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分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一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像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像“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可是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西方文学浸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无聊赖,像19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一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他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皇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脏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代,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议。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洁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颇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在茫茫大海的狂浪滔天中,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化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物以稀为贵”。在“文革”期间很少有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中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炭的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还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得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重拾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创作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