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首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一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一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相互谩骂。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

老红卫兵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辩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指点江山》（钢院革命造反公社）、《革命串联》（建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上天》（北京航空学院）、《人大三红》（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上百种。一时大街小巷小报满天飞。

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字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沙俱下。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买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