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七、1931年9月15日 12、溥仪在天津的生活

有时,历史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会把一些无足轻重,甚至连常人的水准也达不到的“低能儿”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对于那个身不由己地被置身于舞台中央的人而言,福兮祸兮,只能由天注定了。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是这样一个福祸要由天注定的人物。

9月15日,有关溥仪的一条消息成了小报的花边新闻。这一天,溥仪与其淑妃文绣终于在供养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溥仪终于离婚了。

溥仪与文绣的离婚案,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奇闻。

1931年夏末,溥仪和他的后妃们躲在天津日本租界里做着寓公。他与其淑妃文绣的婚姻生活不和,早已不是秘密。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文绣不但从家中出走,还请了三位律师,并一纸诉状将清廷逊位的皇帝告到了民国的法院。这成何体统!溥仪一则以恼,一则以羞,可是,既然到了法院,就由不得他说了算。无奈之下,溥仪也同文绣一样请了律师。

如同一切离婚案一样,开始时双方总要就导致离婚的责任问题,展开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可最终还要落在实处上——譬如供养费的数目等等,这一点皇家的离婚案也不例外。双方律师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在5。5千元这个数目上达成一致。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给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于是二人的离婚协议具备了法律效力。

没有了红墙碧瓦、宫廷威仪的遮挡,皇家的生活其实与市井百姓也差不多,而人们却还是怀着好奇心,对“祛魅”之后的皇家生活津津乐道——这时的末代皇帝已不再具有政治的概念,而成为大众评头论足、街谈巷议的对象。

如果溥仪的命运全然如此,那倒没准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溥仪自己的福气。

溥仪又是怎么来到天津日本租界的呢?溥仪自己有如下一段回忆:

当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以后,我移住我的父亲载沣家中。有一天郑孝胥和日本一个武官、还有一个医生来接我上日本公使馆,让我装病说上医院。他们说冯玉祥将军对我不利。我的家里人群起反对,认为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为罢论。过了些日子,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都劝我上外国使馆躲避,他们说冯玉祥要加害我。庄士敦(我的英语先生,英国人)也赞成。我同意上外国公使馆。就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先到德国医院,经商量庄士敦主张上英使馆,罗振玉主张上日本使馆,我愿意上英国公使馆。庄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说地方小不够用,而没有结果。庄回来了。罗振玉上日本兵营商洽,结果日本武官同意后我到了日本兵营。

溥仪说的是1924年的事。本来他退位后,还在紫禁城里住着,享受着民国的特殊待遇。可到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就把他从紫禁城中赶了出来。那时政局不稳,谣言满天飞,于是就有了前清遗臣劝溥仪避入外国领事馆的一幕。德国使馆没有接纳溥仪,英国使馆也找托词回绝了,尽管此一行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而最后,日本使馆收留了落难的退位皇帝。后来,日本人建议溥仪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去,溥仪也愿意,于是就在数名日本警察的保护下,乘夜来到了天津。

这一切,实际上都有关东军在背后插手。溥仪甫到天津,关东军马上通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让他对溥仪实施“保护”。溥仪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出日本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经常住在他的院内对他实施“保护”,他出门时,日本警官也总是跟着,并且还要把他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那沉如死水的心里,又泛起了阵阵涟漪,他觉得机会来了,“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不久,板垣征四郎派来的日本浪人上角利一拜见溥仪,表示“诚心诚意地帮助宣统帝恢复自己的国土”,希望溥仪立即北上前往东北。溥仪自是十分欢喜,但身边的老臣陈宝琛、郑孝胥却认为时机未到,不宜贸然前往。

但是,关东军决意要把溥仪弄到东北去。10月下旬,被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亲自出马来到天津。11月3日,土肥原夜访溥仪。

土肥原诚恳地对溥仪讲: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只想诚心诚意地帮助东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日本将和这个新国家订立盟约,保护它的主权和领土;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仪问道:这个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

土肥原答道:当然是帝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听后十分欣慰地说:如果是帝制,我可以去。

于是土肥原就催促溥仪尽早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

但是,土肥原的秘密入津却被天津的新闻界捅了出来。当时天津有一份《益世报》,在11月3日这一天的报纸上,报道了土肥原已经于11月2日从沈阳秘密抵达了天津,而且连他居住在常盘旅馆这个细节都做了详细的说明。11月4日,该报记者又证实,土肥原确实已经到达天津数天,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么。此外还分析出他此次来津的目的,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溥仪挟持到东北,并推算出他还会给天津制造一些麻烦,妨碍社会治安。于是,社会上有些人开始对溥仪提出忠告,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南京国民政府也派人向溥仪告诫说:“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天津地方当局也为可能发生的事变做了一定的准备。

鉴于以上情况,土肥原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逼迫溥仪出走。

第一步,他派人给溥仪送去一份特殊的礼物——两颗炸弹;然后又派人给溥仪写匿名信、打恐吓电话,说些“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之类的话。

第二步,为了配合溥仪出走的行动,土肥原还策划了天津事变。

11月8日晚10时半,在土肥原的唆使下,被收买的黑帮、流氓、兵痞约2000多人,着便衣,由日本租界冲出,以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所在地及公安局为目标,分头实施攻击。天津市保安队和警察,当即还击,顿时枪声大作,天津市陷于一片混乱。

这时,驻天津日军乘机出动,宣布在租界戒严,并以保护为名,把在租界中的溥仪的住所封锁起来。10日晚,日军的戒严状态仍在继续。日本天津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及日本浪人上角利一等,半护半挟地将溥仪秘密潜至塘沽,换乘日军小型运输舰比治山丸号驶至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船,一路渡过渤海,于13日上午抵达营口满铁码头。

至此,溥仪结束了在天津不愉快的生活,满怀兴奋之情地“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去了。可是不成想,刚一登陆令他魂牵梦萦的东北,他就被关东军软禁了。

溥仪3岁被立为帝,6岁退位。时值末世的他,没有受到一个君主应有的教育与历练,却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堪的生活经历中,饱览了时势的多变和人心的险恶。1931年,溥仪25岁了,可他并不具备与他那个年龄相称的政治头脑、责任感和历史感,而留在他美好记忆中的,只有少时宫廷生活的高贵、华丽与奢侈。现在,他失去了这一切,当有个机会让昔日重来时,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这也许是出于他的本能的惟一选择。像这样一个人能被日军利用并作为一张王牌来打,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幕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