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国民政府想如何“巧妙”地展开对日策略，民众可不管那么多，他们一以贯之并且更加激烈地要求政府直接对日本采取行动。26日，上海学生派出刘旋天等50多人代表，赴南京向政府请愿，提出以下五项要求：

一、集中兵力，驱逐日军出境；

二、惩办不力外交官员；

三、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

四、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

五、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上海学生代表所提上述要求，暗示出民众运动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当九一八事变刚爆发、民众运动方起之时，主要矛头是针对日本的，那时在民众与国民政府之间，没有对抗的张力；可此时，民众开始对国民政府的按兵不动失去耐心，他们开始怀疑政府对日行动的决心和能力，民众运动的矛头已开始指向国民政府。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中，条条都暗含着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不满。

事实上，26日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已经不是青年学生第一次表露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了。25日，北平北师大的学生和教员就曾以正面这样的电文，表达了他们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国家养兵，愿为抵御外辱，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以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

总之，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对政府不抵抗政策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腔义愤，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的，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对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评，而且，民众运动是很难“只动口不动手”的，与政府的对抗性行动必然出现。

但显然，国民政府却对民众运动转向的风险防范乏术。蒋介石本人对自己的领袖地位有一种强烈的、近乎偏执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他总是武断地认为，领袖怎么说民众就应该怎么做，既然领袖都抱定了以身许国甚至不惜牺牲的信念，民众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当上海学生代表的五项要求送抵蒋介石的面前时，他没有怎么踌躇，就作出了一一答复：

关于第一条“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的要求，蒋答复道最后至无可和平之时，政府终须出兵决一死战。其言下之意是，现在还未到和平完全绝望之时，故亦非政府决心对日用兵之机。

关于第二条“惩办不力外交官员”的要求，蒋答复道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并非一人之失。这种态度倒显得很实事求是，但却凸显了政府的外交责任，如果按照学生“惩办”的要求，那么是不是政府应该总辞呢？显然蒋的辞典中是不存在“引咎辞职”这样的话语的，那么，怎么落实“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这种承诺呢？

关于第三条“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戴罪立功”的要求，蒋答复道此点请学生代表不必过虑，中央当然须夺回土地，至于戴罪立功是将来的问题。一句“不必过虑”，就把青年学生的要求回绝得干干净净。要知道，对于中国人而言，出了事情是一定要找出责任人的，学生眼中的第一责任人——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责任，被蒋以“政府负全责”解除了，第二责任人——张学良的责任，又被蒋以“将来的问题”轻轻地卸了去。像一个练就“吸星大法”的武林高手，蒋介石面无惧色地把民众的所有来招都一一接下，以为自己能化解这一切——他实在是高看了自己，小看了民众。

关于第四条“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的要求，蒋答复道国内军械缺乏，学生多一支枪，士兵就得少一支枪。这个要求提得很情绪化，蒋的回答也有趣得紧——全然把对这个情绪化十足的要求做正面的回顾，其答案更是实话实说，没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技巧，也是做不来的。

关于第五条“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要求，蒋答复道此更为中央当然之责任，中央须以民众之意旨为意旨，对于外交亦当绝对公开。

上海的学生代表对蒋介石的答复，显然并不满意。他们迁延约两小时后，才离宁返沪。

当上海大学生们纷纷赴南京请愿的同时，大学密集的北平也不会平静。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必先与之了《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斥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认为政府一再强调的“请示国联公判”的政策是“软弱无能，坐以待毙”，主张“以群众的力量驱逐日军出境，取消中日间一切悬案，实行对日宣战”。从这个宣言中透出与日本一战以解决中日间所有争端的情绪，也可以说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全部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恰恰是中国政府要尽力回避的。

在主张抗日、抨击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民众运动中，还不止是学生。

26日，上海800余个团体的20万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王晓籁任主席。上海市民运动不像学生运动那样激烈，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可能影响力更大，任上海市民抗日救国大会主席王晓籁，在当时的黑白两道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早期是光复会的成员，参加过反清斗争，秋瑾案发后，他举家避居上海，与他人一起创办闸北商团，这就是一个兼有经济性质和帮派性质的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时，他就率领着商团的武装力量参加攻占北火车站之战。1913年，他又助饷支援二次革命。1930年8月任上海市商会主席后，他广收门生，为著名“海上闻人”之一，当时上海滩上的杜月笙等人，也要称他为大哥。由这样的人出任上海市民运动的领导，足可见其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和影响力。

上海抗日救国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电请中央限令日军退出占领地，否则对日宣战；通电拥护蒋介石统一军权抗日；电促广州国民政府泯灭私见，一致对外；电全国永久对日经济绝交；严惩奸商；严惩对政府外交政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严惩不抵抗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令张学良出兵抗日，戴罪立功；实行征兵制，确定义勇军为永久组织。

应该说与学生的要求相比，上海抗日救国大会的要求要更理性、更实际一些。可是，这些要求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似乎透露出国民政府的逻辑——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学生们堵到国民政府的大门口了，于是不得不做答；市民们只是在上海集会了一下，大可不必管它。

同日，南昌。宁波亦举行10万人抗日救国大会。

总之，到了26日前后，民众运动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由早先的以向日本抗议为重点，转变为批评、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重点。而面对这种转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似乎并没有引起警觉，也似乎是并不以为然。中国向来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民众运动也是川，川要疏导，而不能逆势而动、想当然地面对它。不幸的是，蒋介石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两天后，他就不得不站出来直接面对民众运动的冲击，从而也将自己在相当程度上推到了民众诉求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