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租界时代万国公墓旧地的宋庆龄陵园，如今已处上海西南角的繁华区。在这个闹市中难得的寂寥之地，一块墓碑傲然拱立在一个更加寂寞的角落里，上面刻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几个大字，碑文笔锋健锐，取法隽古，系民国知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夏寿田的手笔。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墓碑前还有个卧碑，上面赫然镌刻着“杨度同志”几个字的抬头，这与周围那些民国名人的墓碑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原本是以耕读传家的读书人，在太平军横扫江南后，他带领自己的大儿子杨瑞生投入湘军李续宾部，后以军功升为哨长。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部六千人与太平军新秀陈玉成、李秀成数万人在安徽庐州三河镇展开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血战。战役结束后，主将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之弟）等人全部战死，主力尽没。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当场吐血不止，并哀叹道：“三河败后，元气尽伤；湘军精锐，覆于一旦！”

命运是残酷的，杨礼堂也埋骨于当年的这场战事中。不过，杨度的大伯、父子同营的杨瑞生却在太平军的重重围杀下，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这对于满江是血、尸横遍野的三河镇之战来说，实在是个难得的幸运和异数了。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瑞生由此步步升迁，先后做上了归德镇、朝阳镇等地的总兵。

杨度的父亲杨懿生身体羸弱，不能随父兄拼杀于疆场，因而只能在家务农。在杨度六岁的时候，杨懿生不幸去世，伯父杨瑞生后来便将杨度和妹妹杨庄接到自己的驻地，直到他后来外迁关外朝阳镇，杨度和妹妹才再次回到湘潭老家。

杨瑞生以军功起家，深知战争之残酷，因而他并不希望侄子走上自己的道路。在很小的时候，杨瑞生便看出杨度天分很高，因为只要是杨度看过的东西，他就基本能做到过目不忘，而且杨度从小就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颇有贵人之相。因此，杨瑞生花费重金为子侄们请来了知名的塾师，以求这一代人能够金榜题名，为杨家争一口气。

后来，湘中名士王闿运得知了杨度的文名，派人将杨度招至自己所办的石鼓书院，重点栽培。王闿运是一代名儒，当时的石鼓书院也是人才济济，中举人、中进士的学子比比皆是，譬如知名的学者廖平，后来在“戊戌政变”中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画家齐白石等，都是从石鼓书院中走出去的。

在王闿运的门下学习三年后，杨度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时年十九岁。次年，杨度便与同窗好友夏寿田一起赴京会试，以博取最后的功名。据杨度的堂弟杨敞说，“兄中顺天乡试中后……高视阔步，有狂士风。”但这一次，杨度的运气似乎已经到头。发榜之后，杨度名落孙山，夏寿田却中了榜眼。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正当杨度十分沮丧之时，夏寿田却兴冲冲地把他拉到陶然亭一起游玩。陶然亭在北京城南，这里芦苇丛生、湖水清静，远远望去，还可以看到城北的黄色宫墙。考试失败的杨度心情不佳，他在亭子上题了这样两句：“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刚中了榜眼的夏寿田题的两句却是：“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两人的心境差异，足以相映成趣。

十余年后，杨度和夏寿田再次来到这里游玩，当时杨度已经是四品京堂，心情很是不错，他又在亭子上题了两句：“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寿田和了两句：“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原来，夏寿田虽然也在京为官，但这些年却一直不太顺利，所以语调较当年中榜时的意气风发相去甚远了。

杨度的师傅王闿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时，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言：“将军拥强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军，后整饬湘军，缀甲厉兵，伺机灭亲兵，取天下而代之。今天下多事，机不可失，此事惟将军能为，何乐而不为？”

曾国藩听后，面如土色，数日后便找了借口将王闿运打发回籍。由此，王闿运空有一身的“帝王之学”却无从得以施展，只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弟子们的身上。在所有的弟子中，杨度最受看重，王闿运曾这样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必大有可为，你须好自为之。”

王闿运有三种学问，一为功名之学，二为诗文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功名之学”，用于科考，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一旦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在官场上“跟着走，慢慢来”即可；所谓“诗文之学”，乃以立言求学为本职，“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至于“帝王之学”，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经史诗文，样样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需要待以时机，方能干一番非常事业。

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因时局的变化，杨度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并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这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推行新政，杨度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维新的浪潮之中，并与活跃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但是，维新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这一切便成了明日黄花，昔日的好友和同门也成了刀下之鬼。

在度过了苦闷的三年后，清廷推行新政并鼓励士人留学海外。政策颁布没多久，国内便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热潮，杨度也在1902年瞒着王闿运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并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新式教育。1903年，清廷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经济特科考试，以破格选取“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的应时之才。这次考试不考八股文，而是代之以策论，可自由发挥，但难度较以往的会试更难且更有现实性，当时参试者如过江之鲫，号为“抡才大典”。

杨度得讯后跃跃欲试，随即回国参加考试，不想差点惹出一场祸事。原来，这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主考官乃文名满天下的张之洞，也是中兴名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在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

梁士诒与梁启超曾是佛山书院的同窗，两人在1889年的乡试中同榜中举，后在1894年的全国大比中，梁士诒中了进士，而梁启超落榜。中进士后，梁士诒入翰林院学习，并在散馆后供职国史馆。由于梁士诒一向喜欢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对朝廷分配给他的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没想到在济济人才中勇夺第一。

但在复试的时候，梁士诒与杨度被小人暗箭所伤。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说梁士诒“梁头康尾”、人品可知（“梁头”者，梁启超也；“康尾”者，因康有为字“祖诒”之故耳。戊戌政变后，康、梁两人乃是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逆党”，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杨度，一则是戊戌年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二来被人告发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论。不意中遇此变故，杨度等人也只好识趣地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很快便在留学生中声名鹊起，并在后来被推为在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不久，其弟、其妹、其妻也陆续来到日本留学，他们都居住在杨度租赁的房子里，一边学习日语，一边打算入专门学校学习。

有一次，一个友人请杨度夫妇及妹妹去家中做客。按日本人的习俗，进屋一般是脱鞋后穿木屐的，但由于中国女人都缠足，她们羞于在外人面前露出难看的小脚，因而迟迟不肯进屋。一直等到女主人找来两双皮鞋，两人才得以避免了这场尴尬。在回家途中，两个女人因受到委屈而忍不住放声痛哭，杨度则安慰她们说：“不要哭！今后你们把缠足放开就是，让它去长，不要担心！这种陋俗，早就应该革除了！”

但是，杨度并不是革命派，他也不想参加任何一派。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保皇立宪派和革命党两派在舆论上相互攻讦，而杨度却与两派人物相处甚得。在梁启超提倡“少年中国说”时，杨度也写出了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相唱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他虽然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却是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并由此有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杨度为人谦和好客，他在东京的饭田町寓所经常是高朋满座，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都是频频来往的常客。

在此期间，杨度认真研究了中西方的宪政理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他的一篇重要长文《金铁主义说》，就是在这时完成的。所谓“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杨度在文章中提出，“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说白了，杨度既不同意保皇立宪派的维新救国论，也不同意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而是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应走“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

就这点而言，杨度看得很透，因为“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金铁主义”，其实就是近代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奥秘所在。至于什么立宪、什么共和、什么民主，其实都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内忧外困。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显然是有困难的，好在清廷在1905年决定考察各国宪政，预备实行君主立宪，这让杨度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杨度受考察团随员，也是自己的同乡熊希龄所托，为考察大臣捉笔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不仅如此，他还拉上梁启超也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成为当时知名的“宪政专家”。

1908年春，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而在功名上，当时他还仅仅是一个举人。不久，杨度又在“皇族内阁”中做上了统计局长，只可惜好景不长，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杨度的官途也就烟消云灭了。尽管随后上台的袁世凯对杨度颇为赞赏，但一直没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杨度也只能在“顾问”、“参政”之类的虚职中倚门弹铗了。

熊希龄在组阁的时候倒是一度想到了老朋友，他对杨度说：“请皙子帮帮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度却气呼呼地说：“我只帮忙，不帮闲！”原来，杨度本拟提名为交通总长的，不想因为各派的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而被挤落马下，只落得冷衙门冷猪肉之教育总长职位。就这样一份闲差事，他看不上。

在环顾四周后，杨度痛苦地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士诒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而自视甚高的他，却仍旧坐着参政的冷板凳，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后又开始怀念其从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共和三年了，但杨度并不认为共和是个好制度，在他的眼里，最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旧是君主立宪。

1915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雄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赞叹：“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袁世凯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接匾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称自己“猥以微才，谬参众议”，而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自己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他还是个实干家。1915年8月14日，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六君子”。

在之前的历史上，曾出现两组知名的“六君子”，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左光斗等“六君子”；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戊戌六君子”。杨度这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有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想必是反讽也。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并以“爱国热忱”为掩护，但天下人并不全是傻子，这“六君子之心”，虽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尽知。此文一出，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就连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看出袁世凯的把戏搞不下去了，他辞去了国史馆的职位打道回府，仍旧回他的老家湖南吃老米去。在出京之前，杨度来送他，老先生抓住杨度的手，叹息道：“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在梁启超的笔杆子和蔡锷的枪杆子双重打击下，洪宪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台，袁世凯还因而心力憔悴，最后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人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

在追悼会上，杨度给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既为他惋惜，也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时至于此，杨度仍不认为自己错了。当时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想问问他鼓吹帝制失败的感想，杨度以一种很安详的态度兼很坚决的口吻答道：“我的政治主张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不动摇的。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黄兴、孙中山主张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认为共和有缺点。我和梁启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可是到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我则始终没有改变。”

在护国战争中风光一时的蔡锷，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也因为喉疾而英年早逝。令杨度感伤的是，蔡锷在遗嘱中特意提到了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王闿运则在日记中记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名。不过，北洋时期的通缉令大多是当不得真，也没有人认真追究的，杨度也就避祸搬进了天津租界，闭门读书。对此，倒是辫帅张勋公然站出来为杨度说了句公道话：“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不仅如此，张勋还亲笔写了封信给杨度，对其表示同情。

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

多年的好友夏寿田在洪宪帝制时期充当内史，也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被新政府通缉，此时他改而信道，两人经常在一起唱和。民国七年（1918年），对帝制派人物的通缉解除后，杨度与夏寿田第三次来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杨度再次题词曰：

江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西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

杨度虽有心学佛，但仍旧抛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自写自裱的六句话，曰：“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便医众疾。”友人看后，不觉莞尔道：“你真是个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念念不忘现实世界！”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

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

这时，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张学良便扭头对他说：“烦请寄语皙子（即杨度），如果他再饶舌，我到时要他的脑袋。”杨度听说后，大骂张宗昌竖子不足以谋，随后连夜逃走。不久，北伐军如风卷残云般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最后遁居东瀛，不免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也！”

北伐后，杨度寓居上海，并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杜月笙对杨度很敬重，但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不过，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却利用“清客”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入党是秘密的，系潘汉年介绍、伍豪（即周恩来）批准并由夏衍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此事才被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写挽联的杨度也为自己预备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抗战期间，杨度的墓一度迁移至沪西漕宝支路寅春庙十三号门前，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老同志夏衍的关照下，才被迁移到虹桥路宋庆龄陵园中的西侧。历经劫波后，所幸墓碑仍旧是夏寿田亲笔所书的那块，只不过担心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意请赵朴初在墓碑前又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

乱世落魄人，赤子寂寞心；皆云皙子痴，谁解其中味？历史有时候过得真的很快……不知道“杨皙子”是“杨度”，难道就知道“杨度”是“杨度”，还有他那破碎的理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