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1931年9月26日 35、民众运动正在起变化

不管国民政府想如何“巧妙”地展开对日策略,民众可不管那么多,他们一以贯之并且更加激烈地要求政府直接对日本采取行动。26日,上海学生派出刘旋天等50多人代表,赴南京向政府请愿,提出以下五项要求:

一、集中兵力,驱逐日军出境;

二、惩办不力外交官员;

三、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

四、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

五、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上海学生代表所提上述要求,暗示出民众运动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当九一八事变刚爆发、民众运动方起之时,主要矛头是针对日本的,那时在民众与国民政府之间,没有对抗的张力;可此时,民众开始对国民政府的按兵不动失去耐心,他们开始怀疑政府对日行动的决心和能力,民众运动的矛头已开始指向国民政府。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中,条条都暗含着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不满。

事实上,26日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已经不是青年学生第一次表露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了。25日,北平北师大的学生和教员就曾以正面这样的电文,表达了他们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国家养兵,愿为抵御外辱,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以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

总之,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对政府不抵抗政策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腔义愤,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的,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对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评,而且,民众运动是很难“只动口不动手”的,与政府的对抗性行动必然出现。

但显然,国民政府却对民众运动转向的风险防范乏术。蒋介石本人对自己的领袖地位有一种强烈的、近乎偏执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他总是武断地认为,领袖怎么说民众就应该怎么做,既然领袖都抱定了以身许国甚至不惜牺牲的信念,民众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当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送抵蒋介石的面前时,他没有怎么踌躇,就作出了一一答复:

关于第一条“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的要求,蒋答复道最后至无可和平之时,政府终须出兵决一死战。其言下之意是,现在还未到和平完全绝望之时,故亦非政府决心对日用兵之机。

关于第二条“惩办不力外交官员”的要求,蒋答复道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并非一人之失。这种态度倒显得很实事求是,但却凸显了政府的外交责任,如果按照学生“惩办”的要求,那么是不是政府应该总辞呢?显然蒋的辞典中是不存在“引咎辞职”这样的话语的,那么,怎么落实“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这种承诺呢?

关于第三条“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的要求,蒋答复道此点请学生代表不必过虑,中央当然须夺回土地,至于戴罪立功是将来的问题。一句“不必过虑”,就把青年学生的要求回绝得干干净净。要知道,对于中国人而言,出了事情是一定要找出责任人的,学生眼中的第一责任人——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责任,被蒋以“政府负全责”解除了,第二责任人——张学良的责任,又被蒋以“将来的问题”轻轻地卸了去。像一个练就“吸星大法”的武林高手,蒋介石面无惧色地把民众的所有来招都一一接下,以为自己能化解这一切——他实在是高看了自己,小看了民众。

关于第四条“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的要求,蒋答复道国内军械缺乏,学生多一支枪,士兵就得少一支枪。这个要求提得很情绪化,蒋的回答也有趣得紧——全然把对这个情绪化十足的要求做正面的回顾,其答案更是实话实说,没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技巧,也是做不来的。

关于第五条“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要求,蒋答复道此更为中央当然之责任,中央须以民众之意旨为意旨,对于外交亦当绝对公开。

上海的学生代表对蒋介石的答复,显然并不满意。他们迁延约两小时后,才离宁返沪。

当上海大学生们纷纷赴南京请愿的同时,大学密集的北平也不会平静。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必先与之了《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斥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认为政府一再强调的“请示国联公判”的政策是“软弱无能,坐以待毙”,主张“以群众的力量驱逐日军出境,取消中日间一切悬案,实行对日宣战”。从这个宣言中透出与日本一战以解决中日间所有争端的情绪,也可以说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全部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恰恰是中国政府要尽力回避的。

在主张抗日、抨击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民众运动中,还不止是学生。

26日,上海800余个团体的20万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王晓籁任主席。上海市民运动不像学生运动那样激烈,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可能影响力更大,任上海市民抗日救国大会主席王晓籁,在当时的黑白两道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早期是光复会的成员,参加过反清斗争,秋瑾案发后,他举家避居上海,与他人一起创办闸北商团,这就是一个兼有经济性质和帮派性质的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时,他就率领着商团的武装力量参加攻占北火车站之战。1913年,他又助饷支援二次革命。1930年8月任上海市商会主席后,他广收门生,为著名“海上闻人”之一,当时上海滩上的杜月笙等人,也要称他为大哥。由这样的人出任上海市民运动的领导,足可见其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影响力。

上海抗日救国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电请中央限令日军退出占领地,否则对日宣战;通电拥护蒋介石统一军权抗日;电促广州国民政府泯灭私见,一致对外;电全国永久对日经济绝交;严惩奸商;严惩对政府外交政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严惩不抵抗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令张学良出兵抗日,戴罪立功;实行征兵制,确定义勇军为永久组织。

应该说与学生的要求相比,上海抗日救国大会的要求要更理性、更实际一些。可是,这些要求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似乎透露出国民政府的逻辑——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学生们堵到国民政府的大门口了,于是不得不做答;市民们只是在上海集会了一下,大可不必管它。

同日,南昌。宁波亦举行10万人抗日救国大会。

总之,到了26日前后,民众运动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由早先的以向日本抗议为重点,转变为批评、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重点。而面对这种转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似乎并没有引起警觉,也似乎是并不以为然。中国向来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民众运动也是川,川要疏导,而不能逆势而动、想当然地面对它。不幸的是,蒋介石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两天后,他就不得不站出来直接面对民众运动的冲击,从而也将自己在相当程度上推到了民众诉求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