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的《真理报》在论及九一八事变时，有这样一篇社论：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

社论以极高的调子肯定了中国工农革命斗争，认为它才是惟一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并充分表明苏联人民满怀同情心地关注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调子高则高矣，但免不了不着边际之感。这篇社论与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发表的宣言颇为类似：方向是正确的，旗帜是鲜明的，但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并没有切中要害，因而现实性不强。但无论怎么说，这篇社论毕竟表明了对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严正支持。

《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在事变之后表现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已不止一次了。早在9月21日，它就严厉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并辛辣地讽刺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纵容说：“发起非战公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的价值何在。”10月29日，《真理报》针对日本首相若礼次郎对美国记者的两次谈话评论说：“若向美国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抑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11月5日，《真理报》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事变发生后，苏联人民也多次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与舆论相一致，苏联政府也多次通过公开的外交场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表明对中国的支持的态度。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是同情。”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的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一次发表声明说：“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当日军占领辽宁、吉林多个重镇，并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略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取防止手段。”这一警告虽显然更多地是出于对中东路特权的考虑，但客观上毕竟阻滞了日军沿中东路的北上。

苏联政府的态度，在一片西方国家言辞闪烁甚至包庇纵容的态度中，更显得突出而锐利，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的中国而言，是很重要的道义支援。

但苏联报纸的态度尤其是政府的声明，又总显得话中有话。其报纸很少切中要害地言及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而总是强调全世界劳动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总是强调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总是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充满了空泛的高调。在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但是，最终还是希望中国人民依靠自己“巨大”的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明地里谴责日本、支持中国的同时，苏联政策中的确存在“暗”的一面——这里所说的“暗”，已不是完全的“暗中”的意思，因为它的许多内容，是苏联官方在正式或公开的场合所表明的；之所以说它是“暗”，是说它是苏联政策中更为实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又是苏联政府不大意愿叫得那么响、说得那么白的。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了事实上的中立立场。10月28日，苏联以官方的形式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立场。而在10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上，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演讲中，公开重申了上述立场。苏联对其“严正的中立”立场最清楚的表述出现在11月2日，这一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弘毅重申了苏联的立场：

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在违背苏联的利益。

苏联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31年12月底，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新一届内阁——犬养毅内阁的外相的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爆发前夕苏联与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初，苏联又多次向日本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当伪满洲国建立后，苏联甚至与日本暗通款曲，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回报苏联准备承认伪满洲国。而伪满洲国，最终连国联也没有承认它。为严守中立立场，苏联不允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得的武器途经苏联。

苏联政策中暗的一面，把其政策中明的一面对中国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要说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日最大的支持，就得算当1932年东北抗日联军极端困难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苏联不但拒绝了日本的“引渡”要求，还热情接待了中国东北的抗日英雄。不过，这是后话了。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对于当时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它当然要表示同情和支持，在它们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侵略时，就更是如此。但是，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更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苏联的国家利益。

自从建国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所以对于中国这个与自己毗邻的大国的关系，开始时苏联是十分重视的。自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出台后，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蜜月期。当时共产国际不仅指示作为它的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共产党员可以私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从而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解决了组织上的难题，苏联还在黄埔军校的筹建过程中，给予中国国民党大力的支持。它不但为孙中山政府提供了250万卢布，用做军校的开办费用，而且还先后向广州派出有经验有理论的军事顾问50多人，指导军校的军事、政治和训练工作。苏联政府还分若干次为军校运来了包括步枪、子弹、机枪、弹带、火炮、炮弹和军刀在内的大批枪炮弹药，总价值约合1061万卢布。所以，可以说是苏联红军的人才和装备，最早为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所尊奉的是德国普鲁士式的军事系统，而看不上苏联红军的那一套，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共产主义抱有深深的敌意。于是在完成排共、清共的同时，他也把苏联的军事顾问们也赶出了军队。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中苏关系就已经恶化了。1929年7月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全线的路权，与苏联进一步交恶，双方还爆发了局部性的战争，这就是所谓的“中东路事件”。此事件后，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绝交。

至此，中国由一个被苏联所积极争取的友好邻国，最终成为交恶的邻国。为了一个与自己断了交的邻国，苏联值得和日本撕破脸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此，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除了在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不可能寄期望于从苏联那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