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民意越发汹涌，川路公司的高层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才华”。混乱在成都罢市这一天达到顶点，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活着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一幅景象上演了……

大帅搁浅

赵尔丰怒马如龙，终于到达成都。此时，距离川路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有两天，成都城里熙熙攘攘，到处是来自各州县的股东代表以及看热闹的人。有人盼这乱局赶紧结束，有人则唯恐天下不乱。

65岁的赵尔丰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肤色却是黝黑发亮，这是长年生活在雪域高原的缘故。当官，尤其当大官，本是大清国最安稳的好职业，但在这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份职业的风险大大增加。赵尔丰本以为，调任四川总督，可以在仕途上平安降落并安度晚年，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面对的这场起源于经济纷争的群体性事件会造成一个帝国的覆灭，最终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如履薄冰

所有的人都盼着赵尔丰早点到任，朝廷是三令五申催促上路，而川路公司方面也派了专人赶到新津去迎接。毕竟，王人文是暂时代理总督，在日益尖锐的冲突之中，他的身份十分尴尬，很难做出大的决断。朝廷总是觉得他过于软弱，纵容了保路运动，使一场本可以消弭在萌芽状态的经济冲突酿成了越来越旺的遍地野火。而保路派虽然觉得王人文与他们同心同德，但毕竟王人文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都无法拍板。赵尔丰到任，各方都能看到这场游戏即将走到尽头——无论结果如何。

川路总公司总经理曾培派了邓孝可、叶秉成到新津去迎接，并将周善培也硬拉了去作陪。周善培本是商业厅厅长（劝业道），是省政府中最熟悉川路的干部，但他刚刚在7月7日接替因年老退休的江毓岷接任司法厅厅长（提法司），他觉得自己的职务已经不适合再和川路公司的代表一起去迎接赵尔丰。曾培因此请示了王人文，由王人文下令，周善培才接受了这个任务。

三人在新津等了两天，没等到赵尔丰，连前站邛州（今邛崃）也无消息传来。邓、叶二人又硬拽着周善培往前赶到邛州，等了两天还是没有动静，只好悻悻地赶回成都。

事实是，赵尔丰没有走这条线路，而是悄悄地到了雅州（今雅安），在那里与前往迎接的藩司尹良秘密会谈了两天。这尹良是前任川督赵尔巽的表侄，赵尔巽当年将他带到四川，由候选道升为代理盐运使。赵尔巽在调任东三省总督后，在推荐弟弟赵尔丰继任川督的同时，也推荐了尹良代理藩司，接替王人文留下的位置。尹良和赵尔丰算是亲戚，却并不同心，两人之后摩擦不断，也导致了赵尔丰摇摆不定。

赵尔丰对待川路的态度受王人文影响极大。早在6月份，当王人文为川路公司代奏时——并非任何人的报告都能进入紫禁城的，没有够级别的地方大员代奏，按部就班走流程，不定猴年马月才得到处理——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仅同意，还宽慰王人文说：“圣明在上，必能鉴此忠悃……求去不易，安有获咎之事。”

7月6日，赵尔丰从打箭炉致电王人文，明确说自己将“抱定纯正和平宗旨，毋浮动，毋暴躁，毋使莠民借故扰乱地方。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

川路公司及同志会也很注重对赵尔丰的工作，多次致电辩白自己是和平争路，“力求维持地方安宁”，请领导放心。赵尔丰也回电，明确支持他们的和平行动，通报自己到达成都的时间。他在途中与王人文的电文来往，也认为盛宣怀“乖谬自不待言”。对王人文被申斥，他表态认为朝廷处理错了，宽慰王人文说：“大臣谋国，正不必求谅于人，而不谅于今者，必见谅于将来。”

此时的四川官场，因看不透前景，人人自危。成都将军玉崑对于局势就很不乐观，认为国家既然与外资签约，不可能推翻，而川路公司如此逼迫，结果很难预料。他在写给北京的家书中说，四川官吏“纷纷请开缺”，为“急流勇退之计”，自己最好也是“卸肩”为妙，“支吾一天是一天”。他甚至从纷乱的保路运动中看到了打着“宪政”旗号的危险，警告北京家人在10月份资政院开会时“万不可前去旁听，尤恐暴动”。事实证明，这位满洲将军有着比同侪更为灵敏的嗅觉，并适时地采取了规避措施，从而在四川的风云突变中，不仅全身而退，而且还保住成都满城内数万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为将军，玉崑能够“支吾一天是一天”；作为代理总督，王人文也能“支吾一天是一天”；但作为总督，赵尔丰就没有选择了。8月3日，他与王人文正式办理交接。王人文交印后，立即致电朝廷，解释自己的艰难处境，“既不能不为国家贯彻政策，又敢不为朝廷固结人心”，也表功道：“仰托朝廷威德，地方安静，并未别滋意外事端。”朝廷同意他请病假十五天，他虽然还待在成都，但几乎是迅速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远离是非窝。

川边扬英声

赵尔丰与川路公司渊源很深。

1903年，他跟从锡良调任四川，第一个职务就是川汉铁路督办。赵尔丰与锡良关系很密切，他是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三十岁时步入官场，一直在山西为官，先后担任静乐、永济、洪洞县知县。戊戌政变那年（1898年），在时任山西按察使的锡良保荐下，出任河东河道监事同知。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和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到山西，锡良被火线提拔为巡抚，就调赵尔丰掌管东路防军营务处，他在对抗联军入侵时表现不俗。锡良比赵尔丰还小了几岁，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关系很密切；当锡良在1903年从热河都统任上调任四川总督时，赵尔丰是他要调到身边的少数干部之一。

川路公司督办毕竟只是一个企业的主管，而赵尔丰当时已经年近六十，仕途前景并不看好。不久，赵尔丰就调任永宁道道员、建昌道，这是地方实职，露脸的机会随后就到。1905年3月，西藏巴塘叛乱，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一行50余人被杀，震惊中外。“巴塘事变”的背景相当复杂，既有改革者推行新政造成与当地寺庙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冲突，更有英国在西藏加紧渗透的因素。中央政府立即下令平叛，根据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的建议，派四川提督马维琪、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此时已经60岁的赵尔丰，在平叛过程中手段狠辣，血洗“七村沟”等，赢得了一个“赵屠夫”的名头。这成为日后革命党证明其一贯“与人民为敌”的证据。赵尔丰的这个名头与早年间曾国藩得到的“曾剃头”绰号也十分相似。

事变之后，崭露头角的赵尔丰留在川边督办善后，1906年，朝廷鉴于西藏局势非常严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决定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省级建制，赵尔丰就任首任川滇边务大臣。宦海煎熬30年后，他终于跃上了关键的副省部级（侍郎衔）台阶。但代价是巨大的，这位61岁的老人必须常年生活在高寒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边疆民族事务。

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区，东起打箭炉，西至达丹山，南抵云南维西、中甸，北至青海玉树。赵尔丰上任后，不顾年迈，清户口，查地亩，规定粮税，废除土司，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巩固了国防。1908年，朝廷又任命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至此，正式位列封疆大吏。赵尔丰展现了卓越的经营边疆的才干，率领军队挫败了英国幕后操纵的西藏叛军，率军顺利进入拉萨，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他甚至建议朝廷“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四川总督应当移驻巴塘，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

赵尔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加强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度，“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他在西藏和川滇边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发展经济、文教，架桥铺路，建厂通邮，编练新军及巡警，成效斐然。“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他在途中发现一户百姓家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却不知情，他就严惩了地方官。他说：“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时人尚秉和评价他“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锡良更是高度评价他“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在赵尔丰的努力下，川藏抵抗住了英国的强力渗透，得到了稳定。民国学者李思纯认为：“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赵尔丰在瓦弄勒卡玛坝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镌刻十个大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个字大如八仙桌面。这十个大字，与大清政府在中朝边界上留下的“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一样，成为中国主权的象征。不同的是，赵尔丰刻在雪山上，而中朝边界则是一字一碑，从小白山顶开始，绵延100多公里直到图们江主流汇合处，竖立了10座巨大的界碑。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将军叹》长诗中说“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认为赵尔丰的成就超过岑春煊和袁世凯。

作为一位出色而尽责的边疆干部，赵尔丰调任川督，有朝廷“酬功”的打算在内。但是，正如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彭芬日后分析，“赵尔丰久在边藏，于国中潮流及政治，均莫知其趋向。然出膺首座，又适在王人文估计酝酿之后”，这次调迁，对赵尔丰而言，是祸不是福。

调任赵尔丰而不是提拔王人文，这或许是大清中央政府及前任川督赵尔巽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仅造成王人文的离心离德，在风潮初起时不思平息，反而火上浇油，而且也造成了赵尔丰的人生悲剧及大清国的颠覆。

左右为难

赵尔丰到任前就支持王人文的立场，对保路运动相当开明。四川保路同志会曾经欢呼，“季帅（赵尔丰）此电岂仅我川七千万人所当额手……此吾全国人民所日夜祷祝，大有力者之能为吾请命也”。

到任后，赵尔丰至少有六次执行朝廷的强硬路线，这其中固然有他作为第一线当家人的权衡考量，更有他个人希望平安降落的心思。与垂垂老矣的赵尔丰相比，盛宣怀、端方等不仅年富力强，而且都是被压抑已久而刚刚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急于建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资历，不同的愿望，造成他们之间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定位。

平心而论，中央政府占着法、理，其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误，客观上为国为民；而地方官员则占着情、势，希望能因势利导地化解群众运动，也没有错。保路运动最后演变为血腥冲突，这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也不仅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更是朝廷与地方的冲突，尤其是凸显了大清政权上下隔阂，令不行、禁难止，其根基早已被掏空。

赵尔丰没有想到时代变了，毫无信用、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已经成为主流，他应了朝廷的批评，是养虎成患，不仅没能维持住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连自己的脑袋都被当作了革命的投名状……

痞子运动

社会失序、失范后，群众运动变质，痞子运动盛行，社会也就成了丛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弱肉强食、机诈者胜。在暗夜的阴影下，不安的气氛在蔓延……

1911年8月5日，成都城里到处都充满了兴奋、期待、紧张与不安。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雨，令成都暑气顿消，凉爽怡人。大雨也带来了麻烦，设在川汉铁路公司内的特别股东大会会场“积水盈寸”，股东大会的开幕式只好延期一天。

一鼓作气

四川地方政府对这次股东会予以了高度重视。四川总督赵尔丰亲自带队，省各部门负责人、首府成都府、两个首县成都县与华阳县的领导也列席了会议。

可能因为领导们的莅临，这个会议比起三天前四川保路同志会欢迎各州县股东代表的会议，花架子的仪式感似乎还少了些。三天前的那次欢迎大会，不断地演奏军乐：会议开始，奏乐；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奏乐；同志会会员与股东各站一边，先是同志会会员向股东行鞠躬礼，股东们还礼，奏乐；各种报告之后，股东们向同志会鞠躬，同志会还礼，奏乐……尽管烦琐花哨，却令来自州县的股东代表们大大领略了同志会的手段和能量，等于是为今天的股东大会做了精神上的动员。

股东大会宣布开幕，主持人通报，到会股东364人，股东代表237人，共601人。随后介绍到会的省领导，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一项议程，就是请省领导赵尔丰训话。赵尔丰的讲话十分低调、诚恳。他表示自己“频年边疆戎马，与诸君别久矣”，现奉命回到成都，下车伊始，正好赶上铁路公司股东大会，“良深欣慰”。赵尔丰说，川路公司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自己在边疆时就已经听说不少，但信息都相互矛盾，现在刚刚到任，还谈不上“训词”，只是想提醒大家：“兹事关系重大，必须慎始图终，在诸君具爱国之热忱，事必期于有济，惟当维护秩序，恪守范围，无事浮夸之议论，力求适当之解决。”这等于说，在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前提下，他作为四川总督，并不介意保路运动，只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将“相见以诚，折衷至善”。同时，他也希望川路股东们“毋舍事实以求结果”，把股东大会开成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的大会。

领导简短的讲话后，便是股东演说。前面两位无非控告盛宣怀如何卖国而已，老调重弹，大家听得生腻。而第三位登台的股东代表将矛头直接指向在座的赵尔丰，令会场气氛登时兴奋而紧张起来——

“适才赵大帅说，大致谓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赵大帅的话我们股东是很明白感激的。但是大帅所说，我们股东究有不解之处。”

“如说川人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试问所谓川路的界限若何？川人所修的路本自宜昌起手，即谕旨收路为国有亦只言哪境。何以盛宣怀定约将我们夔府数百里的路凭空攘去，抵补于四国？所谓川人筹款来修川路，如只修成夔的路，则我们四川的路算得是完全的川路吗？如仍照川人从前所修的路来修，则当兼修宜夔。宜夔已被盛宣怀卖与四国，既要保路，安得不说破约！”

“又谓因民间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此回因收路国有而借外债，因借外债而有用人用钱查账悉归外人之约。在朝廷一面不可谓无深意苦心，但其停止租股而借外债以为是深恤民艰似矣。然试问：朝廷于租税之外取于百姓的如新常捐输、肉厘、酒捐、油捐、糖捐种种，皆有加无已，何不一恤民艰？独于租股一项要恤民艰？明明夺我们百姓的权利，反以为恤我们百姓的艰难，有此谓吗？”

“至将修路的用人、用钱、查账之权悉交外人，此策我从前曾闻某巨公（指端方）说过：今日修路定要借外债，且中国官绅对于公款多半侵蚀虚糜，既借外债，便要把用人、用钱、查账之权悉交外人，方免侵蚀虚糜诸蔽。不料今日竟实行其言！我们中国官绅之坏，诚多侵蚀虚糜。试问朝廷操用人大权，何不选贤者？”

“今乃不信中国人而信外国人，譬如有肉于此，因防鼠子窃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以这样失败的约都叫我们不说！假使明年我们股东为朝鲜的人，如朝鲜与日本结的约，我们大家也可以贪生忍辱地不说吗？”

“我们川人是较贫穷，但为修铁路，我们再难也要出钱。只要朝廷以至诚之心待百姓，一般官吏不剥克人民，我们的公司总理举得其人，信用能立，则莫说七千万修路之款，即使再筹七千万，亦莫有筹不起的。”

“倒款的总理为奏派，安得归过于我们川人？如使公司总理为我们股东所公推，倒款我们任咎。且倒款之害比较盛宣怀所定的约丧失国权之害，孰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归诸川人，丧失国权又是谁人的罪？”

史料没有记载赵尔丰在场的反应，但股东代表将矛头对准的还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对于赵尔丰来说未必就是刺耳的。实际上，之后赵尔丰对保路运动一直给予很大的宽容。

股东会开幕之前，保路运动其实已经疲软，8月2日的《西顾报》就指责同志会说：“同志会成立之初，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继日，其热潮不可谓不烈也……乃曾几何时，而景象全非：前之志在进取，今忽变而为严防暴动；前之力主公开，今忽转而为谨守秘密；前之逐日开会，今又变而为月余始举。观此情形，日缩一日，真有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股东会令原本已经疲软的保路运动再次坚挺起来。第二天的《西顾报》详尽报道开幕情况，印刷了创纪录的15000份，依然供不应求。

针锋相对

川路公司的高层虽然在企业管理和修建铁路等“立”的方面极不在行，但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破”的方面却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为了开好股东会，其筹备工作做得相当细，不仅精细筹备会议议程及材料，甚至连代表住宿这种细务都考虑周详，指定铁道学堂为“股东招待所”，“如客满时，可推广悦来旅馆暨青石桥客栈”。

专门的筹备机构“股东准备会”在7月30日即已成立，成为实际上的常委会。几个人拍脑袋定下来的东西，在周密的会场操控下，很容易就成为上千人的全体决议，并进而扩展为数千万人的集体行动，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而且还能打着民主与宪政的旗号。股东准备会为股东大会确定了四条基本议程：一是“遵先朝谕旨，保全商办”；二是“请停常新捐输，以备宽筹款项”，川路公司虽然私下抱怨政府停止租股，但公开场合不会公然反对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创办一文捐”，也就是每人每日捐一文，仍然是变相的摊派；四是“设立清算机关案”，也就是查账机构。

在筹备机构编印的白话《路事问答》传单中，详细地解说了川路公司的各项主张，无非是大到爱国，小到保产。这份传单强调指出，盛宣怀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经过资政院批准，政府落下的这个把柄正是川路公司的最好砝码：如果中央政府“改换心肠，欲与人民共谋交通”——当然，必须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人民，他们就积极协助筹款、推进建设；如果中央政府对川路的要求“出以责难手段”，则用此冠冕堂皇的官话来对抗；如果依然无效，则上升到“内阁以假立宪欺人民”的高度；再不行，就出以“最终之激烈手段”。传单没有明言什么是“最终之激烈手段”，但也心照不宣。

对于股东大会，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和担心。在大会之前，负责铁路改制的两位朝廷大员盛宣怀和端方，一方面不断致电仍在藏边的赵尔丰，催促他立即到任，以便掌控局面；另一方面也连连致电四川省政府班子里比较可靠的藩司尹良，要求他立即取缔各种非法集会，坚信这些“所希图滋事者，年少学生居多”，而“川省正绅”并不反对铁路国有。

盛宣怀在成都的眼线周祖佑在股东大会前也报告说，已经赶到成都的股东“意在图财者居多，正绅股东少有到者”。端方希望能够阻止股东大会的召开，或设法将会期延后。在关键时刻，急于建功的端方想了个新主意，提出川路公司再闹下去，中央政府干脆宣布铁路另行改线，绕开工程艰难的川东地区，避免与已经相当成熟的长江航线争夺市场，而改走陕西。这一方案本身当然是两利的，但端方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方案，真正是在火上浇油，给了同志会更好的理由以凝聚本已松散的川人。

强势的端方迅速地成为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大“卖国贼”。8月7日，特别股东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批斗端方成了焦点。而起因就是端方在日前发了一份电报给川路公司，宣布除了股东会之外禁止其他任何理由的集会。这本是依法办理，不必再作强调，端方此举有点多余，是在滚烫的油锅中泼了一瓢水。保路派们如获至宝，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宣读，“顿时会场声如鼎沸，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重庆代表、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朱叔痴）跳上讲台，逐字驳斥端方电文，认为它“蛮野诬人”，“众辄狂叫以应之”，随即便以大会的名义起草了复电。

此时，根据最近朝廷下达的命令，电报局已经停止拍发任何与铁路相关的电报，股东会就强烈要求列席会议的商业厅厅长（劝业道）胡嗣芬、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请他们转呈赵尔丰代发，并且表示全体代表将在会场上集体静坐，等待赵尔丰回音。

两位被弄懵了的官员赶紧前往总督府请示汇报，没想到赵尔丰痛快地答应了。两位官员通过电话向股东会作了通报。于是，又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场景出现了：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会众一起起立，对赵督表示谢意，然后散会”。

次日清晨6点，赵尔丰将此前一直负责与川路公司沟通的原劝业道、现提法司周善培请去，给他看了电报，说：“我已预备发了，幕府里却说发不得。”

周善培说：“论道理，是该代发；论事势，发了之后，部里不免怀疑大帅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后大帅再说话就有点为难了。幕府说发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帅想怎么办呢？”

赵尔丰是想请周善培拜访下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蒲殿俊，代为解释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无奈，只好赶到蒲家。蒲殿俊还高卧未起，听了之后，很生气地指责赵尔丰：“他对会众要面子，答应代发；现在不肯代发，却给我穿小鞋。当众答应的事，还是请他当众去反悔。”

周善培赶紧劝：“你们不要他替你们对政府做个桥梁，也可强迫他代发出去；如果要这桥梁，就得把他的身子让开。”最后，两人花了一个多小时，删除了一些内容，赵尔丰也就同意代发。

但是，保路派们并未就此罢休。8月9日，股东会又是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仍决议请赵尔丰代奏。与会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反对，认为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会令赵难堪。没想到，罗纶本人立即成为股东们的攻击对象，“谓罗纶如萎缩不前，当以激烈手段对付也”。罗纶无奈，只好去求赵尔丰，没料到赵尔丰又痛快答应了。此时，赵尔丰已经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数在走，只要保路运动不影响四川稳定，他就不会采取对抗措施，这背后除了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外，还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当年在藏边英气勃勃的“赵将军”，此时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干部。

地方大员的不作为，令川路与朝廷的对抗不断升级：

8月12日，股东会通过决议，要求川路继续商办。这等于彻底否决了朝廷的国策，朝廷所定的“买断”或“合股”两个办法，一个也没被接受。

8月18日，同志会例会上开始组建纠察队，要对付风闻中的砸场者，以牙还牙。砸场者没有出现，同志会却开始设立保卫部门。就在这次会上，同志们决定集体欢送王人文，“欢声雷动，皆谓以我保路同志会送‘国之爱国者’，非以四川绅士送川省大官也”。同时还决议将同志会名单送一份给端方，他如要抓人就全抓，“有一人不到者，非四川爱国血男子”。会场上“有痛哭陈词者，捶胸顿足慷慨请死者”，一片混乱。

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近距离观察后，认为保路运动就是由邓孝可等一帮“劣绅”煽动、“学界中无知年少者随声附和”的盲动。他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正绅”和一般的百姓都为取消了租股的仁政而高兴，根本不可能去掺和。保路同志会号称人数有好几万，但都是虚张声势，每次开会时，同志会要求一切来宾包括随行的轿夫等都必须签名，然后当做会员统计进去。“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次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现假协议名目，煽惑滋事，其祸尚小，诚恐将来愈聚愈多众，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应该说，周祖佑的观察并不偏差，保路运动后来果然被会党所操纵，而成为政治工具。

英雄典型

而在同志会的宣传中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血腥味。同志会的赴京代表刘声元从北京写公开信给股东们，明确希望大家学习同志会的“烈士”郭树青不惜以死相争，而不能学习湖北张伯勋（就是向杨度发出追杀令的那位）半途而废。

这郭树青就是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英雄典型。同志会的机关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曾先后给出了有关他死亡的三种不同版本。

版本一：

死亡时间：1911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八）

死亡原因：投井

死亡地点：成都东御河街庄公馆

得病原因：“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

死亡过程：“二十八夜，出大厅且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志诸君具热诚，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君之志。’当郭君大声疾呼时，厅前人咸以为病愤语，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见，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厨役突见井中一人浮水面。”

遗书：未提到。

版本二修正之处：

得病原因：“五月某日，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未出。”

死亡过程：“前月二十三日，友有举盛宣怀卖国事详细以告者，烈士闻之，连以手捶胸，顿足大号，语不成声。由是病越剧，对人、独居皆涕泣，常愤恨曰：‘卖国奴，竟无杀尔者乎？予病甚，可奈何！’对同居语及同志会，则欢呼；及盛则大詈；恐同志会不能贯彻，则大忧。二十八夜乃有厅前大呼事。”（之后同版本一）

遗书：“初一晨，厨役发现其遗同志会书，录如下：‘同志会诸君鉴：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青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树青临命留呈。’”

版本三继续修订：

死亡时间：1911年6月24日（农历五月二十九）

得病原因：到成都后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第一次大会。“归而瞑目卧，似有所失者。同人疑其病，劝之药，曰：‘我何病，病在天下人心耳！’”三天后，还在与友畅谈同志会大计，再“越三日而狂，时嘻嘻有喜容，若甚自得者；俄而号啕之声大作。烈士窃知人之议其狂，哗辩曰：‘我不狂，狂者天下人也！’后二日不出一语，食锐减。”

死亡过程：“五月二十九日夜，烈士翔中庭约半时，同人尤谓其强步如平日，不之异也。既之溲所，久不至，遍觅之，得之井中，已僵，不可救疗。”

遗书：“六月初四日，其家人检烈士衣物，得绝命前手书，一云……（之后与版本二相同）”

在洋洋数千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中，这是极少数具体而微的“先进人物”事迹报道，吊诡的是，三个不同的版本却充满了矛盾：郭树青究竟是病故，自尽，还是因病恍惚而不慎落井？如果是自尽，究竟是因贫病交加而寻短见，还是为唤醒民众而自我牺牲？其病因究竟是“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还是“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疑惑和悬念。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郭树青所参加的法官养成所考试，在新任司法厅厅长（提法司）周善培的严格要求下，淘汰率超高，导致80％的考生被淘汰而深受刺激，其中完全可能包括郭某。法官养成所是根据中央政府指示而进行的改革大政之一，在法部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前任提法司江毓岷开始主办，由全川142个州县各保送学生8人，共1100人。开课后，谘议局发现，“各州县报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要求政府“严行甄别”。但江毓岷退休在即，根本就不想管。直到7月份周善培接任，在谘议局再三督促下，他就给这1100多人安排了一场考试，结果大吃一惊：交白卷一字未写的有500多人，只写了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勉强留下了240人，其他的全部淘汰。据周善培回忆录，这些被淘汰的人几乎都进了各州县的保路同志会，这也在日后造成他这个保路运动的同情者及幕后主导者却被保路派们当做了“人民的敌人”，甚至名列赵尔丰之前。

郭树青死在客栈之中，显然他并未被录取为法官学员，则他完全可能是交白卷者之一。果真如此，他那份政治觉悟奇高而且毫无旁证的“遗书”，又是出自谁人的手笔？他果真是为保路运动而愤激成疾乃至自尽捐躯，还是受刺激于被法官养成所淘汰且贫病交加？

在那些充满了激情和慷慨的数千万字的保路运动史料中，这样的问号可以从头勾到尾……

光绪罢市

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活着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在一夜之间会成为成都罢市的总指挥。保路派们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

1911年8月25日，成都城内三万多民户，家家大门上都贴了一张黄纸，上写“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十个大字，取代了原先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位置。在神位两旁，则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列小字，都是从上谕中摘出来的光绪语录。

成都主要街道上，人们兴奋地扎着“圣位台”，用黄纸、竹片和浆糊为光绪皇帝搭灵台。大小官员和行人，经过任何一个“圣位台”都必须下马下轿，鞠躬行礼后才能前进。成都一下子成了一个“步行城”，令平时从无机会骑马乘轿的底层百姓们大为欣喜。

之前一天的晚上，全城就响彻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口令声和枪刺枪托的撞击声。来自陆军六十七标（团）、六十八标（团）及巡防第一营、第四营的军警，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布满了成都主要街道及政府机构、外国领事馆、教堂等重要场所。本地媒体感慨，这是成都200多年来首次经历这种紧张局面！

罢市前夜

一切都从前天（8月23日）开始。

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向总公司转来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电文，中央政府明确宣布，根据川路公司章程，重大变更必须由政府决定。先前因李稷勋“擅自”与政府合作而宣布罢免其职务的股东会决议被政府否决，李稷勋留任宜昌分公司总经理。

次日本是初一，股东会休会，但是保路派们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大会。上午10点，数百名与会的股东代表们都被召集到了川路公司的会堂。股东会会长颜楷向大家通报了政府的态度。吊诡的是，这么重要的情况，他居然并未宣读政府的电文原稿，而是“约忆重要数端”：

一、修路仍支川款。

二、反对国有的是“少年喜事之人，并非公正绅董”。

三、要求川督用严厉手段对付非法聚会。

显然，这样从政府电文中断章取义的传达是十分片面的，尤其是第一条，宜昌路段“不停工”、“在交接前继续动用川款”及“交接时通盘核算”，这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动用川款只是在交接前维持运转的正常手段，与“夺款”毫不相关。但是，股东会高层却故意传递了一个不完整的信息，补偿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最终被全体股东误读成政府不仅“夺路”，而且“劫款”，甚至还把所有反对者污为滋事少年。

这种完全失真的信息传递当场就引爆了群众的情绪。“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顿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有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在这种情绪下，有人高喊罢市、抗税。股东们普遍认为，两任总督王人文、赵尔丰等都先后为川路公司代奏，而中央政府依然不听，只相信远在北京的盛宣怀及武昌的端方、瑞澂，已经无法再依靠政府，必须靠自己的行动了。

午休之后，会议在下午2点继续进行，依然是人山人海，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哭喊叫号声亦如午前”。多数人“欲上督院匍匐陈明我等罢市、罢课、罢捐之举动”。此时，攻击的矛头依然是“荧惑朝廷”的“盛奴”，而非“我等爱戴之赵制军（总督）”。罗纶、邓孝可等人担心人多反而误事，便提出只派代表去。

此时，股东会上的风声早已传出，街面恐慌，已经有店铺开始关闭。与会者催促主持人赶紧散会，众人还没散尽，街道上的店铺已经关闭了一大半了。当天，米的价格就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

被推作代表的罗纶、邓孝可等到达总督府门前，正好碰上谈话出来的会长颜楷等，几人便又一同面见赵尔丰。赵尔丰对罢市的举动很不满意，认为为了抗议邮传部而在四川罢市，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如果为了抗议川督而罢市，他自问没有对不起川人之事。他说：“四川争路，本很文明，因此王护督和我都帮助致电政府。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还能说文明吗？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旧开市。”代表们也只能表示回去再劝说大家，并且强调罢市毕竟不是暴动，还请大帅理解和维持。

离开总督府后，几个领导人便邀请各街道的同志会负责人当晚开会。而根据提法司周善培的回忆，会议其实是由他布置巡警道徐樾与川路公司共同召集的，与会者是各街道的负责干部（街正），会议力图统一大家对当前局势的认识，即先保住秩序不乱，再想法开市。

会议于晚上9点在川路公司召开，来了好几百人。先请藩司尹良讲话，他坚辞了，又请巡警道徐樾讲话，他也怕说错，不肯讲。最后只好周善培代表政府讲话，毕竟街正制度是在他5年前担任巡警道是建立的，街正们一大半都和他相熟。

周善培讲了40多分钟，说罢市会造成民生艰难，罢市本是为了争取同情，但很容易被人趁机利用，因此维护好秩序是第一位的。他建议还是要紧紧依靠街正们，再由各街公举几位公正明白人担任纠察，配合街正。街上出现暴动者时，大家应该立即报请街正出面劝阻，如果不听，再采取强制措施；巡警退居二线，即使巡警发现暴动者，也必须先请街正劝阻，无效时再动用警力强制执行。众人欣然同意。

散会后，同志会的告示贴遍了成都城，约法五章：一、勿在街市聚众；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柴米油盐等饮食照常买卖。这在日后的主流史家眼中，成为保路派革命不彻底的证据。

在成都将军玉崑8月26日发给北京的家信中，这位敏感的满洲将军认识到：“以刻下事论，将来怨久愤深，必有大兵劫可虑。”历史证明了，他又一次判断正确。他认为，川事之所以日益糜烂，首先就是前任川督赵尔巽存了私心，选了不熟悉四川政务的胞弟赵尔丰继任川督；其次是代理川督的王人文为了“见好百姓”，一味纵容，酿成大祸。赵尔丰虽然精明，但不熟悉川务，而且性格刚毅，有“赵屠户”之称，四川形势绝不乐观。玉崑说，现在既不能得罪保路派，也不能帮着他们向朝廷说话，“言者多败多事，多事多害，以免后悔……”

死城微澜

罢市第一天（8月25日），除了在大街上搭建“圣位台”的民众之外，整个成都城仿佛成了死城。

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知府于宗潼等，分别赶到商业场和事务所等“CBD区域”进行演说，号召开市，但听者寥寥，店铺基本上完全关闭了。

第二天，提法司周善培等政府官员也分段演说，号召开市，毫无效果。罢市也已经蔓延到了成都下属的16个州县、绵州下属的5个县、资州下属3个县、眉州下属3县及嘉定府、叙州府、泸州府、重庆府。

这一天，保路派们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的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赵尔丰接见了他们，同意将他们的要求代奏中央政府。这批小学生示威的人数，根据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师长）朱庆澜发给陆军部的报告，约七八十人，而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则说有200多人——陆军的内部报告毫无缩小数字的必要，但同志会的报道却绝对有夸大数字的需要。

成都市面虽然萧条，但秩序还算井然，除了物价飞涨，交通拥堵成为最大的问题。而堵塞交通的就是大量跨街搭建的“圣位台”。

这一天午后，打金街正在搭建圣位台，忽有某局某科员乘坐三人拱杆轿子飞奔而来。街邻喝令其下轿，轿子里的小干部不高兴了：“你们供奉皇帝如是之多，我岂能处处下轿？”众人大怒，喝令拉出轿来，饱以老拳；几个轿夫一看，“回头大吼狂奔而去”。野史也记载，成都县令出门办事，民众呵斥他为何见了光绪皇帝神位不拜，他只好出轿，“一路皆神牌，则一路拜，拜不已，遂逃归不敢复出”。这些林立的圣位台，“不光轿马过不得，益且驼牛等类都过不去”。这成为下层民众最为扬眉吐气的玩具。

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郭沫若认为“这个策略在当时的指导者中可以说是杰作”，“它在当时的效力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

面对圣位台，官员们是哭笑不得，赵尔丰被迫在8月26日向中央政府专电请示，这些圣位台已经大大阻碍了交通，“可否敬谨将万岁牌焚化，夺其所恃”。保路同志会也深感不便，出面呼吁民众勿在街心搭建灵台，他们用的理由很有特色：如果下雨淋湿了圣位灵牌，就可能授人以柄。

即使到此时，赵尔丰仍坚决抵制了中央政府要求坚决镇压的指令，认为罢市毕竟不是暴动，“碍难严究”，只能多多加强警戒，但“争路狂热，深入人心，从前警兵，时有哭泣者。军队中则良莠混杂，且皆系本省之人，默审情形，殊不可测”。

赵尔丰的退让并没有获得对手们的尊重和配合。

8月27日的《西顾报》刊登了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公开提出：“吾川人即食政府之肉，寝政府之皮，亦不为过，区区罢市，何忌何疑！”文章希望“各街各市，坚持到底，勿为浮言所动，勿为甘言所诱，则成命或可望收回”，不然就是“同归于尽”。同日，赵尔丰连续致电内阁，认为在目前局势下，四川的兵力根本难以防范大的变乱，“环顾左右，艰窘万分，一发难收，大局不堪设想”，政府不能采取强压的办法，必须变通转圜。

8月28日，赵尔丰和成都将军玉崑联名致电内阁，代奏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电文中再度强调：“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人心一失，不可复收”。当日，端方则参劾赵尔丰已与王人文“沆瀣一气”，“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建议中央政府先派重臣赴川查办，另派袁世凯出任四川总督，要求果断行动。

8月29日，端方再度致电内阁，弹劾赵尔丰，要求另派四川总督。同日，湖广总督瑞澂致电盛宣怀，同意派兵入川，要求中央政府责成赵尔丰采取强硬措施，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

8月30日，中央政府要求盛宣怀和端方将川路公司的纠葛情况妥速清理，明示办法，以释众疑。这说明此时中央政府仍然是希望和平了结，以为只要把中央政府的方案苦心解释清楚，就能消弭大乱。他们哪里知道，保路派已经在民众与中央政府之间建起了一道高大的信息防火墙，任何信息只有经过他们的过滤和修改才可能被传达。

同日，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亲自致电赵尔丰，说明借款收路不便交由资政院的苦衷，已将收路和查款变通处理，希望扭转目前局面，请川人顾全大局。赵尔丰则回电说，现在的问题焦点是川民认为借款未经议会批准，有违宪法，而且，英国领事也已经表态，川路可以剔除出四国银行贷款的范围之外，由川民自修。

8月31日，端方、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赵尔丰无能，败坏川事，要求立即派重臣前往镇慑。此时，罢市已经“南至邓、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西顾报》更是将罢市上升到了“吾中国可以不亡”的高度。

局势日益失控，重庆海关的英国籍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电北京总署，认为商人们“被迫于公众意见和恐吓而宣布罢市”，“官员们看来已丧失了他们的一切影响，事态的控制权已全部掌握在保路同志会手中”。

抗粮抗捐

罢市一周后，保路派们见局势依然僵持不下，失去了耐心。

9月1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崑致电北京，联袂请求辞职，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弹劾盛宣怀等，火速寻求救急弭乱办法，“不可由盛宣怀敷衍操纵”。地方班子要求总辞职的消息，迅速由列席股东大会的四川提法司周善培公开宣布，这不啻是在激昂的民气上浇上了更多的火油。当天的股东大会立即决定抗粮抗捐，“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并且“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了拿起枪炮，武装保护家园。事态升级了。

第二天，保路同志会开会决定，号召各校学生离校回乡，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斗争，将成都的火种带到四川各地去。随后，川路公司干脆在藩署内设立股东办事处，专办抗粮抗捐等事，等于夺了政府的财权。

《西顾报》的社论说：“今政府夺路劫款，断送路权于外人，是放弃其应负之义务也，既放弃其应负之义务，则其应享之权利，应即归于消灭，而吾民与政府之关系，亦于斯而断绝……故吾民今为权利之主张，势不得不为相当之抵御……即于罢市罢课之外，实行罢税罢租是也。”邓孝可则公开宣称，实行抗粮抗捐比罢市更能钳制政府。

当天，中央政府命令端方火速带兵入川，命令赵尔丰切实弹压解散。赵尔丰致电内阁称不可强压，否则一旦引发暴动会牵动全国大局。此时，英国驻成都领事突然拜访了提法司周善培，表示如果是因为对四国借款合同不满，可以提出修改合同。周善培问：“合同已经签了字，还能修改吗？”英国人说：“合同是商人的事，政府决不会为本国商人一点利益使四川人受这样的痛苦。请你通知铁路公司，问他们对合同哪几条有意见，快提出来，我可以打电话给北京英国公使，请他设法劝商人修改。”

周善培大喜，连夜通知川路公司，提出了十点修改意见，并翻译成英文，次日便送达了英国领事。随后，英国领事回函，说已经急送北京使馆，一周内必有答复，希望川路公司“转告成都人民安心暂待，勿过忧虑”。9月3日，赵尔丰向周善培表示：罢市已经第十天了，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停歇的希望，只能再度联名致电中央政府，指出拖延下去，局势将万分危险。于是，军、督、司、道等官员集体致电中央政府，同时通告英国领事的态度。

吊诡的是，推动抗粮抗捐的居然是成立于8月29日的所谓“官绅联合维持会”，除了保路派还有不少官员也参与其中。根据周善培的回忆，用抗粮抗捐取代罢市是考虑到罢市直接影响民生，而抗粮抗捐则会刺痛中央政府。

在9月4日晚的官绅联席会议上，罗纶就明确说：“罢市太久，想拿罢税罢粮来转移群众视线，开了市再想办法。”周善培则说得更为直接：“罢市已经十二天了，成都人受到无数痛苦，政府远在北京，一点也不感觉，不知道四川人希望的迫切。军督（将军与总督）联名两次电奏去了一星期，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答复。政府从容不迫，可见罢市不是感动政府的武器，只是四川人民自受痛苦。应该想一想，一件武器无效，是不是应当改换一件武器呢？”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公开鼓动。

玉崑在家信中说：“刻下民心固结，已成团体，决意死争，水火之势，两不相下。”商铺依然紧闭，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巨大的影响，“土匪遍街静听，乘机而起，新军、防军均系本地，难免结心，临事恐难应手。”各种股东会、同志会、协会、维持会等名目繁多，而且都设立严密的机构，发放薪水，各州县解送省藩库的60多万两款项被阻挡不得入城，“种种形象真如悖逆”，“将来定必决裂”。他自己感叹道：“可叹我到川甫及半年，未尝一日省心，未受一日之福，又蹈庚子景况也……如无福，事出意外，亦是命也！”

至此，川路公司及四川的立宪派们想把运动控制在避免暴动的范围内的努力，彻底失败！

同日，赵尔丰、玉崑等终于等到了中央政府回电，心头一凉：传旨申饬，同时严令端方带兵入川。此时，同盟会刘安邦等人正在长沙密谋武装暴动，四川帮会的人也在加紧准备，大爆炸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