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发生了三件重要的政治事件：

事件一：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会见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面交日本政府对中村事件的照会，要求东北当局：一、正式道歉；二、严惩责任者；三、对生命、财产损害予以赔偿；四、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

事件二：日军参谋本部派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回东京，向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报告中村事件，称人证物证俱在，华方对日本实力低估，一再敷衍，所以要解决此问题，就必须考虑将满蒙问题根本解决。

事件三：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电广州“国民政府”，谓我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国势危难。劝粤方捐弃成见，息兵言和。

三件事摆在一块，使人深深地感到：外患方炽，内争又起。

1927年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一直是建都南京的，怎么又冒出个广州国民政府呢？这牵扯到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段公案。

翻开蒋介石的日记，会发现1931年2月后的蒋介石变得郁闷而焦躁。2月9日，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饮泣，而又耐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10日的日记中蒋又写道：“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蒋在日记中提到的“小人”、“胡”，指的是胡汉民。

蒋介石为什么对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如此愤怒呢？

1929年，蒋介石凭借着手中训练有素的黄埔军，以及关键时刻奉军新领袖张学良的支持，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几个主要对手，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也奠定了在中国的最高统治地位。蒋的地位是打出来的，但仅有枪杆子还不够，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

蒋介石将军要成为蒋介石主席——国民党的主席，甚至成为蒋介石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

怎么才能实现这个角度转换呢？蒋介石想起了孙中山关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革命的理论。

孙中山认为，军政时期适用于革命军初起之时，军民共同受治于军法。训政时期适用于三年之后，各县军政府将地方自治权归之于当地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员，同时制定约法，规定军政府和人民之间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宪政时期适用于全国实行约法六年之后，其特征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一切国事，均依宪法。既然中国统一了，套用孙中山的“三段论”，亦可认为是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那么就需要制定一部约法，而自己的角色转换，亦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当然，蒋要搞约法，也不纯是为了移花接木，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上世纪20年代末掀起的批判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浪潮，也深深刺激了行伍出身的蒋介石，使他对“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的古训，有了切身的体会。

可是不成想，蒋介石自以为“秉承国父遗志”的路线图，却遭到了国民党内尤其是胡汉民的反对。

胡汉民不仅是国民党的元老，还是国民革命重要的理论家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胡汉民与蒋介石曾分别掌握着南京政府的党权与军权，共同合作“清共”，镇压党内反对派，有过一段合作无间的“蜜月时期”。可是，随着蒋不再将自己的角色仅仅定位于军事领袖时，二人间的矛盾成为不可避免。胡汉民对蒋政治图谋洞若观火，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军事暴发户在国民党内坐大。

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等问题，蒋、胡二人的矛盾激化了。胡汉民在致开幕词时，只字不提制订约法问题，而是含沙射影地批评蒋介石，说：“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负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后来，蒋介石邀请胡汉民、张群等专谈约法问题时，胡汉民又说：“现在各项法案还没有完备，就是有了一些，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和宪法。”

蒋介石感觉到不能再退，必须采取行动。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邀请胡汉民赴宴为名，将其诱至总司令部扣留，从此，开始了对胡长达半年多的软禁。

蒋介石不善言辞，却对通过行动以控制局势充满自信。可是这一次，他走了着险棋。

说起来，中国国民党是很有些悲情的。在孙中山之后很难再挑出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所以，蒋介石和他要走的道路，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十足的异数。现在，他主动发难，使国民党内形形色色的反蒋政治势力有了一个反对他的共同旗帜。

果然，蒋介石以非法手段软禁立法院长、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引起了党内外轩然大波。4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长监察委员古应芬等四名监察委员联名发表弹劾蒋介石电，指责蒋“窃夺军权，浸而盘据中枢，把持国枥，潜植羽翼，威胁老成”，并要求释放胡汉民和蒋介石立即下野。随后，汪精卫、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都通电拥护四监委的弹劾案。5月25日，反蒋各派云集广州，由唐绍仪领衔，古应芬、林森、汪精卫、孙科、王宠惠、陈济棠、李宗仁、陈友仁、邹鲁等21人，联署发出促蒋于48小时内下野的通电。27日，反蒋各派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非常会议”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就成立政府的各项事宜做了准备。5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以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艿为财政部长，并宣布否认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宁粤对峙局面形成。

广州国民政府是个奇怪的政治大联盟，它包括了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等。他们的利益和政治诉求各不相同，却在反蒋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一到决策的具体问题上，就会意见分歧、顾虑重重，它的行动力是很弱的。

蒋介石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弱点看得很清，所以决定不去管它。他并没有像中原大战那样兴师动众准备一战，而是继续调集大军，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宣称不宜对广州用兵，而要谋求政治解决。

直到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进行号召。7月18日，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策动下，石友三在河北顺德就任广州政府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9日，通电反蒋反张（学良）。张学良立即调动东北军主力部队于学忠部第一集团军和王树常部第二集团军入关，与蒋介石所派遣的三个集团军南北夹击石友三。8月3日，石友三部全部瓦解，石本人逃亡大连。这一仗，虽说仗打得很不像样，但却是广州方面对南京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广州方面仍然意见分歧。实权派陈济棠主和，汪精卫、李宗仁主战，导致汪精卫愤而出走。直到8月末，双方才达成妥协。9月初，两广部队出师湖南北伐，湘赣边境的唐生智旧部颜伯刚、龚浩等倒戈响应。广东北伐军进入湘南的宜章、郴县，逼迫衡阳。蒋介石派何应钦往长沙督战。眼看战争一触即发，这才有了三位国民党中委9月10日的通电。可是，到了9月14日，粤桂军会攻衡阳失利，分别退入两广边境，双方又恢复了军事上对峙状态。

蒋介石眼看就要大获成功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无疾而终似乎已成定局。可就在这样的当口，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中国的怒潮，也给了广州国民政府起死回生的机遇，于是“反蒋抗日”成为广州方面厉害无比的杀手锏。

蒋介石变得有些被动。于是思量再三，他又玩起为以退为进的老把戏。10月，蒋介石的使者去广州，表示愿意为民族利益而与南方势力达成妥协。他还亲自飞往上海，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些对头们谈判。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他在电文中说：

胡汉民等同志微日通电，且有“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柄，始赴（南）京出席（会议）”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思思之，惟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却不是黯然去职，他把一个日本在东北步步进逼而国民政府却注定难有作为的局面留给了广州方面，自己则握着一手的王牌，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

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同一天，手握重兵的张学良也通电请辞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并且，就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离开南京的同一天，张学良电蒋曰：“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同退共进之意，尽在不言之中。想中原大战正酣之时，正是张学良引大军入关，奠定了蒋的胜局，而现在少帅无保留地表态，更成为蒋大局在握的利器。

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东北军发起进攻。锦州是中国在关外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因为力量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会议，但却拿不出具体的方案来，这时，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

只是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以广州方面为班底的中央国民政府就山穷水尽了。1932年的1月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孙科就不得不电促蒋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计。

同一天下午2时许，日军占领锦州。至此，东三省的主要城镇和大部分地区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