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5日晚上，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发生了一起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的市民近万人，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

笔者当时亲历惨境，侥幸生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现将现场情况如实写出，公诸于世。

日机轰炸下的重庆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寇沿长江西进宜昌，窥视重庆，动用大量空军力量日夜轮番空袭，对重庆市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地毯式”轰炸。

重庆是个多雾的山城，每年深秋季节，一到黄昏就大雾弥漫，翌晨八、九点钟才雾散天晴。雾季要延续至第二年春、夏间方才结束，这段时间能见度低，日寇飞机前来空袭的次数比平时少，晚上一般也很少来，重庆市民可以睡得略为安稳一些。

在日机的疯狂轰炸威胁下，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团体都占住了依山的有利地段，建造起各自的防空洞。而一般市民无法可想，只有去钻公用的防空洞，这些公用防空洞的地形都不好，设备尤其简陋。因此，当时很多人都在日机空袭时纷纷疏散到重庆的江北、南岸和近郊去避难。

本文原载《重庆抗战纪事》

重庆大隧道的结构和设备

重庆市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市中区的十八梯附近，它是一条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约10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两公里长、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的大隧道，专供一般市民躲避空袭所用。

大隧道地面进道的洞口较宽，阶梯用石板石块砌成，阶梯尽头与地下隧道接合处有木栅制成的大闸门。每当敌机起飞、并向重庆方向飞来时，下川东一带的监视所即向陪都报警。此时，重庆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出第一次警报，市民间警即行疏散，大隧道也打开闸门，让市民进去。但是，一旦敌机迫近，响过紧急警报之后，大隧道的闸门便要关闭，由防护团在闸外阶梯上把守，不再让市民进出。

大隧道是抗战开始后仓促修建的，隧道内宽、高均约两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点上一盏油灯，除此之外别无其它设备。隧道内既无支柱，道壁也未砌砖墙，上面也无水泥结构托顶，什么通风、防火、防毒、医药、电话通讯设备等等，一切具无。

每遇日机空袭，市民如不到（或来不及去）郊外疏散，均扶老携幼，携带金银细软，进大隧道躲避。原因是一怕被炸死，二怕如果不进侗会涉及“汉奸”之嫌，所以都不愿留在地面上。尽管大隧道设备不好，但它是免费开放的，设备较好的防空洞不是由政府机关专用，就是要按人收费。因此，市中区的市民一般都往大隧道里跑。

日机夜袭重庆

1941年仲夏，重庆雾季已过，停歇了很久的日机夜袭又开始了。6月5日下午6时，空袭警报的汽笛长鸣。笔者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班三期受训，全班学员60多人在警报的催促下草草吃完晚饭，就匆忙集合跑步到大隧道，从唯一电影院附近的隧道口进入地下。军委会外事班学员本来按规定是可以进入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处所属的另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的，但当时军统内部人事摩擦不让学员进洞，外事班学员才被迫进人民用的防空大隧道。

按往常的情况，从发出初次警报到发出紧急警报多在50分钟到一个钟头之内。紧急警报发出后再过50分钟左右，日机便会飞临重庆上空。敌机往往是轮番来回轰炸，因此人们有时要在防空洞里躲上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时间。

当时因久未有日机夜袭，市民毫无准备，闻警后疏散不及的大都涌入大遂道内躲避，人数比从前激增一倍以上。原容积约可容四、五千人的大隧道内，这天涌进了近万人，除洞内两旁的板凳坐得满满的外，连中间过道上也全都站满了人，显得特别拥挤，严重阻碍了空气的流通。

下午7时许，紧急警报响过，照例由防护团在外面关上闸门，断绝了进出。我和外事班同学黄鹤龄、谭锡麟3人坐在离闸门10米左右转角处的板凳上，因我们都是广东人，每人防空洞是不肯往深处走的。

惨案发生

晚上9时左右，万恶的日机又在重庆投下了大批炸弹，隧道里听得见一阵阵闷雷似的爆炸声，和感到一股股震动和摇撼的冲击波。这时麕集在洞内已有两个小时的人们已经觉得浑身燥热，呼吸不畅，隧道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闪烁不定。稍有知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洞内氧气缺少，二氧化碳奇增的现象，情况开始严重了。

大隧道内的气温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死亡的危险已威胁到整个隧道里的所有避难者。但是人们仍旧保持沉默，谁也不想自己首先作出什么举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忍受着挤压、闷热和呼吸困难的痛苦。

缺氧越来越严重，婴孩和儿童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多。部分油灯开始熄灭，大祸临头，谁也不愿再坐以待毙。于是，忍耐转为紧张，斯文变成粗野，人们不约而同地抢着向洞口挤去，只想尽快出隧道、上地面。

我发现事态严重，立刻站起身来与潭、黄二人随着人流向隧道口涌去。谁知，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群汹涌而来，把闸门挤得打不开，欲出无路，欲退不能。前边的人群被挤压着贴在闸门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有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

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夫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触目惊心的死亡惨状

我竭力定一定神，环视四周，又发现另外有几名同学蹒跚地走着，活象是一个个幽灵。隧道中传来的叫声十分凄惨，我便和两个同学转身跑进隧道，想去援救自己的同学。

我们一进入大隧道，闷热而带有臭味的气流迎面扑来，使人不得不捂住嘴巴。木闸上吊着煤气灯，灯光下展现出一幅惨绝人衰的可怕图画。

地下隧道与阶梯结合部，即闸门所在之处，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了通往隧道口的道路。在这堆尸体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冲出来的人。他们象江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贴一排地挤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人又跪压住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他们谁都无法抽出身体。通道已被堵塞死了，而隧道深处的数千人仍旧拼着力气想向外挤，致使前面的人群越挤越紧，越压越重，根本爬不起来。人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死亡前发出最后的哀号隧道里冲出来的气味更加烫热带臭，我们只好用手帕沾湿了水叼在嘴上权当口罩，跑到阶梯的最后几级。从无数遇难者中，我们看到有六、七位外事班同学被夹在人堆中挣扎。我们隔着尸体探身伸手去拉他们，摸到了他们的手却无法把人拉出来，用尽气力也拽不动他们，只好跑到洞外附近的店堂里敲开门户，借来水桶，搜集到一些茶水送进隧道里，用杯碗盛给离我们最近的遇难者喝。对远处的人，我们无法送水，只好干脆将茶水朝他们脸上泼去，希望他们借这茶水减少一些痛苦，多延长一刻生命去等待教授。

空气实在稀薄，每隔几分钟，我们就被迫要到洞外去换换空气，商量一下又跑进去，心中仍想着营救同学。我们解下皮带，与借来的绳索连结起来，将一端抛到一位同学身上，用手势（因喊声嘈杂）示意他把绳子系在腋下，我们好往外拖拉他。然而这个办法失败了，那位同学的身体不但没有拉动，反而面容大变，双手乱摆，示意我们不要再拉。我们见到他那痛苦的神情，知道再大力拉下去，腰腹即使不拉断也会加速气绝死亡，只好又跑出隧道，茫然无策。

事后我们了解，当时因隧道内没有通风设备，人多空气少，缺氧导致了人们普遍窒息。少数离洞口较近的人幸能吸到一点微薄的新鲜空气，尚有残力冲上阶梯走到地面，我当时就是凭这仅有的条件幸存生还的。大多数离洞口较远、挤压时间较长、呼吸不畅的人，早已是精疲力竭，神志昏乱，虽勉强挤到闸门外，却无力再跨上台阶，一步踏空就被石级绊倒，被后来者践踏、挤压，结果，最前面一群人就这样被压死了，后来的人虽然未死，却又象木桩入地一样动弹不得。他们只有上身躯干还能动动，于是双手挥舞，嘶声喊叫，面色红胀，口角粘着胶状泡沫，衣服因窒息难受，自己抓扯得稀烂。

死神降临

晚上10点多钟，马路上开来两辆小车，从车上走下好几位官员和卫士，有人认识他们是刘峙、贺国光等国民党高级官员。这些人一下车就被在场的群众团团围住，刚交谈几句，东边天际又响起隆隆的马达声，日军飞机又来进行疲劳轰炸了。官员们大惊失色，也不到隧道口去看一看就仓皇乘车溜走了。日本轰炸机再次轰炸了重庆。

大隧道惨案在继续发展，遇难者仍在拼命挣扎、狂叫。突然，有一、二十人从隧道深处跨越人丛的头顶，连踩带爬地摸出来获得新生。他们原在隧道中部，开初因缺氧休克而倒地，没有随人流挤向道口而留在原地。大批人群涌走后，隧道中部变得空荡荡的反而便于呼吸，所以他们躺了一僻清醒过来，体力得到了一些恢复，终于踏着遇难者的头顶爬了出来。

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渐弱，遇难者经过四个多小时缺氧的折磨，气息奄奄，面色由红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我们看见外事班同学龚存悌猛举双手，嘶哑的喉咙竭力高呼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悲壮口号，挣扎了片刻便含恨死去。我们曾设法救援过的那六、七名同学，也象其他遇难者一样先后伏地死去。

死神降临了。在这个午夜时分，死神张开它那黑色的翅膀，夺去了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生命。我们满腔悲愤地走到洞外，既不想什么也不愿离开，迷惘地同其他生还者坐在一起，谁也不愿多说话。

午夜刚过，我们突然听到隧道内又传出微弱的声音，便又戴上湿手帕进入洞内，只见少数遇难者又苏醒过来，正在呻吟和呼救，但我们却无法帮助他们。政府当局始终未组织任何力量进行抢救，组织松散的防护团人员早就不知去向了。

6月6日凌晨一、两点钟，少数苏醒过来的人再次伏地面绝气，隧道中一片死寂，充斥着数不清的尸体和闷热的臭气。恐怖代替了焦虑，我们再无勇气逗留在洞里，垂着头退出了大隧道。

天亮时分，空袭警报解除了，政府当局始派出人员清理大隧道的尸体。这些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全都被撕碎了衣服，有些还是赤条条的，皮肤全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因尸体太多，无处可堆，改为边清理边用卡车运走掩埋。

死难者亲属是无法认领尸体的，一是因为尸身衣服碎落，面容变样，难以辨认；二是因为尸堆成山，难以翻动；三是因为有三个道口同时清尸，亲属无法分身到各处认领，且边清边运，时间短促；四是因为有不少人是全家死难，无人认领。当时我们外事班学员生还仅41人，死难学员尸体是靠从军制服上辨认领回。

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市中区有不少店铺、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来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郭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