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的一个寒冷冬夜，宫中突然派出一大队的太监来到醇亲王府，在好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一个半睡半醒的孩子在父亲及乳母的陪同下被抱进了皇宫。他，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溥仪，当年他还不到三岁。

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离世，皇帝的大位便落在了这个小baby的身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真皇帝。不久，古城西安突然传起了这样一首童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果不其然，三年时间不到，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在溥仪的脑海中留下了一点点印象，“一个白胡子老头跪在隆裕太后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读着一份文件”，可当时的他哪里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后来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而读着的这份文件，正是清帝的退位诏书。

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年幼的溥仪懵懂无知，他不晓得这是在举行皇帝，也就是自己的下岗仪式。事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个人在紫禁城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一年之后，也就是1913年2月22日，他的监护人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宫里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七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她又对旁边侍立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凄惨悲凉，颇令人感伤。

从名义上来说，溥仪是入嗣同治皇帝但同时又兼祧光绪皇帝的，因而在隆裕太后死后，溥仪又多了四位母后，那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敬懿太妃）、珣妃（庄和太妃）、瑨妃（荣惠太妃）和光绪皇帝的瑾妃（端康太妃，即珍妃的姐姐）。由于同治的几位妃子当时年事已高，紫禁城的常务之责便落在了端康太妃的身上，并主要由她来监护溥仪的成长。

端康太妃被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欺压了多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她也继承了前面这二位的专擅作风。在溥仪十三四岁的时候，有几个太监为了讨溥仪的欢心而从宫外买了一套民国将领的大礼服，有带羽毛的帽子、亮闪闪的军刀，还有精致的皮带，像一般的少年一样，溥仪得意洋洋地穿戴了起来，端康太妃看见后大为震怒，她严厉训斥道：“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像话吗！？”溥仪被训后，只得换下礼服，脱下洋袜子，重新穿起了麻里麻烦的龙袍。

对于端康太妃的专擅，溥仪的几位师傅也颇有微辞。在这件事后，端康太妃也学了慈禧太后对付光绪的那一套，把溥仪身边的太监全部调走，而改派了自己的太监来监视。陈宝琛为此忿忿不平，不免发了一顿“嫡庶之分”的议论，溥仪听了之后，心里也十分窝火。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帝、后”矛盾最终大爆发，这就是御医范一梅的被辞退。陈宝琛在溥仪身边不满地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溥仪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也煽风点火：“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吗了？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奴才也看不过去……”

年少的溥仪听了这些撮弄后，气得腾腾腾地跑到端康太妃那里大喊大叫：“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

不曾料到的是，溥仪的反抗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间接导致了他生母的死亡。原来，端康太妃在被溥仪抢白之后，气得脸色发白，随后便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及福晋（溥仪的生母系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还有老福晋（溥仪的祖母）一块召来并怒气冲冲地训斥了一番，谁知溥仪的生母个性很强，她从小到大，从没有被人这样申斥过，于是从宫中回去后便吞了鸦片，自杀了。

悲剧发生后，端康太妃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对溥仪过分地管制了。不过，由于溥仪从小被抱进皇宫，他对生母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据溥仪的回忆，直到他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祖母才获准入宫探望，“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了几分惧怕”。

溥仪的祖母当年是反对溥仪入宫的，老太太在得知慈禧太后命载沣将溥仪送进皇宫继承大统时，一下子给气得昏厥了过去。醒后，老太太大骂：“害了人家的儿子（光绪）还不够，还要害人家的孙子！”溥仪的生母倒是很高兴的，她和低贱出生的祖母不一样，对权势这种东西看得更重。

当时与祖母一起进宫探视的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大妹，宫中难得有小孩子，于是溥仪便带着弟弟妹妹到养心殿去玩捉迷藏，玩了一会后，溥杰不小心把明黄的袖里给溥仪看见了，还被皇帝哥哥给好一顿批：“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对于溥仪来说，和同龄人玩耍的机会总是极少的。更多的时候，溥仪只能蹲在毓庆宫东跨院的那颗桧柏树下看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孤独的皇帝，一个人住着偌大的皇宫，他无法像他的同龄人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这是幸运或者悲哀，实在是说不清楚。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不曾想也没有能力去做摄政王，但对于这父子俩来说，生于帝王家，这就是命。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部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了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

冷雨残梦，落叶空阶，每次在这种回声之后，年少的溥仪都不敢走出屋子，似乎太监们给他讲的鬼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全跑到他的窗户外面来了。对于太监们来说，这个胆小的主子也不好伺候：他不高兴的时候，太监们要遭殃；他高兴的时候，太监们也可能要倒霉。年少孤僻的皇帝喜欢恶作剧甚至有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在宫中唯一能阻止他的，只有乳母王焦氏，也就是当年陪同他一起进宫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女子。

王焦氏从来不和人争吵，脸上总是带着些微笑，她虽然一字不识，但为人心地善良，有一次溥仪把铁沙子放进蛋糕，要赏给太监吃。王焦氏看到了，惊叫道：“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啊？”溥仪说：“我就是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王焦氏说：“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可惜的是，王焦氏后来被送出宫外，任凭溥仪如何哭闹，内务府也没有把她找回来。从此后，溥仪身边再没有“通人性”的人了。溥仪直到结婚后，才派人把她找到；在伪满时期，溥仪又把她接到了东北供养。

长大了，要读书了，但溥仪并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清朝对皇子的教育是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溥仪虽为废帝，但教育仍旧沿用了之前的惯例。洋师傅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每天清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在五点半，冬季是六点……正式的觐见都在破晓时进行……大概在八点半时，皇上由他的满族老师伊克坦教读满文；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朱益藩取代伊克坦；一点半时，就轮到我了，我的课通常要持续两个小时。”

清人赵翼曾这样描述当年康熙的皇子们读书：“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因为清廷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规矩也就没那么多了，如果按康熙朝的规定，皇子们除了元旦一天和除夕前的一天半是放假时间，其他时间都是照常学习，而溥仪至少在夏季有一个月的放假时间，这比他的那些先辈们可是舒服了。但是，对溥仪来说，读书是件苦差事，就算在平时，他也是时不时地找借口或称病逃课，即便是拿面包去喂蚂蚁，也比读书有趣多了啊。

张勋复辟的时候，京城曾流传过这样一则趣闻：复辟的前几天，张勋秘密进宫觐见溥仪，并奏明整个计划。溥仪听后摇头不同意，张勋问为什么，溥仪说：“陈师傅每天都要让我没完没了地念十三经，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么多事呢？”张勋说：“只要皇上登基了，就可以去管军国大事，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了。”溥仪听后大喜：“你此话当真？我登基后就可以不用去做功课了吗？”张勋点头道：“历史上只有马上打天下的皇帝，没有听说过什么读书皇帝。”溥仪高兴极了：“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张勋复辟的那年，溥仪十三岁，其实他是没有主动参与复辟的，因为他当时还太小，只不过他的几个师傅倒是很热心，事情全部由他们跟张勋商量好了，师傅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罢了。段祺瑞在赶走张勋的辫子军后，也称“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奈何”，一句话就把溥仪的责任全开脱了。

就是溥仪的师傅，也没事，只可惜这个弟子实在不成器，读书一团糟，满文学了好几年，就学会了一句：“伊立！”（那还是满族大臣向他请安时，溥仪得说“起来”。）念书的时候，小皇帝经常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师傅跟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也听不懂，只想着去院子里看蚂蚁。直到后来，溥杰、毓崇（贝子溥伦的儿子）进宫给他当伴读来了，小皇帝这才好了点，至少能在书房里坐得住了。伴读一个月有八十两银子的待遇，但也不好当，有一次溥仪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陈师傅却对着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再后来，溥仪又有了个洋师傅，这就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庄士敦。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老夫子，曾在香港总督府里做过秘书，在威海卫租界做过行政长官，据他自己所说，在来中国的二十多年里，他遍访名山大川，走遍了内地各省；他通晓中国历史，还能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念唐诗。但庄士敦终究是个外国人，他的出现，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些洋化的气息，溥仪的身上也多了一些新鲜玩意：怀表、别针、纽扣、领带等等。

陈师傅这下头疼了，他得听溥仪半文半白、中英交杂的对话：“威廉姆（溥杰的洋名），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上！”……“阿瑟（另一位伴读溥佳的洋名），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溥仪的三妹）他们来，hear（听）外中国军队乐！”

每当这个时候，陈师傅都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一样。本来呢，陈师傅是溥仪的唯一灵魂，但庄士敦来后，灵魂又多了一个。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自作主张将辫子剪了去，这对于紫禁城的辫子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为此，太妃们还痛哭了几场，几个师傅更是脸色阴沉了好一段时间。一个月后，紫禁城只剩下三条辫子，而之前至少是1500条。三条辫子的所有人是溥仪的三位师傅，其中还有一位很快去世了。溥仪剪掉辫子的时候，他的两个伴读，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将辫子剪了去。第二天，陈师傅一抬头便看见三个光头弟子，在愣了好大一会后，才对毓崇冷笑一声，说：“好啊，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溥仪也变得越来越叛逆，时不时地就要反抗一下旧制度、旧礼仪。譬如，他不愿乘皇轿而要坐汽车，他为了骑自行车而将门槛锯掉，他要穿洋装、打领带、戴猎帽，等等。但最令端康太妃震惊的是，溥仪居然提出要戴眼镜……天哪，太可怕，皇帝竟然要戴眼镜！这是万万不能的。

最早发现溥仪眼睛近视的是庄士敦，因为每次上课快结束的时候，溥仪总是回头看那个座高近两米的大钟而不是更近的小钟，于是他提出请医生给溥仪检查视力并配戴眼镜，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端康太妃、内务府和醇亲王载沣的坚决反对，直到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保守派们才最终同意。溥仪戴上眼镜后，显得斯文了很多……他其实是喜欢戴眼镜的，特别是金边眼镜，他后来照的相片，大都是戴着眼镜而照。

说溥仪孤独，其实也不全是。至少他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信件。信件大多是匿名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投诉的，有谋官的，有告密的，甚至还有请求皇上人教的。最有意思的是，有几位外国女孩来信主动提出，愿意“侧身于皇帝的嫔妃行列”。当然，这些英文信都被庄士敦给直接处理掉了。其实溥仪也往外面写信并给报社投稿的，他曾以“邓炯麟”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诗，后来还被庄士敦翻译成英文并收入了《紫禁城的黄昏》那本书。

当时紫禁城能直接与外界联系的，是一部电话。为装这部电话，溥仪也是经过多次斗争才获得的。醇亲王载沣开始不准皇宫安装，但后来溥仪一句话把父亲噎住了：“王爷府上不是早就安了电话吗？”溥仪对父亲很不满：辫子剪得比我早，电话装得比我早，汽车也买得比我早；但醇亲王认为，皇帝啊，皇帝随便和别人接触，皇威何在？成何体统？！

电话安好后，溥仪兴致勃勃地按照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来者可是……杨小楼？”京剧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哈哈……”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只有一次，他给刚回国的胡适博士打电话，两人说上了：“你是胡博士吧？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宣……宣……统？……是皇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几天后，胡适真的来皇宫拜见皇上了。守城的护军们一头雾水，他们之前没有听说有这个安排。在费了不少口舌后，护军报道到溥仪那里，他才想起了这事，胡适也就进了宫，两人坐着谈了二十分钟的话。由于胡适当时是个有名的新派人物，在与皇帝见面的事情传出去后，王公大臣们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并说他拜倒在皇帝面前，不过下跪却是不真实的（后来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并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在军阀当道的时代，胡适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而更需要“勇气”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紫禁城的世界呢？孤独，沉闷，陈旧，保守，就像是一所大监狱。溥仪的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群遗老，一些太监，几个太妃，还有成群的年老色衰的宫女们。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1923年2月，在庄士敦和两个伴读溥杰、溥佳的帮助下，溥仪精心策划了一个出逃的计划，可惜就计划实施前的一小时，不知道是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醇亲王一声令下，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出逃计划彻底流产。醇亲王担心的是：如果皇帝逃出宫城，那民国的优待计划岂不要废止？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岂不泡汤？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紫禁城的日子终究要走到尽头。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没几天，其部下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地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扭头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地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与鹿传麟同宗是真，嗣子有误；不过，李石曾倒确实是清末内阁大学士、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公子。）

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乎，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地上前跟他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

至此，中国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

其实在1912年后，溥仪就已经不是什么皇帝了，帝制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真正的皇帝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是啊，紫禁城里的溥仪究竟算什么呢，前清的关门皇帝还是民国的特殊公民？谁也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怪胎。但不管怎么说，溥仪应该变成正常的国民、正常的人，他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以失去他的威严为代价，去赢得属于他的责任与荣誉。

可叹的是，在那个翻云覆雨、风雨大作的幻变年代，溥仪在出宫之后却走上了一条本不该有的不归路，最终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成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像一场梦一样。

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上，那个着朝服、行清礼、说京腔的洋师傅庄士敦，仍旧念叨着：“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城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可惜，那已经是历史的回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