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群魔乱舞 四、汉奸群丑图

1937年12月23日,在日军南京警备司令部和日本大使馆的策划、导演下,南京的汉奸傀儡组织,伪“自治委员会”成立了。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土地,武士道的军刀狂饮着母亲的鲜血时,寡廉鲜耻的丑类们,一个个乔装打扮,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出出遗臭万年的短命丑剧。

伪“自治委员会”会长叫陶锡山,南京汤山陶庐浴池的经理,中等个子,四方脸,戴一副玳瑁边金丝眼镜,显示着他的知识和身份。他曾经担任过律师公会的会长,可惜这个捍卫法律和正义的职业,对他的灵魂并没有起到良好的净化作用。当日军侵占南京之后,年已花甲的他把自己的名誉、气节统统贱卖给了中华民族的敌人。据说他和大汉奸齐燮元是知交好友,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他当汉奸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是对干卖国求荣的勾当还有所顾忌吧,他把自己改名为陶宝庆。然而,既然公开当了走狗,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又岂能掩盖他的罪恶?!

由于陶锡山当汉奸还有所顾虑,干起卖国勾当经常瞻前顾后,遮遮掩掩,伪“自治委员会”的许多重任便落到副会长孙淑荣肩上了。孙淑荣曾经到日本留学过。许多人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报效祖国。非常不幸的是,孙淑荣到日本却学会了卖国求荣投靠敌人的本领。他中等个子,瘦瘦的,他当汉奸与陶锡山不同,非常卖力,敢作敢为。经常穿一套中山装,拄着文明棍,跟在日军的后面,摇头摆尾,出谋献策,做了不少坑害南京人民的罪恶勾当。

伪“自治委员会”设在首都警察厅内,下设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六科,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交通科有个代科长何子文,原来竟是国军野战救护处的视察,这个视察本姓侯,他自己诉苦说,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熟人,身上的钱财都被抢光了,东躲西藏日子很不好过,不得已为了活命,只好跟着赵科长到伪“自治委员会”谋了个差事。而另一个野战救护处下属医院的尤院长,也由于同样的缘由,投靠日伪汉奸,当上伪“自治委员会”的卫生组长,他化名洪少文,和汉奸副会长孙淑荣住在一起,身边还带着一个女人。这类人贪生怕死,为了苟且活命,丧失了比生命更重要的民族气节,沦为不齿于祖国的败类。

汉奸中最坏的有几个,一个叫詹荣光,湖北人,人称九头鸟。他是夫子庙卖仁丹的,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几句日语,日本人进城以后,他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看护给日本的查问委员角下,从此和角下紧密勾结,狼狈为奸。他通过这名看护,了解到野战救护处留下来的许多卫生人员的情况,便一一侦察向敌人报告,以抗战官兵的血肉换取日本人的奖赏。当角下亲自出马清查中国官兵,满嘴花言巧语进行欺骗的时候,詹荣光总是鞍前马后,为虎作伥,谎言连篇。一些单纯的人心想,中国人哪能欺骗自己的同胞呢,于是从队伍中站了出来,被这个无耻之徒送上了断头台。另一个头顶生疮脚下流脓的汉奸叫方浩,方浩是第四区区长,第四区是难民区,人烟稠密,油水也就多了。方浩经常穿着毛皮大衣,戴着黑边眼镜,拄着文明棍在难民区行走,不时对难民们进行敲诈勒索。还有一个旅店老板王春生,不知怎样当上了伪警察厅长,他穿着警服,自觉比别人高大、神气了很多,清查散兵,出卖同胞,献媚邀宠特别卖力。

汉奸们文化素质都比较低,许多人都是挑担、理发、磨刀等干粗活的出身,日本大使馆的侍役当上了翻译,一个理发的当上了第二区区长。汉奸们出卖祖国、陷害同胞,当然更谈不上民族气节、道德品格了。一个汉奸为了献媚主子,把自己的媳妇和孙女都送去陪日本人睡觉;还有一个信基督教的汉奸为敌人找“花姑娘”,把自己同教的女信徒骗去供敌人奸淫。

汉奸们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是里外不是人。为敌人做事没有薪水,要自己贴饭钱。吃苦、受累、有危险的事都是汉奸做,和敌人一起吃饭,日本人怕饭菜里有毒,叫汉奸先尝。有一次,一个汉奸没有找到“花姑娘”,日本人噼啪确是几巴掌,打得汉奸用手捂着脸还要连连点头哈腰,连赔不是。

汉奸们在日本人手下没有地位,在中国人面前更是被瞧不起。有一次,一个汉奸被一位中国同胞迎面吐了几口唾沫,汉奸又气又恼,把这名中国人拖到日本宪兵面前,要宪兵把这名中国同胞抓起来。

日本宪兵问道:“你为什么吐口水瞧不起他?”

这个机灵的中国人回答说:“我吃的是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瞧得起他呢?”

日本宪兵笑了笑,把这名中国人放了。

有一次,难民区里发现一名汉奸,群情激奋,你一拳,我一脚,差点将他打死。后来是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怕惹麻烦,才做工作保住了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