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遭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毫不气馁，他们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进行了悲壮的斗争。终于渡过难关，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1932年12月，在他们的领导下，陕甘边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从而使西北地区出现了主力红军部队。红二十六军的诞生，标志着陕甘边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又向前大大进了一步。此后，刘志丹又率领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投入了创造照金苏区的伟大斗争。

一、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组建

（一）中共中央关于创造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任务和方针的提出

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①并指出，“为了实现上面的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队伍编成：勾经常的正式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②

在决议中，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创造陕甘边正式红军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创造和扩大红军主力，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决议》指出，在红军的建设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创造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部队。为此，必须做到，一是在主力红军的兵源上，要以武装农民为新的红军的主要成份，最大限度地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陕西省委必须从西安动员大批的工人群众去参加红军，建立在这部队中的工人的骨干。”①二是在主力红军的干部上，要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三是在主力红军的政治工作上，要立即开始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令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遣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的政委。”③四是在红军的编制上，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一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③五是在红军的武器装备供给和补充上，应该以军阀军队为目标，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

第二，创造巩固的苏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为主力红军创造巩固的后方基地。

《决议》措出，在目前游击队活动的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地实行以下的任务，以便将这个区域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些任务主要包括：一是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之下，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土地应该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平均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念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念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欠债及租税应立即废除。”①二是彻底摧毁当地的反革命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当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的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②三是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泛地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工作。只有加强了这些方面的工作，才能促进加强主力红军的建设工作，并为主力红军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第三，进一步地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地组建游击队，以广泛的游击活动配合和支援主力红军的行动。

中共中央的《决议》指出，在主力红军的创造和陕甘新苏区的开辟过程中，绝不能削弱和放弃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反应该用更大的努力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行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①关于游击队的任务，《决议》指出，“游击队的主要任务，要在敌人的后方动作，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夺取枪械，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摧毁反动的乡村或县城的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等等，游击队应该是土地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游击队应该吸收当地的农民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并努力从游击队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红军的指挥员应该努力指导游击队的动作，并将他与红军的作战任务联系起来。”②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决议》明确指出，“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造较大的根据地。”③

第四，进一步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配合主力红军的武装斗争的开展。

《决议》指出，“除了以武装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外，还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联欢会等，去夺取白色的士兵群众，并应该派遣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这种工作要与红军的武装战斗同时并进。同时中央责成陕西省委，去加强在杨虎城及其他军队中的中心部队的我们的工作。”①只有认真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红军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分子，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五，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同时建立和健全各种群众组织，充分保障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建设的顺利开展。

《决议》指出，为了加强党对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一是要加强陕甘特委领导；二是壮大党的组织队伍。“在红军根据地与游击队的区域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雇农、贫民及优秀的中农分子入党，严格防止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混入政权机关及党内来，”②三是提高党员的素质，最大限度地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加强其军事训练，使党的队伍能够适合于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环境。四是立即在苏区建立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组织；五是党组织应该吸收其他苏区的经验，开展拥军运动和扩红运动，以促进红军队伍的巩固和扩大。

从内容上分析，《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创造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如在红军建设上，规定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主力红军的扩建必须以地方游击队为基础等，这些思想与“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再如在土地革命中，确定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路线，确定了按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及其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必须建立在基本农民群众自愿和拥护的基础上的原则。这些路线、方针和原则与中央苏区的《兴国土地法》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的内容基本上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在这个决议中对陕西省委关于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持反对态度，明确指出红军目前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造较大的根据地，”①不同意陕西省委提出的以城市为中心，“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泾渭河交通的”军事冒险方针。②考虑到这一决议制定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国各个苏区的发展处于顶峰时期，在这种背景下，这一决议能够摆脱“左”的错误的束缚，提出许多实事求是的主张，因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是党为陕甘边以至西北地区红军建设和苏区政权建设制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分析了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特点，规定了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行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根本任务。它对于创造和巩固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对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这个《决议》精神的指导下，陕甘边党和红军及苏区群众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创建红二十六军和照金苏区的英勇斗争。

（二）陕甘边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

1932年12月中旬，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当部队到达陕西淳化县境内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转角镇休整待命，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

1932年12月下旬，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宜君县的转角镇。这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也以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他一到部队，就极力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关于“改造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反右倾”的纲领，对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横加指责，诬篾他们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等等。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的职务，开除了谢子长、阎红彦的党籍（后经省委查明情况，撤消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到上海“受训”。由于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最后才勉强把刘志丹、杨仲远留下来，但不给任何职务。由于杜衡大搞宗派主义，根本不相信陕甘游击队的各级干部，于是把杨仲远、吴岱峰、杨琪以及排以上干部的枪全部没收，还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排以上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并由政委（杜衡自己）任命产生。①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失利后由1500人减为200人，兵力大减，无法实现中央决定的首先组成一个师的要求，杜衡只好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团作为红二十六军的骨干。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主持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了授旗仪式。杜衡自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选举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全军共200人。由于杜衡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刘志丹被剥夺了红军领导权，不给职务，谢子长、阎红彦被送往上海的白区中央局“受训”。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刘志丹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和职位高低，积极帮助王世泰开展工作。他为红二十六军的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先后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参谋工作制度》、《红军纪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等，这样就把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建设的思想运用到红二十六军的实践当中去，保证了红二十六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他也顾全大局，胸怀坦荡，主动协助王世泰指挥作战，因此，红二十六军干部战士亲切地称刘志丹为“我们的好参谋长。”①

二、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苏区的斗争

红二十六军诞生后，根据中央作出的在泾渭三水之间的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以边新苏区。为此，部队在完成改编后，立即南下开赴照金地区。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旬邑、淳化三县的交界，属耀县管辖。这里是子午岭的南端，山岳连绵纵横，地形崎岖不平，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照金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群众大多是外来农民，生活十分贫苦，他们不断进行抗粮、抗捐、抗租和抗债斗争，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发自内心的革命愿望。

照金又是红军的老游击区。1932年春，党组织派习仲勋同志到金照开展工作。同年9月，照金战斗胜利后，刘志丹在率上岸红军游击队撤离时，曾将特务队留下来交给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

由于照金具有上述良好的条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以金照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2月27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首战焦家坪。红二团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占了焦家坪，全歼敌军团六十余人，而后进军香山一带。此时正值年荒，农民流离失所，红二团及在香山寺一带打土豪，组织农民分粮，帮助群众渡过年荒。在此基础上，红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队，开辟了香山寺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又消灭了照金、旬邑民团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这时，红二团扩大到三百多人，并成立了随营学校。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1932年1月，红二团由着急那拿下，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五支游击队。同年3月，为了统一各游击队的领导，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成了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游击队中指挥部，辖渭北、泾阳、富平三支游击队，共二百余人。随后又在渭北组建了十多支游击队。通过这些活动，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相配合的多层次的革命武装体系，使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

随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的深入，党的建设也得道进一步地加强。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正式成立，金理科人特委书记，习仲勋人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后，领导赵进人民深入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游击战争。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河群众工作的开展，到6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香山以西，西抵淳化塬畔，背到马兰，南至高山槐，东西相距五十余里，南北相距八十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从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又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使红军在游击战争中有了一个依托点和落脚点。

随着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照金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就成为摆在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面前一项迫切而又紧要的任务。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如果没有红色政权建立做保障，革命武装就不能在群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土地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妨碍，根据地就又被敌人破坏的危险。为此，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创立红色政权的工作。

1933年4月初，在山半边特委的的领导下，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户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贫民团、雇农公会、土地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赤卫军总指挥部等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等，组织雇农公会、贫农团、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清除敌探奸细，颁布各种法令，实行戒烟、禁赌、宣传妇女放足等。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在姚渠、照金、老爷岭、马栏、七阶石一带相继建立了公开或秘密的基层红色政权——农民联合会二十四个。至此，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模。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根据地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势力，地主豪绅在政治上被打倒，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昔日的泥腿子今天掌握着红色政权的印把子。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革命委员会在从政治上摧毁封建统治势力的同时，还从经济上铲除封建的剥削制度。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的职责就是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开始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日益提高，斗争蓬勃兴起。

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

正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照金根据地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之际，杜衡却继续顽固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给根据地的建设又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当时红军力量比较薄弱。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红军与某些民团建立了暂时的统战关系。由于建立了这种统战关系，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都和红军关系友好，他们为红军掩护伤员，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帮助很大，但居于红军领导地位的杜衡，却不要统一战线，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反对。1933年1月，他命令红军攻打与红军友好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部队遭到一些伤亡，郑毅被撤销了参谋长职务，由刘志丹继任参谋长。此后，夏玉山遂纠集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在这个时候，杜衡又借口说，敌军可能占领香山寺于红军不利，命令火烧香山寺，结果引起数百名和尚和广大群众的不满。因树敌多过，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薛家寨，还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伤员无法安排，粮食无法补给，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5月中旬，敌人调集4个团和6个县民团，分四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了两个败仗。这时，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以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以红二团转到外线作战。随后，红二团收编了国民党军两个连的兵变部队，并相继消灭了一些民团，部队扩大到近500人。5月20日，红二团回到照金苏区。这时，杜衡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开始动摇起来，他悲观地认为：“敌人力量大了，后方失了，群众跑光了，没有粮食了，创造不了根据地，扩大不了红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他先提出：“北上打通国际路线”，但遭到红军战士反对和陕西省委的制止。接着他又主张南下渭华，说“渭华党基础强……，群众条件好，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地形险要，转移既可与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配合，又可切断敌人交通，威逼西安。”并宣称，南下渭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1933年4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了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刘志丹等认为，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受到破坏，群众遭到残酷镇压，情绪低落，红军到那里不易立足；照金苏区建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红军若脱离根据地困难很多，危险很大。但杜衡对刘志丹等同志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6月初，在杜衡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南下。经过泾阳的嵯峨山到寇家庄时，杜衡被敌人的强大所吓倒，对革命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借口有事要向陕西省委汇报，便私自离开部队跑到西安，溜之大吉。7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杜衡被捕后叛变投敌。杜衡逃跑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歼灭敌一个地方民团武装，击毁杨虎城军运汽车10辆，缴获许多物资。这时，杨虎城知道了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宣布戒严，并调驻在渭华的警备旅，在高塘各坳口布防阻截，调商洛一个团在南山口市镇把守，又从西安派两个特务团向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追击。敌人总共调动了 5000余人的兵力，比红军力量大十余倍。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即离开灞桥进入骊山。当天，红军与前来进攻的敌人一个团经过激烈战斗后，向东转移，行军150里，第三天抵达蓝田许家庙，遇当地地主民团阻截，又返回口子头时，被敌包围。当时，红军处在右有石山，左有悬崖，前后都有敌人夹攻的十分危险处境中，但红军在刘志丹等的指挥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了战斗，夺取丁制高点，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强攻，胜利突围，到达厚子镇，歼灭了进攻红军的一个民团，缴获枪械50余支，遂乘胜进入了秦岭箭峪口。

红二十六军进入箭峪口后，还未来得及休息，敌人的两个团即紧跟着围攻上来。红军为了保存力量，转移到张家坪。因地理生疏，第二天拂晓又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后，红军分三路冲出包围，刘志丹带180余人，在焦家坪一带游击，汪锋带80余人到蓝田活动，王世泰、吴岱峰带100余人向北转移，突围两天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刘志丹和汪锋带领的部队大部英勇牺牲或散失，王世泰带领的一部分队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两月余。后在敌人加强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分散和化装突围。至此，党在陕甘边地区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支久经锻炼、英勇善战的部队，被杜衡的“左”倾错误路线断送了。

就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刘志丹同志始终是部队的主心骨，是全体干部战士的希望所在。当杜衡逃跑后，部队渡过渭河，进入临潼一带，遭到了敌约两个旅的围追堵截，情况异常险峻。部队中出现了悲观失望情绪，有的同志主张前进，有的同志主张后撤。这时部队党委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在会上，刘志丹以一个杰出军事家所独有的远见和卓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进亦险恶，退亦险恶，退只有与敌决一死战，进尚可与敌周旋。再以党内的是非而论，中途返回，无论胜败都难以分清曲宣，无法向党作交待。会议最后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决定宁败于进，而不能败予退。会后，大家统一了认识。部队继续前进，进至张家坪一带，部队遭重兵包围，伤亡惨重。为了突出敌军的重围，由王世泰率100多人掩护，刘志丹、汪锋分别带部分人员分散突围。刘志丹率领的一部分人员由兰桥进入终南山，辗转于深山密林。刘志丹牵挂失散的同志，每天都派人外出联络，但因地理生疏，联络人员有去无回。经过20多天，刘志丹决定让大家分散出山，返回苏区。他自己留下来继续寻找失散的部队。他对同志们说：“看来，一时也找不上其他同志，现在我们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再继续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这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每个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们要想法分散出去，回照金重整旗鼓，再搞革命。”同志们都不愿意离开他，表示死也要死在一起，活也要活在一起。经他反复说服，大家才埋了长枪，带短枪分散下山。

此后，刘志丹只带着剩下的七、八名同志在终南山中寻找失散的同志。几天后，他们又突遭地主民团的袭击，有的同志失散，有的牺牲，刘志丹孤身一人躲进深山。后来与少年先锋队副队长蒲永胜相遇，两人结伴在山中继续寻找失散的部队。

这时，王世泰带队伍从张家坪突围后，也一直在寻找刘志丹和汪锋。那时，王世泰等同志抱定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刘志丹，宁可自己牺牲也要保护刘志丹返回照金。因为党需要刘志丹！陕甘边区人民需要刘志丹！最后王世泰等在石头峪的后山找到了刘志丹和蒲永胜。大家见到刘志丹经终南山一月的辗转，患病在身，体质虚弱，都十分难过。他却鼓励大家：“革命者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失败了再来！”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刘志丹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励下，同志们都打起了精神，挺起了胸膛，下定决心：返回照金，恢复二十六军，扩大根据地。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回到照金地区。

四、红军保卫照金苏区的斗争

红二十六军南下后，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边区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在照金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先后在三原、富平、耀县、宜君、正宁等地建立了二十多支游击队。1933年6月13日，当得到红二团失败的消息后，陕甘边特委在三原武字区焦村将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辖第一连、第二连、先锋连，共120余人，80余支枪。8月，红四团转入照金苏区。

7月21日。遵照党的指示，驻耀县的陕军骑兵团王泰吉部举行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司令，杨声任党代表，谈国帆任参谋长，赵宝山（后龚逢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六个大队，共1200余人，追击炮四门。起义后，敌两个团向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进攻。由于连战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7月下旬，耀县起义失败。余部百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进入照金根据地，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和渭北苏区的丧失，使照金苏区也处于危险之际。这时，陕西省委派高岗来照金开展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工作。但此刻在陕甘边党内对于革命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一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一部分干部由于看到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失败，陕西省委被破坏，耀县起义被敌镇压，红四团也退到了照金苏区，因而感到革命没有出路了，主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带到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领导。另一种意见是我们还有红军，根据地和红军也能够巩固和发展，因此，红军和游击队应集中领导，成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为了统一思想，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摆事实，讲道理，会议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接着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陈家坡会议的及时召开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对于坚持和发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推动作用。9月下旬，红军攻占旬邑县的张洪镇，缴枪200余支和大批物资。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刘志丹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部队甚为振奋。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等同志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纠正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①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系列胜利。10月中旬，敌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和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敌军的进攻，必须到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10月中下旬，刘志丹和王泰吉率主力红军北上，一举攻克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又在陇东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连战获捷，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红军的声威。

1933年10月15日，正当陕甘红军主力跳出外线，北上陇东，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接连获得胜利和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和陕西地方军阀杨虎城乘红军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攻击照金苏区薛家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当即命令留守薛家寨的红军部队同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敌手。敌军攻克薛家寨后，大肆抢劫破坏，对苏区人民烧杀掠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野蛮洗劫。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会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会委员王万亮和许多群众被敌人杀害。照金根据地和陕甘边红包政权受到一次极大的摧残。

照金根据地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没有充分利用有利地理环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和根据地，而把自己株守在一个很小的苏区内；第二，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西安很近，受敌威胁影响，这里的群众力量不大，群众基础不够坚强；第三，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全部失败，在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①

照金根据地丧失后，久经锻炼的照金党组织和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同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