城郊的制高点——虎踞山。邓止戈马上派人去大定县城给红二、六军团送信。2月9日,王震、夏曦率红六军团机关及红十六师进军毕节。行至头步桥要塞时,席大明出示了彝族人穿的红披毡,并走出防地亲自迎接红军,引导红军直扑毕节城。莫雄这才如梦初醒,发现大势不妙,慌忙率部弃城而逃。这样,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毕节,并活捉了莫雄的弟弟和敌参谋长,缴获了所有军用物资和一辆吉普车。至此,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整个黔、大、毕地区。

红军进入毕节后,打土豪,分浮财,声势很大。一些打土豪的红军战士来到城里一座豪华宅第,这里正是前清贡生周素园的家。令这些红军战士惊讶的是,宅院虽然宽敞,但家当却不多,没有什么浮财可没收,倒是书房里摆放着很多书籍。红军战士翻开桌上的书籍,见里面圈圈点点,注释眉批密密麻麻。红军战士问道:“你这地主是做什么的?”周素园指着书平静地回答道:“你们看,我在研究这个。”战士们看不明白是些什么书,就跑到红六军团部向王震、夏曦报告。王震、夏曦马上赶到周素园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面许多书竟然是马克思的著作。他们没想到,在毕节这么一个僻远的地方竟然还有这么用功研究马克思著作的人,而且这个人竟然是个穿着长衫、蓄着花白长胡子的老人。

王震和夏曦问周素园为什么不逃走,为什么看马克思的书,周素园回答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等人对他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素园回答得很干脆:“赞成,完全赞成!”

他们越谈越投机,仿佛俞伯牙遇到钟子期,相见恨晚。从交谈中王震等人得知,周素园又名周培艺,1879年7月7日生,是清末贡生,早年组织过贵州第一个革命政党——贵州自治学社,后参加了同盟会,并创办了《黔报》。1911年,周素园参加了辛亥革命,是贵州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推翻清政府后,他出任贵州军政府枢密院行政总理、贵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贵州省公署政务厅长等职。1925年,因为不满官场的明争暗斗、军阀的昏庸残暴,周素园离开了政界和军界,返回毕节老家隐居,并开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

很快,在大定县成立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到了毕节。红二、六军团决定在各地游击队的基础上,着手组建抗日救国军。贺龙、肖克、王震等人专程登门拜访,请年近花甲的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周老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委任,并把抗日救国军司令部设在自己的家里。周素园以他的声望,四处奔波,多方筹措粮食和钱款,积极扩大这支武装。很快,一支下辖3个支队的抗日救国军成立了,邓止戈任参谋长,席大明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周质夫任第二支队司令员,阮俊臣任第三支队司令员。

蒋介石和何应钦早闻周素园的大名,对这事非常恼火。为了替自己遮丑,何应钦急电贵阳:“乡人周培艺君,字素园,近在毕节被匪掳去,请查明设法营救为祷。”命令顾祝同和吴忠信设法“营救”。

与此同时,周素园还大力号召当地青年参加红军。红二、六军团的“扩红”工作在黔、大、毕地区取得了显著成绩。仅20多天,就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

为了分化国民党军队,周素园利用他和云南省主席龙云、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相识的关系,给两人写信,告诉他们:蒋介石派“中央军”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们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打了只会落得两败俱伤,那时“中央军”来了,云南还是你们的吗?!希望你们吸取假道灭虢的教训。周素园的这封信所言之事,龙云和孙渡不能不考虑,结果,二人在威宁、昭通一带按兵不动。

1936年2月27日,王震和夏曦找到周素园、邓止戈,告诉他们,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让他们率领抗日救国军一起撤退。由于第一、三支队已经外出行动,他俩只带着第二支队撤退。3月2日,红六军团进至赫章县七星关时,一位干部前来向夏曦和周素园报告:席大明部不愿离开家乡随红军转移。周素园对夏曦说:“席大明部的枪支弹药,是当地彝族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用来同当地恶霸、土匪作斗争,保护彝族群众家园。席大明如果将武装全部带走,他们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走是意料之中的事。”夏曦还是不知就里,以为席大明要“反水”和“逃跑”,他认为自己作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有责任做好席大明的思想工作,于是急匆匆地带着3名战士去找席大明。途中,他们要涉过一条河。河虽只有七八十米宽,但水深流急。就在他们涉水到河中央时,对面山坡上突然冒出来两个人。警卫员向这两个人喊话,但那两个人就是不吱声。看到这两个人行迹可疑,警卫员便对空鸣枪示警,这两人马上逃得不见踪影。夏曦等人担心对面有埋伏,就往回涉。不料一股激流猛冲过来,把夏曦卷进了漩涡之中,夏曦因此溺水身亡。周素园得知夏曦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心说:“我怎么就没有把他劝住呢?!”

正如周素园所分析的,席大明部不离开毕节,并不是要“反水”和“逃跑”。夏曦到死还不知道,此前,红六军团政委王震等人已经批准了席大明部留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红军走后,席大明部还一度夺回哲庄、营盘等地。但在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地主武装联合围剿下,最后席大明战斗到弹尽粮绝,不幸被捕,1936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毕节大校场。

离开毕节后不久,周素园带出来的抗日救国军编入了红二、六军团,邓止戈调到红六军团部任作战参谋,周素园也就成了红二、六军团重要的一员。考虑到周素园已近六十高龄,路上奔波劳累,贺龙、王震等人担心周素园身体吃不消,就把邓止戈找来交代:“周素园同志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行军有困难。你是否跟他谈谈,请他到香港去当富翁,为党做统战工作。如果他愿意去,我们打土豪得的黄金、银圆可以给他一些,到香港修栋房子住下来。”邓止戈担心周素园会产生误会。王震对他讲:“正因如此,我们才决定让你去谈。你与他相熟甚早,他会充分信任你的。”接下来,邓止戈跑到周素园那里把贺龙等首长的意思向他作了转达。周素园说啥也不肯离开红军队伍,他很认真地讲:“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将近60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请告诉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邓止戈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贺龙,贺龙非常钦佩周素园的革命热忱,他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好啊,我就欣赏这样的人!就是拿18个人,我也要抬着他长征。”周素园不善骑马,贺龙就特意安排了一组红军战士给他抬轿子。起初周老先生死活不肯坐轿子,非要自已走,但他年岁大了,走起路来没多久就气喘吁吁。王震抓住机会对他说:“周司令,还是坐上轿子吧!你可以坐一段,走一段嘛!”周素园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影响行军速度,就坐上了轿子。于是周素园就成了“坐着轿子长征的老绅士”。

周素园随红二、六军团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他的事迹,专门接见了周素园,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