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以人换煤——大同煤矿“万人坑”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大同煤矿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那时,日本侵略者公然称大同煤矿为“东亚热源”、“大东亚共荣圈内战争资源之中核地带”,疯狂地对大同煤炭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八年来,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掠夺煤炭1400万吨,致使6万多矿工被摧残致死。如按日寇掠夺大同煤炭的数量计算,日寇每掠夺230吨煤,就要死亡一名矿工。当时,在矿区的荒郊野外,河滩山谷,废旧矿井等地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万人坑”。

大同煤矿究竟有多少“万人坑”,现在很难查出确切数字,仅据老工人回忆,比较大的“万人坑”就有14处。如忻州窑矿的杨树湾、同家梁矿的黄草洼、永定庄矿的大南湾、白洞矿的老爷庙、煤峪口矿的南沟等。

其中,煤峪口矿南沟“万人坑”是现存“万人坑”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万人坑”由上下两洞组成。上洞宽6.7米,深40多米;下洞宽4.5米,深70多米,洞内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骨。从洞内尸骨的姿态看,有许多矿工没有死就被扔进了“万人坑”。他们有的还挣扎着向洞口爬行,有的还在愤怒地呼喊,有的则痛苦地抚摸着臂上的伤痕,还有的被截断了双腿,砍掉了四肢,击穿了头颅,扭折了脊骨,洞中情景惨不忍睹。

在大同煤矿,日寇经常叫嚷:“宁肯多出一吨煤,不怕多死几个人”,“中国苦力大大的有”。出于这种狼子野心,日寇根本不考虑增加设备、改革技术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只是一味地加紧掠夺,一切以多产、方便、省力、迅速为其宗旨。野蛮落后的生产方法,原始笨重的生产工具,不仅使矿工的劳动异常繁重、吃力,而井下的自然灾害如冒顶、水、火、煤尘、瓦斯等,更时刻威胁着矿工的生命。通风不良,掌子面的照明大都仍然是麻油灯和电石灯,很容易引起瓦斯燃烧和煤尘爆炸。在大得可怕的采煤工作面上,顶板压力很大,日寇却很少让打支柱,硬逼着工人冒死出煤。有的工作面冒顶了,日寇还逼着工人从百缝里爬进去往外拉煤。有的坑道水淹了,日寇还逼着工人涉水背煤,事故时时威胁着矿工,死亡时时等待着矿工。据老工人们说,那时矿上死个人真是太平常了,每个井口每天几乎都要往出抬死人。

1938年春,煤峪口矿九号掌子面透水,工人们发现后,都说会淹死人,不能再采了,可日寇根本不理会这些,硬强迫工人们进去采煤。一天,地下水突然冲了出来,把120多名矿工全部困在了井下。事故发生后,日寇不但不组织抢救,还用刺刀挡着,阻止工人们下井抢救。结果,这120多名矿工在井下被困了15天,除8人侥幸活命外,其余全部被活活饿死。

1941年6月,白洞西坑的一个采煤掌子面,因开采日久,又没有支护,顶板响了几天,眼看就要塌落,日寇却还逼着工人进去干活,结果,大顶落下来,70多个矿工全被压死。象这样的惨剧在日寇统治时期时有发生,而每次事故发生后,灭绝人性的日寇也是只顾抢救机器,不抢救人。1943年春天,忻州窑矿南四号采煤掌子面顶板塌落,压住8个工人,其中有个工人半截身子被压在石头下,人还活着,在场的日本鬼子为了让其他活着的工人去抢救机器,竟将这位半个身子露在外边的工人用刀活活砍死。

为了镇压工人反抗,日寇在矿区建立和强化法西斯统治网,他们收罗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成立“矿警队”、“督察队”、“密探队”、“洋狗队”。“矿警队”是专门镇压工人的反动武装;“督察队”是专门抓捕工人的便衣警察;“密探队”是暗地监视工人活动的特务组织;“洋狗队”有几十条狼狗,是专门用来咬工人的。此外,日寇还派出大批宪兵驻扎各矿镇压工人。

在日寇残暴的殖民统治下,矿工们完全夫去了人身自由。那时,每天天不亮,鬼子和把头就到工人住的工棚去摧工。上工时,小把头在前领路,中间是跟班工头,两旁是持枪的日本兵,后边还有“撵房的”。有的时候,日寇还要带上洋狗在井口监督。在井下,矿工们每天劳动12至16个小时。渴饿了,就喝点井下的脏水。那时,日寇三天两日还搞什么“努力出煤日”。这一天,鬼子把头一齐出动,头扎红布条,手拿鎯头、皮鞭,强迫工人在井下干24小时的活,矿工们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稍有怠慢,便遭到日寇把头的毒打。

日寇和把头狼狈为好,对矿工进行残酷的剥削。据老工人回忆,当时矿工劳动一天,出了井发给一个饭牌,折合伪币伍角。一月到头,矿工所挣的工资超不过15无,而一个小把头至少在100元以上,大把头则高达千元,矿工们每月所挣的15元工钱,除被扣除“鞋帽金”、“铺底金”,甚至监工和把头用的印油也要矿工交纳什么“指绞料钱”以外,剩下的一点钱也不发给现金,而是发什么“专用引换证”,只能在日寇、把头开的店里买东西。

矿工们的生活苦到了极点。他们住的是大工棚,每间有三十多公尺长,四、五公尺宽,这么细长的房子,墙上只开了四个窗户,每个窗户既不糊纸,更不装玻璃,全用木板和铁棍封着,猛一看,跟监狱一样。屋子里两排土炕,要睡百十多人,多数矿工没有铺盖被褥,有的只是些席片、麻袋片、洋灰袋纸,煤块、砖头块当枕头。刚进屋的人,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屋子里长年不通风,不见阳光,不打扫,又阴又湿,加上人们身上散发出的汗臭,病人的屎尿,以及臭虫、跳蚤等,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住进去,用不多久,也得病倒了。工人们吃的就更不能提了,除窝头和黑豆饼外,就是用发霉的高粱、糠、花生皮等混合磨成的“兴亚面”。矿工们穿的都是破破烂烂,上下班一身衣服,千补百缀,补钉压补钉,没有替换,也常年不洗。就是这破烂衣服,有的工人还没有。到了冬天,他们只能用麻袋片,广告布、水泥袋纸连起来遮体防寒。

繁重的劳役,加上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大批矿工身染重病。那时,矿工生了病,日寇既不给医药,又不让歇工,只要死不了,就逼着下井干活。如果有谁再也挣扎不起来了,日寇就让“拉尸队”抬着扔进“万人坑”。

1942年春,矿区霍乱流行,成批的矿工病倒了。日寇怕影响出谋,便借口防止传染病,把那些被苦役和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矿工,强行拉进他们设置的“隔离所”。“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不活”,不是被扔进“万人坑”,就是被送进“烧人场”。据当时“拉尸队”的副队长程重山供认:1942年,经他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是活着的。另据当时“拉尸队”的一个队员交待,过去每拉一人,可得一元伍角钱。说是“拉尸队”,实际上有许多人还恬着,也被扔进了“万人坑”。煤峪口矿老工人钱奎保的父亲就是被活着扔到“万人坑”的。1941年底,钱奎保和他爹、舅等一家8口,从河南汤阴被骗到大同煤矿,不到三个月,全家就有6口惨死在日寇手里。一天,他爹病倒在大房子里,鬼子查房时,发现他爹没上工,二话没说,举起鎯头就朝他爹头上打去,只见鲜血直冒,鬼子一挥手,几个拉尸的一拥而上,拖着就走,扔进了“万人坑”。

日寇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最初拉尸时,还用烂席裹裹,以后改用草绳捆,后来干脆用两个铁丝圈,一个套头,一个套腿,中间用木棍一穿,抬起来就扔了。据我晋西北地区1940年10月19日的《抗战日报》上的一篇消息说:

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的行人总是络绎不绝,今年这条路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即使有人走,也是寥寥无几,原因是黄土沟的死人臭气太大了。每天总有三、五个死人从口泉煤矿拉到黄土沟、这不是病死的便是自缢的或被打死的煤矿工人,总是浑身被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让野狗、野狼信口大嚼,咬得血肉狼藉,有脚无手或有腿无头,伤心惨目,莫过于是。

除“万人坑”外,日寇还设置许多烧人场,其中较大的是忻州窑矿烧人场和四老沟矿烧人场。这些地方,常常黑烟滚滚,数以千计的矿工被活活烧死。矿工家属于大女一家5口,在日寇统治时期,跟随丈夫从浑源被把头骗到忻州窑矿。不到一年,大夫惨死在井下,看靠17岁的大孩子在井下背煤度日。后来大孩子病了,日寇硬说是传染病,把他拉到烧人场活活烧死了,几天后,13岁的大女儿也被拉丢烧死。于大女被关迸了“隔离所”,剩下5岁的小孩无人照看,被活活饿死。象于大女一家这样悲惨的遭遇,在大同煤矿还有千千万万,煤峪口矿老工人曾世贵控诉说:1942年8月,我家四口人因饥寒交迫,全都得了病,日寇知道后,怀疑我们得了传染病,不由分说就派狗腿子用铁丝网把我家的门窗封了。我知道鬼子要将我全家放火烧死,便乘鬼子去取汽油时,拨开铁丝从窗口逃了出来。当我准备接妻子和孩子一起逃跑时,鬼子回来了,一把火,将我三位亲人活活烧死在屋内。

残暴的日寇欠下了大同矿工难以数计的血债!

(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