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前夕是指1978年9月上旬国务院务虚会结束到10月下旬这段时间。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何日发出的，我记不起来了，在“故纸堆”里也没有找到，同时我至今还没有任何资料。但是按照办事的通例，开一个这么大规模全国性的会议，请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最迟10月下旬中央就要作出决定拟好通知发下。对这我说不好，但是到档案馆一查，是很容易查明的，也许党史研究者已经查明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是叶剑英提出召集一个理论务虚会。关于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不久听到的。有一天见到胡耀邦，他告诉我中央工作会议前有一次中央常委开会，叶剑英了解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和开展讨论并且报上做了报道后，不但理论界反应强烈，各路“诸侯”也反应强烈，而且社会上乃至国外都有反映，同时党内又有不同意见，这时叶帅提出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当时没有感到，正在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就带有理论务虚会的性质。不知道以后还开不开专门的务虚会。

过了若干天会议将近结束时，有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后传达时讲，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发言已经不少，但是理论务虚会还是要专门开。华国锋在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时也讲了有关理论务虚会的问题。关于这件事他一共讲了两段话。

一段话是在说明他接触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后讲：

“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还有一段是他专门讲召开理论务虚会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叶剑英的这个建议是在中央听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讲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的总结发言是在9月9日做的，这个汇报会恐怕最早也要在9月中旬召开的。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召开不久，以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个人的名义，由胡绩伟主讲的那个联合发言中又多了一个情节，那就是9月份《红旗》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文章草稿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征求意见后，哲学所党总支提出六点不同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将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审查，这时叶剑英提出了上述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对叶剑英建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了解的只有这些，当时我也没有去做更多的思考。

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发现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和韦国清谈话的记录。它不是详细的记录，只是谈话要点。

这个材料的第一部分是，韦国清向邓小平汇报总政治局准备发一个指示，要求全军干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求邓小平做指示。邓小平说：

“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这样，凡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都要想想你这个工厂，生产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现代化问题嘛！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不解放思想问题提不出来，问题也解决不了，生产上不去，生产率也提不高。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按：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印发到全国去。”

邓小平这么讲当然不只是同意总政发指示，而且是表明他的一个主张。

怎么样“摆开来讲”？这就要与坚持“两个凡是”和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面对面地交锋。在中央会议前夕，邓小平的这个主张实际上也就是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摆事实，讲道理。

在10月14日前不久的九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还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九月在东北那几次讲话在当时是产生很大影响，起了重大作用的，是很有名的，这次讲话直接影响了中央工作会议。

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能否印发东北讲话。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说：可以在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这件事，等一下务虚会。

从邓小平说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心目中的理论务虚会是一个很快要开的会议。事实上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起了他心目中那个理论务虚会的作用。邓小平讲完这句话后接着说，给部队干部讲这件事时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三不主义”。要让大家敞开思想讲话，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样很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常识，这也有人不赞成，有什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问题，可是有人就不赞成。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误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真正实行“三不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没有关系。思想僵化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各根据地，不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分析、解决问题，结果都搞好了。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

看了邓小平与韦国清的谈话记录，加上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体会，使我认识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确达到了邓小平说的“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的要求，也达到了叶剑英要求的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和“充分民主评论”的要求。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把事实讲得比较清楚了，也把道理讲得更透彻了。最后邓小平在讲话中对这场讨论做了科学的结论。从真理标准讨论来说，中央工作会议的确是一场决战，并取得了胜利，也就是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因此我认为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说这个会议为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要求在“理论务虚会上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好”这种说法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估计不足，也对理论务虚会的要求不那么恰当。这样的看法当时没有，而今天在我的头脑中有了这样新的认识。

这些情况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中写了一些。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只引1976年9月以后的材料)：

一、9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东兴同志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有问题，以及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为理由，不许发行。

二、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9月18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7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三、10月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总之，临近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两种观点的争论是非常尖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