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闭幕会上最后一个讲话的人是华国锋。

他对这个已经开过的34天会议做了总结。

他的这个讲话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会议成就，第二个部分专门讲“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讲党的团结和提高领导水平的问题，第四个部分是讲召开三中全会的问题。在他的讲话稿中并没有写明有这样四个部分，从实际内容看这个讲话就是由这样四个部分构成的。

他讲话的第一部分，同邓小平、叶剑英一样，对这个会议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以中央政治局和全体到会同志的名义说，大家一致认为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很成功。接着他概括会议有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同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从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彻底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和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针政策；三是讨论修改了两个农业文件，原则上确定了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四是酝酿讨论了中央人事问题。

他讲话的第二部分中又分了三点来讲。

第一点讲“两个凡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接着他讲：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他承担。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当时到会大多数人对他这么讲基本满意。

当然，不需要什么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他没有讲出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将他的真实思想全盘托出，其中包括不少为自己辩护的言辞，而且对事实和思想的叙述也有很多不合逻辑甚至违反时间进程的地方，如前面发生的事情受后面思想的指导。并且一句不提阻碍邓小平等一大批人出来的事情，但是大家又认为要他不说为自己辩护的话，把原先自己的真实思想活动都讲出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个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能够在一个大会上说到这样的程度，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应该做自我批评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错了。

第二点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也讲了一个过程。他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他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他说，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先后给他自己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他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都赞成这样办。

他说，由于他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来不及开。11月25日下午，即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的讲话之后，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他在转述这一段话后说“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

这一段说的是他在11月25日晚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包括他自己在内中央常委赞成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这一段话没有讲“两个凡是”那么干脆。他在这里讲的那段话是11月25日晚中央常委的集体表态，并且对真理标准问题只是说到，并非专就这个讨论而讲，而且这话还是通过邓小平的口讲的。华国锋至少还应该讲几句自己的话，讲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自己的看法到底如何。因此在华那次讲话后我和王惠德、杨西光对他讲的这段话议论了一下，一致认为，他在思想上并没有通，问题不能算彻底解决。

在第二部分中，他还讲了第三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说：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王惠德、杨西光和我议论这段话时，总觉得有些不很对头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做出判断，最后看了两遍，看明白这么几点：那就是他在这段话中一连说了三次“解决”，一是这次“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二是要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就是这次会议还没有解决好)；三是要有这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这就是说，能够解决好还是一个要有正确精神指导的问题。这样来评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达到的成就，应该说是太低了。本来应该说这个问题，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得到了解决。

华国锋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看过邓小平大会讲话的稿子，也听了邓小平的讲话，但是他并不认为邓小平的讲话就是宣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已经解决好了，毋须再经过一个专门的理论务虚会。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要在理论务虚会来解决，其实只有原先反对、抵制真理标准问题的极少数几位同志思想不那么通罢了！

华国锋在讲了这几句之后，还说了一句：“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几句话从原则上讲无懈可击，因为团结无疑是要强调的，何况又加上分清是非这个前提。关键还是对于谁是谁非，华国锋没有多说一句话，不像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讲的话。

华国锋讲话最后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求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多创作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不要宣传他个人。

华国锋讲话中最后讲的这个问题也受到出席者的欢迎。

他讲话的第四部分说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了会议的几项任务，第一还是讨论着重点转移问题，第二是审议通过农业文件和两年计划安排，第三项是讨论人事问题，提出的候选人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些人。在这几项任务中还有一个成立中纪委的问题。

华国锋的讲话大致就是这样。

对华国锋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

附记：我对华国锋的印象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批邓”前——“批邓”中——“四人帮”粉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三中全会后他继续担任主席期间——离开了党中央主席的职位之后。每个时期他都有些事可说，同时又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因此只能使用“印象”这两个字，而且时间并不长。

从1975年到1981年不过6年时间的光景，但这6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细细说来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个附记里，我不准备按照时间次序发表我对他的印象记，我只想讲讲我对他本人能力品质方面几个突出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高的水平，有什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获得的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

毛泽东有时也说了一些不要多宣传个人的话，但是实质上他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还说个人崇拜还是要一点的。因此我们的报纸、电台，就把批评“个人崇拜”改成批评“个人迷信”。其实这不是“崇拜”、“迷信”这种字眼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与民主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行为。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不称职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当了大官的人，特别当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帮人，这帮人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分不开的。他们有各种办法使他们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够体谅的。

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国演义》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当然在形式上改变了不少。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来接班的，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许多人对他大搞个人崇拜这件事，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害。也许那时他真的希望有人对他搞点个人崇拜，过过这种被崇拜的瘾。如果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对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人搞个人崇拜，只要形势一变，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并不是真心崇拜，不过是在利用他，想通了，这种滋味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认为在这方面华国锋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

总的说来，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