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张宗昌大举南下,孙传芳五省联军

奉军最早进入关内的,是负责进攻热河北路的第二军张宗昌部。说到张宗昌,文中曾多次提到过,趁此机会把他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张宗昌,字效坤,1882年生于山东掖县,其父亲是个吹鼓手(农村婚庆丧仪中不可缺少的气氛制造者),因为家贫无计,张宗昌少年时便跟着别人闯了关东,曾在哈尔滨淘过金、修过铁路,也做过镖局的镖手。后来,张宗昌来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中作了一名小协警,因为经常和俄警打交道,张宗昌学了一点简单的俄语,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细节,这在后来可是帮了他的大忙。

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魁梧(可与冯玉祥相媲美),为人行侠仗义,加上工作性质的缘故,因而很快便在海参崴的黑社会中崭露头角,而辛亥革命党也有不少是混黑社会的,因而张宗昌多多少少交到一些这样的朋友。武昌起义后,陈其美派人来海参崴招收革命义士,张宗昌也想投机一把,于是便代革命党招抚了一股土匪,随后坐俄国邮船到上海去闹革命。

按之前的约定,这批人到了上海之后,应该由这股土匪的头子出任团长,但不知张宗昌怎么七搞八搞的,最后自己当上了团长,而那个土匪头子只混了个营长,也不知道后来是不是为革命献身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默默无闻、未见记载,倒是张宗昌投机成功,由此顺风顺水,屡遇贵人,最终成就了民国的一段传奇。

“二次革命”的时候,张宗昌的骑兵团在徐州与冯国璋、张勋等部激战,但他们的队伍毕竟不是专业出身,结果一战即溃,张宗昌失败之后便裹伤投降了冯国璋。冯国璋见张宗昌相貌体格皆属不凡,因而将之纳入并令他去收复旧部。由此,张宗昌便拜到了冯国璋的门下,后来还当上了江苏军官教导团的团长。在袁世凯称帝的末期,据说张宗昌收了有关方面的20万大洋,派部下陈国瑞数人到上海把曾经的老领导陈其美给干掉了(在黑道上,张宗昌和陈其美两人还属同门)。

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张宗昌也跟着出任总统府的侍从武官。每次阅兵的时候,都是张宗昌身着笔挺的将校服,骑着马在前面做引导,因而也引起了总理段祺瑞的关注。湘鄂之战前,张宗昌奉命回江苏成立第六混成旅,后来被派上战场。

1920年吴佩孚率军北撤后,张宗昌部退入江西时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张宗昌仅以身免。回京后,张宗昌结识了曹锟军官教导团的教官许琨,于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走曹锟的门路(此时老领导冯国璋已死)。这时,他与陆军部结算的20万军饷拿到手,于是便打了八个金寿星送给曹锟作寿礼,这在当时可谓是惊人之举。

曹锟性格随和,他收了金寿星后十分满意,加上许琨在旁边说好话,于是便答应将直皖战争中缴获的一批军械拨给张宗昌,让他组织一批人马。但是,张宗昌当时有枪无人,而后来吴佩孚得悉此事后又坚决反对,使得张宗昌借机复起的愿望落空。

许琨得知后,愤而对张宗昌说:“此处不留爷,自有养爷处,咱们走吧!”于是张宗昌便与许琨到关东投奔了张作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宗昌并未受到重视,而他的旧部一两百人也都陆续到沈阳投奔了他,因而有一段时间张宗昌十分困窘。直到后来,张宗昌接受了一项剿匪的任务,张作霖给了他一些简陋武器,张宗昌带着他的旧部却抓住这次机会,一举端掉了近千人的土匪窝子,张作霖这才对张宗昌刮目相看,并有心要培养他一下。

张宗昌随后便被任命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而这时他的好运气又来了,当时中俄边境上涌来了很多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愿意把武器交给张宗昌,只需折算一点遣散费即可。张宗昌由此获得了大批的俄国军械,并编成了一支500人的白俄军,也就是后来的铁甲兵团。

由于在奉军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随后作为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趁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第二军总司令李景林部一直躲在张宗昌的背后,他们在听说张宗昌攻陷滦州、直军大溃后,也急忙兼程赶来抢夺战利品,一天一夜竟然走了400里。最后,李景林反后来者居上,自己做上了直隶的军务督办。李景林跟随张作霖多年,他当直隶督办自然没有问题,但另一个人就不高兴了。

原来,在倒戈之前,冯玉祥与直系大将王承斌达成协议,由王承斌接收一些直系部队并重组第二十三师,由王承斌出任直隶督军。王承斌之所以支持冯玉祥倒戈,原因就在于吴佩孚夺了他第二十三师的师长职务,没想到局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想象,刚被收拢的直系部队很快便被奉军李景林部缴械,王承斌也由此自尝苦果,从此在军政界一蹶不振。

王承斌原本也是个人才,他身材丰硕,相貌奇伟,气宇轩昂,少年时受业于表兄吴景濂,后就读于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不久便进入北洋第三镇,跟随曹锟多年,是当时直系仅次于吴佩孚的大将。论才智、论韬略、论骁勇善战,王承斌本不在吴佩孚之下,可惜“既生瑜、何生亮”,吴、王二人终究积不相乘,彼此出现嫌隙。本来王承斌在贿选中出力甚大,但曹锟酬功不匀,王氏这才在倒戈中袖手旁观,结果既毁了他的前程,也毁了曹锟、吴佩孚多年打造的直系势力。

由于奉系挟新胜之威,又收编了大量的直系部队,冯玉祥自知国民军力不如人,便以退为进,宣布自己精神不好,随后避入北京西郊天台山,以暂时回避矛盾。张作霖见冯玉祥辞职下野,于是也高调宣布辞去东北巡阅使一职,并自解“镇威将军”的名号。

这冯、张二人的故作姿态,倒把临时执政段祺瑞给急坏了。这傻子都知道,目前的局势没有这两个大佬的点头,谁说了也是不算的,又何必虚张声势、浪费大家的时间呢。于是,段祺瑞给了冯玉祥一个“西北边防屯垦督办”的名号,而给了张作霖一个“东北边防屯垦督办”的名号,算大家扯平。

老段自己没有兵权,自然不希望冯、张之间的任何一方做大。事实上,他这一次出山,也有恢复皖系势力的打算,但如何在冯、张之争间渔翁得利,显然也非易事。冯玉祥最初的打算是防止奉军入关,而张作霖的计划是屯重兵于华北以压制冯玉祥的国民军,随后奉军南下解决长江各省的直系势力,以最大可能的扩张奉系势力。

张作霖的计划,是要沿着津浦路南下,夺取山东、安徽与江苏,这样才算是没有白打这次仗。而恰在此时,段祺瑞提出让卢永祥出任江苏督办,理由是直奉战争的开始本就是因为江浙战争引起,再说卢永祥也投入了张作霖的门下,正好以酬其功。

在安排卢永祥的同时,段祺瑞又下令皖系政客王揖唐出任安徽督办,张作霖刚开始并不同意,但转头一想,卢永祥和王揖唐并没有实力去南方就任,何不借“护送”的名义派奉军南下,趁机拿下安徽与江苏呢?

主意既定,张作霖立刻积极表示愿意出兵帮助驱赶江苏督军齐燮元,经费要由奉军自己承担,不需要中央政府出一分钱。既然张作霖做出一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样子,段祺瑞、卢永祥等人便也不好拒绝,何况齐燮元根本就不肯下台,要用武力对抗中央呢!

1924年12月中旬,张宗昌受命率军南下赶走齐燮元,护送卢永祥上任。卢永祥虽然也收拢了一些残兵败将并自号“光复军”,但实际上是没有战斗力的。倒是张宗昌有七、八万人马拥挤在天津,正好想南下夺取点地盘,于是欣然受命,提军南下。

从天津沿着津浦路南下的话,就必须经过山东,而当时的山东督办是郑士琦,郑是皖系人马,他的实力有限,自然不敢拒绝假道,因此奉军通过山东畅行无阻。出了山东之后,第一个军事重镇是徐州,当时的镇守使是江苏第四师陈调元部,这却不是什么大问题。

陈调元是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他在湖北的陆军第三中学堂做过教官(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便毕业于此),后来又投入冯国璋的门下。说来也巧,张宗昌投奔冯国璋的时候,陈调元是南京宪兵司令,当时与张宗昌结为金兰之好,这次他见张宗昌率大军南下,自知无力抵抗,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徐州让开,自己率部队撤到砀山、大丰一带。

由此,张宗昌不费一枪一弹便入了徐州,随后江苏门口洞开,而张宗昌的部队全部是用火车运送,一朝夕便已抵达长江北岸,并在浦口下车后立即抢上渡轮或帆船,进攻南京。齐燮元没有想到奉军来得如此之快,由于准备不足,奉军很快便兵临城下,齐燮元所部慌乱之中丢盔弃甲,急忙由沪宁线撤退。

张宗昌所部的追击速度也很惊人,立马就跟着后面进占镇江,齐燮元的军队再次大败,已经不复成军。随后,奉军相继占了江阴、无锡、苏州,并进至松江。张宗昌当年随冯国璋在江苏呆过数年,对此地了如指掌,其行军之速,不愧为“长腿将军”的称号。

张宗昌的护送任务虽然圆满完成,但手无寸铁的王揖唐和卢永祥根本就控制不住局面,不到几个月,他们就做不下去,只能自动引退,而这正是张作霖的妙计所在。按张作霖的计划,是打算让姜登选去接任江苏督办而让郭松龄接管安徽督办的,不料郭松龄已经派出一个旅到达蚌埠后,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杨宇霆自恃劳苦功高,硬是抢去了江苏督办一职,原来他也想尝尝“唯我独尊”的土皇帝是啥子滋味。

张作霖拗不过他,只好论资排辈,将杨宇霆放为江苏督办,而姜登选改为安徽督办。这个安排一出,立刻激怒了两个人,一个是本安排为安徽督办的郭松龄,另一个则是拥兵江南的张宗昌。张宗昌在一气之下,将大部分军队全部撤回徐州,只留下一个旅在上海负责贩毒的运送护卫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张作霖以为奉军势大,控制江苏、安徽应该不是难事,所以杨宇霆和姜登选都没有带部队跟随,免得引起南方人的反感。杨宇霆这个人富有才略,办事机敏,但一向自视甚高,也有恃才傲物、骄傲狂妄的坏毛病。他来到江苏后,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和苏军第十师师长郑俊彦前去迎接,杨宇霆却故意摆架子,想给他们来个下马威。

据陈调元的回忆,说杨宇霆到了江苏后,盛气凌人地对他们说:“你们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我本不想来,雨亭(张作霖的字)非让我来!”在就职仪式上,杨宇霆不但张嘴闭嘴“雨亭”、“雨亭”,还故意模仿张作霖讲话:“你们好好干吧!”陈调元等人听后,出门便骂:“什么东西!”

杨宇霆在江苏得意的时候,手握重兵的张宗昌不高兴了,他可不想帮杨宇霆和姜登选做看门狗。在张宗昌将部队撤回徐州后,张作霖也知道他心怀不满,也得赶紧给他找块地盘,不然这七、八万人造起反来恐怕也不好办。老张想来想去,当时也只有山东可以安排,但山东是段祺瑞保留的唯一一块皖系自留地,如果再让张宗昌给拿去,段祺瑞这次出山可就真的颗粒无收了。

枪杆子的年代,终究还是枪杆子说了算。最后,段祺瑞在无奈之下,只能让郑士琦让位给张宗昌,而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张宗昌这个人,带兵打仗固然勇猛,但却是好赌好色、草菅人命的混世魔王,他督鲁三年,坏事干得不少,好事干得不多,人送绰号“狗肉将军”“三不知”。“狗肉”者,非张宗昌爱吃狗肉也,乃是喜推牌九、好赌的缘故(牌九俗称“狗肉”);“三不知”者,即这位狗肉将军从来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姨太太、多少银子”是也。

由此,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张宗昌督鲁,由此,奉系势力达到鼎盛,不仅雄踞东三省,而且还囊括了热河、直隶、山东、江苏、安徽五省,这大概是张作霖这个老胡子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吧。

奉系已成长江饮马之势后,新崛起的浙江督办孙传芳在杭州秘密召集军事会议,邀请闽、苏、赣、皖的四省代表前来参会,共商对付奉系的办法。会上,各代表决定五省结为联盟,组织“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并共推孙传芳为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闽军司令,陈调元为苏军司令,方本仁为赣军司令,马联甲为皖军司令,孙传芳自兼浙军司令,准备一起讨伐并将奉系驱除出江南。

而在这时,一度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吴佩孚时来运转,他从湖北潜回湖南岳州后,一些失败的直系将领张福来、彭寿莘、李济臣、靳云鹗等相继来到武汉,连日商议如何复兴直系势力。在这些人的压力下,湖北督办萧耀南也只得虚意奉承,并率湖北将领通电拥吴,并请吴佩孚再次出山,共定国难。而孙传芳又及时的送来东风,他们五省联军也打算推吴佩孚为领袖,共同讨奉,以壮声势。如此一来,吴佩孚的出山也就顺风顺水,万事俱备。10月21日,吴佩孚从岳州乘坐军舰来到武汉,随即挂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大牌子,并自任为总司令。

“十四省”中除掉“浙闽苏赣皖”五省外,其余分别为“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山西”,但这九省除了湖北是吴佩孚可以控制的外,其他八省不过是虚与委蛇,所谓“十四省联军”,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既然要打仗,吴佩孚就先将湖北的军队加以整编,他派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寇英杰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其他的如川军、桂军、黔军这些虾兵蟹将,反正自己也指挥不动,便随便委了个总司令了事。

这时,孙传芳做了一个作战计划,这就是由孙传芳率五省联军进攻苏皖,驱逐杨宇霆和姜登选;待到张宗昌南下支援的时候,由河南的岳维峻出兵山东、吴佩孚率鄂军进攻鲁南,消灭张宗昌;最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与北上的队伍一起合力,最终消灭李景林和关内张学良的关内奉军,斩草除根,除恶殆尽。

乖乖,这简直就是后来北伐战争的一个翻版!孙传芳,人才啊!

但是,战略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战术跟不上战略,你规划得再好,但最终实行不了又有何用,不过是徒生烦恼。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是完成了自己的既定任务,但吴佩孚及其国民军就难免互不信任、勾心斗角,最终是成不了大事了。

杨宇霆得知孙传芳即将发动攻势之后,决定缩短战线,保存实力,他先将奉军第二十师从上海调到苏州、常州,并宣布上海永不驻兵。姜登选则与孙传芳拉起了同学关系:“中央及各省之间虽有隔阂,但大家彼此都是同学,何必相煎太急,何必大逞干戈以争胜负!”原来,姜登选与孙传芳、周荫人均为1907年的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而杨宇霆也是两年之后的师弟,这打起来又何必呢?

临到打仗了,孙传芳哪里会管你什么同学不同学,该打那还得打啊!孙传芳用兵,一向推崇兵贵神速,他当年从湖北打到福建便是如此,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四五天,孙传芳便组织了五路浙军:第一路司令为第一师师长陈仪、第二路司令为第四师师长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任、第四路司令为第二师师长卢香亭、第五路司令为第三师周凤歧。按孙传芳的安排,第一、二路分别由沪杭线进攻上海,第四、五路由长兴进攻苏州,自己的第三路则居中策应。

10月15日,孙传芳通电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并下令讨伐奉军。孙电一出,原直系各省纷纷响应,如湖北的萧耀南、江西的方本仁、福建的周荫人,还有江苏各师长、镇守使如陈调元、白金山等,还有安徽的旅长倪朝荣等,也都群起通电讨奉,并号召“同志诸帅,分途进剿,直捣胡巢。大寇不除,国难不已”,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反奉浪潮。

无可否认,奉军下江南后纪律极坏,南方人对这些外来者非常反感,必欲去之而后快;另外,杨宇霆、姜登选在南下就任的时候,为了宣示“和平”,所带军队数量不多,因此在军事上的准备明显不足,这也是孙传芳敢于对奉军用兵的原因之一。

就在孙传芳发布通电的当晚,浙军前锋便已经进占松江,而江西督办方本仁的赣军第一师也出兵九江,前往抄袭安徽安庆。随后,孙传芳的部队沿着沪杭线大举进军,奉军则节节后退,一直退到镇江、丹阳一带。

孙军的各路军队在常州会师后,士气更是高涨,随后便进逼丹阳,并首次与奉军交火。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奉军被打得丢盔弃甲,被俘近千人,其残部则在破坏铁路后退往镇江,随后又退往南京。

由于奉军未经苦战便唾手而得江南,这次遭遇孙军的猛攻自然是措手不及,结果只能再次退出南京,撤往蚌埠,孙传芳不战而下南京。江苏的那些师长们对杨宇霆早就十分不满,他们在暗中与孙传芳暗通款曲,等到孙军一到,马上宣布独立。安徽也是一样,旅长倪朝荣在响应孙传芳通电后便率军进逼蚌埠,逼迫姜登选离开安徽。在杨宇霆、姜登选退出江苏、安徽后,奉军的第一次南下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张作霖并未死心,他认为这次主要是自己太大意了,奉军的真正实力并未真正展现,因而他随后又令张宗昌集中兵力于徐州,准备好好跟孙传芳干一仗。由于担心张宗昌的军队尚不足以对付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张作霖又在关外下总动员令,打算以10个师到15师的兵力南下接济张宗昌。

在此局势下,东北的奉军源源不断的沿着京奉线开出关外,集中在滦州、天津一带准备集体开拔,连飞行队也都做好准备,随时飞到济南作战。有了张作霖的撑腰,张宗昌也底气十足,毫不犹豫在徐州摆开架势,要与孙传芳一较高低。

10月26日,张宗昌命令奉军发起进攻,双方在宿迁、蚌埠一带展开激战,苏军白宝山、陈调元等部形势危急,直到孙传芳调集大队人马并亲赴前线指挥才把战线稳定了下来。在孙传芳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张宗昌部步步后撤,而此时国民军与奉军的冲突在即,张作霖决定让张宗昌放弃徐州,撤回山东。而孙传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杭州打到了徐州,五省联军也急需整顿,因而在攻占徐州也放弃进攻,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11月8日,孙传芳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并宣布以徐州为界,南北和平。随后,苏军师长陈调元、福建督办周荫人纷纷拥戴孙传芳为浙、苏、闽、皖、赣五省领袖,而段祺瑞在孙传芳已经打下江苏地盘后,只能任命他为江苏督办(同时兼浙江督办)。

由此可见,奉系这次南下其实是为孙传芳在江南崛起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从此,刚满40岁的孙传芳春风得意,一举成为名重一时的“馨帅”(孙传芳字馨远),也成为当时奉系、国民军、吴佩孚之外的直系新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