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南洞庭湖北岸，南县西南边境的厂窖乡，系由28个小垸并成的湖洲大垸（原名汉太大垸，又名厂窖大垸。原属汉寿县，1955年划属南县）。全垸方圆50平方公里，共有耕地4.1万多亩。它三面环水，形如半岛，垸东北及西南，濒临藕他中、西支合流河段与淞浬洪道，西南与安乡芦林铺、汉寿西港和沅江赤山隔河相望。历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

就在这块土地上，厂窖人民曾经受到巨大的民族灾难。1943年5月8日至12日，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这是日寇在八年侵华罪恶史中所泡制的一起重大惨案——即“厂窖惨案”。据史料记载，当时日寇15000余众窜犯合围厂窖地区，仅四天四晚，便残酷屠杀我同胞3万人以上。据1972年益阳地区、南县、厂窖乡联合调查组实地调查（以下简称“据调查”）统计，仅厂窖乡一地，无辜群众被子者即有19000多人（其中厂窖本地7000多人，约占当地全垸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全家被杀绝的近200户；外地逃难群众被杀者12000多人）。另国民党第73军等部官兵被杀者5000多人；厂窖附近地区（武圣宫、三岔河、下柴市，游港及安乡边境等地）被杀者达6000多人。此外，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日寇摧残致伤者3000多人，被强奸的妇女2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多间，焚毁船只2500多艘。

1

“厂窖惨案”发生在鄂西、湘北战役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自1943年3月22日开始，至3月底止……；第二阶段，自5月5日开始，至6月12日结束”。“敌寇之企图乃在掠夺华容，南县滨湖一带之物资”，“想西取常德”，“给长沙以致命伤”，其时，日寇全部兵力约三、四万人，其中包括日第11军第3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独立混成第17旅团（旅团长高品彪）及小柴支队、户口支队、针谷支队，实际投入兵力共11个大队，由日寇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兼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到武汉亲自指挥，从湖北荆江各个渡口大举南犯。与此同时，又从武汉、当阳出动飞机，骚扰我洞庭湖北岸。3月9日，日寇侵占华容，5月初，继陷南县、安乡等地。至此，整个洞庭湖北岸地区均先后沦于敌手。而这时，拥有10万之众的国民党滨湖驻防部队第73军等，却如同惊弓之鸟，一触即溃，纷纷夺路往西逃窜。在短短的时间里，大批逃难的国民党县、乡公务人员和学生。城乡居民及水上船民，也紧随西窜的国民党军，纷纷聚集在厂窖大垸及其沿河水域，以图越河两渡，再转移至常德等安全地区。

日寇进犯厂窖，主要是配合它的迫战诱和策略，以图对国民党政权施加军事压力，从而造成民心恐怖，取得军事、心理战的双重效果。5月8日，敌首先出动兵力3000余众，汽艇60多艘和部分飞机，从陆地和水上几面夹击，对我厂窖地区实行军事大合围。其陆路两股，分别由南县、安乡出发，直接进抵厂窖东、北各堤。水路亦分两股，分乘多艘汽艇，由岳阳港湖北太平口启航，沿岳（岳阳）茅（茅草街）、太（太平口）、茅（茅草街）二航线，猖狂进逼厂窖垸外东、西侧上下水域，以全部封锁水上交通和沿江各个渡口。这一来，国民党第73军残部和大批逃难群众的西撤退路，便被通通截断了。敌飞机则从武汉、当阳等地起飞，频频窜至厂窖上空，实行轮番轰炸扫射，与陆上、水上入侵的日寇紧密配合，以造成对我同胞实行残酷大屠杀的态势。当时，西逃的国民党残部和大批逃难群众，除少数乘船逃出外，绝大部分（主要是难民和当地群众）则被台围在此包围圈内。人们遇此绝境，无不呼天叫地，觅生无路，“乱杂杂象热锅上的蚂蚁”整个厂窖地区刹时间笼罩着愁云惨雾！

2

当时的日本侵略军如同洪水猛兽，百般凶狠，合围厂窖的战术完成后，他们便竭力实行“三光”政策，滥杀狂烧，抢掠奸淫，其暴行之记录，确属空前绝后。据调查：5月8日下午，日寇便开始在厂窖北堤一线实行烧子。9日上午至12日，日军就在整个厂窖地区展开了有计划的全面大屠杀。日寇大屠杀的地域，包括现汉寿西港以东，沅江草尾以北，南县肖公庙以西，以厂窖大烷为中心，方圆约百十里的地区。其中以现厂窖乡及其邻近地区受害最严重。根据统计，长25华里的大白洲至龚家港沿河一带，被杀群众达6800多人；长7华里的瓦连堤（包括现华中村和全成村一部分地区）一带，被杀群众3000多人；甸安河（现德福等村）一带，彼杀群众3000多人（其中多数力国民党渍兵）；永固堤一带，被杀群众1500多人（其中有部分国民党溃兵）；连山垸一带（现肖家湾、连福等村）被杀群众千人以上；里中湖周围，被杀群众800多人，致于垸内其他地区，被杀群众亦为数不少。另厂窖对河的三岔河乡永定、唯一两个村，被杀群众约2000人以上；下柴市乡被杀者约1500余人，游港乡被杀者1000余人，武圣宫乡被子者500余人（现学稼、唐家两村）；靠近厂窖的安乡边境，被杀者1000余人。

日寇入侵我厂窖地区后，最主要的暴行是对我无辜同胞（包括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溃兵）实行残酷的大屠杀。首当其冲者是现厂窖乡的永固垸、瓦连堤和甸安河（哑河）等地。当初，国民党第73军残部在西撤过程中，只先后在此对日寇的进犯作过零星抵抗，等到合围完成后，日军即首先在此残酷地杀戮我无辜人民。9日上午，日军一股窜入永固垸，先以搜捕国民党残军为名，枪杀了我大批的男女同胞，紧接着便强迫群众下到各个湖塘捞取枪支（系国民党部队丢弃的），从中又惨杀了不少。现该地的新春村，当时被杀群众（包括不少外地难民）即达千人以上，更为残酷者，是日寇统统实行集体大屠杀，或将我男女同胞成串地绑至各个屋场，集体枪杀或刀捅；或将我无辜人民绳捆索绑，而后推入水塘，活活淹死。仅戴吉禄一处禾场，先后被杀者达三批之多，共杀无辜同胞120多人，该垸肖明生一家，前后两次被日寇杀戮致死者共25人，其中18人是被逼淹死的。当时，虽有少数人虎口逃生，但几乎都是从死尸堆里侥幸逃出来的，并且大都带有残伤。从戴吉禄禾场死人堆里逃出的马湘庭，全身被杀四刀，连肚子也被日寇用刺刀桶穿了。紧接着是瓦连提被血洗。当时，成千上万的厂窖居民和大批外地难民，惊悉日军在永固烷屠杀之惨，便纷纷逃往沟港、树丛、庄稼地里去藏身，日寇来此扫荡后见家家关门闭户，即留小股沿堤搜索，大股则排成长队，沿大堤两侧作梳蓖式的来回踩青“扫荡”，前后共达五次之多。据调查，当时这一带每华里被杀群众竟达430多人，据瓦连村摸底统计，本地有据可查的，即被子死267人，杀绝37户，另被杀伤140多人，仅杨凤山屋场巷口一处被日寇杀死、淹死的达60多人，甚至连婴孩也未幸免。解放后，曾任瓦连村党支部书记的白石展，他亲眼目睹一婴孩被日寇杀死后，一日兵还用刺刀顶着作乐。

同遭日寇大屠杀惨祸的还有厂窖垸甸安河一带（又名黑洲子）。此哑河长仅5华里，宽约200余米（沿岸有现德福、汉新两个村）。日寇先以飞机、骑兵、步兵重重压境，而后反复搜索烧杀。10日那天，此地被杀致死者即达三、四千人（其中国民党溃兵占多数）。按当时老住户周雅清回忆：日寇进逼后和他一道泅水逃命的100多难民（内有部分化装为民的国民党溃兵）中，仅有他和另一名难民得以侥幸生还，余皆惨遭日军枪杀。真是血水成河，其腥臭之味，半月后还难以入鼻。

更其残酷的是几千船民的悲惨处境。日寇合围厂窖地区时，被堵截在两岸沿河水域的大小民船，多达2500多艘，连日里，敌艇于河中游弋，逼我沿河民船通通向厂窖堤岸靠拢，而后水陆配合，逐段烧杀，遇有脱逃船只则派武装汽艇死命追杀，直至其船毁入亡方休。大量的则是将所有船民，一串串地捆上河岸，用机枪扫射或用刺刀集体桶杀。“事后统计，这一次遇难的船民及逃难同胞达6800余人”。又据调查，现厂窖大垸玉成堤河段某柳树坪，敌人一次即捅杀我船民难民60多人，其中仅5人逃脱，及至船民全家被子绝者，更不知多少。南县船民吴诗忙，一家4口，当时除吴本人外出未遇难外，其他3口，全被日寇杀死。

在厂窖范围内的其他地区，日本侵略军对我同胞同样实行了残酷屠杀。仅两百多亩面积的连山垸，受害者尸体竞达五、六百具。当时的作新乡二保五甲，死难群众120多人，其中全家被杀绝者8户。另一处地方，“有一个敌兵，独手杀了我们50多个男女同胞。有3个敌兵，共同杀了我们100多个男女同胞。他们的刺刀戳弯了，用斧头劈……”“在厂窖（指厂窖小集镇）敌人用9把刀杀74人，仅一人逃生……在汀浃洲用4把刀杀30余人，无一幸免。”据于家垸（小垸子）劫后余生者回忆：全垸“十几家只剩了俺3个人”，里中湖、龚家港、同成垸等地，亦如出一辙，死者无可数计。

大屠手中，日寇对我同胞采取了诸多残酷手段。在玉成垸一处河洲上，敌人为了“锻炼”刺杀本领，竟用东洋大刀砍死我男女同胞30多人。更惨者，鬼子将我群众三、五十人为一串，用纤索捆绑，拴至汽艇后面，然后开足马力，拖在河里活活淹死，或用纤绳织成活套结，将我船民、难民的颈项成串锁住，然后逼入河中使其死去。被害者入水后，愈挣扎，颈项绳结愈紧。敌兵见此情景，还狰狞狂笑不已。同成垸汪宏奎，当时已60岁，耳有点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或答非所问，即举刀将其舌头与下颚一并割掉，不几天即惨痛死去。瓦连堤彭连山身患肺病，被敌兵抓获后因见其行动迟慢，便用东洋刀凶狠地将他砍成数块，而后将碎尸抛入藕塘中。有一次，鬼子从一个难民身上搜出一张“难民身份证”，即一刀从其头上劈柴般地砍下去，然后用刺刀挑开肚皮。弄来一些咸菜，塞入死者肚里。又据肖家湾群众反映，日寇大屠杀时，有一次敌兵竟围刀将两个难民的胆囊挖出，然后用手挤出胆汁，装入随身携带的瓶内予以“珍藏”。除此之外，敌人还用焚身、敲脑浆、烫身、剖腹、挖眼、割耳、灌凉水等酷刑，随意惨杀我受难同胞。真是千般极刑，无所不用其极！

惨遭敌人血洗过的厂窖地区，上上下下，垸内垸外，无不室断炊烟，道少行人，尸横遍野，江河变赤，一片悲惨景象。如永固垸一地，当时收埋我同胞的无名尸体，数达千具以上，至今人称“千人坑”。据当时有关报道称，此次大屠杀，“堪比‘扬洲十日’”。“这是敌人在洞庭湖用淋漓的鲜血写成的一页痛史。事隔四年，（记者于此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年进行采访）河岸还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还有烧余下来的船板。……听一个身杀7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画着当年悲剧的演出，觉芦岸浅汀之间，犹森森有鬼气！”日军“破坏重于掠夺”这也是当时侵略军的险恶阴谋。在厂窖大屠杀期间，敌兵总是一边杀人，一边纵火烧屋，大搞焦土政策，对我横加破坏。他们的魔爪所向，无不烟腾雾绕，倾墙倒壁，令人惨不忍睹。5月7日，日寇铁蹄蹂躏南县，当晚即纵火焚毁了南县县城。“除县政府及县立学校留一点房屋外，……已全部烧光。”“街上现着一滩一滩的血痕，饥饿的白黄狗四处扒开瓦片找死尸吃”。随后，敌人又纵火焚毁了三仙湖镇，“除南华公口旧址及四五家民房外，……均被敌人烧光”，“共杀了四五百人”。敌占厂窖后，更是横行无忌，他们骚扰到哪里，即焚毁到哪里，就连厂窖附近的茅草街、狗头洲等小墟镇，亦很快“付之一炬”。武圣宫还被焚烧二次，“一直烧得片瓦无存，敌人才发出狰狞的笑容退去”。

白天，他们纵火、杀人和抢掠，夜晚则纵火为其作联络和行动的信号。“至灾祸所及，共十三保，烧毁的房屋有1062栋，财产损失，至少有2.94亿元（指当时的货币）”。另据调查，仅现今的厂窖乡，除被日寇烧毁民房3000多间、船只2500多艘以外，其他因纵火焚毁而造成的损失有：猪4000头，牛200头，家禽近万只，粮食50万斤，外加衣服、被盖等5万余件，农家具万余件。折合金额（币）不下几千万元。据在全成村一、二组（即原作新乡五保四甲）统计：当时47户人家，大小房屋113间。日寇侵占的几天里，房屋被焚44户、大小104间，损失猪50头（烧死39头，鬼子杀掉9头，“维持会”拉去两头）；鸡鸭229只（烧死134只，鬼子捉去53只，跑掉42只）；粮食14000多斤（烧掉13000多斤，抢走8000斤）。与此同时，被堵截在厂窖沿河两侧的几千船只，更是焚毁无存，除太白洲一处因鬼子架设电话线，及打捞几个被打死的鬼子尸体，需留下几条木船外，其他船只一概被鬼子烧毁，可说是荡然无存。

更有甚者，日寇还借纵火烧屋之机，把我同胞成群结队地往火里赶，使之同归于尽。仅瓦连村当时便有20多名妇女被大火烧死。日寇除纵火烧屋外，还有意破坏我防洪大堤和农田生产。据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报纸报道：“垸堤被掘了数十处，青翠的禾苗十分之五六淹在水里”。

纵尚有未被大水淹掉的禾苗，那时也无人耕作。掳抢则是敌军占领后的又一种破坏手段。他们一般是白天杀人，傍晚出外“打闹”（即抢掠）。所有我群众的财物，特别是金银首饰、上好衣料、粮食、糖、油及家禽、牲畜等，均不放过。10日那天，原永固垸有两个农民被鬼子一个班掳去当伕，随他们挑着两副大筐跟着到里中湖、汀浃洲一带去“打闹”。这两个人事后回忆，仅只十一、二个鬼子，在一天之内（不到9小时），竟然犯下了如下的罪行：用刺刀、乱枪杀死我同胞140多人，强奸妇女20多人，纵火烧毁了民房5栋，砍死耕牛2头，杀死牲猪10多头，此外还抢走了我群众的大量财物。两人随鬼子“打闹”一天，前后倒换箩筐5次，如此留好丢次，最后剩下的全是金银玉器、毛料绸绞等贵重物品，重达300多斤。他们魔爪所向，无一不是兽性大发，见家具什物，总要尽数捣毁；见牲畜家禽总是任意宰杀；拿到蚊帐被盖，也总要撕烂作捆绑我同胞之用，或劫去垫敌军马房。遇谷米及菜食，或随意吃掉，或倒入粪坑；即是吃剩的，也总要撒上屎尿，使劫后的群众返家之后，既无处安身，又无吃用度日。

日寇抢掠之后，照例要掳去大量民伕做苦役，以后杳无音讯者，仅厂窖一地即达200多人。

日寇蹂躏厂窖期间，对我妇女同胞更是百般侮辱，千般残害。小至十来岁的幼女，大至六、七十岁的老妇人，凡躲避不及者，几乎都不能幸免。人们至今都在痛骂他们是“人面畜牲”、“两脚野猪”。当时还是一小墟镇的茅草街，“敌人仅在这地方盘踞一日夜，但被奸淫的妇女，却有三、四十人之多，其中有小女之初，年仅10岁，惨被敌兵2名轮奸，其母痛恨，与女投河而死”。在厂窖垸内，日军则更是大泄其兽欲。不仅是一般妇女难免被强奸，“连修道的童贞女也强奸了”。甚至几十岁的老太婆、孕妇、产妇、经期女人等，也难于逃脱被侮辱的灾祸。德福村当时有个年已60几的老妇人，见日寇枪杀她两个儿子，想跑出屋外救护，日寇发觉后，四个兽兵即强行轮奸，事后还拍手狞笑。因奸致死者，几乎到处可见。瓦连堤有一怀孕妇女，惨遭敌兵7人轮奸，后又被鬼子踢伤腹部，八、九日后悲惨死去。还有的是强奸孕妇后，再用刺刀从肚里挑出胎儿，使母子俩同归于尽。某乌蓬船一名仅12岁的女孩，被一群鬼子轮奸致死，尸体被丢入河中。肖家湾某妇女因拒绝日寇侮辱，竟被日兵割去双奶。尤为残暴的是，鬼子对我女同胞实行奸后惨杀，用刺刀捅刺被害者的阴户，或用刀切割肉体，或用其他异物塞入阴户，血流满地，活活死去，惨不忍睹。于家垸一户人家，4个妇女，就是这样被残害而死的。猖狂入侵我厂窖地区的日寇真可谓之烧、杀、淫、掠，四毒俱全。即连日酋板垣的陆军总部也承认：“如果将参加过我战争的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3

厂窖人民不可侮。日寇窜犯我厂窖期间，当时尽管限于历史条件，缺乏实行有组织的抵抗。但我厂窖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总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多种形式与日本侵略军作过顽强的抗暴斗争。

易其华智杀鬼子兵，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敌寇骚扰厂窖时，百万湖中的蒿草丛中，藏匿着许许多多的难民。当时，易也在此避难。黄昏时分，一阵枪响之后，突然传来女人的惨叫声。原来是鬼子抓着一名妇女，正在找船渡湖西去。易见其情景，顿时满腔怒火，他急中生智，决心打救这名女同胞，他从蒿草丛中划出一条渔船，装出一副“迎接太君”的笑脸，请鬼子与妇女同时上船。鬼子见易如此“殷勤”，以为船伕是个“良民”，便放松了戒备。船驶到湖中，易抓住战机，在那女同胞的默契配合下，经过船上的一番搏斗，终于拔掉了鬼子身上的佩刀，并结果了他的狗命。原玉民大队余泽庭，更是一位敢斗敢拼的民族勇士。余当年40多岁，遇4个鬼子追杀他。他持长斧回头杀敌，单人与鬼子展开搏斗，并用斧头打坏了鬼子一枝枪。后寡不敌人，余的肚子破鬼子刺伤，肠子流出，但他还是手按伤门继续战斗，拿一根牛栏门杠，打翻一个敌人，杀开血路安全逃出。从南县逃难来永固垸的原湖西中学学生曾定满（当时18岁），抗敌事迹更是可歌可泣。鬼子杀害他时，他据理抗争，临死前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壮烈口号，充分显示了我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

还有不少同胞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肯损害民族利益。瓦连乡谭友庭，被敌寇捉住逼下小塘捞枪（国民党散兵丢弃的），他深知枪弹如落敌手，无异替鬼子虎上添翼，便总是以敷衍态度搪塞日寇。捞枪一天，他明明探出有三挺机枪、一支步枪，却全部踩入泥里。又据记载，日寇大屠杀时，厂窖妇女同胞中国拒不受辱而壮烈死难者有名有姓者，即达50多人。其中一肖姓妇女，被日寇兽兵逼奸三次，三次均予挣脱。后敌兵紧追她至河边，她情急智生，竟一手抱住兽兵共滚河中，敌我双双溺死。

4

罕见的“厂窖大惨案”，是日军侵华暴行的有力铁证。

这伙法西斯兽兵的双手，沾满了我厂窖人民的鲜血。而其罪恶元凶，则是其上层统治集团，制定政策的人，军国主义首恶分子。“厂窖大惨案”和日军在我国其他地区所制造的大屠子一样：“暴行的规模既十分巨大……所以这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即这样的暴行如果不是由日本政府或个别官吏及部队指挥官吏所密令实行的，就是为他们所故意容许的。”“……这些大屠杀的大部分，都是由军官所命令的，有些则是由高级将领所命令的；许多时候，军官实际上在执行时还监督、指挥和进行了实际的杀害。……有下列命令包括在内：‘当杀人时，应尽可能将其聚集在一块地方，节省子弹和劳力。……无论什么时候，须以不令一兵漏网，全部歼灭，不留痕迹力主旨。’这种屠杀的命令，除其他情形外并包括对一切企图脱逃可能成为敌方作战力量的人，即应加以执行”。但是，他们以损人开始，到头来还是以害己告终。“厂窖大惨案”的直接指挥者、敌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也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审判。抗日战争结束后，即被当时的国际法庭判处了无期徒刑。

厂窖发生的这场民族大灾难，也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假抗日，真反共”的有力罪证。“厂窖大惨案”发生前，驻守滨湖一带的国民党驻军，“有第73军和第44军一部，加上地方杂牌部队，共约10万人。南县、华容、安乡三县驻有73军3个师（暂编第5师驻华容，15师驻安乡，77师驻南县），另在沅江赤山（当时为汉寿所属）一带，还驻有44军一个炮兵团”。当时的国民党军，已是十倍于敌寇入侵之兵力，如再加上地势、民情等诸多有利条件，是完全可以击退日军对此一地区的侵犯的。但其结果却恰恰相反，10万蒋军一触即溃，不到两个月时间，半壁洞庭即拱手让敌。那时，第73军驻华容靠长江边的一个团，鬼子过江后，该团肖团长还在团部聚赌。敌人化装为便衣，闯人团部并佯称该团部属，向肖团长报告，“团长，敌人的便衣来了！”“来了？打呀！”团长说。“打？好！我们就打！”就这样，一团人全部溃败。同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华客人民欢送暂5师师长曹典漠出征杀敌，井预祝他统兵胜利回营，而那位曹师长竟厚颜无耻地作答：“打了胜仗，当然来叨扰；打了败仗，还不是到‘那边’去了嘛！”果然到第二天，曹师长真的到那边（投降敌寇）去了。华容县也就这样失陷了。暂5师降敌后，驻防南县的第77师、驻安乡的第15师，共约万余官兵，不待日军逼境，即夺路而逃。故日军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据调查，这股国民党部队，在日寇合围厂窖前，只在安乡、麻河口等地作过短暂阻击。日寇合围厂窖后，很快即全部溃散。其中一部从肖家湾等渡口过河逃走，估计5000人左右；另一部则丢盔弃甲，变成瓮中之鳖。而与此同时，驻防厂害对河赤山高地的第44军炮兵团，却一炮不发，坐视不救，眼睁睁地望着敌人在其垸内肆意横行，让其兄弟部队，和我男女同胞，活活葬身于火海血泊之中。尤为可悲的是，指挥南华安驻军的第73军军长彭位仁，早在事发之前，即已溜之大吉，只身藏匿到下游港某农民家里去了，置其三师部属于不顾。身负湖南守土重任的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则更是荒唐之极，竟凭收听敌寇电台，了解其前线动态及其部属溃逃去向。

“厂窖大惨案”已是过去的一段历史了，而历史是很能教育人的。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更重要的是，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从而更加振奋民族精神，为建设和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历史悲剧决不许重演！

（刘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