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1657—1731年），与康熙帝大体同时。作为宫廷造办处监造的赵昌，有三种身份：康熙帝的小臣、近臣、能臣。

一是小臣。赵昌出身内务府包衣，“包衣”是满语音译，汉意是“家内奴仆”，身世卑微，地位不高。许多同时期有名的内务府包衣（如曹寅等），都任过内务府属旗的佐领（牛录章京）或包衣大。“包衣”已解释，“大”也是满语音译，汉译是“头儿、首领”。赵昌没有任过佐领或包衣大之类的职务。到康熙中期，赵昌升为养心殿总监造，自然不能算是显贵，而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小臣。

二是近臣。赵昌比康熙帝小三岁，从发小就和康熙帝在一起，是康熙帝的哈哈珠子。“哈哈珠子”是满语音译，汉意是“阿哥的随侍男童”，就是侍童，跟班男童。耶稣会士徐日升在一封信中说：“赵（昌）是皇帝最早的侍童。”耶稣会士冯秉正（法兰西籍）在报告赵昌受洗信中，谈到赵昌时说：“当他很年幼时，便是宫中业绩最佳者之一——他成了那些人们最早选出来的青年皇帝的陪伴人之一。”赵昌因离康熙帝太近，经常传达圣旨，而成为皇帝近臣。赵昌的一个特殊任务，是在康熙帝与耶稣会士之间，做联络，传信息。

第一个例子。耶稣会士在宫廷讲解西方科学知识，从事工艺制造，编译西方图书，参与美术创作，他们在武英殿和养心殿附近，因此赵昌就以宫廷造办处监造身份，做康熙帝同耶稣会士的传话即联络工作。如康熙帝上谕所说：“养心殿、武英殿等处，管制造、带西洋人事，并传谕旨事。”这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赵昌。（《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两次南巡，赵昌都随驾，负责联络传教士。据耶稣会士苏霖报告说：“皇上南巡的时候……每次路经有我们传教士的地方，都会派两个特使请他们拜见皇上，对他们恩待有加，巡抚与地方官吏不敢再为非作歹。”其中一位特使就是赵昌。康熙帝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了解传教士与地方官的信息。

第二个例子。康熙帝再次南下时，赵昌与传教士的关系更为融洽。在济南天主堂与传教士柯若瑟“叙话待茶”；在南京时，毕嘉、洪若翰两位传教士，留赵昌等在教堂待茶谈叙，直到饭后才去。康熙帝离开南京前，赵昌告诉毕、洪二人，御舟离开的时间以及路线，使他们得以“至扬州湾头恭候送驾”。在康熙帝回銮到济南时，传教士利安宁（西班牙籍）携带方物四种要见康熙帝。康熙帝起初不肯接受他的礼品，也是因赵昌劝说，康熙帝才改变主意接受的。这件事情的原委是，利安宁所敬献的礼物，康熙皇帝不忍心收下，但对其心意深表感谢。见此情景，那位对天主教颇有好感的侍卫开了口：“皇上，济南府之臣民未能赶上陛下龙船已伤心不已，若陛下拒纳其赠礼，恐其不悦也。”侍卫的话感动了康熙帝，他捡了两个水晶小瓶收下，并对利安宁说：“朕谨收此物，以示纪念。”这个侍卫也是赵昌。

三是能臣。赵昌在养心殿造办处，不仅负责联系耶稣会士，还负责管理火器等事务，表现出他被信用，以及勤慎多能。举三件事例。

第一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籍）在东堂病重，赵昌向康熙帝奏报：“利类思年老久病，甚是危笃。”77岁的利类思病故后，康熙帝特赐银二百两、缎十匹，并派侍卫护送灵柩到墓地。

第二件。法国使团“国王数学家”张诚等一行五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七月到宁波时，浙江巡抚金鋐不让他们进入。他们通知了南怀仁。南怀仁“于9月15日写信给在热河的赵昌”，“使皇帝知道这些人是他的耶稣会同伴，带来了珍贵的科学仪器和书籍”。这批“国王数学家”得以入京，并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乾清宫叩见康熙皇帝。“徐日升俱为代奏，天颜喜悦，赐茶优待，各赐资银五十两，遣侍卫赵（昌）同回天主堂寓所”。

第三件。值得注意的是赵昌为促成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容教令”施行所做的努力，为此他还被苏霖誉作是“中国教会的功勋元老”。这一年，浙江兰溪地方官禁止天主教，接着扩大到整个浙江。礼部支持浙江巡抚的做法。在这次交涉中，传教士的想法与情绪通过赵昌顺畅地传达给康熙帝。这次事件中，赵昌作为康熙帝身边的包衣，凭借对康熙帝的了解——康熙帝对传教士的同情与理解——从而给他以影响，进而促使朝廷最终做出了对耶稣会士包容的决定。赵昌还管理火器。史书记载：“如放炮放鸟枪及扛抬鹿角者，俱系八旗汉军，从前内府佐领下那尔泰、赵昌善于放炮放鸟枪，皇考（指康熙）因交与那尔泰、赵昌管辖。”（《上谕内阁》卷二十）

赵昌是康熙帝身边的小臣、近臣和能臣，服侍康熙帝一生，任事并无大错，仕途也没有大的波澜。赵昌凭借皇帝的赏赐，以及西洋人的馈赠，积聚了不少家产。康熙帝在一份满文朱批中称：“赵昌、王道化等人，俱系名富，众人皆知。”赵昌获罪，雍正帝查抄赵昌家产，满文档案记载：男女大小（含包衣）共219口，房屋共505间半，田地56顷76亩，庄田汉子约189人，共有马、骡、驼、牛153头匹，有银3190两，借出银4919两，皮衣帽等269件，玻璃器皿205件，西洋物品174件，又有各种甲、盔、腰刀、枪、鸟枪，钟表、玻璃器皿、西洋药、东珠、手镯、银器皿、珠子、宝石、元狐皮、貂皮、人参、书画等。（《内务府奏查赵昌家产事折》）赵昌获罪下狱的政治原因是什么？

获罪原因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六日，赵昌获罪，锒铛入狱，籍没家产。罪名是：其一，借欠内库银五千两。凭赵昌的家财，补还欠款不是难事。其二，利用职务安插亲人。其三，私给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制作火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一月，赵昌和养心殿其他主管应弘皙的要求，让养心殿工匠华色为他制造逾制的珐琅火镰（打火器）。事发，工匠华色被流放，而赵昌也与养心殿的另一位监造王道化一并受到处罚。以上三件小事，纯属小题大做，借题发挥。雍正帝一上台就收拾赵昌，主要是政治原因——知康熙帝私密太多，离废太子允礽太近，从而引起疑心太重的雍正帝怀疑。赵昌于雍正九年（1731年）在狱里，由一位奉教的看监武官给他代洗，入天主教，教名“若瑟”，那年他75岁。不久，赵昌就死在狱中。赵昌以康熙帝起，以康熙帝没。还是应了《左传》那句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