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1931年9月21日 25、蒋介石折回南京主持大局

扬子江上,永绥舰顺流而下。

舰上,蒋介石沉默无言。昨天,他收到南京方面召他回去主持一切的电报。事变还是发生了。尽管他力持镇定,但忧色仍不免形之于表。

本来,国事多舛,已是应对不暇,现又忽遭突变,前途叵测。自己仿佛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般为南京方面所期待。自己又将如何主持一切呢?

自从黄埔练兵以来,他一直处在这个大变动时代的动荡漩涡里,也愈来愈深地陷在权力角逐的漩涡里。一向推崇王阳明、曾国藩的他在行止上也尽量效法这两位先贤,引“精浑澹定”、“应战以一”为戒条,励行修身,他也像曾国藩那样,勤写日记。尽管做足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自我修炼的功夫,但此时的他,还是无法避免心中的焦虑与失望。

9月19日,他即收到日军在东北启衅的消息。虽然事起突然,局势尚在混乱之中,但以他这几年来处理对日邦交的经验,他预感到,这回将是一次非常之变。刹那间,他有一种国事堪虞寻思无计的惶恐感。

一天过去了,日军在东北长驱各战略要地。日军意图愈渐清楚,局势愈渐明朗,他的心绪也渐渐地沉淀下来。20日的日记中,他写下: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惟有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日再图一战,尽雪前耻。

永绥舰上的蒋介石,迎着江风,迎着不测的未来,主意渐渐地打定。

这天下午2时,蒋介石抵达南京。南京城中诸军政要员早已引颈以待。蒋介石一抵京,大家旋即齐聚中山园陵官邸,讨论时局及应对方略。

会上,蒋介石主张先诉诸公理,将日本侵占东三省这一事实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诸签约国,希望国际力量出于道义而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出干预,同时,号召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究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乍一看,这四项措施是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合理,它几乎囊括了国民政府应因事变所能做的一切。但仔细分析一下,这四项措施却是大有可议之处。

这些措施中有一些是真的,是实实在在要做的,如外交方面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又如派人前往广州方面去说服那些政治反对派,以民族大义为重而搁置不同见解,重新回到“一个中央”的道路上来。有一些措施又是假的,是只说不干,例如军事方面。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但并没有调兵北上,在以后的几年中,整个华北除了几支原本就驻扎在那里的“杂牌军”——西北军的旧部外,并不曾看到蒋介石陈兵华北,以备虎视眈眈的日军。1932年春天,当与日方紧绷的关系稍有缓和后,蒋介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接着是第五次“围剿”,终于迫使红军北上,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总之,是“攘外”按兵不动,“安内”大有进展。

在这四项措施中列于位末的“民众方面”,实在是有点失策,它居然把对民众“镇静忍耐”的要求,放在了“努力团结”和“准备自卫”的前边,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国民政府自己,置于了民众要求的对立面。试想,面对觊觎中国既久的日本悍然发动的军事侵略,民众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求政府代领民众进行抵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排在国民政府的民众要求第一位的,居然是要求民众忍耐!固然,当时的中国是弱国,政府的对日方针要讲求策略,但如果直白地告诉民众要忍耐,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一点被短短几天后民众情绪的转向——将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证明。蒋介石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他总以领袖自居,看不起民众,更不善于做动员民众的工作,这种缺陷是蒋本人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这四项措施中,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并开展对日决策研究,可以说是惟一落在实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措施。其中,既有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国民政府中有实权的大员,也有戴季陶、邵力子、陈布雷这些国民党内重要的理论家,还包括顾维钧等著名的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个委员会的具体决策与领导下展开的。委员会依靠国联,采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群策群力,在形势瞬间多变、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与日本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通过外交这一无形的斗争,中国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和同情,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但是,不愿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委员会种种的外交谋划,亦终归落空。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却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蒋斗争引入了新的资源,他们把反蒋与抗日联结起来,使得反蒋呼声更加高亢、有力。

此时的广州,一份电报正在通发全国:

一、蒋通电自动下野;

二、广州国府通电取消;

三、以和平统一会议,召行组织统一政府。盖国府同人之意,惟在推倒独裁,实现民治,倘能达此目的,更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