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会用河流来形容历史。是的，在绝大的程度上讲，历史的进程的确像一条流淌的河流，有时她会在一个地方打个弯，甚至徘徊一下，卷起几个水花来，但是归根结底，她还是要滚滚东流的，这就恰似一个时代的主题，一定会决定那个时代的历史走向一样。

1931年9月的中国历史也在打了几个弯后，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冲突不断、危机四伏的中日关系。

9月13日，据《申报》报道，张学良谈及中村事件，认为如调查属实，对肇事军队及带领长官定将严惩。同日，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接到张学良的命令，率随员20余人前往兴安屯区调查中村事件。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透过媒体，对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村事件表态。

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在北平。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不同，张学良有着更宏大和更富爱国精神的政治抱负。青年时代的张学良就参加过反对二十一条的学生运动，而根本不去顾及作为老爸后台的日本人的感受。他更希望能够催生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府，好帮助他对抗日本越来越严厉的压力。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他才背着日本人决然地实现了东北易帜，也才在中原大战打得天昏地暗、胜负难分时，果敢地表示了对蒋介石南京政权的支持。

参与关内的政治斗争，给张学良带来了荣誉、权力和利益。1930年，当张学良第一次前往南京时，国民政府的高官们几乎倾巢而出，渡江到浦口机场来迎接他，以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感谢。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张学良依旧是众目睽睽的风云人物。国民会议提议年前发行“中华民国统一纪念邮票”，图案为品字型的三人像，中为孙中山，右为蒋介石，左面即是年方31岁的少帅。张学良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5月9日，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张学良说，今天是五九纪念日，是日本逼我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日子，为了不忘国耻，应该静默三分钟。代表们肃立之后，继续讨论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

这次，他在南京逗留了20天，5月20日早上9时，他乘飞机离开。蒋介石亲自到机场欢送，倚重之情不减。

所以此时面对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步步紧逼的少帅，他所要考虑的，已不是东北的地区利益，而是要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审慎地研判日本人的企图。

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是被东北屯垦军秘密处决的。在处决中村后，关玉衡要求官兵严格保密，可还是让在东北浸淫多年，几乎已是无孔不入的日本特务打探着了消息。从8月17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递交关于中村事件的备忘录开始，日本外交当局共向中国政府提出十四五次交涉，而且态度越来越强硬。更令人担心的是，日本军方强势介入此事，他们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比日本政府更坚决。在日本国内，赞同陆军动武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石原喜重郎外相日益孤立。

中村事件出乎张学良的意料，9月6日，张学良在致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等人的电报说：“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电报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但是，中村事件还是发生了。

日本人想借中村事件做文章，这一点，张学良看得真切。但这篇文章究竟要做得多大？他的心中并没有底。

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张学良派人探听日本的意图，并对他的日本顾问柴山表示：“我打算公正地处理中村事件，日本方面所指出的犯人即使不供认，但如果证据确凿，我也打算根据证据处以重刑”。9月13日北平的另一家报纸《世界日报》，对张学良的态度作了同样的解读：此时张学良感到日本军方在东北有异动，益感形势严峻，因此电嘱在东北主事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令二人“早日调查，以期圆满解决。”显然，张学良流露出这样的态度——给日本人一个满意的结果，以求息事宁人。

日后，张学良曾对日本NHK的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时我愿意与日本人和平，何必要挑衅呢？我在这个地方又要说了，日本军人实在是无能哪，实在是狂妄！我当时想，他们这样做，不但对我们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使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

张学良的这段话，是针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说的，但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当时他并不认为日本会乘机发动战争，因为那样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在东北经营得那么久了，领事馆、满铁、关东军……林林总总那么一大堆的势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连一个河本大校都能在没有请示高层的前提下，搞一个爆炸事件就把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张作霖除掉了——在这种无以复加的势力和巨大的实惠面前，用战争得来的会比这个更多吗？

张学良是一个从大风大浪中走出来的人，多年来在身处劣势的情况下，他巧妙地与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处于下风。

当年日本人在皇姑屯把张作霖炸成重伤并致死时，张学良远在兰州，几十万东北军群龙无首，日本人虎视眈眈，局势万分危急。张学良日后回忆说：

当时我知道日军的部署，尤其是过山海关（指乘火车返回奉天时经过山海关——作者注）以后，都是日本军队。我跟着我们的军队上了火车，化装成一个伙夫，谁也没有看出来，连我们的人也不知道我在火车上。等我回到了家中，他们都认不出我是谁来了！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回到了奉天。我会模仿写我父亲的字，那时候对外还没有宣布我父亲已死，所以，以我父亲的名义下的所有命令都是我写的。等到把事情都安置好了，我们才宣布我父亲死了。

说到易帜，张学良同样认为自己“涮”了日本人一把：

我说日本人当时自己觉得很聪明，什么事情都对我们中国侦察得很详细。但是，我当时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就不知道，不但是挂一面青天白日旗，全东北都挂青天白日旗。我把青天白日旗全预备好了，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日本把办谍报的钱都白花了，都扔到废纸篓里去了。我下令后只有三天工夫，各省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了。我当年做事情，部下都怕我。我很严格，我要说做的事就得做，做不了是不行的。

在以上这两段话中，少帅对自己处变不惊、沉着镇定的胆识与韬略的自得，溢于言表。

总之，张学良认为当时日本发动战争，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加之多年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少帅总是棋高一着，也多多少少地使他看轻了日本人，认为会叫的狗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咬人的。另外，从现实的层面讲，张学良当时的政治着力点已移到关内，他的东北军的主力也已调到关内，所以从主观层面上讲，他也不想与日本人做最后的摊牌。

1931年6月，当石原莞尔中校这个时刻不忘思考帝国命运问题的中级军官，得知中村被处死的事件后，兴奋之情不能自已，认为这是帝国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事的天赐良机。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也是日本鹰派军官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永田铁山写信力陈己见。但日本军事高层认为准备不足，应该再等一等，而未予采纳。从九一八事变中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所抱定的坚决的不抵抗政策来看，日本就是早三个月发动战争，也断无准备不足的问题。

历史是无情的。张学良想通过一种“彻查”的姿态，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再一次避过日本对东北发动的战争，这一次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