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呈递国书是一种很隆重的外交礼仪，尽管可能缺少实质性的内涵。在那个中日关系紧张得如悬一发的年代，重光葵公使的使命是艰难的。

早年，重光葵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律系——日本近代政治家的摇篮，通过考试进入日本外务省，成为一名职业的外交官。那个时代，日本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后来，重光葵在日本与许多国家交恶的背景下担任过驻华公使、驻苏公使和驻英公使，他如同一个救火队员，日本与哪个国家关系紧张了，就派他出任驻该国的使节，他也总是竭尽所能地为缓和与该国的紧张关系而努力，但却都收效甚微。中国汪伪政权建立后，他第二次出任“驻华大使”，因反对日本最高当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而辞职。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重光葵主张日本不要动辄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他所奉行的，是所谓的“币原外交”，它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币原喜重郎。币原先后在第一次若内阁、滨口雄幸内阁和第二次若内阁期间担任外相。1925年，币原这样解释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依据与合理性：

当今世界人心之趋向是，普遍排斥狭隘排他之利己政策，反对滥用兵力，否认侵略主义，主张一切国际问题通过列国间之谅解与合作来处理。……

作为以上趋势之自然结果，近年来国际会议次数显著增加。去年，我国参加之各种国际会议达四十多次。在会议这议题中，很少对帝国自身无直接重要和利害关系。我国已不能孤立于远东一隅，闭锁门户，局限于自己单独生存之范围内。……

世界已不能以一国为中心而旋转。大凡一个国家，无论其国力如何强大，财力如何雄厚，若恃之在列国间专横霸道，终将悲惨地失败，此为历史所证明。国家之真正且长远之利益，可以通过列国相互立场协调而得到确保。我们期待基于此一信念来调整对于列国的外交关系。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把币原外交概括为：以与英美的协调为基轴，在对日本来说最为重要的中国政策上，对于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争夺，尽可能避免给予任何一方以武力支援或出兵干涉之类的粗暴做法，主要谋求经济权益的扩张。

在当时，币原外交在日本可以算做一种新思维，它的直接背景和思想资源，均来自于1921至1922年跨年度召开的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是一战后世界大国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调整的重要会议。它由美国倡导召开，主题是讨论远东及裁军问题，中国问题也是它的重要议题，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等9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开了近三个月，产生了三个重要成果：第一个是《九国公约》，该公约声称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第二个是由美、英、日、法这四个世界一等强国签订的《四国公约》，该公约规定，签约的四国中任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问题上发生争执，则全体签字国应当举行共同会议协商解决；第三个是《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美国从中受益颇大，而和中国没什么直接关系。总之，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时代过去了。此前，日本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独占性的利益，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个是与英国间传统的联盟关系，另一个是一战中欧洲列强的暂时无暇东顾。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复存在，一个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得到伸张。

既然不能独占在华利益了，那么就得根据国际关系的新态势调整对华政策——这就是以协调外交为基础，以一系列中日条约为准则，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币原外交的实质。

币原外交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20年代。1931年4月若礼次郎第二次组阁后，币原又出任外相一职，担任驻中国公使的重光葵，是币原外交的积极推动者。但币原外交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政府中的温和派路线在与军界中的强硬派路线的角力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3亿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日本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人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不少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连公共汽车上也很少有人再给军人让座了。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仗打，皇军昔日的光荣与辉煌将永不再来，日本的军官们对此十分明白。所以，主张不要动辄发动战争的币原外交，与帝国军人们重新崛起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日本的军人在叫嚣着战争，而当时日本国内的民众舆论，也十分狂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学生发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他们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的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关东军的“爱国行为”，指责日本政府的“软弱”政策。本来日本并不是没有反侵略的声音，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有日本学者提出放弃台湾、朝鲜等国外殖民地，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小日本主义”；日本共产党更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可是这些反侵略的声音，到头来全部湮没在一片“忠君爱国”的舆论之下。

1931年底，由于无法解决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后果，若内阁倒台，犬养毅新内阁成立。犬养毅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对对华关系十分关注，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连一代围棋宗师吴清源的东渡东瀛，也与他的支持有关。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满洲危机，他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曝光，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但犬养内阁却打算不予承认，这更激怒了激进派军人。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军人居然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首相杀害。而在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中，同情凶手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后来日本人在反思为什么日本会走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时，认为当时的舆论界应负相当的责任。

1928年6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上校在没有向上级汇报的情况下，就贸然在皇姑屯制造爆炸事件，致使张作霖一命呜呼。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对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胆大妄为十分恼火，下决心要来个杀一儆百。一天，田中向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当田中准备对河本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做出的严惩肇事者的保证，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惟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可见，日本军方势力在与内阁的争斗中，已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狂热的民族情绪、狂热的战争叫嚣，军阀集团已经成为事实上左右日本对外政策的最大力量。在这种形势下，重光葵这样的职业外交官所肩负的使命，注定是非常艰难的。

当然，重光葵所奉行的币原外交，也绝不是要对中国实行什么“睦邻友好”。币原自己就讲：“帝国外交方针之根本，在于维护和增进我国之正当权益。”所谓“正当权益”，是指以中日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权益，其中，也包括那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他还主张，当这些权益受到中国的“侵害”时，则当“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币原所说的“正当手段”，当然也不排斥武力。

但毕竟，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日本政府透过其外交管道所表现出的对华政策，有着更多的“亲和性”和回旋余地，国民政府也“合乎逻辑地”一直把日本外交部门，作为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主要管道。可是，日本外交部门乃至日本内阁，根本就不知道也管不了日本军方在华的实际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