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艰难的抉择 三、张治中说:这简直是降书嘛

刘仲容走后,李宗仁为了表示和谈诚意,就给毛泽东发了一份专电。全文为: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禀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

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毛泽东接到该电后即复电李宗仁,全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接到这份电报后,李宗仁仍举棋不定,他虽有主和之意,但当时的主要目的在于倒蒋,只是他的个人的权位并不牢靠,办事又优柔寡断,不可能作出果断行动。

这样一来就难为了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对邵力子等人说,现在的局势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李代总统很难当家,蒋先生留居国内,是和平的最大障碍。

于是张治中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去信,劝他出国,并诉说了利害关系:……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惟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言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当时亦曾面陈钧座,未蒙示可,谨再将其利害列述如下:

甲、出国之利

(一)不作反对者之攻击对象——反对者以“天下之恶皆归焉”之存心,任何问题如不能解决时,即认为钧座所操纵,所阻挠,横施攻击,无法剖白。

(二)对人民表示赞成和平,转移人民观感,以恢复人民之怀念与信仰。一年来国人怨声载道,对于钧座之信仰,可谓低落至无以复加,甚至认为钧座如不远离国门,不但为和平之障碍,亦为战争之障碍,且为美援之障碍,此种众怒难犯之严重压力,何必负担?故钧座为恢复信仰计,自以及时摆脱为宜。

(三)避免和谈失败之责任,与在和谈中提出有伤尊严之要求,并免将未遭遇进退两难之窘境——证以共党迩来之态度,可知如钧座仍留国内,则共方及反对者必将发动更大规模之攻击,极端难堪,殆无疑问。

(四)避免再负战争之责任。盖如和谈成功,则归功领袖下野出国所促成;即如再战,亦不负任何责任,而可引起军民之回忆,并可转变友邦之观点——今日之情势,如和谈成功,自是幸事;倘不幸而和谈失败,亦惟有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与李、何两同志负责,乃为最明智之作法。盖若继续战争,而钧座或在幕后或径出面指挥,则桂系必掉头而去,引起内部之分裂,危险孰甚,真毫无是处也。

(五)对党政军干部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现时吾人所失望者,厥为党政军人员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为主要因素,而尤使吾人最感失望者,乃为党政军一般干部对于领袖貌似恭顺,实则背后均多怨言,牢骚满腹,皆调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多认钧座之指挥方法太过陈旧,认钧座以数十年前之陈旧方法指挥新的军事,太不合原则,必然失败。在此种生活与心理状况之下,焉有恢复信心挽回颓势之余地?故为钧座将来革命大业计,目前惟有放下一切,飘然远引,静观大家之如何作为、如何应付,使之重受刺激,从而引起觉悟,恢复对钧座之信仰。

(六)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钧座曩者虽曾留学日本、游历苏联,然而时代转变甚速,阅时既久,自有孤陋寡闻之感。

尤其欧美方面由于科学与工业进步,一日千里,时代之转变益剧,新的事物与新的潮流有不可想象者,倘能在欧美作一番游历考察,广交游而益见闻,则对将来之事业将有极大之裨益,盖可断言。

乙、出国之害

(一)在国外安全问题不无顾虑,但可设法防范维护。

(二)军事力量顿失维系中心,但只须付托有人,似无可虑;且现在军队腐烂已极,不足珍惜,何况今后领袖事业,只有恢复信仰,争取政治上领导之胜利,而不在能否保有若干军事力量为转移。

(三)党的领导,一时远离,不免更形涣散,但如能组成干部会议,亦可维持现状,何况本党早已解体,尚须彻底改造,始可复兴,然此非待大局明朗时莫办。

根据以上各项分析而言,钧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盖甚显然,甚愿钧座再作一切实周详之考虑而及时采取行动,且愈早愈好愈有利。

抑更有陈者,此次到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百感交集。倘使三年以前,甚至去年六月在西安时钧座采纳职之建议,则决不至有今日如是之惨败,职亦可免今日在北平写此一篇忍辱受气一言难尽之痛史也。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应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份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人转交给蒋介石的,他看后相当生气,根本没有理睬,而是授意白崇禧加紧在长江沿线布防,摆出了与解放军决一雌雄的架势。

在十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因为双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也就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当然也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文件。南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深感前景不妙。

4月13日早晨,张治中刚刚起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将一份打印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了他。

周恩来离开时对张治中讲:“请你们先看一下,交换交换意见,明天晚上我们正式开会商谈。”

周恩来走后张治中立即将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叫到房间传阅草案。室内越来越安静了,半小时过后,人们都面面相觑,神情沮丧,没有人先开口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张治中站起来,脸色苍白,他说:

“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完了啊!和是不可能的,这简直是一份降书嘛……”

刘裴说:“说实在话,这个草案如果让南京的顽固派看,会认为是‘招降书’、‘判决状’,与他们那种‘划江而治’,主观幻想相差甚远。”邵力子也说:“我觉得这些条款,也实在有点苛刻了。虽说和谈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由于我自己主观上对和平仍抱有痴心,期望会出现奇迹,可是现在是完了。”

张治中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动,瞅上去心情颇为沉重。他最后对大家讲:

“中共提出的这些和平条款南京政府怎么能接受,我看可能性很少。但我们是负命而来,还得耐心地研究下去,周先生通知过了,说明晚就开会研究,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是商讨一下对策吧。”

于是,他们又坐下来开会,共同研究谈判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