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有三个版本：

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决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去做好”。这是第一个版本。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写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第二个版本。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大同小异，而第二个版本被认为是标准的版本。

“反对两个凡是”就是不同意“两个凡是”这个命题，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把毛泽东讲过的话、做出的决定作为真理的标准。

“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就其原则意义来说，含义很清楚，并无歧义。

但是从提出“两个凡是”起，“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的含义又有具体的内容。由于并没有明文确定它们的适用范围，因此它们的原则意义都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在实践中，它们的运用又只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对于处于重病状态中的毛泽东的指示而言的。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年老衰弱，病情严重，不能正常地思维和工作。而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又做出许多重要的决策，比如决定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比如在发生“天安门事件”以后，又由他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等等。华国锋是处在重病状态中的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需要强调这样的“两个凡是”，来维护他的地位，而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则要求平反由毛泽东定性的“天安门事件”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思想，也就是要反对那时候提出的“两个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这时候他所说的“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就是如此。

我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作三个时期：一、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尚未成熟的毛泽东；二、成熟的、正常状态下的毛泽东；三、重病时期的毛泽东。两头的时期都比较短，中间的时期比较长，中间这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时期，同时第三个时期究竟从何时开始，我正在研究。

处在重病状态下的毛泽东是什么样子的？“天安门事件”后，传出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做的笔记。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一个“联络员”，毛泽东想了解外面的情况，或者想对别人说些什么话，就通过毛远新来进行。毛远新在1976年4月7日所做的笔记当时并不保密，因为“四人帮”愿意把这样的材料传播开来，好让人相信为“天安门事件”定性这样的决定是毛泽东作出的。因此我也不特别困难地便得到了，并且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从笔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完全根据毛远新一个人的汇报来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表态，而且大多只是用“好”、“是”、“对”、“快”、“嗯”一个字，或者“是的”、“不是”、“登报”两个字，以及“赶出去”之类三个字来表态，成句的话不多，在70分钟的时间说话不到100字。另据我看到的张玉凤写的材料，在清明节前后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毛泽东身边的人对外面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关于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的情况，在毛泽东身边照顾他的张玉凤写道：

1975年8月后，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每天吃饭和服药都由我一口一口地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间，每餐只能吃一两勺了。而且常常因吞咽不好，呛着咳嗽不止，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一次，主席患支气管周围炎，咳嗽很厉害，护士给主席试口表，结果主席咳嗽把温度表吃掉半截，吞下了水银，三天后主席把半截温度表便出来了。

在1978年反对的就是把这样的毛泽东的话奉为神明和对之实行“两个凡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反对“两个凡是”是坚决的、没有顾虑的，但是对毛泽东其他的言行就没有能坚决反对。比如在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就因为毛泽东多次明确地坚决反对，因而在三中全会决定下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中，还写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样的两个“不许”。

在当时大家生怕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也不敢反对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的提法，只说到这样的程度：究竟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主席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也有某些错误是高举。在三中全会开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比较宽的范围内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和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